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生佛陀：笮融流徙始末猜想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从笮融事迹看来，敬佛之人，也未必真能放下屠刀。
笮融是汉末群雄之一，在徐、扬二州相继依附于陶谦与刘繇。
其人性格凶残，屡次袭杀地方长官，先后有广陵太守赵昱、彭城国相薛礼、豫章太守朱皓死于笮融之手。
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并非笮融的嬗变与滥杀，而是他对佛教的狂热崇拜。其在徐州任内借职务之便，兴建佛塔，饰以锦绣，信徒万人，盈满道路。此一节，得到后世佛教徒的交口称赞。
（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吴书 刘繇传》
然而本文重点，不在于笮融对佛教的贡献；而想探究笮融迁徙始末，尤其是“转战徐、扬，大杀地方守相”的幕后动机。
由于有关笮融的留存材料比较有限；因此权作推演串联。读者朋友可以自行去粗取精，不失为开拓思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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笮融为何投奔陶谦笮融是扬州丹阳人。按《三国志》记载，其在乡里“聚众数百”，投奔徐州陶谦。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吴书 刘繇传》
笮融投奔陶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陶谦也是丹阳人，与笮融同乡。
陶谦字恭祖，丹杨人。--《魏书 陶谦传》
陶谦在徐州，大搞“小圈子政治”，麾下充斥着丹阳人。
比如丹阳出身的笮融，曾出任下邳国相。下邳是徐州刺史治，重要性可见一般。
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依（刘）繇为盟主。--《江表传》
笮融控制下邳、东海、彭城三郡的钱粮漕运，结果公器私用，大建佛塔，满足自己的精神信仰。侧面也可以看出“丹阳人”在陶谦时代的特殊地位。
（陶）谦使（笮融）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吴书 刘繇传》
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
又比如丹阳出身的许耽，被陶谦表为中郎将。军司马章诳，虽然籍贯失考，但与许耽共同掌管“丹阳兵”。大概率也是丹阳人。
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吕）布，言“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门内……”。--《英雄记》
再比如受到陶谦宠信的“谗佞小人”曹宏（籍贯失考），被与“徐方名士”赵昱相比对，称陶谦信曹宏而疏赵昱。从与“徐方名士”对立的线索，可知曹宏必是外州人，大概率也出身扬州丹阳。
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陶）谦亲任之。--《魏书 陶谦传》
另一位受到陶谦宠信的曹姓部将即曹豹，是笮融之后的继任下邳国相。很大概率也出身丹阳。
注：一说曹豹出身豫州汝南，未知孰是。
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英雄记》
这批丹阳人因为乡党旧交缘故，被陶谦宠信，还掌管着陶谦的精锐部队“丹阳兵”。
在刘备接替陶谦之后（194），作为陶谦旧部的丹阳系遂失宠，刘备转而重用徐州门阀（下邳陈登、东海糜竺）与流寓名士（陈郡袁涣、颍川陈群）。
刘备的行为，引发了丹阳系的仇恨，他们勾结吕布，颠覆了刘备政权（196）。
（吕）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吕）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张）益德兵。获（刘）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英雄记》
陶谦时代，是“扬州人治徐州”；陶谦死后，徐州门阀拥立刘备，欲图拨乱反正，重夺大权；却最终失败，代理人刘备也被丹阳系撵下台。
笮融为什么杀赵昱赵昱之死，与陶谦之死同年（194），实际发生在“刘备牧徐州”的关键节点。
赵昱是徐州琅琊名士，自然被“丹阳人”陶谦所不容。
由于赵昱名声太大，陶谦不得已而任用。随即打发赵昱去广陵看守徐州的南大门。
别驾从事赵昱，（徐州）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后汉书 陶谦传》
赵昱作为徐方名士，曾经多次拒绝陶谦的招募，与（徐州）彭城名士张昭如出一辙。
相比之下，张昭对陶谦更加鄙视，始终不肯出仕，为此又遭迫害。可见徐州土著对丹阳系的憎恶。
刺史陶谦举（张昭）茂才，不应，（陶）谦以为轻己，遂见拘执。--《吴书 张昭传》
陶谦举张昭茂才，张昭不应
赵昱在广陵太守任上（193-194），被流浪而至的笮融所杀（194）。
注：赵昱出任广陵太守在初平四年（193），死于兴平元年（194）。见《资治通鉴 汉纪》。
关于赵昱之死，诸书记载相异。
谢承《后汉书》称笮融“从临淮见讨（被讨伐），败入广陵，赵昱率兵迎战，败绩身死”。
贼笮融从临淮见讨，迸入（广陵）郡界，（赵）昱将兵拒战，败绩见害。--谢承《后汉书》
《吴书 刘繇传》则称笮融在东海、彭城遭到曹操讨伐，南下广陵，设酒诱杀太守赵昱。
曹公攻陶谦，徐土搔动，（笮）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融利广陵之众，因酒酣杀（赵）昱。--《吴书 刘繇传》
谢承是孙权原配谢夫人的弟弟，系东吴著名史家；《吴书》是陈寿沿袭韦曜的旧文，二人也称良史。可以说两种记载虽然有差异，却可以互文见义。
可以确定的是，笮融南下广陵，是因为“遭到讨伐”。但具体是遭到曹操的讨伐，还是另有其人，则颇可玩味。
实际就赵昱与陶谦的恶劣关系来看，作为陶谦乡党兼心腹的笮融，骤然率众南下（男女万口，战马三千），赵昱恐怕不会欣然赴宴，而是应该严阵以待。谢承《后汉书》的记载明显更符合逻辑。
“笮融从临淮见讨”是个关键线索。
临淮即下邳，该地郡名屡易。《三国志》有大量临淮的记载，比如鲁肃、步骘等人出身临淮，即出身下邳。
下邳是陶谦刺史治（徐州刺史治最初在东海郯县，陶谦迁治下邳），考虑到丹阳出身的因素，笮融在下邳“见讨”（被讨伐），发动者绝不会是陶谦，而应该是刘备。
特别要注意一点，曹操来袭，陶谦去世，刘备接班，笮融杀赵昱，均发生在同一年，即兴平元年（194）。
实际刘备接班（194），本就是陈登与糜竺的矫诏乱命，意在拨乱反正、维护徐州门阀的利益。
刘备篡夺徐州刺史（194）之后，投桃报李，对徐州豪强大肆提拔，同时压制陶谦旧部，引发了丹阳系的仇恨，最终酿成砍杀（196）。
如果结合《吴书》的记载，可推测大致流程：
笮融因为掌管三郡钱粮（下邳、东海、彭城），辖区就在徐州西侧。兴平二年（194）曹操来袭（见《武帝纪》），笮融战败，溃入下邳（即《吴书》记载的临淮）。
而陶谦在同年（194）死去（见《陶谦传》），徐州门阀拥护刘备接班。刘备以乱命上台，对丹阳系贬抑提防，甚至可能发动了武装肃反。笮融在下邳（临淮）遭到刘备讨伐，率部南下广陵，杀太守赵昱（即谢承《后汉书》所记载）。
兴平元年（194）徐州情势
赵昱出身琅琊，按照陶谦死后的“政治空气”（重用徐州而打击丹阳），无疑是亲善刘备的一方。因此在广陵设兵抵抗（陶谦旧部）笮融，战败被杀。
笮融的盟友薛礼为什么屯驻秣陵从笮融的流徙路径，可以大致推导出薛礼的政治立场。
笮融杀广陵太守赵昱之后，逃离徐州，南下扬州，返回老家丹杨。
扬州被长江一分为二，江北是袁术势力（淮南、庐江）；江南是扬州刺史刘繇与地方宗帅。
在此背景下，笮融投奔薛礼，二人在丹阳秣陵县合兵，并依附刘繇。秣陵县即建邺县（东吴国都），即今南京市。
兴平二年，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依（刘）繇为盟主，（薛）礼据秣陵城，（笮）融屯县南。--《江表传》
薛礼是笮融的故人，但其履历记载非常怪异。本是彭城国相（属徐州），被陶谦所逼，屯秣陵。
先是，彭城相薛礼为陶谦所偪（逼），屯秣陵。--《吴书 刘繇传》
这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
因为彭城在徐州以西，秣陵却在长江之南。更重要的是，秣陵所在的丹阳郡，是陶谦老家。薛礼被陶谦所逼，然后逃到陶谦老家居住？可曾听闻如此怪事？
这就有必要探讨薛礼“流徙扬州”的原因。
因为彭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兖州徐州接壤处），曹操与陶谦双方在该地均有大量的交火记载。比较符合逻辑的猜想，即薛礼不是被陶谦所逼，而是难以抵挡曹操的蹂躏，屡战屡败（曹操曾多次屠彭城），不得不下野。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后汉书 陶谦传》
曹操屠徐州，泗水断流
如果考虑到陶谦与笮融的籍贯（丹阳）以及薛礼的避难地点（丹阳秣陵），那薛礼很可能也出身丹阳（其人籍贯失考）。
这不仅能解释为何笮融要投奔薛礼，也能解释为什么二人依附刘繇时，没被授予丹阳郡县的守、令职位。这是因为“三互法”（任官避籍）的限制。
笮融为什么助战朱皓朱皓与诸葛玄争夺豫章，而笮融武装干预。其背后反映的，是扬州二牧（刘繇、袁术）的勾心斗角。
朱皓是汉廷所署豫章太守。兴平二年（195）笮融受扬州牧刘繇的命令，协助朱皓进攻（袁术所署）豫章太守诸葛玄。
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玄退保西城。及繇溯江西上，驻于彭泽，使（笮）融助皓攻玄。--《资治通鉴 汉纪五十三》
豫章郡的归属有些混乱，在此简要厘清始末。
故豫章太守周术死后，豫章成了无主之地。更方诸侯均各自任免官僚，意图吞下这块肥肉。
袁术方面任免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汉廷方面任免朱皓为豫章太守，与诸葛玄争立。
（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蜀书 诸葛亮传》
注：部分史料（如《献帝春秋》）记载诸葛玄是刘表所署，误。《资治通鉴》综核诸书，亦称诸葛玄的豫章太守为袁术所署。关于诸葛玄的政治立场与归属，参见我之前的“诸葛氏流徙”系列。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195）的汉廷还在长安，掌舵人不是曹操，而是李傕与郭汜。他们作为董卓余孽，与袁氏兄弟自然是敌对的。因此袁术擅署太守，长安方面自然要横插一杠。
先谈谈朱皓是何人。
朱皓是东汉太尉朱儁之子，朱儁是平定黄巾的功臣，与皇甫嵩、卢植齐名。既然朱皓是忠良之后，为何要替李、郭等西凉恶贼效劳呢？
因为朱儁此时（195）仍然健在，并在朝廷充当人质。既然父亲被质于长安，那儿子也便不得不死心塌地替朝廷干活。
初平四年，（朱儁）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未发……长安中乱，故（朱）儁止不出，留（长安）拜大司农。--《后汉书 朱儁传》
再说说刘繇的立场。
刘繇作为汉廷宗室，为何要派笮融助战朱皓，驱逐诸葛玄呢？原因有二。
其一是扬州境内“一州二主”的尴尬局面，刘繇与袁术分据南北，势同寇仇。袁术如果占据豫章（扬州西南部），对刘繇自然是不利的。
其二是刘繇受过关中朝廷的恩惠。汉末丧乱（189）开始前，其不过是一介县长，且已经弃官归家。
在兴平二年（194）群雄割据的局面下，刘繇被关中朝廷相中，遥署为扬州刺史，从白丁一跃而成地方大员（虽然本质是个空壳州牧）。
（刘繇）避乱淮浦（属徐州下邳），诏书以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刘 ）繇畏惮，不敢之州。--《吴书 刘繇传》
李傕以刘繇为扬州刺史
刘繇既然受了关中朝廷的恩惠（194），此时（195）朝廷有命，自然是要“表表忠心”的。
何况袁术一方面阴谋废汉自立（两年之后真的称帝了），另一方面又与自己争夺扬州。打击袁术，对刘繇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因此派遣笮融助战朱皓，驱逐袁术部将诸葛玄，也就顺理成章。
小结本文主要通过对与笮融相关的散碎线索，进行推理串联。
其依附陶谦、不仕刘备、袭杀赵昱等行为，无疑是因为“丹杨出身”导致的立场问题；当然，也离不开刘备改弦更张，“重徐州而轻丹阳”的政策影响。其实刘备行为的本质，就是提拔新人，同时打击陶谦旧部，维护自己的权力合法性。
流徙扬州之后，笮融与陶谦故将薛礼，共同依附刘繇，对抗袁术。
薛礼的履历记载，可以侧面说明其“转入丹阳”，恐怕并非是被陶谦所逼，而是被曹操所逼（攻打彭城）。如果从薛礼的“居住地点”来看，他很可能是被陶谦所保护。毕竟陶谦在危难之际，也曾想过放弃下邳，走归丹阳。
兴平元年，（曹操）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陶）谦恐，欲走归丹杨。--《魏书 陶谦传》
至于笮融助战朱皓，驱逐诸葛玄，表面是三方军阀的斗争，幕后却是汉廷与袁术的斗争。
原因显见，朱皓与刘繇出于多种原因，在“争夺豫章”事件中，实际充当了关中朝廷的爪牙。侧面也可看出，李傕、郭汜的政治智慧，远不似文学演绎作品所言般愚劣。
由于史料所限，对笮融的始末串联，暂止于此。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读者朋友带来些许收获。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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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的割据者：孔融的另一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孔融是孔丘苗裔，以“文才高茂”著称于三国汉季。
对广大吃瓜群众而言，孔融往往与“让梨典故”勾连在一起；其文学地位反倒不显。
就其生平履历而言，孔文举不宜被单纯视作“文人学士”或“门阀权贵”，其个人标签更倾向“流亡军阀”。
以地位考量，融与曹魏的华歆、王朗，孙吴的太史慈，蜀汉的马超等人相似。
换个角度看，论武略，孔融并无超、慈之勇；论文采，孔融虽略胜歆、朗，却无此三人的“机鉴通达”。最终因言获罪，身家夷灭。
孔融在地方割据八年（189-196），历经初平、兴平、建安，属于三国汉季最为凶暴混乱的时期。
在青州割据的八年间，孔融昏悖放纵，一无可取，完全不见高门豪族的体面，反而更类似“宠信商贩庸儿”、“贬抑地方门阀”的幽州集团。
览查始末，可谓轻佻放纵，自陷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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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镇青州的文士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
孔融早年经历，诸如“坐上让梨”、“巧识李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乃至“兄弟争死”的轶事典故，诸书多载，不再赘述。
注：《续汉书》、《后汉书》、《九州春秋》、《世说新语》等典籍，对孔融早年形象有详述，文多不载。
孔融发迹、外镇州郡，是在中平六年（189）董卓上洛后。
融以家世被司徒府举高第，得以出任北军中候，虎贲中郎将。之后山东大乱，群雄蜂起，董卓遣孔融出青州，为北海国相。
考虑到孔融迁北军中候，在职三日即迁虎贲中郎将，随即出镇青州。可知有其必然背景。
后辟司空掾，拜中军候。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后汉书 卷七十-孔融传》
注：所谓“以忤卓旨”恐为讳言，之后会解释。
北军中候是典五营校尉的要职，秩阶虽低（六百石），权势却显赫。汉制，中军分南北军，北军中候监管的五校尉营，与刺史监管郡守相类似。
注：刺史初置，秩六百，郡守秩二千。北军中候秩六百，五校尉秩二千。
在地方割据势力的“领军”“护军”制度成熟完善、取代南北军之前，北军中候无疑是显职。出任此职者，必然被卓所亲善。
董卓出融为北海相
继任北军中候应是刘表。表彼时为卓所信重，使镇荆州，牵制屯兵南阳的袁术与孙坚。
（表）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灵帝崩，代王叡为荆州刺史。--《魏书六 刘表传》
而孔融在北军中候之后担任的“虎贲中郎将”，本是灵帝末年袁术的职位。而二袁是董卓死敌，人所共知。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后汉书 卷七十五-袁术传》
从孔融的仕宦履历看，其无疑是董卓所亲善信任的朝官。故使出镇地方，以为藩庇。
融本传所言“董卓以青州暴乱，故遣融赴险地”颇可探讨。
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后汉书 卷七十-孔融传》
按张璠《汉纪》，孔融“在郡八年”。融在建安元年（196）夏为袁谭所败，可知出任北海太守，当为中平六年（189），合计八年。
董卓上洛之初（189），便委融以重任。且融未随关东军阀讨董（190），可知所谓“卓与融不睦”，当为妄语。
融在京都韬晦近四十载，一朝外放，得郡守高位，立刻凶形毕露。
为祸北海的孔太守融在北海，自许大志，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
孔融镇北海，可谓“贼害忠良，放纵不仁”。览查诸书所载，一无可取。昏悖狂乱，命不可知。
青州北海，今属山东潍坊。东汉中平年间（184-189），青州是黄巾寇暴的大本营之一。桓灵无道，天灾频仍，该地受害尤甚，乱匪多如牛毛。
（中平五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后汉书 卷八-孝灵帝纪》
注：青、徐地区灾害频繁，查《后汉书 孝灵帝纪》可知，文多不载。
当时的青州刺史是袁绍“擅自署置”的臧洪。洪入青州，战于黄巾，两年方告平息。
会青州刺史焦和卒，绍使洪领青州以抚其众。洪在州二年，群盗奔走。--《魏书七 臧洪传》
臧洪上一任青州刺史是焦和。与孔融出镇青州同时代。
焦和在青州（190-191），昏乱放纵，色厉内荏。军械虽利，兵甲虽众，却“望寇奔走，未尝交接”。临阵之时，又屡求神祇，醉心巫祝，最终“州里萧条，悉为邱墟”。
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九州春秋》
孔融与焦和的人生路线倒是颇为相似。皆挂名牧守，却志大才疏，名实相悖，为害一方。
融在北海，盛气凌人，欲争霸天下，与群雄邀功。遂大举募兵，炫耀锋威，摆出一副“气吞寰宇”的架势。
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九州春秋》
汉末兵制不立，武备废弛。禁军军士，素来荒于操练，乃至收拢市井无赖和商贩饥民混入中军。
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魏名臣奏》引自《魏书十三 王朗传》
董卓上洛，最初仅凭“三千步骑”便控制朝政，玩弄权柄。灵帝时已经不得不放权州郡，使自募兵甲。东汉兵制颓靡可见一斑。
孔融的前半生，久在东都，对兵制败坏的情况大约也有所认识。故招募轻侠无赖、亡命奸臧，以为羽翼。
然其（孔融）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九州春秋》
至于地方豪杰，尤其是州郡门阀（即所谓“冠盖”），则被孔融疏远。与陶谦，公孙瓒的行为模式几乎一脉相承。
王子法、刘孔慈凶辩小才，（融）信为腹心。左承祖、刘义逊清隽之士，备在坐席而已。--《九州春秋》
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魏书八 陶谦传》
三国汉季，地方藩镇对待州郡豪族的态度，大体分为三类。
其一是“大力镇压”，以公孙瓒、陶谦、袁术、孙策、早期刘备为代表。
其二是“且用且防”，以曹操、孙权、刘表、中后期刘备为代表。
其三是“宽以济宽”，以袁绍、刘璋为代表。
各镇诸侯，对地方豪强态度各异
而孔融镇北海的八年时间（189-196），恰好处在二袁阵营相互攻杀的敏感阶段。
虽然诸书均言、孔融“悠游其间，无所依附”。实际以其行事风格看，镇压地方豪门，重用剑客无赖，与公孙瓒阵营可谓一脉相承。
（融）但能张磔网罗，其自理甚疏。租赋少稽，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九州春秋》
考虑到公孙瓒所署青州刺史田楷屯齐国，瓒所署平原相刘备屯高唐，均在青州，与融为唇齿。恐怕孔融的政治立场，应该是“亲公孙”的。或者说，其执政风格，明显受到公孙瓒派系的影响。
另一方面，孔融与公孙瓒盟友袁术不睦，公开骂术“冢中枯骨”。可见融颇放纵，刚戾多忤。
托身刘备的“北海相”融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
孔融在北海，虽然大力镇压门阀，重用“轻剽猛士”，军力却依然孱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幽州兵乱，南寇北海。融出为安抚，欲引为己用。未几，兵复叛，亡走他郡，融望兵兴叹。
幽州精兵乱，至徐州，卒到城下，举国皆恐。融直出说之，令无异志。遂与别校谋夜覆幽州，幽州军败，悉有其众。无几时，还复叛亡。--《九州春秋》
黄巾大帅管亥来袭。孔融故作高明，临阵豪饮，两翼夹击，反被管亥打得丢盔弃甲，竟连北海都回不去了，躲在南县瑟瑟发抖。
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寇令上部与融相拒，两翼径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溃，融不得入，转至南县，左右稍叛。--《九州春秋》
注：稍即逐渐，“稍叛”即陆续背叛。
注：“管亥寇北海”的具体时间，我至今未查到。以兴平元年（194）刘备转入徐州，而太史慈随即南附刘繇，可知下限当在初平四年（193）。而青徐黄巾肆虐青州，当在初平二年（191）；翌年即转入兖州，为曹操所败。
故“管亥寇青州”当在191-193。
融命在旦夕，赖东莱豪族太史慈，出奔平原，求师旅于刘备。
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后汉书 卷七十-孔融传》
彼时的刘备，三十出头，只是公孙瓒私署的伪国相，麾下兵甲不过数千。备闻讯，领兵三千入北海，击溃管亥，孔融得救。
同为招揽“亡命奸臧”与“轻剽武人”，孔融与刘备的战斗力，却差天共地，不忍卒睹。
融自败于管亥，“连年倾覆，不能自存”，竟被逼得“弃郡而走”，东徙徐州。后迁青州刺史。
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后徙徐州，以北海相自还领青州刺史，治郡北陲。--《九州春秋》
考虑到孔融的青州刺史，乃刘备于兴平元年（194）表奏，且备提领徐州亦在同年。可知彼时孔融托庇于刘备。
（融）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后汉书 卷七十-孔融传》
注：孔融镇北海八年，在郡第六年被表为青州刺史，是年为兴平元年（194）。恰好是刘备提领徐州同年。
刘备表融领青州刺史
刘备是孔融外藩倚仗，还可从《九州春秋》中左丞祖与孔融对话中略窥一二。
左劝融“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
丞祖劝融自托强国，融不听而杀之，义逊弃去。遂为袁谭所攻。--《九州春秋》
从孔融依靠刘备、太史慈而收复北海，可知其并非完全中立；左氏所谓“强国”，很可能是指代袁绍或袁术。而融拒绝托庇于“强国”，可知彼时其倚仗“名位不显”，当指刘备。
兴平元年（194）陶谦死。刘备与典农陈登、北海相孔融商议对策，二人皆支持备牧徐州。
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蜀书二 先主传》
陈登为下邳豪族，在备身边并不奇怪。孔融是北海国相，当时是怎么跑到刘备身边去的？还对着备大骂袁术“冢中枯骨”？
恐怕兴平元年（194）的孔融，早被流寇打得丧师失地，屈身刘备幕府了。
注：彼时刘备妄自尊大，效法公孙瓒授田楷为青州，亦授孔融为青州，以为藩卫。可谓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托庇刘备”的这段屈辱历史，史册虽未明言，但综合各方材料，是显而易见的。
袁谭功劫，妻子尽丧融为袁谭所攻，流矢雨集，戈矛内接。隐几读书，谈笑自若。
建安元年（196）袁谭出为青州刺史，其实最初只是“都督青州”，刺史头衔是袁绍外藩曹操表奏的。
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为刺史。--《九州春秋》
袁谭凶桀，攻袭北海。仰食于刘备的孔融哪是对手？仓皇求援于徐州。
刘备彼时正与袁术交兵。即孙策所谓“刘备争盟淮隅”。
刘繇决力江浒，刘备争盟淮隅，是以未获承命櫜弓戢戈也。--《江表传》
袁术认为陶谦死后徐州应该归属自己，当时还喜滋滋自领了“徐州伯”。没料到刘备截胡，遂兴兵进犯。
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杨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后汉书 卷七十五-袁术传》
刘备与袁术打得不可开交，同年（196）“寓公”吕布又叛于下邳，备军败入广陵，穷困潦倒，人相啖食；是再也没有余力援救孔融了。
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何况，袁谭本是刘备表奏的茂才（即“省级杰出人才”），以酬报当年（194）袁绍支持自己提领徐州的恩情。
别说彼时刘备力有未逮，就算备兵强马壮，是否会救援孔融，也颇值思量。
刘备与袁氏父子在幕后的肮脏交易，几乎难以启齿，读之寒心。
如果考虑到刘备实为孔融的外藩倚仗（类似刘表之于张绣），那么袁谭击北海，是否得到刘备默许纵容、甚至有意挑唆，都难以定论。
建安五年（200）刘备杀车胄以叛，兵败，入青州。袁谭闻讯，率部出迎，又引入冀州魏郡，袁氏父子待以上宾之礼。
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蜀书二 先主传》
城坏众亡，融奔山东，室家为谭所虏
考虑到袁谭是摧毁刘备外藩（即孔融）的“罪魁祸首”，而二人关系居然如此和睦。孔融之败，到底是被谁出卖，也就一目了然了。
注：我之前写过一篇短文，核心大意便是袁、孔构兵，祸出刘备。文多不载。
袁谭兵势凶猛，流矢雨集，连攻累月。而孔融竟“凭几安坐，读书谈笑”。
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后汉书 卷七十五-孔融传》
最终城池崩毁，士众亡散。融孤身奔曹，自此开启为期十二年的“寓公生涯”。直至赤壁之战（208）前因言获罪，为魏武所诛。
北海之战，孔融虽然每日谈笑读书，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城陷之日，却弃妻子而走，仅以身免，家室悉为袁谭所虏。
城坏众亡，身奔山东，室家为谭所虏。--《九州春秋》
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张璠《汉纪》
孔融伏诛在建安十三年（208），而彼时二子年仅八岁。
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二子年八岁，时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魏氏春秋》
考虑到孔融出奔曹操是在建安元年（196），那融二子无疑是入许县后所生。可知其旧日妻小，尽作袁谭阶下之囚，死生未卜。
小结孔文举天下高才，名震九州。讽刺的是，播流天下者，是其幼年故事与暮年故事。其壮年（38-46）外镇州郡、在青州割据的八载春秋（189-196），却常常被读者忽略。
个中逻辑也显见。
孔融在地方的八年，昏庸无道，行事悖乱，屡遭荡覆，命不可知；乃至托身于刘备，败亡于袁谭；城池化作烟尘，州郡悉为丘墟。逆乱之势，竟与焦和相似。故孔融自必讳言，时人以融高门，对此亦不多言。
然而汉末丧乱，群雄鹰扬，真正值得探讨挖掘的，恰恰是孔融外镇北海之事。
融自诩大志，却无甚才武，承焦和之昏弊，屡败于流寇；治下“奸民污吏，横行街市”，又欲“与群贤邀功”。
虽治兵曜甲，构衅地方，却屡败于群盗，乃至“战士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可谓凄凄惨惨，惨惨戚戚。
于时曹、袁、公孙共相首尾，（融）战士不满数百，谷不至万斛。--《九州春秋》
最可耻者，当属初平年间（190-193）的“管亥之乱”。孔融竟被打得丧城失地，亡入南县，赖东莱太史慈与平原刘备，才苟延残喘。
融不思进取，又“屡遭荡覆”，乃至兴平初年（194）居然足无寸土，屈身刘备；还与备沆瀣一气，谋夺徐州。
若不是陈寿和司马彪秉笔直书，这段关键的历史信息，险些要湮灭史册！
然而备在徐州，未几亦败。故孔融为袁谭劫掠，奔走亡命。考虑到其家属妻女悉为谭所虏，其“临阵豪饮，读书谈笑”的丑态，着实令人齿冷。
昏悖放纵至此，因言获罪，构衅魏武，也便理所当然了。何况孔融也缺乏华歆、王朗的自觉。
注：袁术使孙策击江东。华歆镇豫章，闻策至，开城迎降，被待以上宾之礼。王朗镇会稽，兵败城下，浮舟泛海，自污乞活，孙策赦之。
孔融虽是杰出的文学家，但他也是个糟糕透顶的军阀。
似融般“兵微将寡、志大才疏”者居然能外镇八年，若非刘备襄助，恐怕早成“冢中枯骨”。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此话很可能是袁术讥讽孔融所言。
杨州牧袁术谓先主曰：“孔文举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胖咪三国史》
注：仅作谈笑，哈哈。
权作一家之言，希望本文对读者朋友有所裨益。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加关注，我会定期更新原创三国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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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离心：论王允集团的覆败
王允以“谋刺董卓”闻名于世，颇有忠烈之称。不过其覆败始末，却鲜为人所关注。
虽然董卓死于王允集团之手，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允自始至终都与董卓不睦。
实际从《后汉书》的记载看，王允长期党附董卓，深受信任，甚至一度获得“并位俱封”的尊崇待遇。双方反目成仇，只是权力争衡的外在体现。
至于王允掌权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也并非全出于个人意志，而是源自并州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
简而言之，即王允为代表的“并州高门”，与吕布为代表的“并州寒门”之间违戾不和，最终导致了该集团的覆败。
本文想就王允集团的覆灭之事，论述其始末因由。
本文共 5600 字，阅读需 11 分钟
王允与董卓的关系问题由于史书记述的乃是“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很容易造成“以结果倒推原因”的弊端。即根据某种既成事实，将事件相关人物黑白化、二元化、对立化。
王允与董卓的关系问题，同样受此影响。单纯按照“王允谋诛董卓”的事实，很容易得出“王、董关系不睦”的结论。
这种朴素的逻辑观念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求诸史册，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按《王允传》记载，传主长期党附董卓，深受信任，甚至因此获得了与董卓（在名义上）齐平的政治地位。
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聚众于酸枣县，扬言讨逆。彼时董卓的工作重心放在军事方面，至于洛阳朝政，事无大小，“悉委之于允”。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后汉书 王允传》
董卓留洛阳，朝政委之于王允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彼时的王允之于董卓，便近似于诸葛亮之于刘备。
虽然《王允传》对此讳称为“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但从“卓亦推心，不生乖疑”的描述看，二人最初其实合作愉快。《允传》这种书写方式明显是“自文其丑”，试图撇清传主“从贼附逆”的政治污点。
（王）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董）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后汉书 王允传》
王允在任上尽心尽力，替董卓操持后方事务，颇得成效，因此“臣主内外，莫不倚恃”。
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王允）焉。--《后汉书 王允传》
如果王允真的有心匡济汉室，完全可以趁董卓与关东诸侯征战的时候，利用自己的权位（司徒领尚书事）与袁绍等人串谋，共诛逆贼。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凭此大功，在汉廷西迁长安之后（191），王允受封温侯，食邑五千户。
（初平）二年，（董）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后汉书 王允传》
五千户在两汉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基本触到了人臣的顶点。再往上，就是霍光这类操持废立的权臣，或者王莽、曹操这种阴谋篡国的野心家。
举例而言，“魏之元功”夏侯惇，以大将军身份去世时（220），食邑仅有二千五百户；至于曹操的连襟夏侯渊，死时（219）食邑不过八百户。建安初年，汉廷诸将的食邑数量极少，除张绣之外没有超过一千户者。王允食邑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张绣）从破袁谭于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魏书 张绣传》
二十一年，增封（夏侯渊）三百户，并前八百户。--《魏书 夏侯渊传》
录（夏侯）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魏书 夏侯惇传》
夏侯惇食邑二千五百户
按照《王允传》的描述，王允受赏时乃是“与董卓并位俱封”，地位相当。
士孙瑞说（王）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指王允）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邪？”--《后汉书 王允传》
董卓上洛之前（189），食邑是一千户，之后的食邑数量则无记载。照此推断，西迁长安之后（191），董卓的食邑应该也增加至五千户、或者更高。
众军败退，唯（董）卓全师而还，屯于扶风，封斄乡侯，邑千户。--《后汉书 董卓传》
概而论之，自董卓上洛至董卓之死（189-192），王允长期充当着凉州集团的鹰犬附庸。同时从王允“每相承附，并位俱封”的行为与待遇上看，他对董卓绝非“矫情屈意”，而是紧密合作。
董卓之死的历史背景“董卓遇害”存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凉州军团大举东征，导致长安空虚，因此给了王允等人行刺的机会。
由于关东诸侯的存在，董卓不得不将主要兵力布置在长安以东。段煨、牛辅、董越三位中郎将，分别屯驻在弘农下属的华阴县、陕县、渑池县，抵御袁绍。
（董卓）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后汉书 董卓传》
同时，董卓又发动了防守反击，派遣李傕、郭汜等将领，出函谷关讨伐关东诸侯，一路进兵至兖州陈留、豫州颍川等地。
初，（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魏书 董卓传》
在此背景下，董卓所在的长安，便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虚。
王允虽然长期党附董卓，但他并不甘心一直充当鹰犬走狗，他也有很强的政治野心。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立功，习诵经传，朝夕驰射”，与后世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 王允传》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蜀书 姜维传》
王允少好大节，有志立功
文武兼备是两汉士大夫的共性，包括曹操、鲁肃、诸葛亮等人在内，均有类似记载。
在长安空虚的背景下，王允敏锐地嗅到战机，一击得手，成功刺杀董卓，握住汉廷权柄。
并州集团的相互倾轧刺杀董卓的政治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黄琬、士孙瑞为代表的外州人，其二便是王允、吕布为代表的并州人。
毫无疑问，并州人在行刺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在并州集团内部，又可以按“出身贵贱”划分出两个小集团。其一是王允为代表的高门士族，其二是吕布为代表的寒门武夫。
（1）并州高门
这一集团以太原郡出身的士人为代表，主要是世家子弟。
王允出身太原，“世仕州郡为冠盖”。太原王氏不仅显赫于两汉，在南北朝也属于顶级门阀。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后汉书 王允传》
北朝大姓有“崔卢李郑王”，其中“王”即指太原王氏。太原王氏的流寓支属，在南朝也显贵一时，王蕴父子、王国宝兄弟曾相继把持东晋朝政，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并称。
注：太原王氏相关论述，见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这一集团的其余人物，还有太原郡出身的宋翼、王宏等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与王允共同控制三辅京畿。
初，（王）允以（太原）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后汉书 王允传》
按照宋、王二人受到王允擢拔的记载看，他们很明显也与王允拥有类似的出身背景，因此同气连枝，相互提携。
（2）并州寒门
这一集团以五原郡出身的吕布为代表，多是中下层武夫。这些人与王允为代表的太原高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分歧。
吕布的家乡五原郡（今内蒙包头），在当时是一个边穷地区，“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苦寒若此。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魏书 吕布传》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后汉书 崔骃传-附传》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
吕布的同乡李肃，与吕布并力“手刃格（董）卓”，应该也具备类似的出身背景。
（吕）布使同郡（指五原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董）卓至，（李）肃等格卓。--《魏书 吕布传》
云中郡出身的秦宜禄、张杨等人，与吕布关系融洽。张杨当时在外担任河内太守，秦宜禄则参与了刺杀董卓的军事行动。
张杨字稚叔，云中人也……（张）杨素与吕布善。--《魏书 张杨传》
（吕）布素使秦谊（禄）、陈卫、李黑（当作“李肃”）等伪作宫门卫士，持长戟。--《九州春秋》
注：秦宜禄籍贯并州云中，见《晋书 秦秀传》。
五原、云中当时都是边陲小郡，按《续汉书 郡国志》记载，五原郡“户四千七，口二万二”，云中郡“户五千三，口二万六”。
云中郡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万六千四百三十。--《续汉书 郡国志》
五原郡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续汉书 郡国志》
按两汉制度，县级长官，满万户称令，不满万户称长，而五原、云中作为郡级单位，人口数量竟然还比不上县级单位的一半，这充分说明这这些地区的穷困程度。
雁门郡出身的张辽，是“马邑豪”聂壹的后裔，门第相对高贵，因此与吕布若即若离（吕布遇害时，张辽主动降曹）。这可以视作出身、籍贯差异的外在反映。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魏书 张辽传》
明年，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汉书 韩安国传》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
东汉末年，并州的人口数量极少，除太原、上党、雁门之外，其余各郡基本都在五千户上下浮动，计之不及中原一县之数。
因此虽然同为并州人，但大郡和小郡的出身差异，士族与寒门的身份对立，导致王允为代表的高门士族，与吕布为代表的寒门武夫，存在严重的立场分歧。
双方的对立情绪，在董卓在世时，还可以出于“一致对外”的理由加以隐忍。在董卓死后（192），这种矛盾则彻底浮上水面。
董卓生前，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可知此时的王允，还在以“老乡”的身份和吕布攀交情。
先是，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指并州）壮健，厚接纳之。--《魏书 吕布传》
董卓死后，王允不仅多次驳回吕布的请求，甚至“轻（吕）布，以剑客遇之”，连最起码的面子工作都不屑再做。
吕布又欲以（董）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王）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后汉书 王允传》
最终结果，是“吕布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最终“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并州集团因此土崩瓦解。
蔡邕之死问题蔡邕是董卓的文胆，极受礼遇。虽然《蔡邕传》讳称传主对董卓的征辟“称疾不就”，但从蔡邕的实际行动中，却能看出他对董卓极为恭顺。
（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蔡）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后汉书 蔡邕传》
比如董卓大破关东诸侯王匡时，蔡邕便上表撰文，极尽吹嘘，喜形于色。
今月十八日，臣（指蔡邕）以相国（指董卓）兵讨逆贼故河内太守王匡等，屯陈破坏，斩获首级，诣朝堂上贺。--《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
换言之，《蔡邕传》的书写方式与《王允传》相似，均属于“自文其丑”。
董卓遇刺时，蔡邕正在王允家中。他听闻恩公遇害，叹息痛恨，因此被王允所杀。
及（董）卓被诛，（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后汉书 蔡邕传》
历来读者往往关注蔡邕的冤屈，却很少注意到：为什么董卓遇刺的敏感节点，蔡邕会在王允家中？
按董卓死后（192），长安及郿坞的董氏亲属尽数被杀的记载看，王允明显制定了严密的斩首计划。蔡邕作为董卓的文胆，如果此时在外，一定会死于非命。
（董）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董）旻、（董）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下所斫射。（董）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英雄记》
换言之，蔡邕出现在王允家中，无疑来自王允的刻意安排，借此观察蔡邕对董卓之死的反应。
如果蔡邕识抬举，改变口风，那他便可以平安落地；如果蔡邕不识抬举，那就会被当作董卓余党处死。
很不幸，蔡邕没有通过王允的考验，因此冤死狱中。
王允杀害蔡邕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他表示“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史记》流传后世，暴扬国恶”，因此“不可令佞臣（指蔡邕）执笔在幼主左右”。
（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指蔡邕）执笔在幼主（指刘协）左右。”--《后汉书 蔡邕传》
王允：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
这番说辞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蔡邕曾参与撰写《东观汉记》，而王允也曾参与皇室图书经籍的整理工作，因此以“修史”为由诛杀蔡邕，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借口。
（蔡）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后汉书 蔡邕传》
及董卓迁都关中，（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后汉书 王允传》
但蔡邕之死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触了王允的逆鳞。
王允与蔡邕，同样做过董卓的鹰犬走狗，均属于污点人物。但蔡邕尚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王允则恩将仇报，以“匡济汉室”为名，行“专擅国柄”之实。
从董卓死后的汉廷环境看，王允“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擅权如故。可见汉帝依旧是权臣傀儡，董卓虽死无益。
（王）允以（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魏书 吕布传》
（董）卓既歼灭，（王允）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后汉书 王允传》
在此背景下，蔡邕在座上的一声叹息，无疑令王允感到难堪。在王允看来，蔡邕这声“恰到好处”的叹息，既是对董卓的悼念，也是对自己的嘲弄，因此蔡邕必死。
小结王允集团的覆败，存在深刻的历史根源。
其中既有并州集团与凉州集团的权力争夺，又有并州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以王允为代表的并州士族，歧视以吕布为代表的并州武夫，最终内外失和，上下离心，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在李傕、郭汜的血腥清洗下，滞留长安的王允家属几乎无一幸免，仅有两位侄子“踰城得脱”，其余全部死于非命。
（董）卓将李傕、郭汜等为卓报仇，入长安，杀（王）允，尽害其家。（王）凌及兄（王）晨，时年皆少，逾城得脱。--《魏书 王凌传》
凉州诸将清洗王允宗族，事出有因。在董卓遇害后，王允不仅不肯赦免凉州将校，还出言不逊，导致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
时百姓讹言，（王允）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后汉书 王允传》
凉州人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王允的一系列昏聩举动，确实激怒了董卓旧部。刚刚恢复秩序的东汉王朝也因此再度走向崩溃。
汉廷的再次崩溃，正式吹响了群雄逐鹿的号角。
南朝学者裴松之曾认为，董卓死后“元恶既枭，天地始开”，局势一片大好。
当是时，元恶（指董卓）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裴松之
实际裴氏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彼时的形势——董卓虽死，汉帝的傀儡处境却并未改善。从王允掌权后的一系列行径看，假以时日，他未必不会成为董卓第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允的提前谢幕，保全了他的忠烈之名，亦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王允集团乘时而起，又旋即覆灭，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终究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这一集团留下的经验教训，却足为后世之戒。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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