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里的不平等：大寺少将、高山大兵之死差9天，“成鬼”隔了4年
新发现的大寺安纯资料照片，此时只是陆军中佐，职务是联队长
甲午战争期间，从朝鲜半岛到辽东，再到山东的战场上，日军被打死的最高阶军官是陆军步兵第11旅团旅团长、少将大寺安纯。
此人曾担任制造旅顺大屠杀的日军第一师团参谋长。1894年11月29日，也就是旅顺大屠杀后第九天，踏着中国人血，他晋少将。1895年1月10日，又从第一师团参谋长辅职转任正职的步兵第11旅团长。
今天威海摩天岭炮台的东部胸墙掩体局部，连绵的凹部是当年清军野战炮射击口
1895年1月30日，甲午威海之战的摩天岭战斗打响，北洋舰炮击伤大寺安纯。作为第一手战地资料的《第六师团战斗详报》记录了1895年1月30日上午大寺安纯的末日光景：
8时20分,摩天岭炮台陷落。
9时，大寺调派17名炮兵前往摩天岭，检查缴获的8门野战炮，发现只有两门能用，日军启用这两门炮炮击东部的杨枫岭炮台。 杨枫岭久攻不下。10时30分，大寺安纯通过两个副官传出了两路步兵配合、攻击杨枫岭炮台的命令，这是他的最后表演。
10分钟后，在摩天岭北坡，大寺安纯被北洋舰炮炮弹破片击中“重伤”。
少将不是大头兵，他受伤不是小事。
1895年2月1日，在今威海环翠区温泉镇温泉汤村，第2军司令大山岩向广岛大本营发出了一封关于1月30日战斗伤亡情况的总报告，最后特加一句“大寺少将负重伤”，除此没再提别人的名字。
其实，大寺安纯的命在此时已有强烈地暗示，因为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战时内阁一系列操作都预示着一个字——死。
1月31日，日本陆军大臣西乡从道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一份报告，大体内容是：陆军少将、正五位勋三等大寺安纯在陆军服役多年，尤其是在本次出征以来，日夜操劳、忠于职守，勤劳无比、无暇休息。眼下“病気危笃”，按照叙位进阶内则第五条，特旨申请进位一级——从四位。
2月2日，伊藤博文签字画押，加盖“可”事务章，并转内阁赏勋局。
大寺安纯1月30日在威海受重伤，2月2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内阁官房就因他“病気危笃”开始张罗为他晋爵
在当时战场信息以有线电报为主、马匹或船舶传递为辅的条件下，大寺安纯受伤的事情于2月2日就到了日本内阁，这创下了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报告传输的最高速度。
果然，九天之后，2月9日，这头向以勇猛果敢美誉于日本陆军的“九命猫”死在摩天岭下岭后村某一间民房的热炕头上。
岭后村
这更不是小事。
2月9日这一天，在今威海环翠区温泉镇虎山村。通过日军野战邮便部，第二军司令部副官山田发出了一封专电。12日中午送达旅顺口。午后12时15分，这封电报从旅顺口经新义州、京城(今首尔)、釜山再经对马海峡海底电报线，于2月13日上午11时送达日本广岛战时大本营，送到大本营副官大生定孝大佐手中：
“上月30日，在摩天岭，大寺安纯少将为弹片击中重伤,本日死亡”。
1895年12月7日，日本陆军省以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名义，发布第23号公示——“关于明治二十七八年戦役合祀靖国神社之第一次人名”榜，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陆军少将 从四位勋三等 大寺安纯”。
军国头牌“烈士”，大寺安纯赫然第一位
显然，大寺安纯是作为整个日本军队在甲午侵华侵朝战争期间的头牌“烈士”而昭告东瀛，入祀靖国神社，可谓哀荣无双。
跟大寺少将这种哀荣相比，一个在他指挥之下、同样死于威海而且死得比他还早9天的普通日军工兵，救没了这种哀荣，甚至差点被忘了“转正”。
他叫高山安太郎，籍贯日本九州岛福冈县宗像郡胜浦村，出身农民，死时的军衔是一等兵。
1895年1月30日天还不亮，根据大寺安纯的战役部署，高山安太郎所在的15人工兵小队，跟随两个步兵中队推进到摩天岭炮台东南的深谷中，被东方的杨枫岭炮台所压制，推进并不顺利。
但上午8时过后不久，摩天岭炮台东北入口的清军新兵撒腿跑路，被高山安太郎这一股日军发现，冲锋号随即吹响。
高山安太郎所在工兵小队15名士兵首先跳出来，冲向摩天岭炮台壕沟外的鹿砦，斧劈、刀砍、人抬，试图打开通道。
部分坚守的清军新兵抓住时机瞄准开枪，包括高山安太郎在内的4个日军工兵被击中。
1月31日，高山安太郎死于当时设在崮山后村的日军第2野战医院。
按理说，高山安太郎入祀靖国神社顺理成章，但这个事情却一直拖到1899年9月份，似乎背后有什么蹊跷。
1899年3月10日，第六师团参谋长向日本陆军省提出申请，再次陈述高山安太郎“于往年即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卅一日 于清国山东省孤（应为崮 作者加）山后村死亡 起因是在摩天岭攻击作战中负伤迁延至今 一直未能合祀靖国神社”，最后提出希望陆军省调查确认后、基于事实做出恰当决定——入祀靖国神社。
平民出身的日军大兵要进入靖国神社成为“神”，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死而成
陆军省于当天根据事项性质以“祀第23号”立档，但一直拖到当年9月21日，才得以重新编号“祀第39号”而提交，并于当天获得通过，得以“速合祀”。
看来，同样是靖国的“鬼”，也有不平等！
点亮文明之光 映照大同梦想——读懂“一墩难求”背后的深意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题：点亮文明之光 映照大同梦想——读懂“一墩难求”背后的深意
新华社记者周杰 孔祥鑫 张漫子
颁奖特制版“冰墩墩”、新春特别版“冰墩墩”成为“吸睛”的“新宠”；赛场内外的特许商品零售店纷纷排起了长队；各种类型的“冰墩墩”艺术作品传递着浓浓深情和深深祝福……连日来，吉祥物“冰墩墩”成为北京冬奥会赛场之外最令人瞩目的焦点，化身海内外人士争相抢购的全球“顶流”产品。
图为2月6日拍摄的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的冰墩墩。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冰墩墩”为何如此“火爆”？以熊猫为原型的吉祥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被全民热议和争抢的“冰墩墩”此时已远远超出赛会纪念品的意义，凝聚着人们对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深情期待，促进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深度交融，蕴含着“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感。
读懂了“一墩难求”背后的深意，也就读懂了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向未来传递的精神和理念。
“冰墩墩”延续奥运梦想
2月4日，一场令世界惊艳的开幕式点燃了人们的激情和梦想。奥运赛场，冰雪健儿为了梦想奋勇拼搏；首都街头，同样涌动着浓浓的奥运热情。吉祥物“冰墩墩”的“意外”走红，成为这场冰雪盛会超高热度的最佳注脚。
在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外，为了买到限量供应的“冰墩墩”，不少市民从清晨6点就过来排队。北京工美集团市场部部长、冬奥项目部副总经理李颖介绍，开幕式举办之前几天，平均排队时长在一小时左右，最近几天队伍更长，冬奥的热度不断升温，人们的热情也与日俱增。
2月6日，人们在王府井大街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排队购物。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在北京冬奥会的主新闻中心，海内外的媒体人士也在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对“冰墩墩”及相关纪念品的“疯狂”喜爱让不少记者拿起了手中的相机进行记录。采访过后，他们也加入了排队购买的长队……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媒体人士对记者说，带回一个“冰墩墩”是对北京冬奥会最好的纪念。
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渐入佳境、精彩纷呈，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可以获得辅以金色花环造型的特制版“冰墩墩”。已经站上一次领奖台的匈牙利短道速滑选手刘少林说，要再赢一个“冰墩墩”送给妹妹。
金色的“冰墩墩”令奥运选手欢欣鼓舞，更令年轻的运动员们为之痴迷。位于北京延庆的“梦起源”滑冰馆的16名学员，正跟着短道速滑世界冠军俞勇俊进行专业训练。“这是他们成为专业队员以来观看的第一届冬奥会。”俞勇俊说，队员们都渴望拥有一只金色的“冰墩墩”，因为他们都期待有一天能够站上奥运赛场。
在俞勇俊看来，人们对于“冰墩墩”的热情不会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落幕而减弱。“除了专业培养，我们已经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北京冬奥会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冰雪激情，‘冰墩墩’将凝聚起人们对冰雪运动的无限热爱。”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盼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晶晶”，再到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熊猫连续成为三届体育盛会吉祥物的原型。这是体育精神的传承，更是奥运梦想的延续。
1990年9月15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的造型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新华社记者郑震孙摄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北京东城居民龚虎彪手持自制的“倒计时0天”的倒计时牌与矗立在王府井的倒计时牌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复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的一幕。“从1990年开完亚运盼奥运，到今天北京成为‘双奥之城’。32年来，我们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强大和首都北京的日新月异。” 龚虎彪说。
文化符号传播中华文明
在社交媒体上，日本电视台记者辻岗义堂展示“冰墩墩”徽章的一段视频让他获得了超高人气。“冰墩墩”的火爆也与这名日本记者的狂热喜爱和出镜报道密不可分。每当在会场看到“冰墩墩”憨态可掬地走过来，辻岗义堂总是追着合影。
这是辻岗义堂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他看来，“冰墩墩”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代表着乐观、开朗和热情的中国人民。“我的前辈曾经报道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能成为‘双奥之城’，这真的很了不起。” 辻岗义堂说。
人人都爱的“冰墩墩”代表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形象，其火爆背后的是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1月19日，在泉州德化县陶瓷旅游观光工厂，小朋友们手捧“冰墩墩”和“雪容融”。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我对赛会吉祥物的看法，总是通过我的孩子们的眼睛。远在加拿大的他们已经很喜欢‘冰墩墩’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摄影经理阿诺德·林说，“熊猫是全世界都喜爱的一种动物，‘冰墩墩’将成为北京冬奥会一笔持久的遗产，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成功的印记。”
“此刻的中国，用憨态可掬的‘冰墩墩’表达了创造非凡、探索未来的自信，传递疫情之下团结互助的友好信号，展示以和为贵、热情好客的民族品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说。
北京冬奥会搭建了全世界共襄盛举的舞台，架起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当奥林匹克遇上“中国年”，又赋予这届冬奥会特别的意义。
农历正月初五，一场特殊的新春“庙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贵宾汇聚一堂，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被展台上的“冰墩墩”面塑所吸引。
“他接过我递上的还未完成的‘冰墩墩’面塑，亲手将白色的‘小眼睛’安了上去，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对‘冰墩墩’爱不释手，想要再捏一个。他说：‘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如果只带回一个，那就不好交代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郎佳子彧回忆说。
实际上，早在“冰墩墩”第一次亮相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曾给予高度评价：“冰墩墩集中华文化精华和特色于一身，定会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亲善大使。”
一场盛大的开幕式、一群热情的志愿者、一个个一流的场馆，一次次周到的服务……人们把对北京冬奥会的由衷赞叹和感激之情寄托在亲切友好的“冰墩墩”上。
1月26日，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内，“冰墩墩”等待上场。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由“冰墩墩”想到北京冬奥会，由熊猫想到中国，“冰墩墩”代表了中国敦厚实在的大国气度、真诚好客的大国之礼和担当善为的大国之力。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张守伟说，这是“冰墩墩”的象征意义、标志意义和历史意义。
未来寓意寄托人类梦想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后，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泰莎·莫德回忆起开幕当晚场内志愿者对自己大喊“欢迎来到中国”的那一刻，忍不住热泪盈眶。在社交媒体上被“隔空感谢”的“粉衣小哥”是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本科学生孙泽宇。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很多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我在开幕式上与进场的运动员们说‘欢迎来到中国’，也是脱口而出的。”孙泽宇说，就像最近备受瞩目的吉祥物“冰墩墩”，它带有跨越隔阂的一种“萌”。当美好来临，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来说，都无法抵挡，“人与人之间保有最纯粹、最真诚的友好互动，未来的世界一定更美好。”
“冰墩墩”是科技与自然的融合，是现代与未来的对话。穿得像一个“太空人”的“冰墩墩”，呈现了一个颇具时尚感和未来感的形象。
“‘冰墩墩’体现了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邹新娴说，“‘冰墩墩’是中国特色文化与时代科技融合的化身，契合了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行的美好心愿。”
图为放置在设计手稿草图上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近日，国际奥委会官员贝蒂·阿尔迪尼特意到访冬奥村的特许商品店购买“冰墩墩”，却因为商品售罄略显失落，但她收到了意外之喜——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冬奥会志愿者舒轶的手绘版“冰墩墩”。
亲身体验志愿者们的暖心服务，贝蒂非常感动。她在留言簿上写道：谢谢你们的热情帮助和热烈欢迎，感谢你们！“看到她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一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给别人带去快乐，我就很满足。”舒轶说。
此时的“冰墩墩”不仅是中国文化符号和冰雪运动完美融合，更是全世界超越国家和民族，跨越高山和重洋交流合作、分享快乐、共享盛世的载体。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之后举办的第一届冬奥会，开幕式“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主题将全世界的冰雪健儿团结在五环旗下。由91朵“小雪花”凝聚成“一朵大雪花”的场景演绎了充满中国式浪漫的未来故事，奏响了“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熊猫一直代表中国和平友好外交的形象，‘冰墩墩’展现出来的友爱、敦实和力量，体现着奥林匹克格言中‘更团结’的意涵。”北京大学文化产业专家陈少峰说，通过“冰墩墩”，我们要向世界传递“一起向未来”的人类梦想。（参与记者：王君宝、赵旭、李典、黄昕欣、何磊静、杨帆、李琳海、吴鲁）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
明嘉靖朝人王之诰，在讲到辽东地区的重要性时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余、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具体而言，明朝管辖下的辽东地区，西北有蒙古诸部，东南有朝鲜王朝，东北有建州女真。在三者之中，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作用比较特殊。一方面，在建州女真以及后金（清）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朝鲜不仅多次攻打建州女真，而且积极支持皮岛（今朝鲜椴岛）明军对抗后金政权；另一方面，朝鲜又长期与建州女真开展贸易，尤其在清太宗即位之后，朝鲜被迫扩大了与后金的贸易往来。本文对朝鲜对建州女真的战争、后金与朝鲜的贸易往来以及明皮岛守军与朝鲜的关系三个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深化对明亡清兴过程中朝鲜因素的认识。
一、朝鲜“屡世获罪”建州女真
天聪元年（1627）正月，清太宗派遣二大贝勒阿敏率领八旗兵出征朝鲜。临行前，他谕令阿敏等八旗将领：“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阿敏在向朝鲜定州进兵途中派人送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对“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的说法，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赍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国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
若仔细分析阿敏信中列举朝鲜的四宗罪，都发生在后金立国之后。惟有结尾“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笔难尽述”一句，与清太宗“朝鲜屡世获罪我国”之说相符合。
“屡世”与“先年”，指的是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反映出自明朝宣德年以来，朝鲜军队屡次越过鸭绿江，对建州女真进行杀戮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在研究清太宗首征朝鲜之役时，几乎无人对“朝鲜屡世获罪我国（即建州女真）”这句话，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中，李满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三任建州卫指挥使，他继任后率领属下离开居住地凤州，南迁到婆猪江流域兀喇山南麓瓮村，遂与朝鲜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朝鲜平安道江界地方官向其国王报告建州卫南迁的消息说：
李满住率管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到婆猪江居住。去癸卯年蒙圣旨，许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今因此到，接然无口粮、种子、盐酱，切欲乞丐过活，所持印信文字上送。
根据这条史料，“去癸卯年”即永乐二十一年（1423），李满住得到明成祖批准“到婆猪江居住”。由于长途迁移粮食损失很大，以致建州卫在第二年春天出现严重饥荒，无口粮、无种子、无盐酱，尽管生存极其困难，但他们宁可“乞丐过活”，也没有出现一例抢掠朝鲜边民的事件。李满住及其部众靠狩猎和采集野果，硬是挺过来了，并且在当年播下种子，取得了好的收成。
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发生了忽剌温野人侵掠朝鲜闾延郡事件。据朝鲜平安道官员报告：“蒲州江（即婆猪江）住李满住管下兀良哈千户刘乙哈等二人赍汝屯指挥文牒，率被虏男妇七名，到闾延郡言：‘（李）满住承圣旨，入深远处捕土豹，空家之时，忽剌温兀狄哈领兵百余到闾延、江界作乱，掠男妇六十四名以还。满住率六百余兵把截山谷要路，尽夺而留养之。’宜遣人率还。”据此可知，忽剌温野人抢掠闾延郡事件与李满住毫无关系，但是他亲自率领600多名卫众，夺回了被劫走的64名朝鲜人，还派人通知朝鲜地方官领回。李满住这么做的原因，明显是向朝鲜示好，没想到朝鲜以怨报德，准备趁机进攻建州卫。
朝鲜为什么如此背信弃义？原来鸭绿江东岸朝鲜义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和朔州等处边民，当时正越过鸭绿江到中国一侧开垦耕种。李满住率建州卫南迁后，朝鲜地方官员就建议停止越江耕种，以避免发生边民冲突，但该建议并未被采纳。宣德七年（1432）九月，朝鲜政府经过讨论，决定维持越江种地现状，详情如下：
（国王）命与政府诸曹同议。朴信生、申樯等以为可；赵启生、申商、安纯、许稠、权轸、孟思诚、黄喜等以为：理山以上各官，与蒲州江野人（即建州卫）居处不远，彼人移接之间，禁耕为便。许诚以为初为民生严密立法，不可卒变，依曾定规划实行为便。（国王）命从（许）诚议。
这条史料表明，主张维持越江耕种现状的，只有许诚一人。朝鲜国王之所以同意许诚的意见，是因为他已经计划消灭李满住及建州卫。
宣德八年（1433）四月，作为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在未通报明朝的情况下，擅自出动上万军队渡过鸭绿江，向建州卫住地翁村发起突然袭击。事后，李满住派人到北京向明朝报告说：“宣德八年四月十九日，忽有（朝鲜）王国四路军马前来枪（抢）劫，将李满住射伤、妻小杀死，又枪（抢）去及杀死部下人民数多，并夺去敕谕、诰命等件。”李满住是明朝任命的地方官，所以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朝鲜对明朝领土的侵略。辽东总兵巫凯向明政府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谴责朝鲜的侵略行为，可惜未被采纳。
为了躲避朝鲜军队的越江杀戮，李满住将建州卫住地迁居婆猪江支流富尔江畔吾弥府。这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有愁许山城可守，比瓮村要安全许多。正统二年（1437）六月，朝鲜派侦探十余人潜渡婆猪江，直抵吾弥府，“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而马则不见。人家十八户扑在水岸，而散排山陕者，不能遍视”。建州卫迁移到此不过四年时间，就出现勃勃生机。朝鲜侦探偷越边界而来，与李满住招徕建州左卫有直接关系。
宣德八年（1433）十月，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被兀狄哈野人所杀，其弟凡察试图率建州左卫离开斡木河（今朝鲜会宁），与李满住的建州卫居住在一起。朝鲜认为李满住与凡察合住，力量增强更难以消灭，遂决定以前一年（1436）五月忽剌温野人寇掠闾延郡为借口，再次进攻建州卫。
正统二年（1437）九月七日，朝鲜再次不顾及宗主国明朝的感受，派出近8000人越过鸭绿江，分三路合围李满住居住的吾弥府。由于李满住事先得到消息，率部众提前转入深山老林。朝鲜军焚毁房屋24户以及未能带走的粮食，然后撤兵回国。李满住躲过朝鲜军队的合围后，还组织了小规模的反击，据朝鲜文献记载：“左军先引，右军为殿，道遇贼五十余骑，突出林间，我军击之，夺其马二匹。”
严酷的现实又一次向李满住证明：“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就这样任由朝鲜军队践踏建州卫的山河。”昏愦的明朝既不在意领土主权遭到侵犯，更不在乎建州女真的生命财产损失，于是他下决心远离朝鲜。正统三年（1438）六月，李满住派遣指挥赵歹因哈奏报明朝：“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能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与上次建州卫移居婆猪江一样，李满住的这次迁移，也获得了明朝的批准。
两年之后，建州左卫在凡察率领下，迁移到“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建州左卫移居不久，凡察与其侄董山发生卫印之争，明廷从建州左卫中分设右卫，以凡察管理右卫，董山仍然管理左卫。建州三卫计有2300多户，成为明末建州女真的主体。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之后，建州三卫首领李满住、凡察、董山等人误以为明朝大势已去，便都依附了瓦剌部。从成化二年（1466）起，海西、建州女真勾结蒙古兀良哈三卫，不断进犯辽东都司辖区。明朝采取先礼后兵战略，派遣都督佥事武忠作为使臣，招抚建州三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到北京后虽然表示谢罪，但举止傲慢，结果共115人被拘留京城，后又押解到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处死。
成化三年（1467）九月，明朝出动三万军队大举进攻建州三卫，朝鲜应明朝的要求出兵上万人配合明军。由于建州三卫事先没有防备，面对强大的明朝与朝鲜联军，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建州三卫有1700多人被杀，“生擒二百六十五人，搜出敕书、朝鲜国帖文及番书等件，并夺还被获男妇牛马器械，烧其庐舍”。李满住及其儿子古纳哈均被朝鲜军队所杀。
建州三卫在此役中损失惨痛，对明朝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然而，由于太监汪直秉政，欲立边功，辽东巡抚陈钺揣知其意，屡次向朝廷提议征讨建州女真。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明朝以抚宁侯朱永为靖虏将军充总兵官，命太监汪直监军、陈钺赞理军务，同时要求朝鲜出动军队策应。明军号称十万人，出抚顺关攻入建州三卫驻地，朝鲜出兵一万，其中4000人渡过鸭绿江助攻。此役明与朝鲜联军虽然“颇有斩获，而虏益愤怒，深入焚掠，惨于往时，开原、广宁之间，骚然烦动矣”。明军师出无名，因此激起建州三卫的强烈报复。
综上所述，清太宗所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绝非对八旗将领战前动员的空泛之言，而是班班可考的血腥史实！
宣德朝的两次战争，是朝鲜以强凌弱，公然不顾及宗主国明朝的权威，对其管辖的建州卫众大肆杀戮。成化朝明军发动的两次战争，得到了朝鲜军的全力配合，而建州三卫并没有滋扰朝鲜。朝鲜先后四次越过鸭绿江进攻建州女真，使建州女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惨痛的历史教训。
近年来，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主张研究历史“不再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千年计量”的主张，逐渐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我们如果不了解建州女真与朝鲜在明宣德、成化两朝的关系史，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百余年后，清太祖开始统一女真各部时，对于虎视眈眈的朝鲜，始终采取忍让与争取策略。
具体来讲，万历二十年（1592），清太祖前往北京进贡时，向明廷奏报“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明廷的态度仅是“命所司知之”。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有清太祖属下在朝鲜渭原郡采参，被渭原“郡之人要路隐伏，射斩二十七名”之事发生。朝鲜方面担心受到报复，派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佛阿拉，清太祖友好地接见申忠一后，还派人传言：“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和好，世世无替。”此时清太祖的武力足以报复朝鲜，仍然息事宁人地处理此事。
由于建州女真在历史上多次受到朝鲜军的侵略杀戮，清太祖对此记忆犹新，因此在天命三年（1618）攻下抚顺之后，他立即致书朝鲜国王：“朝鲜则与我国有信之国，若辽东请兵于朝鲜，则会宁、三水、满浦等处，我将当以一枝兵马发送攻击。朝鲜与我将无嫌怨，谨守封疆，勿使动兵。”清太祖除以武力威胁之外，也尽量争取朝鲜保持中立。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就在萨尔浒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清太祖仍然派出使节到朝鲜，“纳进上貂皮五百令（领）上送”。
由上述史实可知，虽然朝鲜“屡世获罪”建州女真，早就处于“理宜声讨”的地步，何况又在萨尔浒大战中出兵进攻后金，战后支持明军毛文龙部开辟江东战场。但清太祖牢记历史上迭遭朝鲜与明朝联军打击的教训，“对朝鲜势力则采取妥协政策，以稳住阵脚”。所以，清太宗即位巩固内部之后，才有出兵朝鲜之举。
二、天聪时期后金与朝鲜的贸易
关于天聪元年（1627）清太宗用兵朝鲜之役，以往的清史著作过多强调压迫朝鲜取消对明军毛文龙部的支援，以解决后金东、西两面作战的问题，而较少注意到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的经济目的。例如，《简明清史》的作者认为：“皇太极上台后，决心早日解决东边的朝鲜问题，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内乱，于是乘机对朝鲜用兵，并企图就势消灭明军毛文龙部。”再如，《清代全史》一书中提出：“皇太极为了缓解进攻明朝时的后顾之忧，准备用武力来迫使朝鲜就范。”
尽管有学者提到了清太宗出兵朝鲜的经济因素：“一是为了割断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二是袭击椴岛的毛文龙，三是为了从朝鲜获得必要的军粮，此时后金地区灾荒非常严重。”但清太宗出兵朝鲜的经济因素，绝非是为了“获得必要的军粮”那样简单，我们认为：清太宗通过这场战争，强迫朝鲜与后金订立盟约，使双方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极大地缓解了后金政权严重的物资困难。
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中，特别强调了贸易的重要作用：“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白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奠、叆阳四处关口，互市贸易，照例取赏。”据此可知，女真人在市场上出售明珠、人参和兽皮等土产，换回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还以“朝贡”的形式，从明朝领取“年例赏物”，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
萨尔浒大战爆发之前，女真人对外贸易主要有三种形式：与明朝的朝贡、马市贸易以及对朝鲜的边境贸易。在萨尔浒大战中，虽然清太祖击败了明与朝鲜联军，但先前确立的贸易关系也彻底终止，以致后金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据被俘虏的朝鲜人记载：“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除了衣服之外，盐、酱等生活必需品极少，“今则将胡家尚有所储，而闾阎则绝乏已久云”。
清太宗即位后，通过对外贸易换取急需物资的现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在面对辽西明军坚城重炮的防守下，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朝鲜。清太宗首次用兵朝鲜后，按照双方订立的盟约规定：朝鲜每年春、秋两季，要向“满洲国皇帝”进贡礼物。朝鲜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苛刻的结盟条件？清太宗在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写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尔遣来贸易之人，已经随物获售，我亦令人至尔处往市矣。”朝鲜国王李倧在后来的回信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上年定约时，止敝邦使臣之行，例带商贾，以资两国通货而已。乃者贵国使臣，亦有所持货物，责贸于边。”
这两封书信可以证明，朝鲜同意向后金进贡带有附加条件，即使臣“例带商贾”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清太宗也让后金使臣“持货物”前往朝鲜互市。朝鲜商人除了与后金贸易外，还成为后金与明朝物资交流的媒介，他们从后金购买人参等土产转手卖给明朝，再从明朝购买布匹等日用品转卖给后金，从而两头获利，何乐而不为？
起初，后金与朝鲜使臣之间的贸易，除了在两国统治者信件中提及外，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因为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不敢公开与后金贸易；后金担心皮岛明军抢劫其贸易物资，也对此事秘而不宣。
例如，天聪四年（1630）春，皮岛明将刘兴治率兵船泊于鸭绿江口，欲劫获后金使臣朴仲男及随行商人的贸易物资。朝鲜义州府尹李时英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通知朴仲男，朴仲男一行“尽弃物货，走向朔州”。刘兴治迁怒于朝鲜官员，带兵入城，“打破府库，乱射人民，府尹亦为矢所中，胡人（满人）卜物尽被掠去”。这条史料文字虽少，却有力地证明：后金与朝鲜的使臣贸易，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得到了双方统治者的支持。
天聪七年（1633），后金与朝鲜出现贸易争端。这年六月，清太宗派遣英俄尔岱率领80名商人出使朝鲜，携带人参1600斤以及大笔贸易银两。八月，英俄尔岱自朝鲜返回后报告说：
携往银两，照常互市，惟人参未曾贸易。朝鲜每斤止与价九两，我使欲索原价，安州总兵亦为启请，朝鲜王已许诺。而其臣云：“人参乃我国所产，屡次携来甚多，如依原价，后必不继，与其日后相争，莫若及今定价九两，以杜后日争端。”卒不许，因将人参俱留安州。
上述史料极为重要，至少可以弄清楚四个问题：一是“携往银两，照常互市”八字，证明后金商人随使臣前往朝鲜王京互市贸易，已经是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二是后金商人带去的人参，在多年贸易中形成了固定的价格，即“原价”；三是朝鲜官员以后金商人“屡次携来（人参）甚多”为由，压低价格；四是英俄尔岱将未出售的人参留在朝鲜安州，等待机会卖出。
此次出现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是朝鲜利用在贸易中的有利地位，企图谋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安州总兵主张按“原价”买下人参？查今朝鲜地图可知，安州位于平安南道清川江畔，距离皮岛明军驻地不远，当地商人买下人参后，很快就能转手卖给皮岛明军，这也是英俄尔岱将人参留在安州的原因。
由于朝鲜有意压低人参价格，引起清太宗亲自出面干预。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质问道：“曩定参价一十六两。贵国云：人参我国无用，止给九两，否则止之。……贵国既言人参无用，乃每年出尔边界，入我疆土，不顾罪戾，采此无用之参何为乎！”要求朝鲜遵守原定一斤人参16两银子的价格，与后金进行公平贸易。
天聪八年（1634）三月，英俄尔岱再次前往朝鲜互市。与英俄尔岱同行的有上百名商人，带去人参800斤、银子万余两，在朝鲜王京购置了大批商品。由于这次贸易很成功，到六月份，户部参政马福塔又带领后金商人前往朝鲜贸易，打破了夏季不派使臣贸易的惯例。
当年十月，朝鲜兵部侍郎罗得宪出使后金时，带来其国王的信件，提出将使臣贸易限制在春秋两季，引起了清太宗的强烈不满。他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下令将朝鲜使臣和随行商人遣送回国。当英俄尔岱通知朝鲜使臣罗得宪立刻归国时，两人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罗得宪变色大惧曰：“皇上谕旨诚是。（朝鲜）王与我等俱未思及于此，其咎在王与诸臣，来使与商民何知。严寒至此，携来货物，幸容交易。”
英俄尔岱曰：“我等若复市尔货，将又谓我国恐吓强买也。”
（罗）得宪曰：“今之欲贸易者，是我国商人图利，情愿互市，与公等无涉，我亦作书达知我王。”
使臣贸易本来是双方互利之事，既然罗得宪公开承认朝鲜“商人图利，情愿互市”，清太宗也就收回原命，同意朝鲜商人买卖货物，从而化解了这次危机。
天聪九年（1635）四月，后金商人160余名携带白银17475两、人参76斤，再次随同马福塔前往朝鲜互市。一个月后，马福塔派人奏报清太宗：
臣等行十九日至王京，商人皆云：“从未有至此市马之例，故尔稽延。”止以银三千五百两与之交易，留十二日起行。又携银八百两，至平壤城交易。二十六日至义州，将中途所留银货，悉送至义州，臣等在义州收取货物，待人迎接。至于王京贸易不完者，非彼无物可货，因我国商人托言携马交易，故意不行交市耳。欲遵前言，令八家商人同往贸易，彼亦不听。先欲遣人回报，以交易未完，故尔未遣。今已将所领银两，半买绸缎，半买布匹矣。
这是目前所见天聪时期后金商人赴朝鲜贸易最完整的一次纪录，贸易地点有义州、平壤和王京三地，后金用来交易的是白银和人参，向朝鲜购买的是绸缎和布匹。
除了双方的使团贸易之外，清太宗还利用双方的盟约，迫使朝鲜在两国边境地区与后金互市贸易。天聪元年（1627）夏天，后金国内发生了极其严酷的饥荒：“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当年十二月，清太宗向朝鲜提出在边境地区开市购买粮食的建议，他在致国王李倧的信中说：
因归附之国多，概加赡养，所以米粟不敷。尔与毛文龙粮饷赡养已经七年，我岂似彼无故索取，惟今岁市籴一年，以济窘乏。尔能开籴助我，方见敦睦之谊。
清太宗在信中先指责朝鲜无偿供给明军毛文龙部粮食，随后又暗示后金是花钱购买，还保证“惟今岁市籴一年”。在清太宗的软硬兼施下，朝鲜被迫同意在义州对岸鸭绿江下游中江地方（今鸭绿江中朝鲜于赤岛）开市。
天聪二年（1628）二月，后金与朝鲜在中江开市贸易。在市场上交易的大宗商品是朝鲜运来的3000石大米。此外，朝鲜商贾仅有30余人，带来的货物十分有限，负责贸易的英俄尔岱因此向朝鲜官员报怨无牛可买。前来互市的后金商人有上千名，还有数百名被抢掠的朝鲜人等待其家属赎回。市场上的大米和杂货被后金商人统统买光，剩余的是一些未被赎回的朝鲜人，由于每名要价是青布65匹，被其亲属赎回者“未及三分之一”。从中江市场的贸易情形来看，后金最需要的是粮食、耕牛和布匹，朝鲜对前一年的战争心有余悸，除了赎回被抢掠的人口之外，对互市并不积极。
天聪五年（1631）春季，后金与朝鲜再次在中江贸易。朝鲜义州府尹申景珍报告其国王说：“开市时，龙胡（即英俄尔岱）勒定物货之价，无异夺掠，且怒曰：‘我等先言牛马买卖事，而牛则仅五十首，马则全不出于市。’”这次互市后金商人收获颇多，除了买到50头耕牛之外，还“贸得物货六七百驮，（英俄尔岱）搜括城中牛马，夺取府尹之马而去”。由于买卖双方缺少互信，朝鲜商人抬高物价，后金商人恃势强买，所以在清政权入关前，中江互市不过偶然为之，并没有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
清太宗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朝鲜确立了双方的贸易关系。后金通过使臣贸易和边境互市等形式，得到了急需的粮食、耕牛、绸缎和布匹，满足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大大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局面。朝鲜同意与后金互市贸易，除了双方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外，还在于朝鲜商人从贸易中获利巨大，特别是与明朝进行转手的人参与绸缎贸易，利润更是惊人。朝鲜“商人图利，情愿互市”之语，道出了双方贸易关系的真相。
三、皮岛明军兴亡系于朝鲜
明军毛文龙部依托皮岛，开辟东部战场，使后金腹背受敌，战略上陷于被动。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朝鲜密切相关。清太宗首次用兵朝鲜，目的之一就是压迫朝鲜，以取消对毛文龙部的支持。双方订立盟约后，虽然确立了贸易关系，但朝鲜并未改变亲明立场，继续支持皮岛明军。因此，清太宗只有彻底征服朝鲜，才能消灭皮岛明军。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占领辽东镇江城（今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当地明朝军民越过鸭绿江逃入朝鲜，“时唐人（汉人）奔波，各持马蔽江争渡，投我兰子岛、威化岛”。辽东巡抚王化贞得知后，派属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200余人前往联络。七月中旬，毛文龙率部下乘船至朝鲜的弥串堡上岸，和避难朝鲜的镇江军民取得了联系，随即与原明镇江中军陈良策里应外合，收复了镇江城。事后，清太祖派八旗兵夺回了镇江城。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率八旗兵5000人，从镇江城夜渡鸭绿江进入朝鲜，“杀刘游击、兵一千五百，（毛）文龙仅以身免”。尽管朝鲜遭此次打击，却不想驱逐毛文龙，于是采取折衷办法，劝说毛文龙退入海岛。
天命七年（1622）十一月，毛文龙在朝鲜授意下，率部乘船入居皮岛。毛文龙设平辽总兵府邸于岛上，“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分置铁山、蛇梁等处”。朝鲜为了防御后金，大力支援毛文龙，供给粮食、补充火器等。毛文龙的实力大增后，依托皮岛和朝鲜沿海地区，不断向后金发动袭击。例如，天命八年（1623）七月，毛文龙部进攻晾马佃，夺获牛马无数。天命九年（1624）五月，毛文龙部游击三人，“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天命十年（1625）六月，毛文龙部夜袭耀州官屯寨，“被村的三名女子看见，把车辕立在墙上。青加努的妻子拿丈夫的腰刀最先登上，其他二女人接着登上砍杀、驱逐，三百兵从墙上跳下逃走了”。毛文龙派出的小股部队，多为几百人流动作战，虽然战果不大，却对后金在辽西的进攻，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
朝鲜与后金订立盟约后，对毛文龙部在朝鲜沿海的活动有所限制。在毛文龙困守海岛的情况下，后金趁机向毛文龙诱降，引起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与朝鲜方面的怀疑。天聪三年（1629）二月，朝鲜平安监司金起宗向朝鲜国王报告称：“（毛文龙）交通虏贼（后金），且务练兵，似有可疑之端。……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彼若来侵我国，则实出于失计，岂肯为之乎！”从金起宗的这段话来看，他认为毛文龙“来侵我国（朝鲜）”是失计，对此表示怀疑。然而，事实证明完全有这种可能性：“毛文龙的军队有时军纪败坏，竟‘纵兵作暴，掠夺牛马，搜括家藏’，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朝鲜官民逮捕、囚禁、杖毙、烧死明朝兵民的事件也不断发生。”由于双方矛盾的不断积累，袁崇焕与朝鲜官员对毛文龙的怀疑，自然有其合理性。三个月后，袁崇焕遂以检阅毛文龙部为名，乘船至双岛，以欺君、杀降等12大罪，用崇祯帝赐尚方剑将毛文龙处死。
天聪四年（1630）春，刘兴治借祭祀其兄刘兴祚之机，诱捕陈继盛、刘应鹤等将领，并将其杀害，还以岛中商民名义上奏明朝，“请优恤（刘）兴祚，而令（刘）兴治镇东江”。明朝闻知皮岛发生叛乱，派副将周文郁入岛对刘兴治进行安抚，并任命黄龙为镇守登辽、东江都督佥事，驻守皮岛，暂时稳定了局势。
但是，刘兴治由于没有当上总兵，对明朝更加愤恨。天聪五年（1631）三月，刘兴治再次发动叛乱。朝鲜史料记载此事说：“（刘）兴治欲投虏，而恐岛众不从，潜与降鞑（指满人）结为腹心，先杀将校之不与己者，又欲尽除岛众之不从者，（张）焘及（沈）世魁等揣知其意，相与密谋，乘夜突入兴治营，仍纵火鼓噪，杀降鞑无遗类，兴治不知去处。或云死于乱兵中矣。”后金方面的记载则与朝鲜相反：“嗣后（刘）兴治变其初心，与岛中众汉人谋，欲杀尽满洲逃人。……满人力战，杀兴治及其兄兴亮，率所余男妇三百八十五人，乘船至朝鲜国登岸。”由此可见，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各方，已经完全丧失了互相信赖。清太宗因招降刘兴治失败，下令把留在后金的刘氏族人男子杀掉，妇女籍没为奴，仅刘兴治之母因年迈得以免罪。
从皮岛逃回的满人报告说：“（刘）兴治被杀，岛中未定，若于此时以一枝兵袭岛，则可全利也。”清太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出兵进攻皮岛。
天聪五年（1631）五月，清太宗命令八旗将领楞额礼、喀克笃礼两人率骑兵1500人、步兵4500人，出征皮岛。他谕令出征将领：“朕与朝鲜为交好之国，秋毫不可有犯，勿纵劫掠；至于招降岛中汉人，尔等勿与其事，可令副将石国柱、高鸿中，游击佟三、李思治等前往；如不降，则向朝鲜索船攻取。”清太宗还为借船一事，亲自致书朝鲜国王：
此次出师，一以招抚无依之岛民，一以察尔国之真伪。我军尚未谙舟楫，尔国人操舟之善，更胜于明。如念兄弟之好，宜与坚大战船，每船各拨给善操舟之人，如此，则前衅可释。倘以败舟拙工，苟且充数，我兵万一有失，则结怨岂浅鲜哉！
按照清太宗的设想，朝鲜或许以“败舟拙工”充数，岂料国王李倧不仅拒绝与后金使臣见面，并且明确表示：“我（国）与天朝，实为父子之国。借船于尔，以杀天朝之人，则是我自绝于天也！”李倧彻底回绝借船之求，还以当年盟誓为据，指责后金背信弃义，突然侵入朝鲜领土。
八旗兵在楞额礼、喀克笃礼带领下渡过鸭绿江，从义州登陆进入朝鲜境内，然后迅速挺进宣川、定州、嘉山和铁山等沿海地区。由于朝鲜事先做了安排，将海边的船只隐藏起来，八旗兵只搜罗到11艘船，其中一部分兵力乘这些船只前往身弥岛，另一部分兵力在宣川砍木造船，准备向皮岛发动攻击。
明军皮岛统帅黄龙侦知八旗兵到达朝鲜海面，遂派属下将领张焘向身弥岛发动袭击。明军初战告捷后，发现八旗兵没有多少战船，便凭借海上优势主动进攻。据朝鲜史料记载：黄龙亲自率领“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于蛇浦，斩获一高山及牛鹿二将，胡兵死者甚众。汉兵下陆争首级，为虏所掩，亦多死亡者”。这种说法比较客观，明军有海战经验，八旗兵则善长陆战，双方杀伤大体相当。
战后，明朝将此役称为海外大捷。从明朝方面来讲，挫败了后金对皮岛的进攻，而且明军又是主动出击，说是胜仗未尝不可。就后金方面而言，此次作战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其失败是必然的。战后，楞额礼等人向清太宗奏报：
前往朝鲜借舟，朝鲜坚不付与。我两路兵于（六月）二十六日起行回还，路获明人讯之，据称明黄总兵率兵五千，于五月五日已自内地据岛中矣。
当年十月，皮岛明军发生耿仲裕之乱。耿仲明的同党李梅因与后金往来，被都督黄龙查出逮捕下狱。耿仲裕是耿仲明之弟，担心受此事牵连，率部下士兵以索饷为名，围住黄龙的官署抓住了他。黄龙被哗变士兵“拥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未几，（黄）龙捕斩（耿）仲裕，疏请正（耿）仲明罪”。
黄龙的命运在数日之内为什么能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是朝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黄龙任皮岛都督总兵官后，军政废弛、贪黩无厌，部下官员必须向他行贿，才能保住职位。明朝远道运来的军饷钱粮，被黄龙据为己有，不发给士兵，所以耿仲裕以索饷为号召，群起响应。朝鲜得知皮岛兵乱，站在明朝立场上，“移檄问罪。岛众惧曰：‘今日之变，虽都督自取。而朝鲜若绝我饷路，移檄问罪，则是一岛之人，均之为叛逆，而又有朝暮饿死之忧。’于是收耿仲裕、王应元等十余人斩之，扶都督出而视事。都督差游击江定国来索粮饷”。朝鲜仅靠一纸檄文，就能迫使乱兵诛杀祸首而拥戴黄龙，是因为若朝鲜停止粮食供应，皮岛明军必“有朝暮饿死之忧”。
此次事件足以证明，朝鲜与皮岛明军，相互依赖、唇亡齿寒。因此，清太宗欲消灭皮岛明军，必须先解决朝鲜问题。
天聪十年（1636）二月，清太宗以吊唁朝鲜王妃去世为名，派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率外交使团前往朝鲜，并带去以后金贝勒、大臣及蒙古王公名义致国王李倧的书信，要求朝鲜拥戴清太宗称帝。朝鲜国王拒绝与英俄尔岱见面，并且在给平安道观察使的信件中称：“今满洲日益强盛，欲称大号，故意以书商议。我国君臣不计强弱存亡之形，以正理决断，不受彼书。”正是朝鲜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才导致当年四月清太宗举行称帝仪式时，其使臣罗德宪、李廓不肯跪拜之举。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初二，清太宗亲率12万大军出征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攻陷朝鲜义州城后，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接连占领郭山、定州、平壤和王京汉城，国王李倧逃往南汉山城。次年（1637）正月二十八日，国王李倧决定接受清太宗颁布的“永定规则”，彻底断绝与明朝关系，奉大清国正朔。两天后，朝鲜国王李倧从南汉山城前往清军大营投降，清太宗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举行授降仪式，朝鲜从此由明朝的藩属国变为清朝的藩属国。国王李倧的两个儿子被带往盛京城作为人质，直到清军入关后才释放回国。
清太宗征服朝鲜之后，立即下令清军攻取皮岛。朝鲜应清朝要求，派出信川郡守李崇元、宁边府使李浚带领战船前往助战。崇德二年（1637）四月八日，清军在阿济格指挥下，乘战船70余艘攻上皮岛，杀明皮岛总兵沈世魁，明军死伤1.7万余人，被俘水手356人、妇女幼儿3716人。清军缴获明军大船72艘，红衣西洋炮10位，还获得绸缎、银两、马、牛、骡和驴等大批物资。朝鲜军队也参加了攻打皮岛之役，并且将清军的获胜归功于朝鲜“炮手精锐，椴岛（即皮岛）之役赖此成功”。
经此战役，明朝丧失了经营15年的东部海上战线，“诸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朝廷亦不置大帅，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明年夏，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锦，而诸岛一空”。
清朝入关前，每逢重大战事，都向朝鲜征兵征船，要求履行其藩属国义务。朝鲜因为内心同情明朝，每次都对清朝的要求打些折扣，诸如：“（崇德）三年，徵朝鲜兵从征明，误军期，降诏切责。……六年正月，攻明锦州，调朝鲜舟五千运粮万石。寻（李）倧奏言军船、粮船三十二艘漂没无存，帝（清太宗）知其饰词，诏切责，刻期督催。”但迫于清朝越来越强大的现实，朝鲜又不能不惟命是从。
结语
崇德八年（1643）底，朝鲜国王李倧下令停写明朝崇祯年号，改写“清国年号”，此举标志着朝鲜正式承认清朝的宗主国地位。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世祖迁都北京后，即送朝鲜世子（国王李倧长子）回国；下一年，又送其次子归国。这些变化都说明，清与朝鲜的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综上所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可以归纳如下三点：
首先，在建州女真兴起的过程中，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全然不顾及建州卫首领李满住是明朝地方官的客观事实，在事先未通报明朝的情况下，于宣德朝两次擅自越过鸭绿江大肆杀戮建州卫众，极大地阻碍了建州女真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在明成化朝两次进攻建州女真战争中，朝鲜方面并未受到建州女真的任何骚扰，但是积极出兵配合明军，使建州女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清太宗即位后出兵朝鲜时，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并非空言，是有事实为据的。清太祖起兵统一女真各部时，对朝鲜一再采取忍让政策，即使朝鲜在萨尔浒战役前后不仅积极出兵参战，还支持毛文龙部入居皮岛，仍然对朝鲜实行妥协政策，就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其次，后金在萨尔浒大战中击败明与朝鲜联军之后，朝鲜支持明军毛文龙部入居皮岛，开辟鸭绿江东部战场，使后金陷入两面作战的背动局面。与此同时，朝鲜首次受到八旗兵强大武力痛击后，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被迫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订立盟约向后金进贡并与之确立贸易关系，通过贸易获利以挽回进贡的损失；另一方面，继续援助皮岛明军粮食等物资，以支持明朝来牵制后金。
第三，清太宗改元称帝后，迅速出兵征服朝鲜，使其成为清朝的藩属国。清军在朝鲜军队的配合下，攻克皮岛，彻底解决了东顾之忧，从而全力与明朝争夺天下。朝鲜虽然不甘心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但面对清朝不断强大的事实，在明清战争胜负未见最后分晓时，就停写明朝崇祯年号而改写“清国年号”。这一史实反映了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朝鲜在对外关系上的实用性。
附本文题录
1.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
2. 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J].社会科学辑刊,2020(04):176-185.
［作者简介］张杰，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清史与满族族史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科举家族》《清朝三百年史》等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