中国肥胖老头(中国胖乎乎的老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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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猪王:重达2200斤,躲过4次屠刀,皈依佛门后寿终正寝

这世上大部分猪的命运都逃不过被宰杀,然而出生在浙江的一头猪却创造了奇迹,不仅多次死里逃生,最终遁入佛门。08年,央视为它拍了纪录片《猪王传奇》,记录了猪王不平凡的一生。

2003年,浙江泰顺的农民高声拖在集市买了一头猪仔。

小猪仔看上去和其他小猪没有什么不同,但就在不久后,高老汉却发现这头小猪食量惊人,宛如大胃王。

小猪聪明活泼,每次看着高老汉提着猪食过来,就会很兴奋地发出猪叫声,像是在欢迎高老汉。

高老汉一生没有结过婚,无儿无女,日子很孤独。

他精心饲养小猪,甚至偶尔会喂小猪吃鹿茸,人参,自己喝酒时,也会给小猪喂一些酒。过年过节时,小猪还能喝上饮料。

冬天天气冷,高老汉会放棉被在猪圈,让小猪取暖;夏天天气热,高老汉亲自为小猪打蚊子。

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开玩笑说这猪的待遇比人还好。

在他的精心呵护下,猪长到了500斤,伙食费越来越高,侄子劝高老汉不要再养了,养肥了就该卖了。

高老汉经过一番犹豫,答应卖猪。

屠夫如约来到高老汉的家里,高老汉看着圈里的猪,很不舍。当屠夫拿出刀,猪像是明白了什么,它看着高老汉,发出急促的猪叫声,似乎是在求救。

高老汉最终于心不忍,决定不卖猪了。

生活很现实,什么都需要钱。

眼看着这头猪越吃越多,家里已经入不敷出,从不借钱的高老汉已经有了外债。

猪不知主人疾苦,依然快乐地吃饭睡觉。

高老汉越来越瘦,猪越来越胖,不久后长到了800斤。

全村人都惊讶了,这不是猪,简直是猪妖啊。许多村民前来参观高老汉养的猪,这头猪成了村里的明星。

侄子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猪太肥胖,一旦生病,亏损巨大,他又劝高老汉把猪卖了。

高老汉犹豫了许久,决定卖猪,然而就在屠夫来后,高老汉又反悔了,他不准屠夫杀猪。大家见高老汉执迷不悟 ,决定帮他一把,屠夫们强行要杀猪,高老汉扑到猪的身上,急得大叫“ 要杀它,先杀我”。

眼看着要出人命了,屠夫们只能停手,叹气离开。

大家都认为高老汉脑子出了问题,竟然为一头猪求情,实在是荒谬。

侄子也为此不理解高老汉,他没有放弃劝高老汉卖猪,侄子又想出一个办法,他告诉高老汉,猪越来越肥,如果不卖,高老汉是有可能被取消低保的,但高老汉表示宁愿取消,也不卖。

侄子很无语。

猪的幸福生活还在继续。

2007年,高老汉养的猪已经2000斤了。

附近的西旸镇要摆百家宴,想要买这头猪。

侄子苦劝高老汉,高老汉在桥边徘徊了许久,答应了卖猪。

当车子准备拉着猪离开的时候,高老汉却爬上了车,摸着猪,一直流眼泪。

回家后,高老汉仍然闷闷不乐。

侄子震惊于高老汉的眼泪,追问高老汉为何对一头猪感情这么深,高老汉才说出实情。

高老汉年轻时外出打工,辛苦半生,却依然没有赚到钱,他性格内向,不合群,回村后也娶不到老婆,晚年无儿无女,全靠几亩薄田和低保生活。

无意间买了这头猪后,高老汉感觉生活有了乐趣,对高老汉来说,这头猪是他的朋友。

猪出名后,村民们经常来家里看猪,一来二往地,高老汉也逐渐和村民熟悉起来,他不再孤独。

这头猪改变了老人的生活。

侄子问他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卖猪呢?老人才坦言,是因为侄子的儿子最近考上了大学,他看侄子因为钱发愁,所以才忍痛卖猪为侄孙凑学费。

侄子很感动,却又替老人伤心。

被迫送走了猪,高老汉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直到传来一个好消息,原来这头猪没有被杀。

西旸镇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看见这头猪后,劝屠夫刀下留猪。

老人认为,这猪能长这么重,不是一般的猪,也许是猪仙转世。

经过大家商量,猪被送到了当地的莲峰禅寺。

这头猪有了法号“珠王”,从此便是佛家弟子。

2008年,央视为它拍了一部纪录片《猪王传奇 》。

经过媒体传播,猪王彻底火了,冲出浙江,走向了全中国。

绍兴的一位画家,看了有关猪王的报道后,想要用高价买下猪王,他准备在猪皮上作画,却被村民和寺庙住持一口拒绝。

猪王已经成了村里的宝,断不能成为案板上的肉。

村民善待猪王,猪王也回报了村民,它成了一颗福星。

很多外地游客知道了猪王的传奇后,为了看猪王,千里迢迢赶来,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本是默默无闻的小地方,餐饮,住宿等相关服务行业变得火爆。

本地的农民专门开面包车送游客们去寺庙看猪王。

猪王成了吉祥物,当地人都很感谢它,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猪王每天接待大批游客,依然气定神闲,仿佛是它看人,不是人看它。

如果游客当面夸奖猪王,猪王就会发出欢快的猪叫声,似乎是在肯定游客对自己的表扬。如果游客当面说猪王的坏话,骂猪王好吃懒做,猪王就不理游客,十足的傲娇。

聪明的猪王十分讨游客的喜欢,来寺庙的香客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旺。

已经长到2200斤的猪王,食量太大,寺庙不堪重负,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猪王住的水泥房面前设立了一个募捐箱,这就是猪王的伙食费。

大方的游客们给足了猪王面子,投钱的人不少,猪王从不用担心生活没有着落。

这是一头靠实力吃饭的猪。

猪王的伙食很不错,每天都要吃大桶白米饭,还要吃干净新鲜的蔬菜,如果哪天僧人给他提供的菜不新鲜,猪王宁愿饿着肚子也不吃。猪王对生活质量是有要求的。

猪王的营养很均衡,每天饭后还要吃水果。

在寺院的精心照顾下,猪王长得油光水滑,一身脂肪,本就肥胖的身材更臃肿了。

蔡师傅负责照顾猪王,时间长了,猪王已经能分辨出蔡师傅的脚步声,如果是其他人经过猪王的面前,猪王一动不动,但是听到蔡师傅的脚步声,猪王就会抬起头看一看。

猪王年纪大了,运动量越来越少,每天就躺在房间里呼呼大睡,作为一头进入晚年的猪,它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2012年,猪王9岁高龄了,逐渐不能进食。

蔡师傅知道,分别的日子快到了。

6月27日凌晨5点,蔡师傅提着猪王喜欢吃的苹果走进了猪王的水泥房。

猪王已经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仅仅是抬起头看了看蔡师傅,似乎在向蔡师傅做最后的告别。

蔡师傅注意到猪王抬头都很吃力,他的心情难过起来。

蔡师傅递到猪王嘴边的苹果,猪王也吃不下去了,它慢慢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猪王离世的消息震惊了当地人。

村民们赶来送猪王最后一程,猪王的四周摆满了鲜花,它的身上盖上了毯子。

寺庙里的高僧为猪王念经超度,希望它来世投个好胎。

下葬了猪王后,村民们为了纪念猪王,为猪王制作了雕像,供奉在寺庙里。

猪王的一生,几次死里逃生,可谓充满了戏剧性,最终走上猪生巅峰,在寺庙安然度过晚年。

万物皆有灵。

1946年,我军抓获一秃顶肥胖老头,贺晋年: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1946年,我军抓获一秃顶肥胖老头,贺晋年: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1946年的东北,硝烟未散,战火重燃。在合江省佳木斯市的一次公开审判大会上,一声枪响打破了庄严的氛围。贺晋年的警卫员倒在血泊中,而真正的目标却是贺晋年本人。这场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竟是一位曾经的抗日英雄,如今却沦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当地群众惶恐不安,土匪猖獗横行,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贺晋年发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但他万万没想到,这场追捕之旅会将他引向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刺杀?为何一位曾经的抗日英雄会变成人人喊打的汉奸?贺晋年又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一、谢文东的崛起与堕落

1920年代末,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个名叫谢文东的年轻人正在快速崛起。作为当地的大地主之子,谢文东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头脑和野心。他善于察言观色,精通为人处世之道,很快就在当地树立了威信。

1931年,谢文东被推选为依兰县保卫团团总。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地方势力,也让他对权力有了更深的渴望。然而,就在谢文东春风得意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谢文东起初显得犹豫不决。他一方面不愿意得罪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不想失去民心。在权衡利弊之后,谢文东选择了一条看似明智的道路——打着"抗日"的旗号,暗中观望时局变化。

1936年,谢文东终于看准了时机。他高举"抗日"大旗,开始在当地招兵买马。凭借着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谢文东很快就聚集了一批追随者。这支队伍虽然装备简陋,训练不足,但却因为"抗日"的名义而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就在这时,东北抗日联军注意到了谢文东的活动。为了联合各方抗日力量,抗联决定给予谢文东支持。在抗联的帮助下,谢文东的队伍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他本人也被任命为第8军军长。

这个任命让谢文东如鱼得水。他熟悉当地地形,又有抗联的支持,很快就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站稳了脚跟。谢文东带领第8军在这一带神出鬼没,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日本人为了稳定后方,开始大举进攻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日联军。面对日军的优势火力和严酷的"治安战",谢文东的第8军损失惨重。在一次战斗中,谢文东的副官叛变投敌,带领日本人包围了谢文东的指挥部。

最终,谢文东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人很快意识到谢文东的价值,决定对他采取怀柔政策。他们把谢文东和他的母亲一同送往东京,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策反工作。

在东京期间,日本人一方面许诺谢文东高官厚禄,一方面威胁要杀害他的母亲。面对利诱和威胁,谢文东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挣扎。最终,他选择了屈服。

1939年初,谢文东正式宣布投降日本。日本天皇为了表彰谢文东的"忠诚",特意赐予他一尊金菩萨。同时,日本人还封他为伪满洲国劳工大队长,让他协助日军镇压抗日力量。

从这一刻起,谢文东彻底堕落了。他开始利用自己对东北抗联的了解,协助日军破坏抗日组织的后方基地。在谢文东的帮助下,日军摧毁了多个抗日根据地,逮捕了大量抗日人士。

谢文东的背叛给东北抗日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仅在依兰、勃利、方正、通北一带,就有上万名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因谢文东的出卖而丧生。他的所作所为,使得原本就艰难的抗日斗争雪上加霜。

然而,谢文东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背叛而获得真正的尊重。在日本人眼中,他始终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当谢文东试图争取更多权力时,日本人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这种处境让谢文东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安,但他已经无法回头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谢文东再次面临选择。这一次,他选择了投靠国民党。凭借着在日伪时期积累的势力,谢文东很快成为牡丹江一带的保安司令。国民党为了控制东北,也对谢文东这样的"劣绅"予以拉拢。

就这样,谢文东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东北先遣军上将总司令"。蒋介石甚至亲自派人给谢文东送来了委任状和绸缎,以示慰劳。这种突如其来的"荣耀"让谢文东忘乎所以,他开始在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频频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发生冲突。

到1946年时,谢文东手下已有上万人马。他利用自己对当地的了解,在东北地区四处骚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谢文东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共产党高层的注意,一场针对他的围剿正在秘密筹划中。

二、从抗日英雄到臭名昭著的汉奸

1939年春,谢文东正式投靠日本人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立即开始了对他的"改造"工作。他们派遣了一位精通汉语的日本军官,名叫山本一郎,专门负责谢文东的思想改造和业务指导。

山本一郎是个精明的特务,他深谙心理战术。他没有直接要求谢文东立即参与反抗日活动,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谢文东接受日本的统治。山本一郎首先安排谢文东参观了几个日本人在满洲国建立的工厂和学校,试图向他展示日本统治下的"繁荣景象"。

同时,日本人也没有忘记给予谢文东实际的利益。他们不仅恢复了谢文东在依兰的大部分土地,还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合作金"。这些利益让谢文东暂时放下了对日本人的戒心。

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决定利用谢文东的影响力,在依兰地区组建一支特别警备队。这支警备队表面上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是日本人用来打击抗日力量的工具。谢文东被任命为这支警备队的队长,开始了他作为汉奸的"职业生涯"。

在日本人的指使下,谢文东利用自己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开始大肆搜捕抗日分子。他采取了一系列残酷的手段,如实行连坐制、悬赏举报等,使得当地的抗日组织遭受了沉重打击。

1940年春,谢文东在日本特务的指导下,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他利用自己曾经在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网,诱骗了一批抗联人员投诚。这些投诚的人员被谢文东软禁起来,随后被送往日本特务机关进行审讯。在这次行动中,谢文东还亲自带队,捣毁了三处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谢文东的"功劳"很快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1940年夏,他被提升为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会"副会长,负责协调整个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反抗日活动。在这个位置上,谢文东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谢文东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1941年初,在依兰县城,一群愤怒的群众冲击了谢文东的住所,高呼"打倒汉奸谢文东"的口号。这次事件虽然被日本宪兵队镇压下去,但却给谢文东敲响了警钟。

为了挽回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谢文东开始采取两面派的做法。他一方面继续为日本人效力,另一方面也暗中资助了一些地下抗日组织。谢文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日本人和抗日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为自己留下退路。

1942年,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决定在伪满洲国实行"国民皆劳"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强征劳工,支援日本的战争。谢文东被任命为这项政策在依兰地区的执行负责人。

在执行这项政策时,谢文东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他不仅超额完成了日本人下达的征工任务,还主动提出要组织"慰安妇",为日本军队服务。谢文东的这些行为,彻底摧毁了他在当地民众心中仅存的一点好感。

1943年冬,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对日本占领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袭。这次行动给日本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让谢文东惶恐不安。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谢文东主动请缨,要求带队追剿抗联队伍。

在这次追剿行动中,谢文东表现得异常残忍。他下令对所有疑似与抗联有关的村庄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这种做法虽然取悦了日本人,但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投身抗日队伍,最终适得其反。

1944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开始出现松动。谢文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开始暗中为自己谋划后路。他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党方面建立了联系,并开始秘密向国民党提供一些日本军事情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谢文东立即宣布"起义",投靠了国民党。他利用自己在日伪时期积累的势力,很快在牡丹江一带站稳了脚跟,成为当地的保安司令。

然而,谢文东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随着共产党势力在东北的迅速扩张,谢文东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开始频繁地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发生冲突,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三、刺杀贺晋年的阴谋

1946年初,东北局派遣贺晋年前往合江省佳木斯市,担任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贺晋年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地方秩序,打击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这一系列举措触动了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就包括谢文东及其党羽。

谢文东此时已经投靠国民党,但他仍然在佳木斯一带保留了不少势力。贺晋年的到来直接威胁到了谢文东的利益。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谢文东开始秘密策划一场针对贺晋年的刺杀行动。

谢文东首先派出心腹手下李德山,打探贺晋年的日常行程。李德山假扮成普通老百姓,混进了佳木斯市政府周围的居民区。经过半个月的暗中观察,李德山发现贺晋年每周三下午都会去市郊的一个农场视察工作。

得到这个情报后,谢文东立即召集了自己的亲信团队,开始制定详细的刺杀计划。他们决定在贺晋年下一次去农场的路上动手。谢文东亲自挑选了三名枪法最好的手下,分别是王铁柱、张三和刘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谢文东还从国民党特务处弄来了三支美制卡宾枪和足够的弹药。这些武器被秘密运到了佳木斯市郊的一个废弃仓库里,由王铁柱负责保管。

就在刺杀计划即将实施的前一天晚上,谢文东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的一个老部下马四海,现在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贺晋年的警卫员。马四海曾经在谢文东手下当过兵,对谢文东还有一些私人感情。

谢文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连夜派人联系上了马四海,用重金和威胁相结合的方式,成功说服马四海协助刺杀行动。马四海答应在关键时刻制造混乱,为刺客创造机会。

1946年5月12日,星期三,天气晴朗。贺晋年如往常一样,准备前往市郊的农场视察工作。就在他刚刚走出市政府大院时,马四海突然大声呼喊:"小心有刺客!"随即扑向贺晋年,将他推到一旁。

就在这一刻,埋伏在路边的王铁柱开枪了。然而,由于马四海的突然行动,子弹并没有击中贺晋年,而是打中了马四海的肩膀。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贺晋年的其他警卫立即反应过来,将贺晋年护送到安全地带。同时,他们也开始向刺客的方向还击。在这场短暂但激烈的枪战中,王铁柱被当场击毙,而张三和刘二则趁乱逃走了。

这次刺杀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却给贺晋年敲响了警钟。他立即下令彻查此事,并加强了自身的安保措施。在随后的调查中,马四海的可疑行为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经过严密审讯,马四海最终交代了谢文东策划刺杀的全部过程。贺晋年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全力追捕谢文东及其党羽。

然而,谢文东早已得到消息,带着心腹手下逃往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贺晋年虽然暂时无法抓到谢文东本人,但却借此机会,对佳木斯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势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

这次行动不仅瓦解了谢文东在当地的势力网络,也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许多原本观望的地方势力,看到共产党的雷厉风行,纷纷选择了投诚。

与此同时,贺晋年也没有忘记对有功之臣的奖励。虽然马四海参与了刺杀阴谋,但考虑到他最后的悔改和立功表现,贺晋年决定从轻处理。马四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但获得了立功减刑的机会。

这次刺杀事件虽然惊心动魄,但却意外地成为了佳木斯地区巩固共产党统治的一个转折点。贺晋年借此机会,进一步肃清了当地的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政权。

然而,贺晋年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深知,像谢文东这样的反动分子还有很多,新生的人民政权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贺晋年决定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同时也加大了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为即将到来的全面解放战争做好准备。

四、最后的挣扎与覆灭

1947年春,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谢文东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他逃往长春后,虽然得到了国民党的庇护,但却失去了在佳木斯地区的根基。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给了谢文东一个"剿匪专员"的虚职,实际上是把他当作一枚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

谢文东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夺回失去的地盘。他利用自己在东北的人脉关系,秘密联系了一些仍然潜伏在共产党控制区的旧部。通过这些人,谢文东开始在佳木斯、依兰等地暗中发展武装力量。

1947年7月,谢文东终于等到了机会。共产党为了集中兵力应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暂时减少了对佳木斯等地的驻军。谢文东立即调集了约三千名武装人员,分三路向佳木斯地区进发。

这次行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效。谢文东的部队趁其不备,攻占了几个乡镇,并在当地建立了临时政权。然而,他们很快就遭遇到了当地民兵和共产党地方武装的顽强抵抗。

在攻打依兰县城时,谢文东的部队遭遇了重创。当地民兵利用地形优势,设置了多重伏击,将谢文东的主力部队歼灭了大半。谢文东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仅带着几十名亲信狼狈逃走。

这次失败对谢文东的打击极大。不仅损失了大量兵力,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最后翻盘的机会。国民党方面对谢文东的这次冒险行动极为不满,认为他打草惊蛇,给共产党以口实进行反击。

1948年初,随着辽沈战役的爆发,东北局势急转直下。谢文东意识到,国民党已经无力在东北与共产党抗衡。他开始秘密筹划逃往关内。

然而,谢文东的计划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察觉。国民党担心谢文东投靠共产党,决定将他软禁。1948年3月,谢文东被软禁在长春郊外的一处庄园内。

被软禁期间,谢文东多次试图逃跑,但都被国民党特务阻止。随着共产党解放军逼近长春,谢文东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国民党内部有人主张处决谢文东,以防他落入共产党手中。

1948年10月,长春被解放军包围。在城破之前,国民党决定将谢文东秘密转移到沈阳。然而,在转移过程中,押送谢文东的车队遭遇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伏击。

在这场遭遇战中,谢文东趁乱逃脱。他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打算伺机逃往关内。然而,村民认出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立即报告了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1948年10月19日,就在长春解放的前一天,谢文东被当地民兵抓获。他被立即移交给了解放军。考虑到谢文东罪行重大,解放军决定将他押送到哈尔滨,由东北局统一处理。

1949年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局决定对谢文东等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在为期三天的审判中,检察官详细列举了谢文东的罪行,包括投敌叛国、镇压抗日力量、策划刺杀共产党干部等。

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谢文东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49年2月15日,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对谢文东作出判决,以叛国罪、战争罪等多项罪名判处谢文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

1949年3月1日,谢文东在哈尔滨郊外被执行枪决。就这样,这个曾经的抗日英雄,后来沦为臭名昭著的汉奸,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走完了他的一生。

谢文东的覆灭,标志着东北地区旧势力的彻底瓦解。他的案例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忠诚教育的典型反面教材。在随后的岁月里,谢文东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只在一些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偶尔被提及。

五、历史的评判与后世的反思

谢文东的死亡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和持续的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谢文东案被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用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忠诚教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谢文东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1950年代初,东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曾经与谢文东有过联系的地主和富农被清算。其中,谢文东的几个远房亲戚也未能幸免,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人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这种连坐式的处理方式在当时虽然被认为是革命的需要,但也埋下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196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谢文东案再次被提及。一些地方甚至组织了批判谢文东的群众大会,将其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进行声讨。然而,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文东案被一些激进分子利用,作为批判"走资派"的依据。他们声称,一些党内高级干部与谢文东有过交往,因此也可能是"隐藏的叛徒"。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造成了严重的冤假错案,给许多无辜的人带来了巨大伤害。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开始对谢文东案进行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研究。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首次提出,应该重新评估谢文东的历史功过。他认为,谢文东早期的抗日事迹不应被完全否定,而他后来的投敌行为则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反对者则担心,这可能会模糊是非界限,动摇人们对历史的基本判断。

1990年代,随着档案的进一步开放,更多关于谢文东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其中,一份谢文东在被捕后的自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这份自述中,谢文东详细描述了他从抗日英雄沦为汉奸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当时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

2000年以后,谢文东案开始被纳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一些学者将其与其他类似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例如,个人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命运。

2010年,一部以谢文东为原型的电视剧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讨论。这部剧试图以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描绘谢文东的形象,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这种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有人担心这可能会美化叛国行为。

近年来,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谢文东案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警示教材。一些地方党校将其作为反面典型,用于教育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同时,学术界对谢文东案的研究也在向纵深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谢文东案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长期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在谢文东曾经活动过的一些地区,当地人对"叛徒"这个概念有着特别敏感的反应,这可能与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有关。

此外,谢文东案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它提醒我们,历史的评判不应该简单化,而应该建立在对复杂历史背景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它也警示我们,任何时候背叛祖国和人民都是不可原谅的重罪。

总的来说,谢文东案作为一个历史案例,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案本身。它成为了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反思个人与国家关系、探讨历史评判标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对谢文东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会更加全面和深刻。

1946年,我军抓获一秃顶肥胖老头,贺晋年: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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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正是合江省最为美好的季节,此时中共已经在合江建立了政权,然而并不稳固,因为合江地区匪患严重。

8月15日这天,合江省省会佳木斯艳阳高照,各界群众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全面抗战胜利一周年。

在这次大会上,还要公审日伪时期7名罪大恶极的罪犯,他们是日本战犯竹内德亥、冈田信、伪三江省民生厅厅长王国栋、伪三江省省长路之涂、伪第七军管区官吕衡等。

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此时,他刚当合江军区司令员不久。

对于这一大型集会,贺晋年非常重视,亲自部署警卫工作,会场警卫由合江军区警卫连和佳木斯军政大学部分干部和学员担任。

当7名罪犯被押入会场时,会场顿时群情激昂,人们高呼革命口号,然而就在对7人进行宣判的时候,突然在会场对面的房顶上有人向主席台开枪。

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便是贺晋年,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贺晋年,但贺晋年的警卫员却不幸中弹牺牲。

警卫连的机枪手是一个朝鲜族战士,他听到枪声后,端起手中的机枪就向对面的房顶上扫射。

忽然出现的险情使会场顿时大乱,一些暴徒开始撒传单,这使现场更加混乱,一些群众在慌乱中被相互踩伤,有的则被流弹击中。

一阵骚乱之后,会场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我们的战士。当然还有那7个被绑起来的罪犯。

贺晋年拿起地上散落的一张反动传单,上面写着:“抗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贺晋年当心吃‘花生米’!”等等。

贺晋年看着手中的传单,嘿嘿一声冷笑,他下令:对这7个汉奸就地处决!

义愤填膺的战士用刺刀把这7个汉奸捅成了蜂窝煤。

警卫员牺牲后,贺晋年非常心痛,他发狠道: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凶手。

合江军区侦察情报部门很快查明,组织这次破坏活动的正是大土匪谢文东,射杀贺晋年警卫员的正是谢文东派出的土匪。

贺晋年的这位警卫员跟随他有几年了,贺晋年非常满意,两人的关系非常好,颇有点像《亮剑》里李云龙和魏和尚的关系。

当得知他是被谢文东派出的土匪射杀时,贺晋年大怒,他下令立即围剿谢文东。

那么谢文东究竟是何人?他为什么又要派人刺杀贺晋年呢?

谢文东是黑龙江省依兰人,原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在“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任依兰县保卫团团总。

谢文东善于见风使舵,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者,1936年,他假借“抗日”的名义进行活动,受他的蛊惑,很多人加入了他的队伍。

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为联合各阶层抗日力量,曾给予谢文东以很大帮助,他的部队也被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并让他出任第8军军长。

谢文东是当地人,对地形非常熟悉,这一带地广人稀,谢文东带领队伍在这一带神出鬼没,日本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1938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日本人为稳定后方,开始大举进攻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日联军,谢文东的第8军损兵折将,他的副官叛变投敌,并带领日本人抓住了谢文东。

日本人认为谢文东大有用处,把他和他的母亲都弄到了日本东京,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谢文东终于叛变投敌。

日本人大喜过望,日本天皇还赠送给他一个金菩萨,以示对他的表彰,而且日本人还封他一个伪满劳工大队长的头衔,谢文东就这样当了一个铁杆汉奸。

谢文东参加过东北抗联,又是当地人,他的叛变投敌危害特别大,他死心塌地地引导日寇专事破坏东北抗联后方和瓦解抗日工作。

抗联的家属受害最为严重,根据资料统计,依兰、勃利、方正、通北一带群众被其害者不可胜数,仅害死劳工就达1万多人,实属罪大恶极。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了控制东北,国民政府拉拢这些汉奸,谢文东摇身一变,成了牡丹江一带的保安司令,并被国民党收编成所谓的“先遣军”,并被任命为“东北先遣军上将总司令”。

蒋介石还派专员给谢文东送来委任状和上好的绸缎等物以示慰劳,这令谢文东受宠若惊,从而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他手下队伍发展到10000多人,并不断和中共政权作对。

1946年8月,谢文东得知佳木斯将举行群众集会,并公审几个汉奸,这些汉奸以前都和他称兄道弟,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中共点厉害看看,便派人在公审大会上企图射杀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官兵衣服都是一样的,干部和战士根本分不出来,衣服上也没有军衔,而土匪离得又比较远,他们把警卫员当成了贺晋年,结果警卫员中弹牺牲。

这一事件也充分说明了合江省匪患的严重,合江地区的土匪对我东北根据地后方的扰乱,对地方政权的破坏,已搞得人民群众人心惶惶。

要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要消除匪患,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谢文东匪部。

1946年9月,贺晋年开始调集新8团、新9团、合江军区骑兵团、地方独立团共5000余人到达合江剿匪。

从人数上讲,谢文东手下的部队有10000余人,是剿匪部队的两倍多,刚开始谢文东并不把剿匪部队放在眼里,他指挥部队和剿匪部队正面作战。

剿匪部队的主要领导都是身经百战的,这些部队都是从正规部队孵化出来的,战斗力十分强悍,谢文东匪部被剿匪部队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只剩下了少数部队。

但是这一部分也是最难剿灭的,因为这些人集中了地痞、流氓和地主富农分子,政治上极为反动,而且谢文东改变了战术,他将我军的游击战术变了一个花样,提出:

“我停则扰, 我动则跑,我力小他便咬”。

这一战术的改变使剿匪部队的“铁壁合围”正规战战法失效了,谢文东匪部利用对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尽力避免与我军的优势兵力作战,而且胁迫老百姓为其通风报信。

往往我军占领县城,他们就跑到农村,东北的八九月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土匪们借助青纱帐活动,经常是我们到东边,他们就跑到西边,同我们盘旋打圈子。

对于这一战法,我军刚开始还不太适应,军虽然是游击战起家的,贺晋年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制定的“猛打穷追、钉楔墙击、彻底消灭”的十二字方针,调整了战术。

贺晋年提出了“掌握情况,猛打猛追,紧跟不离,连续打击,反复清剿,彻底消灭”的具体方针。

这一战术的核心和现代美军的作战理论如出一辙,即:找到敌人、咬住敌人,消灭敌人。

这一战术实际上就是和土匪拼毅力、拼体力、拼决心。

我军不断派出多股小分队出去,一旦发现土匪,大部队立即增援,对土匪进行穷追猛打,经过20多天的不断追击,谢文东匪部损失惨重,被我军逼到牡丹江西岸。

我军在剿匪的同时分兵发动群众,并控制了牡丹江西岸的200多里长的全部村屯,并在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安上了硬钉子,即派部队占驻一些据点,修筑防御工事,谢文东的土匪武装根本攻不动我军设置的据点。

在谢文东的东奔西逃间,秋去冬来,树叶纷纷落地,青纱帐也不见了,原先茂密的山森一眼就可以看穿,这使大股土匪失去了天然的屏障,也使土匪难以隐藏。

因为沿江各个渡口都被我军封锁,人民群众也被我军发动起来,这些土匪失去了农村依托,也使土匪们失去了食物来源,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土匪已处于饥寒疲惫的困境。

谢文东一看大股土匪目标太大,便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他把队伍分成小股,自己又带几百人钻到深山密林之中。

牡丹江一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方圆几百里毫无人烟,我军深山剿匪,驰骋林海雪原,战斗十分艰苦。

贺晋年告诉剿匪部队,虽然我们艰苦,但是土匪更艰苦,他们没吃没穿的,只要我们加把劲,就能把土匪消灭干净。

我军中有一部分是朝鲜族的同志,他们对地形熟悉,不仅打仗十分勇敢,而且特别能吃苦,因为他们是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土匪对朝鲜族战士尤为害怕。

然而在深山老林剿匪,如果不能有效发现土匪的踪迹,就根本无法追击,我军刚开始经常把土匪追丢。

为此我军请教当地的猎户,有一位老猎户告诉剿匪部队,只要发现哪里乌鸦起飞或发现炊烟,我军就往哪里追击。

因为土匪没有粮食吃只能杀马,但是马的内脏一般不能,土匪将马的内脏抛弃一边,这引来大量的乌鸦。而只要土匪生火做饭或者取暖,就必然会有炊烟。

这样一来,就变成敌人在明处,而我军在暗处了,我军一旦发现乌鸦起飞或者炊烟升起,就组织部队悄悄地摸上去,土匪通常没有防备,我军一阵猛打,敌人大部分会被打死打伤。

这种战法,使土匪丧失战斗意志,而且溃散后不易集结。

由于整个牡丹江西岸封锁得像铁桶一样,谢文东根本无法出去,同时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凡是土匪可能经过的地方,我军都贴上标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

这使一些土匪开始动摇,陆陆续续向我军投降。为了促使土匪瓦解,贺晋年司令员派了两名当地的猎户进山劝降,并派出小分队在后面跟进。

这两位猎户竟然碰上了谢文东一伙,只见这伙土匪面黄肌瘦,衣衫破烂,他们见到猎户便要吃的,猎户掏出身上带的玉米饼子,土匪们抢过去就吃,边吃边问山外的情况。

两位猎户受过我军的简单训练,他们对土匪说:

“外边的民主联军海了,牡丹江边都住满了。八路说了,‘投降不杀,缴枪留命,回家分地’,你们只要缴枪就不杀。”

几个土匪一听这话,当即站起来说:“不干了,投降算了,留条活命吧!”

谢文东一听这话,气得掏出枪来,对着一众土匪吼道:“这是中共的宣传,别上当!”

他随即命令亲信将两个猎户捆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我跟进的部队赶到了,对着一众土匪就是密集的子弹打过来,打得土匪四下逃命。

当天晚上,山里的土匪三五成群地跑出来向我军投降,土匪刚开始还能靠马肉充饥,后来连马肉也吃不上,这些土匪的脸上全是黑绿色的,留着胡须老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由于没有粮食,有的土匪饿得站不稳,投降后的第一句话是:“给一顿饭吃吧。”

有些土匪投降后,一口气能吃七八个大玉米饼子,撑得说不出话来,还有的竟然撑死了。要知道普通人能吃两个大玉米饼子就不错了。

土匪们本就没有什么信仰,很多是被逼为匪的,在强大的压力下,土匪们纷纷携械投降,到最后,谢文东身边只剩下5个人。

谢文东带着5个人气喘吁吁地逃到一个山坡上,再也挪不动步了,索性都躺倒在雪地上。

谢文东于1887年出生,1946年时已经59岁了,体力根本跟不上,他躺了好一会儿才坐了起来,对身边仅有的喽罗们说:

“弟兄们,别泄气,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还有6个人, 江东还有许多弟兄。何愁大事不成?等国军大兵一到,合江还是我们的。那时候,弟兄们都是有功之臣喽!”

谢文东的马弁叫汤二虎,他对谢文东说:

“军长,你投降不投降?我快饿死了,我得投降!”

谢文东见大势已去,即使将他枪决也无济于事,便装出了一副可怜相,笑着说道:

“二虎呀,今天你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个马来,再带两个饼子来接我。”

汤二虎信以为真,他跑下山找到了剿匪部队,并带部队去找谢文东,但狡猾的谢文东已经溜得无影无踪。

根据汤二虎提供的情况,贺晋年司令员分析认为,谢文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为了活命肯定不会再在深山里呆了,很有可能逃向牡丹江沿岸,想弄点吃的,再伺机过江,以便东山再起。

虽然牡丹江沿岸已被我军封锁,但难免没有破绽,与其等谢文东自投罗网,不如主动出击。

贺晋年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化装成土匪,仔细搜索江岸的每个山头。并将捕捉谢文东这一任务交给了8团5连,由副连长李玉清率领。

李玉清带着十几名战士化装后很快出发了。

两天以后,也就是1946年11月20日上午,当天天气十分寒冷,一位蘑菇老人告诉李玉清,在一个四方台的地方发现有人活动,可能是土匪。

李玉清立即带领小分队赶到了四方台,他们发现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山凹里有一间小庙堂,庙堂前跪着一个大胖子的老头。

李玉清带领小分队悄悄地接近庙堂,只听到跪在地上的胖子嘴里喃喃地念叨着:“神灵保佑多保佑,保佑我们父子性命安全,摆脱苦难,将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那人体态肥胖,秃顶,正符合谢文东的体貌特征,他拿着枪大喝一声:

“谢文东!举起手来!”

谢文东闻声身子一哆嗦,嘴里冒出一句:

“我不是谢文东。”

谢文东一句话暴露了他正是谢文东,其余几个土匪刚要站起来,李玉清手一挥,战士们扑了上去,把谢文东和几个土匪全绑了起来。

谢文东很快被押到贺晋年面前,贺晋年厉声喝道:“你竟敢派人杀我警卫员。”

谢文东吓得一下子跪倒在地:“我糊涂、我该死!”

谢文东交代,那天派去会场行刺的土匪都被剿匪部队击毙了。

1946年12月3日,中共在勃利县城召开了公审谢文东大会。 会场挤满了人民群众,谢文东被带到群众面前示众。

根据广大群众要求,谢文东被当场枪毙,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民族败类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很多土匪纷纷携械下山投降,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1946年11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发来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匪首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

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电祝贺,嘉奖合江军区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人在双城召开的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号召大家学习贺晋年猛打猛冲英勇作战的精神和作风。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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