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运动与企业支持背后：以利益驱动的脆弱承诺
文/Joanna Wuest；译/龚思量
编者按：在过去几年内，许多大型企业选择通过发挥其自身影响力来支持平权事业，其中包括推出支持LGBTQ＋群体的产品、以及在公开平台发表声明等等。另一方面，在某些地区试图通过歧视性法案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则会以撤资为威胁进行干预，并取得了成效。然而，在2021年，共和党州大规模提出歧视性立法的情况下，企业的干预与限制力量持续减弱。考虑到避免遭受党内挑战者的攻击，许多在过去缓和立法的政治家也选择跟随共和党的文化战争趋势。此外，由于企业的鲜明立场可能引发直接对立，对利润造成影响，许多企业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全身心投入运动中。对于寄希望于依靠企业来实现平权的群体而言，他们必须意识到企业最终仍然以盈利为根本的现实；而在工会日益衰落、公民组织式微的当下，平权斗争依旧任重道远。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Joanna Wuest是Fund for Reunion-Cotsen LGBT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师。
近日，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决定禁止跨性别女孩参加性别隔离的运动。这一新闻本身并不新奇，毕竟，诺姆已经成为共和党中最保守一派的宠儿。在2019年上任前，她一直是同性婚姻的强烈反对者；此后，她多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发言，并试图“打击”她所在州的堕胎服务提供者。
克里斯蒂·诺姆
令人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诺姆居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公开支持这一限制性立法。在2020年到2021年，这位州长遭到了该州商界精英的强烈反对。其中许多人警告称，对跨性别者权利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会招致破坏性的抵制。地区商会则表示，禁止跨性别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法律将使亚马逊公司远离该州，因为后者正准备扩大其业务；南达科他州中的城市也可能失去与国家体育协会（如NCAA）签订的利润丰厚的合同。该州最大的医疗保健网络桑福德健康公司（Sanford health）则反对另一项提案，该提案将为变性青年提供与变性相关的医疗定为犯罪。诺姆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警告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过于强硬和快速的行动可能会引发商界的反击。他们列举了之前州长们试图限制LGBTQ 权利的失败案例：其中包括2015年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的帕特里克·麦克罗里（Patrick McCrory）的例子。诺姆的沉默激起了保守派媒体人士的愤怒，这些媒体恶意丑化了诺姆的幕僚长和顾问与反对该立法的企业存在关联的“事实”。尽管保守派人士表达了愤怒，但来自商业部门的压力依旧阻碍了立法。与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愿意因为迪士尼抗议反LGBTQ 的州法律而惩罚迪士尼的做法不同，诺姆切实地感受到了经济威胁。她缓和了立法决定并犹豫了两年。
当然，这种企业行动主义（corporate activism）并不局限于同性恋权利甚至进步事业。2021年3月，在佐治亚州颁布反投票权改革后，一个由100多名企业高管组成的团体组织了一次商业封锁，反对类似的行为。同年秋天，Match集团首席执行官沙尔·杜贝（Shar Dubey）宣布，她反对德克萨斯州的反堕胎S.B.8立法。另一方面，右翼的反击本身也是一个高度协同的企业事件。利益集团和媒体机构推进了对同性恋权利、生殖健康和选举法的攻击。包括联邦党人和捍卫自由联盟等组织，得到了来自查理斯·科赫（Charles Koch）和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等躲在暗处的实业家的资金支持。他们认为在更大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将少数族裔当作替罪羊是有利可图的做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联盟一直在稳步增长。自从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一案中作出裁决，打开了政治黑钱的闸门以来，这种右翼商业行动主义已经迅速膨胀起来（2010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通过资助来播放批评其他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合法，但仍旧限制企业或组织对于候选人的直接金钱资助）。
经济精英之间的斗争，是如何对公民权利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关于“觉醒的资本”（woke capital）的斗争预示着什么？在这个民主衰落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发展中都扮演着最突出的角色。随着工会运动的力量，以及公民组织的大众成员的衰弱，政治权力已经被牢牢掌握在富人和工业领袖手中。现在，他们掌握着美国民主的缰绳。对于个人公司和商会等商业协会来说，支持一系列的进步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与此相对，亿万富翁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思想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化身（例如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发现这种经济动机很容易被推翻。那些看似坚定且有力的、维护多样性和社会平等原则的承诺，实际上是基于投资计算的单薄承诺。
然而，这种严酷的现实并不意味着企业对社会正义的支持，在实现公民权利方面没有意义。当然，一项实质性的政策变化，比如一部更具包容性的反歧视法，例如能够保护一个人工作赚钱的权利、留在家中不被带走的权利；与一家华尔街公司举办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研讨会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关于两者哪个更“真实”的争论，是一种基于模糊抽象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在 “故弄玄虚”。它们既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该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政策格局（对少数族裔的权利可能造成积极或有害的影响），也是该阶级将当前事态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方式。抛开历史上的经济不平等比率不谈。美国社会的LGBTQ 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如果7%的董事会成员能够承认自己属于LGBTQ 群体，那么我们可能会稳步迈向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持续的企业冲突证明了工人社会变革运动的失败，工人社会变革运动已经被企业支持的运动所取代。后者除了提供一些（尽管也是非常重要的）边际上的好处之外，没有起到更大的作用。因此，人们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问，对于被莫名其妙地称为“政治左派”的企业行动主义来说，它的发展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商业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及其背后的危险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美国商界领袖经常被描绘成民权活动家。像“全民自由”（Freedom for All Americans）这样的全国性联盟已经把财富500强公司和数百家小企业联合起来，在各自的国内市场上对保守的立法提出质疑。一系列的抵制活动（例如2016年反对北卡罗来纳州臭名昭著的跨性别卫生间禁令）可能对该州经济带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因为从新的公司总部到体育比赛都将从该地区撤出。
图中灰色部分代表无反LGBTQ 歧视保护政策地区；深蓝色代表有反同性恋歧视但缺少反性别认同歧视政策地区；紫色代表有部分反LGBTQ 歧视保护政策地区；红色代表有完整反LGBTQ 歧视政策地区。
但除了关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道德的辞令之外，仍有一些物质激励措施推动公司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支持进步主义事业。首先，反歧视政策具有可量化的价值。在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婚姻平等裁决的前夕，企业抱怨说，对同性婚姻的限制让他们每年损失了14亿美元的同性恋员工生产力。在博斯托克诉克莱顿县（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2020）案的一系列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工作者的法律简报中，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都敦促扩大民权，认为这将提高生产率，并减少与歧视相关的行政负担。但是，雇佣同性恋工作者的动机是什么呢？《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和《德勤评论》（Deloitte Review）等机构表示，招募LGBTQ 员工的好处远大于成本。针对LGBTQ 员工的包容性政策和公司支持的员工资源组（ERGs）有助于企业开拓新的消费细分市场，提高员工保留率。自2002年人权运动公司平等指数（Human Rights Campaign Corporate Equality Index）创立以来，公司已经彻底改革了他们的福利计划和办公室文化，以改善他们糟糕的评级，从而改善他们的市场优势。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白领现象。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第一批对同性恋友好的企业受到了酷儿员工的推动，他们将雇主转变为支持同性恋公民权利的企业先锋。从硅谷到美国太阳带（指贯穿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地理地区），白领行业的员工迫使苹果、微软和AT&T等公司的上级制定不歧视政策，提供家庭伴侣福利，并倡导法律改革。
一些企业出于愤世嫉俗的原因选择支持“多元化”。企业的“改造”有助于“粉饰”陷入困境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试图改善自己声誉的企业。由于向青少年推销JUUL电子烟设备而面临着一连串的诉讼，奥驰亚（Altria公司）公司，作为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集团的翻版，最近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热心的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非营利组织“弗吉尼亚州平等组织”帮助奥驰亚公司洗刷了名声，甚至称赞该公司“有明确的经济和商业案例来公平对待LGBT群体”。而硅谷“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Ron Conway）则在大科技公司开始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下，通过依靠社会正义的陈词滥调来支撑它们。2016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臭名昭著的H.B. 2卫生间禁令，康威呼吁NBA和其他组织抵制该州，直到该州废除此条法律。康威后来成为民主党内新自由主义派系的主要政治筹款人，该派系试图将其左翼挑战者描绘成过分忽视少数族裔权利的群体。
考虑到国家酷儿利益集团、LGBTQ 商会和公司董事会的重叠，当代的社会运动也与市场参与者息息相关。因此，反歧视保护如今被冠以“佛罗里达州竞争劳动力法案”等名称，并由名为“佛罗里达州竞争”和“佐治亚州繁荣”等组织推进，并打出“平等就是生意”等口号。
伴随这些联盟出现的，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激进主义CEO”。在过去十年中，高管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立场，并在“从堕胎权到移民改革”等具有争议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表达立场。在这些激进的高管中，最早采取行动的是软件大亨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他因挑战反 LGBTQ 州法律而名声狼藉。当贝尼奥夫注意到他的公司 SalesForce 难以招募和留住非白人、非男性员工时，他开始转向激进主义。时任印第安纳州州长的彭斯在2015 年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为那些歧视同性恋者的群体提供宗教自由辩护，贝尼奥夫意识到了一个机会，带头取消了SalesForce要求客户或员工前往该州的项目，并威胁要撤回长期投资。
采取这种立场的个别公司和首席执行官通常拥有重要的盟友。“人多势众”的效应吸引了大量的营利性企业、专业体育会议和其他经济利益相关者，他们可以共同创造或破坏当地经济。伴随着媒体的报道，压力有时会带来回报。在因北卡罗莱纳州的卫生间法案，而取消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众多公司中（包括PayPal、德意志银行、CoStar和VoxPro），有些公司能够与对手州协商获得更好的激励方案——包括从“商业环境”更好的州得到更好的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力培训计划。
这种关于“商业环境存在优劣”的概念明确表达了社会正义与公司政治的阶级特征。正如社会学家卡罗琳·汉利（Caroline Hanley）所写的那样，“商业环境”的比喻是20世纪中叶受新政启发的劳工倡导者，与通用电气（GE）等公司之间斗争的产物。后者为了追求减少劳工保护、获得利润以及剥削劳工，选择利用地方经济进行牵制。通用电气尤其将工会和工资保护视为对其经济活力的威胁。今天的美国公司除了要保护他们的同性恋雇员之外，还想要获得同样的待遇——北卡罗莱纳州H.B.2法案中取代当地最低工资法的部分，在跨性别卫生间条款被废除后“幸存”了下来。
这种反歧视的经济逻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反LGBTQ 立法的有力阻碍。当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为亚马逊的第二个总部而向各个城市示好时，共和党的州领导人也缓和了他们对同性恋权利的强烈反对。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立法者警告说，不要提出会给经济投资带来“阻力”的法案，并表示负面的“头条新闻会让大企业的CEO望而却步”。即使各州首府在2021 年推出一系列反跨性别法案时，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 （Asa Hutchinson） 也拒绝成为第一个“招致”经济报复的人。这位州长此前曾在 2015 年默许了商业需求，在当时成功地指导共和党立法核心小组削弱其宗教自由法带来的歧视性影响。从这点来看，企业对跨性别权利的亲和力，似乎是对右翼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的永恒防御（eternal defense）。
但是，从2021年开始，天平开始向相反的政治方向倾斜。在各州暂缓了针对跨性别权利行动的几年后；大多数共和党控制的州在2021年发动了歧视性立法的闪电战——在34个州提出了共计147项法案，其中13项被签署成为法律。与2018年提出41项提案的低点相比，这一数字大幅增加，使保守派能够大胆地推动这些法案，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随着阿肯色州通过了两项新反跨性别运动法案和一项禁止跨性别青年接受过渡医疗的法案，该州商会首席执行官哀叹道：“这类事情随处发生，企业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在一份类似的声明中，沃尔玛（本身是一家宣扬基督教价值观的企业，后来成为LGBTQ 的倡导者）的发言人表达了无能为力的感叹。
但是，反抗力度的减弱并非是因为企业的不作为。为了打击这些法案，人权运动已经分发了一份由253家美国企业认可的声明——签署者包括亚马逊、苹果、陶氏、谷歌、IBM、Lyft、微软、耐克和贝宝。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这种书面上的抗议已经成为商业协会的主要抗议形式，但它也被证明是最无效的异议形式之一（尽管研究表明，它往往有利于获得消费者支持和保障其他底线）。
在新冠大流行的早期，数十家公司联合发布了公开信，恳求爱达荷州的官员投票反对当时仅有的几项禁止变性女孩参加体育运动的提议。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但爱达荷州州长布拉德·利特尔（Brad Little）还是推动了这项立法，他可能意识到抵制的威胁不大。一年后，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的指示遭到了类似的反对，他警告说，治疗变性青年的医生可能会面临虐待儿童的指控。包括强生、苹果、Meta、宜家和谷歌在内的60多家公司在《达拉斯晨报》上刊登了一页广告，上面只写着“歧视对企业不利”。然而，比商业部门的压力更有效的是政治上的初选挑战（primary challenge）的威胁。在帕克斯顿发布这一指令前不久，他的右翼挑战者发出了一则竞选广告，谴责帕克斯顿和州长阿博特未能保护儿童。
在新的右翼立法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一些曾经直言不讳的公司却变得相对被动。去年4月，甲骨文软件公司（贝尼奥夫的前公司）计划加入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大科技朝圣之旅。在公开宣布与甲骨文的协议后不久，田纳西州的立法者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制定许多反跨性别法案。起初，甲骨文公司加入了商业异议的大合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反对这些提案，并签署了全国性的公开信。在一个月内，州长签署了五项单独的法案成为法律，其中包括体育禁令、青春期封锁禁令、卫生间禁令和反LGBTQ 课程法。令人震惊的是，商业部门大多保持沉默。许多人意识到，不会再出现类似抵制北卡罗来纳州H.B.2法案的大规模抵制行为了。在去年9月确定其计划时，甲骨文公司的高管解释说，他们将带来一个重视和保护多样性的工作场所，试图以此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虽然有人可能会指责甲骨文放弃了更大胆的抵制路线，但它的举动并非是不同寻常的。企业为社会正义而发起的激进运动从来都不常见。在2020年对39个不同行业的149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这种行为在投资者中引发了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公司采取立场是有风险的，而且最终会与以利润为导向的项目正相冲突。一封软弱无力的信可能是好的，但放弃一揽子税收优惠，让硅谷外籍人士移居到新兴（且更便宜）的大都市，就会被认为不合情理。
到2022年，一种煽动反LGBTQ 情绪的复仇主义（revanchist effort）努力已经开始扩散。截至年2022年3月，238项法案已经被提交到州议会。当诺姆签署了今年的第一个体育禁令成为法律时，她遭遇了反对派的呜咽，他们在前几年阻止了这样的行动。也许是感觉到自己说服州长的力量已经减弱，因为诺姆的同行们已经把聚光灯从南达科他州移开了，那些曾公开反对该法案的商业游说团体也选择沉默。
诚然，一些共和党州长否决了歧视性立法。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Eric Holcomb）否决了一项针对跨性别女孩的体育法案，理由是该法案背后的经济成本肯定会演变成一场漫长的诉讼斗争。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霍尔库姆被任命为副州长，几个月前，苏·埃尔斯佩曼（Sue Ellspermann）因2015年抵制事件与时任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产生分歧而辞职。霍尔科姆的否决导致了他与该州立法核心小组的脱节，该核心小组发誓要迅速推翻前者的决定。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Spencer Cox）也在2022年3月否决了自己的体育禁令，使自己处于全党大势之外。考克斯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担任副州长期间，他与包括共和党议员和LDS教会在内的一个大团体进行了密切合作，禁止对同性恋和跨性别未成年人进行转化治疗。尽管考克斯警告说，有关体育禁令的诉讼可能很容易使该州的高中体育项目破产；但在几日后，犹他州立法机关还是推翻了他的否决。
埃里克·霍尔科姆
共和党的大多数人都渴望通过反LGBTQ 的立法。在鼓吹有必要保护脆弱的年轻人时，共和党领导人采用了一种强硬的言辞，将自己与由“自由派社会工程师和他们的大企业推手组成的邪恶阴谋集团”对立起来。福克斯新闻（Fox News）电视明星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每晚都在怒斥美国企业界对劳动人民和传统价值观的蔑视，在他的鼓舞下，保守的州政策制定者开始采取行动。他们散布了关于“快速发病的性别障碍”这一流行病的恐慌，这是一种极为边缘的临床理论，指责一种无定形的“性别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染病已经腐蚀了无数易受影响的、往往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的大脑，然后将对TA们的身体造成进一步影响。
为了抵抗这些对儿童福利和家庭神圣性的威胁，共和党领导人把自己定位为民粹主义防线，决心抵御大企业对民主的攻击。正如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主席约翰·瓦尔（John Wahl）所阐述的那样：“那种政府应该屈从于他人的想法，无论那些人是体育组织、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其他机构，是对自由社会和代议制政府理想的冒犯。美国是由‘我们人民’建立的，美国并不是建立在‘大公司’之上。” 在国家层面，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提出了“管好你自己的生意法案（Mind Your Own Business Act）”，该法案将赋予股东权力，约束激进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他们放弃“企业爱国主义”的行为。
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一直在资助蓝领社会的保守主义路线。传统基金会、国家政策委员会（CNP）和关心美国妇女组织等组织得到了自由意志主义实业家的资助，他们试图利用受压迫的传统主义者形象来掩饰他们的阶级计划。事实上，这个虚假的工人阶级运动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引入了针对酷儿群体的家长权利法案，这些法案从一开始就是对公立学校的暗中攻击。
这种民粹主义戏剧在德桑蒂斯对反LGBTQ 立法的坚定捍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就像其他有总统抱负的共和党州长一样，德桑蒂斯支持那些旨在解决公立学校中“同性恋宣传”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两大问题的法案。去年6月，州长签署了一项与跨性别体育禁令，并在塔克·卡尔森的节目上夸口说，“你不能被这些组织吓昏，尤其是那些相信觉醒主义的企业。” 德桑蒂斯没有被数百家小企业和数十家财富500强公司的反对所吓倒，他于2022年3月28日签署了有争议的“教育中的父母权利法案”（也被称作“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禁止在教师在教学中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进行“不适当的”讨论。很多人都注意到，佛罗里达州中部最大的雇主之一，以及早期提供家庭伴侣医疗保健福利的迪斯尼公司没有参与企业的反对。事实上，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查帕克（Bob Chapek）不得不参与到这场争斗中。在公众和员工的强烈要求下，迪士尼在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的几个小时前就站出来表示反对。
保守派对迪斯尼异议的反应，体现了自由派行业领袖谴责文化战争背后的戏剧性和虚伪。德桑蒂斯立即谴责了 “觉醒主义的迪士尼”，称该公司是反民主的反对派，而他的右翼媒体同行则指责该公司支持诱奸儿童（child grooming）和性虐待。州长甚至签署了一项废除迪士尼乐园特殊税收地位的法案，一名共和党议员形容这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乃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逃税骗局”。南方过去的文化战争历史表明，共和党人偶尔愿意取消企业的特殊待遇。例如，作为对达美航空公司决定终止其对国家步枪协会（NRA）成员折扣计划的回应，佐治亚州剥夺了该公司5000万美元的航空燃油销售税减免。然而，对于“佛罗里达州可能会通过民粹主义经济措施来吸引迪士尼进行强调和夸大”是非常容易的。正如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民主党议员所指出的那样，迪斯尼乐园在批发商品销售方面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免以及600万美元的财产税减免。该公司还进行了有效的游说，使得强制性病假立法不被列入议程。
对同性恋权利的持续反击，将证明美国企业对LGBTQ 权利的高涨热情是多么反常。毕竟，一份关于跨性别权利的积极声明无法让企业对于支持这些权利做出长期承诺。以沃尔玛为例：这家零售巨头持续向其发言人所谴责的、具有歧视性的阿肯色州立法者的竞选金库注入了数十万美元。在详细描述了这些现金流的调查报告中，充斥着对虚伪的指控。记者宣称，沃尔玛一面支持带来苦难的立法者，一面在显眼的位置展示其支持同性恋权利的骄傲月商品（Pride merchandise）。这种做法既荒唐，又怪异。
事实上，这些形式化的企业言论背后是物质利益底线。提供象征支持同性恋的彩虹装饰服装有助于扩大沃尔玛的客户群体；与此同时，企业选择通过答应白领酷儿员工协会的一些要求，来平息员工的异议。然而，更重要的是，企业必须与决定税率和补贴的立法者和州长保持可行的、可迭代的关系。这一现实应该给那些指望通过企业获得救赎的人们敲响警钟。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严重依赖企业的善举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转型策略。劳工运动中的同性恋权利核心小组赢得了最早的反歧视合同保障以及家庭伴侣福利。酷儿工会会员还组织了针对敌对立法的辩护。在1970年代后期，包括美国教师联合会（AFT）以及美国邮政服务工会在内的工会联合起来废除了一项加州法案，该法案将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同性恋教师定为刑事罪犯。每个加入“击败布里格斯（John Briggs）行动工人大会”（以憎恨同性恋和反工会的加州参议员约翰·布里格斯命名）的工会都认为，该法案是对公共部门工会的全面攻击。
今天的工会，如美国教师联合会和佛罗里达教育协会，谴责佛罗里达的“不要说同性恋”法案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该法案不仅针对学生，也针对教师和公立学校。事实上，该战略背后的策划者、曼哈顿学院研究员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承认，该计划是为了挑起“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普遍不信任”。州长德桑蒂斯让家长能够惩罚那些藐视法律的教师（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批判种族理论”教学和书籍的禁令）。然而，对于德桑蒂斯而言，这些行为只是在他的政党与公共教育的持续战争中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例如，特许学校的教师就免受“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限制。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还推行了一项学校代金券计划，使得该州的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私立教育。而作为利益相关者，教师工会将从阻挠“取消对公立学校的资助、同时使学校的教学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繁重”的法律的斗争中获利。
当代工会反对“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努力与反对“布里格斯倡议”的不同之处在于，近年来美国工会运动的萎靡不振，以及民主党的右倾最终导致其远离劳工基础。随着最高法院于2018年作出赋予所有公共部门工会“工作权”的裁决后，公共部门工会成员继续流失，工会组织人数继续创下历史新低（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比例裁定，禁止要求非工会政府工作人员支付工会费用作为其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条件）。2021年，工会仅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6%，创下了100年来的新低。
一些人认为，资本阶级中有少数倾向于社会正义的成员，他们有着结构性的动机，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行动，就像那些将反同性恋的偏执与反工会和反公共产品的议程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同行所做的那样。与沃尔玛和迪斯尼等个别公司狭隘地关注短期回报不同，“三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和道富（State Street）支持社会和财政政策，以此来稳定已经变得危险且不稳定的美国政治经济。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平均投资额（约22%）超过了15万亿美元。除了规模巨大之外，它们的投资还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三巨头汇集了许多主要行业的资产，以及各个行业中许多竞争者的资产，因此它们能够通过阻止社会不稳定与危机获得利益；而诸如科赫家族则觊觎着不稳定的浪潮，计划以此谋利。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最近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ESG）的言论让一些评论人士相信，资产管理公司（那些共同拥有美国经济大部分份额的机构）可能会开辟一条社会改革的新道路。促进工资增长和储蓄的社会政策，可以阻止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各地以民粹主义右翼威权政府的形式造成的政治混乱（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这样的财政干预可以支撑管理公司监管的退休资产）。适度的气候变化改革（无论是自我施加的，还是拜登政府中芬克的盟友从外部授权的）被认为是保护总体经济免受恶劣天气事件冲击的必要措施。正如贝莱德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董事总经理最近所说，ESG政策可以建立在美国企业的影响力之上，这种影响力使我们从“不问，不说”转变为“带着自己的取向和立场，全身心投入工作”。
但是，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为与其他任何符合社会正义时代精神的公司几乎是一样的。根据对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在公司治理中使用其投票权的一些评估，他们倾向于使董事会多元化，建立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招聘和保留协议，并要求披露联邦政府授权公司收集的人口统计资料。这些改革主要影响的是来自边缘背景的上层阶级工人和管理者。更普遍地说，ESG的受欢迎程度与人们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丧失有关。在这个意义上，ESG改革，连同其前身：“企业社会责任”，都源自基本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改革或许更接近于他们试图在言辞上与之保持距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风格的企业掠夺政治（corporate plunder politics）。
然而，仅仅是改革的幽灵已经激起了化石燃料行业的反应，这些行业害怕因监管而消失。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一个名为 Main Street Investors Coalition 的新贸易组织图通过将资产管理从公司治理的代表权中剔除，来遏制“不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动主义（non-wealth-maximizing activism）”。去年秋天，政治黑钱行业组织 “消费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发起了一场电视宣传活动，针对 “觉醒主义”公司的所谓虚伪行为。这则广告指责贝莱德与某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谴责可口可乐反对佐治亚州反对投票权的行为，广告称可口可乐试图以此掩盖其造成儿童肥胖流行病的责任。
总而言之，对“觉醒资本主义”的讨伐，最好被理解为一场代理人之争。虽然其在本质上带有文化色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就像对多样性友好的公司为了底线利益玩弄花招一样，“性别意识形态”的煽动者也在使用诡计。其中一方认为，他们的替罪羊是铲除法规和公共机构的手段，另一方则主要试图盈利。目前，LGBTQ 权利和其他社会和经济改革，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仍然被纠缠在这些关乎全球经济未来的斗争中。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张艳
开幕式的争议！巴黎奥运会‘嘲讽耶稣’表演如何激怒20亿基督徒？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因其创意和表演内容引发了广泛争议。核心问题是对基督教的亵渎，特别是将《最后的晚餐》这一宗教名作进行恶搞。在开幕式上，耶稣被描绘成一个胖女人，而叛徒犹大被表现为一个穿黄衣服的亚裔女孩，其他门徒则变成妖魔鬼怪。主创芭芭拉，一位犹太裔同性恋者和肥胖者平权倡导者，对基督教进行了嘲弄。事件还包括点火环节中一匹灰马和骑士的出现，暗示《启示录》中的末日审判。该开幕式被基督徒批评为对基督教及其信仰的严重侮辱，引发全球范围的抗议和谴责。
芭芭拉，犹太裔同性恋者及肥胖者平权倡导者，策划了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她的创意包括将耶稣描绘成一个胖女人，头顶施华洛世奇水晶光环，而犹大则被表现为一个穿黄衣的亚裔女孩。其他门徒被设定为妖魔鬼怪。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了基督教信徒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种表演亵渎了基督教的核心宗教象征。
在开幕式的《最后的晚餐》恶搞中，耶稣被扮成一个胖女人，而门徒们则变成了各种怪异的形象。这一部分的表演目的在于挑战传统宗教观念，但却触及了基督教徒的底线，使他们感到被侮辱。表演中的异装癖、同性恋等元素也使得这一创意显得更加挑衅，引发了激烈的宗教争论。
开幕式的点火环节中，一匹灰马和骑士的出现被解读为《启示录》中末日的象征。灰马骑士的形象被认为是在预示末日审判，这让基督徒感到不安。根据《启示录》的描述，末日将带来灾难和毁灭，这一视觉表现被认为是在全球范围内传达一种负面的预兆。
基督徒的反应和抗议开幕式后，全球基督徒对巴黎奥运会主办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这一开幕式不仅亵渎了基督教的宗教象征，还对其信仰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侮辱。大量基督徒涌入主办方的网站，要求公开道歉，并呼吁对这种极端的“政治正确”进行反击。
此次开幕式的内容不仅挑战了宗教界限，还引发了关于政治正确和普世价值的广泛讨论。通过将宗教象征与现代社会议题结合，主创者的意图是在推动平权和挑战传统观念。然而，这种方法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宗教和文化的深刻冲突，暴露出当代社会在处理宗教和文化多样性问题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去他的“防治肥胖\u0026#34;，我们胖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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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完美身材”的标准，该由瘦子们来定义？
文 | 何承波 金雅如
编辑 | 胡雯雯
“世界防治肥胖日”，5月11日在这个由头下，成了大批媒体和自媒体呼吁减肥的盛大日子。
不出意外，你可能还会看到如下说法：这个日子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11谐音“我要1”，1寓意苗条，所以是个减肥的好日子。
世界卫生组织这时候就该甩锅了：“不，我没说过，那可能是鲁迅说的！”
事实上，这是个假节日，跟世卫和任何组织都挂不上关系。起因是2010年，有中国专家呼吁，将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摄影 孙海
胖，似乎是现代人类的魔咒。它不仅引发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担忧，甚至在心理、审美、社会认同上，都引发着无止境的焦虑和恐慌。
新兴中产阶级们热衷在朋友圈晒腹肌、A4腰和马甲线，”连身材都管理不好的人，也无法管理自己的人生“成了某种教条，甚至就连孩子的升学面试，也会将父母的体重纳入考核范围，以此来评判这个家庭是否足够自律。
然而讽刺的是，尽管人们公认，过瘦和过胖都对身体都不好，但前者往往能收获同情和支持，后者却总是引来歧视甚至攻击。
直到有一天，人们站起来反抗了：去他的魔鬼身材，我要胖得理直气壮，毫无歉意！
2017年，一场“反维密时装秀”举行，体型、肤色、年龄各不同的模特登台亮相，甚至有的还有身体残疾，她们共同宣告：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有亮点。
活动家们批判身体美背后的社会结构，认为这种结构应该包容一个人的自信和自我价值，而不是侵犯它，他们提倡自信自爱、尊重多元、尊重他人。
2018年，美国大码模特苔丝·霍利迪（TessHolliday）登上了《COSMO》杂志英国版的封面，几年来，她已经掀起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讨论身体，接受身体的运动——身材平权运动（Body Positivity）。
她们共同挑战着身体美的社会结构，试图破除魔鬼身材一元论的文化教条。
来自密西西比河的女孩
2018年9月的一个早上，苔丝·霍利迪（Tess Holliday）穿过肖尔迪奇街区，来到一家豪华私人酒店的花园。肖尔迪奇是伦敦最时髦的街区，这里的男男女女衣着精致考究。而霍利迪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尽管她梳着复古的发型，发丝像上世纪80年代的溜冰者那样优雅地向后挽着，但她的大腿、腰部正汹涌地从紧身裤向外鼓出，巨大的乳房在纽扣式上衣底下颤抖着。
作为一名模特，身高165cm，体重接近130kg的她，显然属于这个圈子的异类，普通大码模特已经无法定义她了。按美国标准算，大码模特一般在8到16码之间，而她是22码，只有5XL以上的衣服才能把她装进去。但霍利迪女士对自己的身体毫无歉意，相反，她为此感到骄傲，她有信心赢得主流的名声。
此刻，她走到COSMO杂志的摄影师面前，对着镜头做了一个飞吻，快门按下，定格。在这张照片上，她身着翡翠色的丝绸泳衣，裸露的大腿和双臂占满了整个画面。她身体上爬满了树藤一样的纹身，其中右臂上纹着Piggy小姐，霍利迪喜欢她，认为这只丑萌的卡通猪勇敢、时髦且性感，并立她为偶像。
2018年10月，《COSMO》英国版出街，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个超大码模特登上了全球销量最高的女性杂志封面。那个飞吻的动作，配上了一个激烈的标题：超模的咆哮。而过去，这本杂志和所有时尚杂志一样，封面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王国，只容纳那些纤瘦骨感的模特们，似乎她们才代表真正的时尚。
而今，这片领地被一个130公斤的胖模攻破了。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COSMO封面
体重从小是霍利迪的魔咒。
她出生在美国南部的牧场里，童年充满了痛苦的记忆，父亲是个家暴狂，因为体重，时常咒骂她，贬低她。母亲不幸遭受枪伤至瘫痪，但她一直没有因为贫穷与不幸自暴自弃，而是鼓励霍利迪，支持她去追逐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成为模特。
15岁这一年，穿16码（3XL）衣服的霍利迪去参加了一场模特试镜，负责人直接拒绝了她：你太矮，太胖了，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羞辱也在学校里延续着，直到她后来辍学，辗转几年后来到洛杉矶，那时她已是一位单亲妈妈，在牙医诊所当接待员。
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模特星探的电话打进来了。
一年后，霍利迪出现在了A&E电视台的节目《Heavy》中，这是一档记录重度肥胖者努力减肥的真人秀。他们被送到德州的健身营，用六个月的时间锻炼、节食，减肥成功，重回生命的正轨。节目中，霍利迪闷闷不乐地对着镜头说，减肥，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几个月后，她代言了这档节目，广告在全国范围播放。这是一个充满讽刺的开端，作为减肥节目的代言人，她没有减掉一丝体重，却走上了大码模特之路。她逐渐收到大码服饰、化妆品活动的邀约，偶尔出现在怪异的内衣秀场，还登上了时尚博客和杂志，被《尼龙》杂志、《VOGUE》意大利版和美国《人物》杂志所报道。
另一位曾经的大码模特，来自英国的安娜·希琳洛（AnnaShillinglaw）在霍利迪身上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她为自己是谁而自豪，她不在乎。即便是不胖的人，也应该尊重她。” 希琳洛创办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MiLk，不久前，她的公司刚成立英国第一个曲线部门（Curves），主要签约体型丰腴的大码模特。
2015年，霍利迪跟希琳洛签约，成为MiLk公司最大号的模特。2018年，她成为第一个登上《COSMO》封面的大码模特，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和广告牌上。有媒体评论说，霍利迪要改变时尚行业了。
COSMO这样解释选择霍利迪的原因：“她代表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那些被推到世界某个角落的人，终于走出困境了。 “边缘化”的声音和面孔正逐渐渗入主流。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该杂志编辑萝拉·卡朋（LauraCapon）随后也撰写专栏谈论这期封面：“我真的相信，每一个曾经对自己身体感到羞耻的女人，都拥有了自己的《COSMO》封面。”
去你的审美标准
然而对于霍利迪来说，模特之路，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随着她在时尚媒体崭露头角，谩骂和羞辱远比赞美来得多。人们告诉她，你应该把身体遮盖住，不要在媒体上丢人现眼。
这种声音从她刚积攒名声的2011年就开始了。她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网友讨论她不该穿比基尼，不该炫耀她肥大的手臂时，很是愤怒。她随即在Instagram上po出四张自己的旧照片，上面分别是她穿着露脐装、铅笔裙、无袖连衣裙、比基尼，然后写着：“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大胆地穿，不要再隐藏自己的身体。”并打上了一个标签#effyourbeautystandards（去你的审美标准）。
众所周知，在Instagram这种充斥着性感网红、美女明星和健身目标的地方，谈论身材平权，网友绝对不会太友善。霍利迪的照片只有1000个分享。
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如今，点开#effyourbeautystandards，就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下面已有几百万人在晒她们的肥胖身体和宣言。
这让霍利迪始料未及。在她看来：“这个标签风靡Instagram，是因为人们想要真实的东西。它展现真正的女性身体，各种各样的体型、肤色，妊娠纹、体毛，以及残疾身体。分享这些故事，让她们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种种迹象表明，霍利迪领头的风潮正在Instagram塑造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引领人们认同并肯定自己的身体和外表。类似#bodyconfidence（身体自信）、＃bodypositivity（身体平权）的标签层出不穷。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反抗脂肪歧视的运动中来，比如时尚博主Thamarr Guerrier、Jess Baker等人。他们分享了自己很多有关身体羞辱的故事，有人说，“肥胖的身体经历了长期的妖魔化。”在一封给330万粉丝的信中，导演莉娜·邓纳姆写道：“我并不讨厌我的样子，我讨厌的是让我讨厌它的文化。”
这一切，都汇入了身体平权运动（Body positivity，简称“bopo”）的大流。
身体平权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1967年，纽约的电台主持人史蒂夫·波斯特跑去中央公园举办了一场活动，举旗抗议社会对脂肪的歧视。
1996年新的浪潮兴起，社会工作者ConnieSobczak挂牌成立了The Body Positive的组织，让身体平权的概念普及开来。该组织举办研讨会和培训，重新定义女性对美的标准，改变她们对身体美的消极认知。
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这张海报，引起了极大的抵制，网友和各大品牌纷纷打出了自己的版本，抗议这种及其狭隘的审美霸权
这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在社交媒体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霍利迪的行动，让自己成为了摇旗呐喊的领头羊，她凭借自信以及超常的能量，将反肥胖歧视扩展到了挑战审美标准的文化上，主张人们打破美丽与自尊之间的阻隔，接受各种各样的身体，建立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心。
他们批判身体美背后的社会结构，认为一种理想的审美结构，应该包容一个人的自信和自我价值，而不是侵犯它。
庞大的秘密观察者
如今，对于唯瘦独尊体系的反抗，已经涌出了时尚圈，将更多普通大众裹挟进来。其中最为标杆的，是美国女摄影师海莉·卡菲罗（HaleyCafiero）。
海莉·卡菲罗是美国孟菲斯艺术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一名摄影师。她平日的穿着就和普通美国人一样，运动鞋、五分裤、T恤，只不过肚腩上的肉总是以显眼的方式横在腰间。
她在少女时期曾是活跃的足球运动员，但自从高中时由于过度节食，得了进食障碍后，她停止了运动，同时她又患上了甲状腺功能衰退，身上堆积的脂肪从此再也减不掉。与脂肪一直跟随着她的，还有身边人异样的目光。
2014年的某天，她在时代广场的人群中架起相机，打算为即将进行的自画像创作拍一张肖像。等照片洗出来，她猛然留意到照片后面有个男人。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她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眼神：“他似乎在嘲笑我，我从没想过我瞬间捕捉到的会是那样一瞥。”
她那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居然会在公共空间激起如此微妙的反应。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打击她，反而触发了她的创作与探索。她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纽约闹市区、人口稠密的海滩或其他沸反盈天的旅游区。
她装作不经意地穿过街道，坐着看手机、看地图，试图融入人群。她的助手则藏在附近，用相机对着她，将周围人的反应一一拍摄下来。
“这像是一场社会实验，在照片洗出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鄙夷的眼神和表情，赫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照片。
后来，卡菲罗把这组作品命名为《等待观察者》（Wait Watchers）传到网上。照片里，有警察举着帽子在背后嘲弄她，有傻笑的青少年，有瘦如竹竿的比基尼女孩投来的斜眼……寻常的街景，路人刺目的眼神，形成了绝妙的张力，让这一系列照片火速走红，开启了病毒式的传播。
她像霍利迪那样，赢得了主流媒体的赞誉，《人物》和《纽约》等杂志评论，这些充满力量的作品，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令人心碎和沮丧的真相。卡菲罗得到了很多感激：“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你太棒了！”
卡菲罗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这场身体平权运动的重要角色之一。她完全赞同霍利迪等人的观点：“身体平权代表接受你的身体，它是什么就什么样。因为不管人们长成什么样，他们都有快乐和幸福的权利。”
胖女孩的复仇
事实上，卡菲罗走红后，攻击与赞美数量是不相上下的。她曾收到一封匿名邮件，点开之后被深深地刺痛了：“如果我在现场，我不仅会看你，还会打你。”
这些言辞激烈的辱骂，淹没了那些让她欣慰的感动。有人直接评论：“一头肥猪拍摄她的胖屁股，并称之为艺术。”也有网友拿健康说事儿：“肥猪，远离甜甜圈，跑步去吧。只是看着她，就让我恶心。”一条留言说，“如果她拾掇一下，穿上有吸引力的女性化服饰服，洗洗头发，弄个造型，对人们保持微笑，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向她敞开。”
在《等待观察者》面世后的四年里，卡菲罗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复仇”机会，作为对喷子的回应。她创作了《喷子讲坛（The bully pulpit）》。她从攻击自己的数千条评论中，锁定了25个人，并找到了他们的公开资料，包括他们po出的自拍。
她将自己精心打扮成他们的样子，并植入了他们当时给自己的评论。
在一张背景昏暗的照片里，卡菲罗装扮成一个八字胡的邋遢男人，像个审判者一样坐在椅子上。他穿着肥大的绿色T恤和牛仔裤，胸前印着给卡菲罗的评论：“我不明白女人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胖，你知道你会被当做一坨屎的。”
另一作品中，她装扮成一个光头男人，穿着浅粉色的连体泳衣，把滑稽的印花内裤，套在外面。泳衣胸前同样印着当事人的建议：“你为什么不能少吃点，做点运动？”
在这些照片上，卡菲罗的服装和化妆都很用心，让人难以辨认这是她本人，每个形象也各有不同。卡菲罗说，浮夸的服饰和妆容，传递着这些人自我表达的脆弱，也反映了互联网给喷子提供的虚假保护感。
如果说《等待观察者》是即兴的表演，那么《喷子讲坛》就是最终的反击。卡菲罗注意到人们因为她的体重而表现出的批判表情，于是她将他们变成了一个基于邪恶游戏的艺术项目。
占据时尚与审美高地的《VOGUE》杂志这样评价卡菲罗所代表的思潮：
“极度消瘦抑或极度肥胖，背后都有文化和美学的准则作祟，它们无一不是消极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一并起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统治着每一个人。我们口口声声说着宽容和开放，眼神却不会骗人。”
无需和解，我很开心
在卡菲罗和霍利迪们面对的批评中，很大一部分是打着关心健康的旗帜。有人直截了当：“你真是太恶心了，一天到底吃多少麦当劳汉堡？”也有一些黑粉比较隐晦：“霍利迪女士令人敬佩，我唯一担心的是她的健康状况，她是试图用100美元的钞票来擦干眼泪里的细菌。”
霍利迪走在街上时，时常会迎来各种意味深长的寒暄，有一次，她在洛杉矶叫了一辆优步，司机问她胆固醇是不是太高了，话语带着善意，又不乏鄙夷。她无力地回答：“我很健康。”对于这种反驳，公众始终是不相信的，她也逐渐厌倦了反复无谓的辩解。
霍利迪有时也在网上晒自己的健身照，以此反驳关于自己健康的批评，但如今，她已经没有兴趣去做徒劳的辩解了。
各路大V们也口诛笔伐。2018年，美国著名生活教练史蒂夫·米勒发出呼吁，让经纪公司MiLk禁止霍利迪出席活动，认为她是不健康生活的倡导者。《美国达人秀》的评委、著名专栏作家皮尔斯·摩根甚至写了一封长信给她：你的名望和财富的飙升，完全依赖于你病态的肥胖。苔丝，你一定要尽快停止欺骗自己。”
早前，她的经纪人也发出建议，“切断糖分摄入，否则你的模特事业要断送了。”
霍利迪无法认同这些批评，她提醒批判者们：“我传递的不是让“所有人变胖”，而是“让我们爱自己”。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前，你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曾经在Instagram上蓬勃发展的身体平权运动，并不如公众所预知的那样乐观。尽管霍利迪创建的标签每分钟都有刷新，但她自己却开始有点分裂。
2018年春天，在她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密西西比河的童年创伤，重新释放开来，像黑洞一样吞噬她。她形容“那是一种溺水一般的体验。”她感到自己给身边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我厌倦了伤害，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让我消失，让我消失。”
回顾所谓身体平权运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我们本可以通过一点点尊重和善意走得更远，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参与，这场运动如今也似乎偏离了它的初衷，成为了一些商家用来宣传的口号。擅长于文化解读的媒体VOX撰文指出，“身体平权已经变成了可以依靠消费来解决的问题。
多芬、Aerie等众多品牌介入其中，把企业利益插入了这场争论，试图仅仅通过一个模特或演员，塑造它们的英雄，并统治这个话题。资本主义的炼金术，把这场运动变成一个营销工具。”
当意见领袖们的声音退潮，卡菲罗和霍利迪发现，肥胖羞辱文化背后的社会结构，依然牢不可破。在极度瘦削与极度肥胖都不利于健康的事实面前，前者引发的往往是怜悯，是同情和支持，而后者，却总是先得到攻击和蔑视。
卡菲罗认为，自己的战斗还将持续。我们问她，是否会考虑跟世界和解，她的回答铿锵有力：“无需和解，我很开心。（No reconciliation is needed. I amhappy.）”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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