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物理学(胖子物理)_慢性病

文章目录：

1、肥胖简史：从「以胖为美」到「肥胖大流行」......
2、肥胖和谣言，会像疟疾一样传染吗？
3、《科学》2023年度10大突破来了，肥胖终究遇到了对手

肥胖简史：从「以胖为美」到「肥胖大流行」......

据说每年的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而这个日子像迷一样——到处都找不到来源。也许511是“我要瘦/腰”的代名词，也许这是另一个假节日，就如同肥胖本身，对“它”的顾虑从来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而且最初很可能只是社会的眼光。

无论如何，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医学的进步，肥胖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者介绍

陈康医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主要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863计划课题等基金项目多项

●目前兼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尿酸学组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理事，北京医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

肥胖不光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影响人类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的疾病之一。技术的进步和丰衣足食带来了肥胖的流行，而关于肥胖的医学研究也伴随着肥胖的流行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非常有效的医学手段阻止这一趋势，肥胖以及肥胖相关的疾病依然愈演愈烈。以下简史，既是社会的，也是医学的。

史前的进化

在人类进化史中，体内脂肪的作用就如同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自身能量储备，以应对多变的大自然。在史前时期，当人类最大的疾病负担来源于瘟疫和饥荒时，自然选择所奖励的是那些能够从少量不规律饮食中仍能储存脂肪的"节俭"基因型的人，这些人在面对更严峻的饥荒时，仍能以节俭的方式释放和利用脂肪。这种能力在那时决定了生死，也决定了这些人在恶劣环境中的进化优势。而这些也决定了能追溯的早期人类历史中对于肥胖的“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认同（见后）。

对于“节俭”基因是哪个，直到目前没有共识，但有关脂肪细胞代谢的各种途径都纳入考虑范围。而另一种有吸引力的观点就是尿酸酶作用的丢失，简单而言，尿酸酶作用的丧失让果糖向脂肪的转化更为容易，并且在人类智力提升、增加血压以适应直立行走以及抗氧化延长寿命等方面都可能产生作用。

另外，肥胖是多基因的病症，可能不仅仅是某一个基因（比如尿酸酶）被自然选择所保留，而是在一次次人类所面临的饥饿灾荒中逐渐取舍而保留的存在更多节能基因的个体。

古代：吃不饱穿不暖，胖是富态

人类肥胖的历史证据似乎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之前，2万余年前石器时代欧洲的神秘雕像（下图）所体现的肥胖女性或母亲形象。古埃及文明的壁画上也有肥胖的形象。

大约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和动物驯化，逐渐减少了以往狩猎和采集果实所带来在食物来源上的不确定性。但总体上仍然是食物的短缺，并且受到大自然深刻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超重被认为是健康、财富和繁荣的标志。早期认识肥胖可能是一种疾病的，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将人体健康描述为四种液体的平衡：“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痰”，任何不足或多余的都被认为是疾病的原因，肥胖被定义为体液过剩。而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意识到肥胖会导致不孕和早期死亡的人。他的语录中就提醒超重的人容易疲倦，严重肥胖者容易短寿，“突然死亡”这种情况，往往胖子比瘦子更多见”，当人们的饮食以新鲜、素食为主时，他们的患病几率会降低。所以，他通常会建议患者改进饮食习惯。他还记录了斯巴达人排斥肥胖，以及苏格拉底每日清晨跳舞以保持身材。而这种观点并非主流。

此后的一千多年中，虽然有人仍在检验苏格拉底的假设，并评估“体液过剩”与不同健康结果和早逝之间的关系，但肥胖却不再被欧洲人所排斥——或许是几次有记载的大饥荒、鼠疫，使得整个欧洲人口始终挣扎在生存危机之中，从没有安安稳稳地储存过大量脂肪。对饥饿的恐惧使得人们对脂肪有了特别的感情，因此各种绘画都以描绘女性的丰腴为美，“丰满的妇女更易于生育”、“婴儿越胖越健康”等各种概念流行。人们爱脂肪、爱肥肉，从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健康或者不美。那个时代，可能最好的记录就是“圣经”，里面充满了对于食物的“向往”，比如伊甸园或天堂中食物的富足，诱人的“a land of milk and honey”。而似乎其中描述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的缘由都是“吃”。这就如同各种神灵的祭祀活动都离不开“食物”。

古代唐朝也许成了胖胖的天堂，一方面可能与鲜卑人的血缘关系带来了来自胡人的审美传统，另一方面盛唐时代有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相对中原汉人的面食文化，胡人主要吃肉、喝羊奶等高脂肪高热量的的食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汉末到唐初，近400年的战乱，人口最多近6000万，而唐初只有1200多万。巨大的人口变动，不断的战争饥荒，也许只有那些拥有更多更强“节能”基因（即肥胖基因）的存活几率大一些，这种基因筛选的压力也可能导致后期物质条件富足的情况下肥胖的流行。当然这都是推测。

1500-1900：肥胖是一种病吗？

对于肥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17世纪以前，从来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肥胖无法流行，即使像唐朝这样的时代，也是短暂的。但对肥胖的质疑却要早一些，但这些质疑仅仅体现社会的态度，而非医学角度。

真正对肥胖进行研究也许起始于1679年对肥胖尸体的解剖。一直到1800年前，“肥胖是一种病”这个观念还只是少数大夫们的想法和说法。

➤1679 年，瑞士医生泰奥菲·博内特（Theophile Bonet）为了研究糖尿病等与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对一个肥胖者的尸体进行了解剖，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解剖肥胖者尸体。

➤1780 年，苏格兰医生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对人类疾病进行了一次分类，首次把肥胖纳入了疾病行列。

➤1789年，《绅士》杂志描写了一个三年没有离开自己的床的胖子，人们为了给他换床单，必须把他用滑车吊起来，而杂志中称他“除了偶有风湿外，非常健康”。

在18-19世纪，极度肥胖的人并不少见。根据一则记录，1889年，曾有人试图把一个极胖的法国女人送到博览会上展览，但是“八个男人都移不动她，而且她也出不了自己家门”。这是少有的留在历史记录中的胖子，此外可能还有成百上千个胖子留存在乡里的闲言碎语中，更多的则不为人知了。

至此，对于肥胖的质疑仍然并非因为健康的问题。胖的小孩在19世纪可能被看作“邪恶的”，但是不会被看作不健康的。19世纪初，人们对肥胖问题就开始有广泛的讨论。长老会传教士格雷厄姆认为暴食暴饮是一种罪恶，因而提出了一种格雷厄姆食谱，认为食用茶、咖啡、酒、香料都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会引起欲望，提倡喝清水、吃蔬菜、水果和全麦面包等高纤维食物。从杂志来看，《哈泼周刊》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包含节食广告和嘲讽胖人的卡通画。

肥胖人群的出现和肥胖现象被社会拒斥，都与现代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来临。1780年，蒸汽机发明，大规模运输食物成为可能；1820年，铁路普及，蒸汽船也出现了，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食物运输变得廉价而迅速；1860年代，防腐剂发明，食物可以储存更长时间；1903年反式脂肪酸被发现，大量运用于市售包装食品、餐厅的煎炸食品中，使其保存几个月都不会坏；1890年，超级市场出现，各种各样充满了盐、脂肪和防腐剂的食品也出现了。

而这一时期，科学研究也逐渐开始探索这样一种健康状态，节食等观念仍然建立在对肥胖的社会认知基础上：

➤1829年：教士Sylvester Graham认为美国人的欲望太过膨胀，致力于帮助全国的人们回到一条虔诚的道路上，他发明了“全麦饮食法”。这种素食包括谷物、水果和蔬菜，但会限制奶酪黄油，Graham认为，这样可以克制心中的欲望。同时他还发明了全麦饼干，作为其饮食的一部分。

➤1835 年：比利时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发明了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基础），用身高和体重平方的比值来测算脂肪含量。这一指数逐渐被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所认可，被广泛地用于医学领域，也是全球范围内的美丽标尺。（见后"BMI让肥胖无处遁形"）

➤1849 年：英国科学家阿瑟·希尔·哈沙尔（Arthur Hill Hassall）通过显微镜观察了脂肪细胞的发育和生长，这意味着人类对肥胖的研究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他认为，某些类型的肥胖，正是由于脂肪细胞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这种类型的肥胖后来被称作“增生型肥胖”。

➤1863年，威廉•班廷（William Banting）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明确提出依靠节食减肥的书——《一封写给公众的关于肥胖的信》（ Letter on corpulence），减肥这事才算真正进入普通人的视野。这本书记录了作者的减肥历程。该书一度十分流行，以致于节食减肥法，至今都被称为“班廷减肥法”——但此时，人们既不觉得肥胖不健康，也不觉得需要费多大力气去减掉肥肉。

1900年代后：肥胖是一种病！需要治

1908年，法国服装设计师保罗•波烈（Paul Poiret）在伦敦展示了一件再现人体天然姿态的服装。这套衣服选用轻柔的丝绸，使得人体曲线毕现。

Paul Poiret为模特试衣

自诩品位的上层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开始疯狂追求体态优美，并爱上减肥（的确，追求身体之美不仅仅在于女性，男性也希望获得如希腊雕塑般的健美的身材。因此从开始到最后，他们都是减肥大军的一员）。这种趋势很快传遍了欧洲和美洲大陆。因此人们说，20世纪初是胖子“黄金时代”的终结。

1918年，《食谱和健康：揭开卡路里的真面目》是当年的畅销书，其作者露露•亨特•彼得斯博士（Lulu Hunt Peters）让读者关心摄入的卡路里，而非吃了什么食物，他写道：“你应该尽可能多用卡路里这个词，这样你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在摄入卡路里，而非仅仅吃了一片面包、一块派。”这本书畅销了20年，直至今日还有售....

1920年，英国医疗署官员乔治•纽曼爵士将“过度摄入食物，不合理地摄入食物，以及缺乏新鲜空气和锻炼”作为身体状况恶化的原因。他认为很多人摄入太多——他们可怜的肠胃还没有得到片刻的空闲，就又开始吃，以致肠胃被堵塞了。当时的医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怪招以促进肠胃的工作和食物的消化——开着灯睡觉以燃烧脂肪、用烈酒把食物冲下去、食用“醋餐”等等。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低卡路里食谱。“好莱坞18天减肥计划”建议人们每天摄入585卡，主要从柑橘类水果摄入。

除了改善饮食，“减肥药”也在这个时期诞生，从1910年代一些所谓的减肥药竟然包含绦虫，《美国传奇：1930-1940年代美国小伎俩》中声称，1930年代，美国人会有意吃几条绦虫下去，觉得这样可以减肥——最著名的是歌剧演唱家玛利亚•凯勒斯，报纸热炒她因为吃含绦虫的鸡蛋减了50磅，绦虫都在以吃她的内脏为生了。后来她不得不辟谣，说自己是通过低卡路里的沙拉和鸡肉减肥的。

1920年代，香烟商人还在推广用香烟减肥的促销广告。1930年代，包含二硝基酚的减肥药短暂盛行，后因为有致盲和致死的案例，销声匿迹。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许多可疑的减肥药和减肥器具，有减肥饮料、饼干、冰激凌、鞋垫、眼罩，以及包在腹部和大腿上的减肥带。尽管有些听起来完全匪夷所思，还是有人愿意在上面花钱。

1933年《柳叶刀》上登载的文章写道：“如今，节食成了谈论减肥的一种流行语，人们不再说‘去掉多余肥肉’。”减肥的专用词汇的出现，可以看出当时减肥人数不再是少数群体，他们的人数多到已经有了重塑语言体系的能力。自此，关于肥胖的机制研究和药物治疗也逐渐增多且规范起来。

➤1900年的Babinski，以及1901年Frohlich描述了下丘脑性肥胖综合征，现在称为Frohlich综合征，这是丘脑下部病变导致的性腺发育障碍伴肥胖的综合征；

➤1912年，Cushing报道垂体嗜碱细胞瘤（ACTH瘤）引起的肥胖症（库欣综合征）；

➤1916年，Cannon和Carlson提出了饥饿的胃肠道机制；

➤1923年：Kylin第一次描述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痛风的聚集现象，而这些可能与肥胖有关；

➤1928 年：美国科学家奥德伯特（Oldberg）发现，在脂类食物的作用下，小肠黏膜可释放一种化学物质，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胆囊，引起胆囊收缩与排空。他们认为这种物质可能对食欲有抑制作用，把它们称作胆囊收缩素（CCK）。后来的研究证实，CCK 的确会使人产生饱腹感。

➤1937 年：美国医生阿布拉姆森（Abramson）首次用安非他明来治疗肥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由于长期服用这种药物会有失眠、烦躁、妄想、幻觉等副作用，该方法并未得到推广。

➤1940年左右，Vague发现上腹型肥胖（男性肥胖）是糖尿病和CVD中与代谢异常最为密切相关的类型，但这一研究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44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研人员说“减肥反弹，再减肥再反弹”这一传统的“Yo-Yo”减肥方法对健康有害，但60年以后的研究发现，这样比胖着不减还是强多了；

➤1947年，Vague指出向心性肥胖容易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1949年，Fawcett描述了棕色脂肪组织（BAT）；

➤1936-1949年间，Himsworth极富前瞻性的提出了“胰岛素抵抗”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在40年后才被国际糖尿病数据组正式确定。

二战爆发后，备受摧残的欧洲物资匮乏，减肥文化暂时消失，政府、营养学家、家庭主妇们都在忙着用不多的定量粮食分配维持日常的健康和消耗，“肥胖”不再是他们担心的问题。医生们也对过度肥胖失去了兴趣，1940到1950年间，欧洲没有人发表关于肥胖问题的文章。在战时和战后的困难时期，减肥产品也从广告中消失了。

然而，肥胖研究和减肥文化在美国这片新大陆更加繁荣起来。1940年，Louis Dublin（路易斯•都柏林），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首席保险精算师正式提出用身高/体重比率，来作为确定肥胖程度的客观公式，这个公式所利用的参数和BMI相同。而都柏林则在商业利润和科学之间，划下了人类肥胖史上第一道健康体重的界限。

1946年6月30日，太平洋的比基尼岛上进行原子弹的核试验，18天后，当时还是工程师的法国人Louis Reard（路易斯•里德）设计并命名了“比基尼”，自此，肥胖彻彻底底与不时髦联系起来。在这个观念的推动下，减肥栏目在各个网站报纸杂志都被归类到“时尚专栏”里。同时无数以“美女”“沙滩”“比基尼”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广告、海报，都在不断强化这个观念。

1948年，伊斯特•曼兹这位重208磅的主妇建立了TOPS（Take Off Pounds Sensibly，理智减肥小组），这是第一个号召团队减肥的小组。她是从参加产前教育小组获得的灵感，女性们可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到2004年，理智减肥小组有了23万会员，成功减肥的人成为KOPS小组成员（理智保持体重小组），也会时不时地举行聚会。

1950年代电视的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而非在户外锻炼；1960年代，汽车基本可以代替人的双脚，带你到所有的地方去。因此发胖率急剧上升，肥胖已经不是少数人面临的问题，减肥成为一种全民运动，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

1951年，美国政府和一些主要医疗机构开始推行“减肥行动”。以后的半个世纪证明这个减肥行动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前需要减肥的人并不多，现在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开始加入到这个行列。

1956年，世界上第一个电视减肥节目开播，全美女性开始随着电视在家里蹦蹦跳跳以减掉脂肪。1960年以后，以英国著名时装模特“Twig-gy”为代表的“新模特时代”到来，特征就是出奇的瘦，它再次强化了脂肪和时装之间的联系。“瘦如平板”的模特在时装界大行其道。

同时，越来越多的减肥互助组织出现——1963年5月，第一次商业化减肥行动开始，美国纽约长岛的家庭主妇Jean Nidetch（吉恩）开始了流行到现在的“体重观察”（Weight Watchers）减肥运动。在这种活动中，朋友们一周一聚，互相支持鼓励，并监督彼此锻炼、节食。如今“体重观察”成为一个庞大而受欢迎的公益组织，为肥胖人群制作了一系列便捷节食菜单、减肥锻炼计划、菜谱、健康食物以及一本杂志，目前有超过百万成员。

1960年代，化学的进步为怕胖的人提供了很多甜味代替品，让人们可以尽情享受甜点而不因为摄入大量卡路里而担心，比如人造糖精，尽管后来因为可能引起膀胱癌而退出市场。1968年，两位美国大夫加入到倡导减肥的行列里，《快速节食减肥法》一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72年“吃肉减肥法”正式面世。创始人Atkins（阿金斯）博士建议想减肥的人不吃或是极少吃碳水化合物，敞开吃肉。尽管这种方法非常流行，但近来的研究表明其危害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直到这一时期，医生和健康专家们才开始深入研究肥胖对健康的影响：

➤1948年，心脏研究专家开始研究肥胖对心脏的影响。195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物理学家约翰•葛夫曼认为胆固醇含量与冠心病的关系很大，并且发现血液中含有胆固醇的脂蛋白与心脏病有关联。早期研究认为，肥胖和血液脂蛋白有关系。而对高血压、高血脂的研究也证实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科学家和医生们也加入了“反肥胖”大潮。同一时期，关于肥胖机制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也为后续肥胖的治疗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0 年：美国科学家朱尔斯·赫希（Jules Hirsch）发现了一只非常肥胖的小鼠，体重是正常小鼠的3 倍，并有糖尿病。他把这只小鼠命名为肥胖鼠（简称ob 小鼠）。经过分析，他发现ov 小鼠的肥胖是可遗传的，是由一个单基因隐性突变所致，这是第一次确认肥胖可以因单个基因缺陷而发生，该基因被称为肥胖基因（Obese Gene,Ob）。

➤1953 年：美国生理学家肯尼（kenndy）提出体重调定点假说。他认为如同体温一样——寒冷时颤抖，太阳下流汗，是为了维持住恒定的体温——当身体发觉体重低于预定值时，就可能通过提升食欲，使你厌倦运动等手段，促使体重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1958 年：美国科学家赫维（Hervey）在研究中，将两只大鼠的动静脉连接起来，通过血液的交叉循环，让两只大鼠可以共享血液中的激素，创造了后来在肥胖研究中很有用的联体技术。

➤1962年，由Neel提出了著名的“节俭基因表型”假说，指出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对抗外界环境不可预知的营养供给状况，机体逐渐形成一种自觉储备剩余能量的适应性。

➤1966 年：美国科学家朱尔斯·赫希发明了一种估算人体内脂肪细胞总数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他在研究中发现，肥胖症患者的脂肪细胞数量通常是普通人的10 倍，达到2500 亿之多，，并且体积也要比普通人的大4 倍。

➤1966 年：美国生化学家道格拉斯·科尔曼（Douglas Coleman）及同事又发现了一种肥胖鼠它的肥胖程度公略低于原来的ob 小鼠，但糖尿病症状更加典型，而且对胰岛素无反应。因此，他们给这种小鼠取名为糖尿病鼠，简称为db 小鼠。这为研究人类肥胖并发症提供了绝佳的动物模型。

➤1967 年：英国科学家斯图尔特首次把行为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于肥胖症治疗，帮助肥胖者逐步改掉不良生活习惯。此后，行为疗法在医院、保健组织等大量采用，成为治疗肥胖症的有效方法之一。

➤1969 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利用胃旁路手术治疗患有糖尿病的肥胖者，这是最早利用手术治疗肥胖的案例。结果发现，减肥手术后肥胖病人的体重明显减轻，同时Ⅱ型糖尿病病情也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

BMI让肥胖无处遁形

在20世纪初，因为肺炎和肺结核的威胁，低体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对年轻和体重不足的成年人而言。

1980年代，“肥胖流行病”这个词在报纸上广泛出现。医生和公共健康官员开始警告人们一种新的流行疾病——肥胖，正在威胁整个社会的健康，尤其是孩子们。减重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甚至成为政府健康官员关注的问题。但1983年2月美国著名歌手卡伦•卡彭特死于厌食症，科学家也开始关注因为过度减肥而造成的营养失调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还是怕胖超过了怕瘦，各种减肥食谱、减肥药丸、减肥项目无处不在。但是，情况仍然没有好转。

由此，另一个问题也伴随而来，什么是健康合理的体重，如何定义肥胖和“消瘦”？这实际上是量化肥胖或消瘦的问题，也是了解肥胖流行范围和肥胖程度的基础，以及体重管理的重要前提，而定义这一问题似乎并非仅仅是“体重”本身所能解决的。

当然，体重本身的测量和评估标准对于定义超重和肥胖是必要的。1885年，首先在德国，随后是美国引入了一种便士秤，允许测量体重，精确到±6磅。从那时起，体重评估和寻找“健康”体重的新时代开始了。

前文已经介绍：1835 年阿道夫·凯特莱（Adolphe Quetelet）发明了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基础），所以这个指数也叫Quetelet指数。阿道夫·凯特莱（ Adolphe Quetelet，1796-1874）是比利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对概率论着迷，并热情地将概率微积分应用到人体的物理特性中。他的想法是证明正态高斯分布可以应用于人类的物理属性，这可能是寻找“标准”的重要途径。在1831年至1832年间，凯特莱进行了被认为是第一次基于新生儿和儿童身高和体重的横断面研究。该研究显示，体重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以身高的立方增长，然后以身高的平方增长直至青春期，在25岁后几乎停止增长。1835年，凯特莱出版了一本名为《论人及其能力的发展-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Aptitudes》的书，其结论是个人的体重随身高平方的增加而增加，并引入了人体测量指数，即以千克为单位的体重除以以米为单位的身高平方，现在称为Quetelet指数。阿道夫·克托莱是第一个为比利时男性和女性在20岁、30岁、40岁、50岁和60岁制定“平均体重”表的人。

医疗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利润与承保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他们需要能预测以后发生疾病概率的机体参数，也敏锐的看到了这些参数的价值。

➤1846年，英国外科医生哈钦森根据2650名英国人的统计数据，公布了一份30岁男性在30岁时身高从5.1-6英尺的“平均”体重表。该表成为英国人口的参考，并被人寿保险公司用作评估申请人的指南。

➤1867年，《代理人人寿保险手册》由纽约共同人寿保险公司出版。其中列出了身高和对应的体重表，并认为是提供了当时“最佳权威机构认为的个人身高与体重的最理想比例”。

➤1889年，美国精算学会和美国人寿保险医疗总监协会成立，这推动全行业甚至全国的统一的身高/体重表成为可能。

➤1912年，医疗精算死亡率调查公布了被保险人的身高和体重的统计数据，并设立了一个目标“提供一个准确的身高和体重标准表，并确定体格对寿命的影响”

“理想”体重问题以及与“理想”体重偏离的可接受程度成为保险公司最重要的问题。超重被定义为超过参考值阈值的体重，其中参考值来自人口分布。基于观察到的体重与死亡率的关联，能够让保险公司如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LIC）开发出相关参数：

➤1942-1943：上述柏林和洛萨的表格当时称为“理想体重Ideal weight”（MLIC1942）标准表。1940年代，Louis Dublin（路易斯•都柏林，美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首席保险精算师）和洛萨（Lotha，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LIC副总裁）正式提出用身高/体重比率，来作为确定肥胖程度的客观公式，这个公式也近似于BMI。从1911年到1935年，大约有400万MLIC投保人的数据被用于此公式的推导。“理想”体重的主要标准是长寿。都柏林和洛萨根据性别、身高和体重将投保人分类；但是他们无法将这些数字拟合成正常曲线，直到他们将研究人群进一步分成小、中、大三种体型。从保险的角度来看，“坏体重”被认为占20%-25%，病态肥胖比“理想”体重框架高出70%-100%。“1942-1943都市身高和体重表（1942-43 Metropolitan Height and Weight Tables）”是根据都柏林和洛萨的结果创制的，并成为“理想”体重的国家标准。这些表格是美国人口寿命的近似代表，但几乎没有关于死亡率趋势和原因的信息。

➤1959：“称心体重desirable weight”（MLIC1959）标准表。1959年，精算师协会与26家保险公司合作进行了“体格和血压研究（The Build and Blood Pressure Study）”，根据体质和血压的变化确定被保险人的死亡率。这些权重来自于1935年至1953年间投保的死亡率最低的人的数据，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追踪到1954年。测量的身高和体重是穿着“室内服装和鞋子”的人的身高和体重，包括20%的自我报告值。研究中的“框架尺寸”不是基于骨骼高度的测量，而是基于骨骼高度与人在该分布中的位置相关的假设，任意划分相对重量的分布。体重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心血管疾病，得到了证实，MLIC1959年体重表被创建，其中“理想体重Ideal weight”被“称心体重desirable weight”取代。

➤1983：“身高体重”表（MLIC1983）。1979年，“体格和血压研究”的第二项研究根据1950年至1972年被保险人的死亡率制作了修订的表格，其中“理想”体重高于先前研究中的体重。根据新研究数据，MLIC1959年的“称心”体重表被MLIC1983年的“身高和体重”取代。

这些标准表格成为后来根据体重指数（BMI）临界值制定体重不足、正常、超重和肥胖个人定义的平台。

1972年，安塞尔•基的《慢性病日记》正式将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用来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其使用方法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

超重和肥胖是由额外脂肪积累引起的与营养相关的疾病，1980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和农业部（美国农业部）负责在发布“美国人饮食指南”，并负责每5年更新一次该文件。该文件目标是为公众提供营养和饮食信息和指导。1980年，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出版了第一版《美国人饮食指南》，并根据目前对饮食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的了解向公众提出建议。该指南包括一张根据Fogarty国际肥胖中心会议推荐的建议体重表，并对身高和体重进行了调整。

1980年，NIH关于肥胖对健康影响的共识发展会议将定义超重、重度超重、肥胖和重度肥胖的标准应用于1976-1980年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II）数据。“超重”的定义是体重指数（体重指数=以千克为单位的体重除以以平方米为单位的体重）≥85百分位，其中“严重超重”≥95百分位的20岁-29岁男女。“肥胖”和“重度肥胖”的定义使用相同的标准：只是用三头肌和肩胛下皮褶厚度之和替代体重指数。这些数字达到了将“超重”定义为男性体重指数≥27.8kg/m^2和女性体重指数≥27.3kg/m^2的标准。这些标准与MLIC1983年表格中超过“理想”体重的20%或以上相匹配（从中等身材者的范围中点算起）。随后这些定义被广泛接受为标准。然而，可接受的“正常”体重指数范围的数字不同于基于标准表版本的数字，例如，MLIC1959中为26.4（男性）和28.5（女性），MLIC1983为27.2（男性）和26.9（女性）。此外，建议的要求不同于Fogarty 中心和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制定的指南。指南中的这种差异指向体重与身高表的技术问题：测量的差异（鞋、衣服和自报数据，如MLIC1959中20%的自报数据MLIC1983中10%）和人口选择。这就提出了对超重和肥胖进行标准化定义的迫切需要，并开始了对体重与身高指数的研究。

1985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和农业部（美国农业部）发布了第二版“美国人饮食指南”。该文件使用了MLIC1959的“理想”体重-身高表，并将这些数字转化为男性25-26岁和女性24-25岁的超重体重指数。在1990年第三版中，男性和女性的表格被合并成一个表格，并由两个年龄组呈现，其中“不健康”体重被转化为19-34岁的体重指数≥25kg/m^2和35岁以上的体重指数≥27kg/m^2。

1990年，《1990国家营养监测和相关研究法案》（Public Law 101-445,Title III,Section301）声明，“美国人饮食指南”报告应包含营养和饮食信息以及面向公众的指南，并至少每五年出版一次。每份此类报告“应由各联邦机构在执行任何联邦食品、营养或健康计划时进行宣传”。由此，该类报告纳入法律监督。基本上，法律规定美国人饮食指南中健康体重或超重的定义应该由联邦机构使用。

1995年，世卫组织身体状况专家委员会在日内瓦发表了技术报告：《人体测量学的使用和解释》（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thropometry）。公认人体测量的基本方法是体重和身高。建议将两种基本测量方法结合起来：

➤成人体重指数BMI（body mass index=体重/身高的平方）

➤或重量指数（ponderal index=体重/身高的立方）；

➤并且描述纳入年龄考虑的三个人体测量指标：身高矫正体重、年龄矫正身高和年龄矫正体重。

世卫组织身体状况专家委员会建议根据“BMI和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方法”将不同的体重指数水平进行分类，切点为25、30和40。世卫组织身体状况专家委员会参考了Troiano等人进行的荟萃分析，该分析包括17项研究，其中37项子研究涉及350,000名男性和超过38000例死亡，以及6项研究，其中12项子研究涉及250,000名女性和13700例死亡，并显示当体重指数< 18.5和> 30.0千克/平方米且可接受的体重指数范围为18.5-25.00，U形曲线死亡率急剧上升。世卫组织专家强调，切点是根据“体重指数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目测检查”曲线人为选择的：例如，“30的切点是基于曲线的弯曲点”。作者建议，这种方法应该在未来根据体重指数与健康风险的关系进行修订。

1996年，BMI这个用于计算人体单位面积的重量的参数正式用于诊断肥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18至65岁的人来说：BMI在18.5-24.9为正常；BMI在25-30时为超重；BMI超过30则为肥胖。在BMI的精确计量下，科学家可以统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胖子比例，每个人都被规划在一个“胖”或者“不胖”的框架之内，肥胖顿时无所遁形，此时，肥胖已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整个社会津津乐道、指手画脚之事。BMI越来越得到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的认可，而对肥胖的定量也让肥胖的流行趋势一览无遗。

而这一时期，肥胖的研究也深入到分子和基因的层次。当1994年，导致肥胖的基因（见后ob基因和Leptin）被发现时，人们以为很快就能够找到简单的解决肥胖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科学上的进展只是印证了人类与肥胖的斗争之艰难。直至如今，人们还在年复一年地花费大量金钱在减肥上。

➤1987 年：道格拉斯·科曼在一系列精细设计的实验中，将正常小鼠和db小鼠的循环系统连在一起，他发现db 小鼠释放出一种物质能抑制正常小鼠的食欲，而db 小鼠本身对这种物质没有反应。他的这一发现为肥胖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指出了一条重要道路。

➤1988年：Reaven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当年ADA大会Banting Lecture上正式提出“X综合征”的概念，内容包括与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糖耐量异常、高甘油三酯血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等异常。

➤1994 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在道格拉斯·科曼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技术发现并分享出了由人类ob基因编码的蛋白（Leptin蛋白，瘦素），也就是可以抑制正常小鼠食欲的那种神秘物质，他把这种蛋白命名为瘦素。这一发现为解释肥胖成因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肥胖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Leptin虽然重要，但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肥胖的分子机制并不能由这一个基因或分子来解释，因此诺贝尔奖并未垂青于它。

➤1996 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S·弗莱尔（Jeffrey S. Flier）发现，在肥胖小鼠体内，MCH（黑色素聚集激素）的浓度明显偏高，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MCh 的合成会受到抑制。他还推测，MCH 浓度的上升会使动物吃下更多的食物，加重肥胖程度。

➤1998 年：日本科学家柳泽正史（Masashi Yanagisawa）发现了可促进食欲的一种因子食欲素（Orexin,OX），这种物质分为A 型和B 型，分泌神经元主要位于下丘脑的背区、外侧区以及围穹窿区。这两种因子的尝试越高，动物的进食欲望也越强。

➤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肥胖症国际分类，确认其世界范围的流行病学特点，并建议采用“代谢综合征”的名称，此后在标准的讨论中，腰围/腰臀比/中心性肥胖等被不同的阻止纳入必要条件。

肥胖大流行

和平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流，物质生活的丰富带来的是肥胖大流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坐在桌前的时间越来越长——1990年代，电脑开始普及，需要坐在屏幕前进行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在娱乐方面取代了电视的位置，人们有了各种可以长时间坐着，不需要怎么动的消遣——电视机、电脑、PSP、iPad……肥胖人口与日俱增。

在BMI的框架下，肥胖的流行趋势一览无遗。1975年的肥胖流行趋势如下图，浅黄色的部分是BMI为18.5左右的分布区域，而深红（BMI为35）的区域几乎没有。

而到了2004年已经变成这样：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忧心忡忡地估计，全世界肥胖人口约有十亿之巨，并且在20年内，这个数据可能翻番。美国政府甚至将肥胖问题提到了“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讨论。

肥胖的流行带来的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甚至某些肿瘤的流行，也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和经济负担。对抗肥胖的斗争也从来没有终止。

一波波新的减肥节目出现——比如美国电视比赛节目《减肥达人》和国内类似的减肥节目都受到热捧，各种运动或饮食控制方式如代餐等也进入了“胖胖”们的视野，各种关于肥胖的电视剧和电影也出现在大众面前。前述1969年已经有胃旁路手术治疗患有糖尿病的肥胖者的个案，而新世纪，减重手术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4年《JAMA》杂志中一项纳入22 094例患者，涵盖全球136项关于代谢性手术研究的meta分析指出，除了明显降低体重，代谢性手术可完全治愈或改善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

➤2007 年：瑞典科学家舍斯特伦（Sjostrom）在研究中证实，通过实施外科手术进行减肥治疗，有助于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比如显著降低糖尿病发生率），延长患者寿命，此文发表在当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2008年：《美国内科学年鉴》提出代谢健康型肥胖MHO和代谢非健康型肥胖MUO的概念，扩大了对是否存在“健康肥胖”的争论。但至少大家的共识是，应对非健康型肥胖MUO进行积极的治疗干预。

➤2010 年：英国牛津大学一项新研究证实，肥胖和过量饮食与人体内的“肥胖基因”过于活跃直接有关。科学家将此基因称为“脂肪轩与肥胖症相关基因”（FTO 基因）。美国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一种名为CRTC3 的基因可以放慢脂肪消耗速度。人体若缺乏这种基因，则脂肪消耗快，不容易发胖。

➤2016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随访了242例接受胃旁路术或袖状胃切除术的青少年3年后，发现该手术不仅显著降低体重，还明显减少了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提及肥胖及其严峻性，并且公布了许多官方数据，其中，所列的事实包括：

➤1975年以来，世界肥胖人数已增长近三倍。

➤2016年，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逾19亿人超重，其中超过6.5亿人肥胖。

➤2016年，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有39%超重，且13%为肥胖。

➤世界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国家，死于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大于死于体重不足的人数。

➤2016年，超过3.4亿名5-19岁儿童和青少年超重或肥胖。

➤还有，肥胖是可以预防的......

现在，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肥胖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减重是一个看似容易，实际非常困难的额事情。如果减肥容易，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胖胖”了。一些减肥药物以及减重手术进入临床，但风险和获益还是捉摸不定，带来的是更多的焦虑。各种昂贵的代餐产品也吸引着众位"胖胖"（比如X老虎），部分也取得了不错的减重效果，也许昂贵的代价也体现了减重决心，就如需要付出“身体代价”和经济代价的减重手术，看来最有效益风险比的减重方式仍然不光是医学的，更是社会的。新的降糖药物似乎也对减重情有独钟，降糖的同时还不忘帮着降低体重。但是，纵观整个肥胖的历史，也许改变肥胖流行的根本出路还是要回归教育普及，合理饮食，适当运动，减少压力，保护环境，顺应自然。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和肥胖的斗争扔将继续.......

部分内容参考自：

[1]环球科学2011年3月刊.

[2]新民晚报-肥胖，不只与你有关.

肥胖和谣言，会像疟疾一样传染吗？

提起“传染”一词，我们会联想到病毒、细菌等的传播与扩散。不过，“传播”和“扩散”等特性并不仅仅存在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类传染病中。在生活里，情绪、谣言、思想，同样有着强大的传播和扩散力。如果说病毒的传染现象是医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议题，那么这些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传染现象，也同时是社会科学学者们关心的话题。

这些“传染”现象之间有关联吗？是否可能对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传染”现象的机制进行归纳和概括？亚当·库哈尔斯基在《传染：为什么疾病、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一书中，就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尝试。从传染病到谣言，从恐慌的情绪到肥胖这种生理特征，通过对各类学科权威研究的梳理，库哈尔斯基发现，许多“跨领域”的“传染”现象具有某些共性。例如，某些社交谜因（meme）在网络上的传播过程和传染病一样，其传播可能在某个阶段因为传染者之间形成的“群体免疫”而受阻。但同时，社会活动中的许多“传染”现象又与传染病的传播十分不同。比如，艾滋病的传播往往通过和一个携带HIV病毒的患者的接触就可以完成，但社交网络上的观点的传播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观点接触。

网络写作者越来越偏好用“三段论”来结构文章，因为这恰好迎合了人们在网络中参与信息传播的某种心理；传播力最强的虚假信息的作用，不在于混淆真相，而在于摧毁人们对真相的信念....库哈尔斯基富有想象力的跨学科研究带给我们诸多看待社会现象的新视角，而这种类型的尝试在过去十几年里，正在逐步深化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然而，试图将不同领域的“传染”现象相联系的尝试也为这本书招致了不少争议。

《传染：为什么疾病、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 [英]亚当·库哈尔斯基著，谷晓阳 / 李曈 / 王兴伟 / 王雪萍译，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

罗斯的灭蚊行动：从描述“传染”现象到探求“传染”机制

1901 年，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带队前往塞拉利昂，实验自己的控蚊措施。他们清理了大量的瓶瓶罐罐，并在蚊子繁殖较多的积水中喷洒灭蚊药。罗斯回忆到，他们将各处的坑都填平了，因此路面上不会有积水。最后的效果非常好：当罗斯一年后再次来到塞拉利昂时，蚊子比之前少多了。第二年，罗斯成功说服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采纳他的控蚊措施，说服过程也比之前顺利得多。在埃及城市伊斯梅利亚（Ismailia），每年有大约 2000 人感染疟疾。在进行了大规模的灭蚊行动后，年感染人数下降到了 100 人以下。在其他地方，灭蚊行动也被证明有效。虽然这些项目都取得了成效，但很多人仍然对灭蚊行动持怀疑态度。因此，罗斯需要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的同行。为了找到这个理由，罗斯最终采用了数学方法。他早年在驻印医务部队服役时就自学过数学，而且学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当时，罗斯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不消灭所有蚊子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控制疟疾？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罗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疟疾传播概念模型。首先，他计算出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每一个月的疟疾平均感染人数，这意味着将疟疾传播过程分解成不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罗斯认为，疟疾要传播，本地区内至少要有一个人已经感染了疟疾。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1000 人的村庄里有 1 人感染了疟疾，疟疾要从这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必须要有按蚊（Anopheles）叮咬这个病人。罗斯假设，每 4 只蚊子当中，只有 1 只能成功叮咬到人。如果这个地区有 48000 只蚊子，那么就有 12000 只蚊子能叮咬到人。

由于该地区的 1000 个人中只有 1 个人感染了疟疾，因此这 12000 只蚊子中有 12 只叮咬到了这个病人，并成功将疟原虫吸入体内。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繁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些感染了疟疾的蚊子得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具备传染能力。罗斯进一步假设，每 3 只蚊子中只有 1 只能活那么久，这就意味着在这 12 只蚊子中，到最后只有 4 只能获得传染能力。根据开始的假设，这 4 只蚊子中只会有 1 只成功吸食人血，这意味着只有 1 只蚊子能够传染疟疾。罗斯的计算表明，即使该地区有 48000 只蚊子，平均也只能导致 1个人感染疟疾。

如果该地区有更多蚊子或者更多染上疟疾的病人，按照上述逻辑，每一个月就会有更多的人感染疟疾。然而，还有一个过程会减少疟疾感染人数的增加：罗斯估计，有 20% 的疟疾病人会在一个月内康复。这意味着疟疾要在该地区持续流行，感染过程和康复过程要达到某种平衡。如果康复的速度超过了感染的速度，那么患病人数最终会下降为零。这便是罗斯理论的核心。要控制疟疾的传播，无需将所有蚊子都消灭。他提出了关键蚊子密度（critical mosquito density）的概念，一旦蚊子数量降到该水平以下，疟疾就会自己慢慢销声匿迹。正如罗斯所说，“只有当社区中有足够多的按蚊存在，导致新感染人数多于康复人数时，疟疾才能在该社区中持续存在。”

罗纳德·罗斯爵士，苏格兰医师，主要研究疟疾的侵入机制与治疗方法，且在西非发现传播疟疾的疟蚊。

罗斯的分析不仅表明疟疾的传播是可以被控制住的，同时还包含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念，这个理念会让我们对传染病的看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罗斯认为，对疾病的分析有两种方法，分别是描述法（descriptive method）和机制法（mechanistic method）。在罗斯那个年代，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方法是根据描述性的信息来进行推理：从现实数据着手，归纳反推出可预测的模式（predictable pattern）。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对 19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天花疫情的分析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法尔是一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统计员，他发现感染人数在刚开始时增长非常快，但增长速度随后逐渐放缓。感染人数最终达到峰值，接着便开始下降，并且下降的趋势与增长阶段的趋势几乎完全对称。利用病例的相关数据，法尔绘制出了一条描述疫情发展趋势的曲线。他后来发现，1840 年暴发的另一次疫情也基本符合这一趋势。在他的分析中，法尔并没有为疾病的传播规律提供解释，也没有提到传染速度或者康复速度。法尔的方法关注的是疫情以何种趋势发展，而不是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与法尔不同，罗斯采用的是机制法。法尔的描述法首先采集数据，然后找出可以描述数据趋势的模式。而罗斯首先做的则是找出影响疾病传播的主要过程。利用掌握的疟疾知识，罗斯对疟疾的感染途径、传播途径以及患者的康复时间进行了阐释。他用数学公式总结出了一个疟疾传播的概念模型，并用这个模型来分析预测疫情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他的分析中包含有对疟疾传播过程的具体假设，因此罗斯可以对其进行微调，看看如果条件有所改变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灭蚊行动会带来什么效果？如果传染速度下降的话，这病要多久才会销声匿迹？罗斯的方法能帮助他向前看，思考“如果……将会怎样？”的问题，而不像描述法那样仅仅从现有的数据中寻找规律。

科学创新、肥胖与情绪的传播：无处不在的“社会濡染”

科学概念的传播启发了最早一批对思想传播的研究。20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数学家威廉·戈夫曼（William Goffman）提出，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疾病的传染很像。疟疾等疾病通过蚊子在人际间传播，科学研究则通常依靠学术论文在科学家之间流传。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牛顿的运动定律，再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新概念会“传染”那些接触到它们的易感的科学家们。

费曼图是物理学中的一种常用方法，用箭头和圆圈组成的示意图，展示粒子如何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它源于美国，但甫一传入日本学界，就迅速流行开来。费曼图在前苏联的传播则没那么顺利，流行速度比美国和日本缓慢得多。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合：日本的大学在二战后迅速扩张，形成了强大的粒子物理学界；相形之下，冷战的出现—再加上朗道等学界大咖对费曼图的质疑—抑制了费曼图在前苏联的传播。基于数据，学者们还估算了费曼图的“再生数”R。R 值反映的是，对于每一个接受了费曼图方法的物理学家，他们最终又把这种方法传给了多少人。研究结果很有意义：作为一种观念，费曼图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美国，R 值最初约为 15，而在日本，则可能高达 75。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量化一种观念的“再生数”，为之前只是一个模糊概念的“传染性”赋值。

那么，费曼图又为何具有如此高的“传染性”呢？会不会是因为物理学家在这段时间里交流甚多？事实并非如此：R 值高似乎是因为科学家一旦接受了费曼图，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传播它。这些研究人员指出：“费曼图的扩散模式类似于一种传播速度很慢的疾病。”它之所以会被广泛接纳，“不是因为人们接触它的概率极高，而是因为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

追踪引文网络不仅可以揭示新思想是如何传播的，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如果知名科学家在某个领域占据了话语权，就可能会阻碍具有竞争性的理论的发展。因此，只有在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家光芒黯去后，新理论才可能获得关注。正如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经说过的那样，“每埋葬一名权威，科学就会前进一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后来对这一著名论断进行了检验。在分析了顶尖科学家英年早逝后的情况后，他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竞争团队随后会发表更多论文，获得更多引用；而那位早逝的“明星”科学家的合作者们往往会逐渐淡出，不复盛名。

《创新的扩散》 [美]埃弗雷特·罗杰斯著，唐兴通 / 郑常青 / 张延臣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

人们也很容易低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0 世纪初，在撰写关于“事件发生的理论”的论文时，罗纳德·罗斯和希尔达·哈德森指出，这一理论也可以用于研究事故、离婚和慢性病等“非传染性”事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是独立发生的：某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并不会影响它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不存在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的问题。21 世纪初，研究人员开始怀疑情况是否真的如此。2007 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Christakis）医生和社会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发表了一篇题为《32 年来肥胖在大型社交网络中的传播》的论文。他们分析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参与者的健康数据。两人提出，肥胖可能在朋友之间传播，还可能会在社交网络引发连锁反应，潜在地影响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随后也研究了同一社交网络中的其他几种社会濡染问题，包括吸烟、幸福、离婚和孤独。孤独可以通过社交接触传播，这个说法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两人解释说，在朋友圈的边缘地带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朋友圈外围的人朋友较少，这不仅让他们感到孤独，还容易推动他们切断仅有的几条关系纽带。但在切断联系之前，他们往往会将同样的孤独感传递给剩下的朋友，如此循环。”

这些论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仅是关于肥胖传播的那一篇，在发表后的十年间就被引用了超过 4000 次，许多人认为这篇论文证明了肥胖等特征是可以“传染”的。不过，这些论文也受到了批评。在有关肥胖和吸烟的研究发表后不久，《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的分析中所描述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数学家拉塞尔·莱昂斯（RussellLyons）随后又写了一篇文章，称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犯了“根本性错误”，“他们的主要论点缺乏依据”。

我们到底该相信谁？肥胖这类事情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某种行为是否会传染？我们经常与认识的人有共同的特点，从健康习惯、生活方式到政治观点和经济水平。一般来说，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社会濡染：或许，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朋友间会习得对方的行为。情况也可能正相反：或许正因为你们有某种共性，才会成为朋友。这种现象被称为“同类相聚”。当然，一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与社交接触完全无关：你和你的朋友可能碰巧处在相同的环境，而环境影响了你们的行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下雨时，一群人都撑伞，他们不是在呼应彼此，而是看到了头顶的云层。社会濡染、同类相聚和共同的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很难确定这三种解释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你喜欢某项活动是因为你的朋友喜欢，还是因为这项共同的爱好使你们成为朋友？你放弃了约定的跑步计划是因为你朋友也不去了，还是你们都因为下雨而决定放弃？社会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映射问题”（the reflection problem），因为一种解释可以映射另一种解释。

友谊和行为通常彼此相关，但要证明行为会通过友谊“传染”却非常困难。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需要想办法把社会濡染与其他可能的解释分开验证。要做到这一点，最确切的方法是引发一次“疫情”，并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引入某种特定的行为，并监测它是如何传播的，就像阿普林和同事们对鸟类所做的那样。但很多时候，这种研究都存在严重的研究伦理上的问题。

电影《流感》剧照。

通过研究有潜在“传染性”的行为，研究人员还发现了生物传染和社会濡染引起的“疫情暴发”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与亲密的朋友相比，信息通过关系一般的熟人可能传播得更远。这是因为在朋友的关系网中，不同的人往往有多个共同的朋友，这使大部分的信息传播变得冗余。“如果一个人把一条谣言告诉他所有的密友，而他们也同样这么做，那么许多人就会重复听到第 2 次、第 3 次同样的谣言，因为那些关联性很强的人群往往拥有共同的朋友。”格兰诺维特把熟人的重要性称为“弱连接的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如果你想要获得新的信息，比起亲密的朋友，你更可能从一个普通朋友口中得知。这些“泛泛之交”的关联已经成为社交网络科学的核心部分。

“小世界”里的联系有助于生物和金融“疫情”从网络的一个部分跳跃式地传播到另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联系还可以拯救生命。医学上有一个长期存在的悖论：在周围有许多亲属的情况下，患者心脏病或中风发作时，反而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救治。这很可能是社会网络的结构导致的。有证据表明，在目睹患者轻度中风时，亲密的亲属群体往往倾向于观望一会儿，没有人愿意反驳群体的主导观点。相比之下，“弱连接”—比如同事或非亲属人员—则会提出更多的意见，因而能够更快地发现症状，更早地呼救。

不过，那些会导致疾病扩散的网络结构并不一定会对社会濡染产生同样的影响。社会学家戴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曾举过一个例子：HIV 通过性伙伴网络广泛传播，如果生物和社会传播机制相同，那么预防艾滋病的观念也应当通过这些网络广泛传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延缓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在传染病暴发期间，疾病通常是经由一系列的单次接触扩散开的。如果你被感染了，一般是某个特定的人传染了你。而对于社交行为来说，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我们常常是在看到许多人都在做某事之后才开始模仿的。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明确的传播途径。这种行为模式被称为“复杂传染”（complex contagion），即它的传播需要多次接触。例如，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在分析吸烟行为时提出，如果一个人的许多朋友都停止吸烟，那么他就更有可能戒烟。研究人员还发现，从运动和健康习惯，到创新与政治行为，都存在复杂传染。通过和一个不太熟的人单次接触，HIV 这样的病原体就可以发生传播，而复杂传染则需要多人参与。

因此，虽然小世界网络可能有助于疾病的传播，但它们却会限制复杂传染。那么，复杂传染又为什么会发生呢？戴蒙·森托拉和他的同事迈克尔·梅西（Michael Macy）提出了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四种机制。

首先，已经有一些人参与的事情会更容易传播。例如，从社交网络上的集体行动，到反对某事物的抗议活动，群体中已经接受了某一新观点的人数越多，通常这个观点就越有吸引力。第二，多重暴露可以提升接受度：如果人们从多个来源都获得了某个消息，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相信此事。第三，观点的接受程度也依赖于其社会合法性：知晓某事对你的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与你看到别人采取—或不采取—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两者的效果大不相同。1968 年，科研人员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学生们坐在一个房间里学习，然后研究者慢慢地向房间中释放假的烟雾。如果房间里只有这些学生，他们通常会做出反应，逃离屋子；但如果房间中除了学生，还有一群安排好的演员在继续低头工作，那么学生们也会继续工作，等待他人的反应。最后，情感放大效应也会促进复杂传染。在情感激荡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可能更容易接受某些想法或行为。例如，在婚礼或音乐会这样的场合，身处其中的人就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染。

复杂传染的存在，也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重新评估创新思维是如何传播的。森托拉认为，如果人们需要多次接触才能采纳一个想法，那么简单直接的接触就很难促进创新理念的传播。例如，要让创新思维在企业中传播，仅仅鼓励组织内部进行更多互动是不够的。如果希望创新思维实现复杂传染，就需要使互动适当趋于集中，以推动这些思维的社会强化过程。如果人们反复看到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采取某项新的行为，那么他们就更可能去效仿。但组织又不能过于封闭，否则新的观点就无法突破小部分人的团体而向外传播。互动网络需要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要让局部的小团队成为创意的孵化器；另一方面，要像皮克斯那样，促进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使创意拥有更多的受众。

现在写故事的人为什么偏好三段论？

什么样的想法会在网上流行？2011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乔纳·伯杰（Jonah Berger）和凯瑟琳·米尔克曼（Katherine Milkman）研究了人们会通过电子邮件给他人分享《纽约时报》上的哪些故事。他们收集了 3 个月的数据—总共近 7000 篇文章并记录了每个故事的特点，以及它们是否进入了“发送最多的电子邮件”名单。他们的研究发现，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文章更可能被分享。无论是积极的情绪（如赞叹），还是消极的情绪（如愤怒），都是如此。相比之下，引发悲伤等所谓“低迷”情绪的文章被分享的次数较少。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比如，人们更愿意传播会引起人反感的故事。

然而，情感并不是我们记住故事的唯一原因。通过考察《纽约时报》文章中的情感内容，伯杰和米尔克曼可以解释故事流传广度 7% 左右的差异。换句话说，还有 93% 的差异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这是因为文章的受欢迎程度并非只取决于文章内容能够激起的情感。伯杰和米尔克曼的分析指出，人们是否会分享一篇文章，还要看它是不是令人惊奇或具有实用价值。故事的包装也有一定影响：一篇文章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它发表的时间，发表在网站的哪个栏目，以及作者是谁。当两位研究者将这些附加特征也纳入考量，便可以解释更多的差异了。

电影《社交网络》剧照。

我们现在更重视哪一类基于故事的信息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与人类生存有关的故事最重要：在内心深处，我们需要有关哪里有食物，哪里潜藏着危险的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会引起反感等反应的故事更难忘，毕竟，我们不想毒死自己。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由于社会交往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与社会相关的信息最有用。这就意味着，我们更倾向于记住那些打破社会规范的关系和行为的细节。

为了验证这两种理论，学者特拉尼和同事们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模仿了孩子们的“传话筒”（broken telephone）游戏：故事由一个人传至另一个人，再传至另一个人……传到最后，看看初始的故事被记住了多少。他们发现，相较那些内容中立的故事，包含生存或社会信息内容的故事更容易被记住，而在后者中，包含社会信息内容的故事又比包含生存内容的故事更容易被记住。

其他因素也可以促成故事的成功传播。较早的“传话筒”实验发现，随着不断传播，故事会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人们记住了要点，但忘记了细节。令人惊讶也有助于故事的传播。有证据表明，如果包含一些反直觉的内容，故事会更令人难忘。然而，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诚然，故事需要一些让人惊讶的情节，但是也不宜过多。成功的童话故事一般都有很多人所熟知的内容，但同时会包含几个异于常理的地方。

故事的结构也是一个因素。“金发姑娘”的故事深受欢迎，或许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而是因为 3 只熊。是 3 只熊使故事变成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三重奏”：碗里的粥太烫、太凉、刚刚好；睡觉的床太软、太硬、刚刚好。这种修辞手法被称为“三分法则”（rule of three），在政治演讲中经常使用，远至亚伯拉罕·林肯，近至巴拉克·奥巴马，都曾用过。为什么这种“三连发”的方式这么好用？这可能与“3”的数学重要性有关：一般情况下，要建立（或者打破）一个模式，我们需要至少 3 项彼此联系的元素。

虚假新闻真正的危害并非曲解真相，而是让人怀疑真相的存在

贝尼托·墨索里尼曾说过：“宁为雄狮一日死，不为羔羊百年生。”但推特上一个名为“ilduce2016”的账户却宣称，这句话其实出自唐纳德·特朗普之口。这个账户实际上是一个网络机器人，最初由 Gawker 网站的两名记者创建。它总共发了数千条推文，将墨索里尼的名言安在特朗普身上。终于，其中一条消息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2016 年 2 月 28 日，就在第 4 届共和党初选结束后，他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句名言。一些社交媒体机器人针对的是大众用户，而另一些的目标范围则要小得多。它们被称为“蜜罐机器人”（honey pot bot），旨在吸引特定用户的注意并引诱他们做出回应。推特的传播链经常是由单个“广播”事件引起的吗？如果你想让一则信息传播出去，找名人帮你宣传是个好办法。鉴于很多消息发布后并不会传开，一个可以反复尝试的机器人就非常有用了—在发布了两千多条消息后，“ilduce2016”才终于得到了特朗普的一次转发。推特机器人的创建者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威力，因此在 2016 至 2017 年间重点针对热门用户，发布“蜜罐”内容来引诱他们。

当“反动”团体在推特上发布虚假消息或故事时，他们未必是想直接影响大众——至少在最初时不是—相反，他们的目标往往是那些爱用社交媒体的记者或政客。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采信虚假的消息，并将其传播给更多受众。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网络媒体的惠特尼·菲利普斯（Whitney Phillips）指出：“在操纵媒体的游戏中，记者不仅是游戏的一部分，也是战利品。”一旦有媒体采信了某个故事，就会启动反馈效应，引来其他媒体纷纷报道。

几年前，我无意中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效应。最开始，我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爆料：新的全国彩票中存在一个计算问题（当时我刚写了一本关于博彩机制的书）。两天后，这件事出现在了报纸上。消息刊出那天早上 8 点半，我收到了独立电视台（ITV）《今晨》（This Morning）节目一位制片人发来的消息，说他看到了这个故事。那天上午 10 点半，我就上了《今晨》的全国直播节目。不久，我又收到了 BBC 电台 4 台的消息。我的经历是一个没有危害—而且很离奇—的意外事件。但有一些人却在有计划地利用这种媒体反馈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多数公众都不会点开那些极端网站，虚假信息却仍能广泛传播的原因。本质上，这是一种“信息清洗”（information laundering）。就像贩毒集团通过合法企业来洗钱，以掩盖其资金来源一样，网络操纵者会利用可信的媒体放大和传播信息，让更多民众从熟悉的人物或渠道—而不是寂寂无名的账户—听到这些观点。

在《论扯淡》一书中，哈里·法兰克福认为当下的文化中充满着“扯淡”的现象，扯淡比说谎甚至更危险。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却讲的是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

现代的信息传播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一是传播速度：在几个小时内，一个非主流的模因就能够被放大为主流话题。二是传播成本：机器人和假账号的制作成本相当低，而上钩的政客或新闻媒体的大规模宣传基本上是免费的，在某些情况下，广为流传的虚假文章甚至可以通过广告赚取收入。三是“算法操纵”的潜力：如果一个团体能够利用虚假账号，制造出社交媒体算法看重的东西—比如，大量评论点“赞”—他们或许就能把一个话题捧成热门（即使实际上没什么人关注也行）。

技术研究人员蕾妮·迪雷斯塔（Renée DiResta）指出，“虚假新闻”实际上可以指几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诱导点击的信息、阴谋论、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和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其中最危险的一种是虚假信息。人们通常认为，虚假信息的存在是为了诱导你去相信错谬的事物。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加微妙。冷战期间，当克格勃培训安插在国外的特工时，会教导他们如何在舆论中制造矛盾，打击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信心。这正是虚假消息的内核：它们的目的不是让你相信某些假新闻是真的，而是让你怀疑真相本身。通过混淆视听，它们使人无法确定真实情况。

在过去大约十年间，有几个在线社区非常善于让主流媒体采纳他们的消息。一个早期的例子发生在 2008 年 9 月。当时一名用户在《奥普拉·温弗瑞秀》（Oprah Winfrey Show）的在线留言板上发帖，自称代表一个超过 9000 名成员的庞大恋童癖网站。但这个帖子表达的并非字面上的意思：“超过 9000”这个短语出自漫画《龙珠》，化用了其中一位战士惊呼对手战斗力的剧情，也是 4chan 网站（一个深受网络滋事者喜爱的匿名在线论坛）上的一个模因。令 4chan 用户愉悦的是，温弗瑞把恋童癖的说法当真了，并在直播中读出了这句留言。

网络滋事者揣摩出的最成功的演化技巧之一，就是把模因变得荒诞或者极端，让人搞不清楚他们是在认真发言还是在开玩笑。这种反讽式的外壳有助于将不愉快的观点散播得更远。如果用户被激怒了，模因的创造者就会声称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如果用户没有当真，模因就不会遭到批判。一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冲锋队日报网站（Daily Stormer）泄露的一份言论风格指南就建议发言者保持戏谑的语气，以免触怒读者：“一般来说，在使用种族蔑称时，应当采用半开玩笑的方式。”

有害信息的传播并不是新问题。甚至连“虚假新闻”这个词也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短暂流行过。但网络社区的结构使有害消息传播更快，波及更广，也更为隐蔽。就像某些传染病一样，信息也可以演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方式。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及时更正传播错误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也许无法阻止虚假信息的蔓延，但可以减缓它们的传播速度。脸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用户迅速向分享虚假消息的朋友指出问题（比如他们转发了迅速致富的骗人把戏），后者删除分享内容的概率可以高达 20%。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媒体公司会通过改变应用程序的结构，故意减慢传播的速度。在印度发生了一系列由谣言引发的攻击事件后，WhatsApp 为转发内容设置了障碍：印度用户只能把消息转发给 5 个人，而不是先前的超过一百人。

同时，规范媒体报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媒体对分享和点击量的渴求越来越强烈，由于具有“传染性”的观点能够带来关注度，许多媒体为其大开方便之门。这进一步吸引了网络滋事者和媒体操纵者，他们对网络“传染”的理解比大多数人更为深刻。从技术角度来看，大多数媒体操纵者并不是在利用网络传播系统的技术漏洞，而是在奉行它的激励机制。菲利普斯指出：“他们的狡诈之处恰恰是去迎合社交媒体的设计宗旨。”她在研究中采访了几十名记者，其中许多人表示，在得知自己是从极端人士编造的故事中获利后，会感到良心不安。一位记者告诉她：“这对我来说是有利可图，但对国家来说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菲利普斯认为，为了降低有害消息“传染”的可能性，在报道一件事情时，需要一并讨论其中的操纵行为。“媒体应当在报道中明确指出，这个故事本身是传播链的一环，记者是一环，读者也是一环，这些事情需要在报道中预先点明。”

原作者 | [美]亚当·库哈尔斯基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 | 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