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罗炳辉：外号“罗大肚子”，因肥胖患上高血压，牺牲在建国前
1938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的心中却有着一个不小的烦恼：
外号“罗大肚子”的他，因为腰腹实在圆圆，竟然连一条能用的皮带都找不到，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他行军打仗！
彼时，正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工作的陈同生，因为要参与编辑《全民抗战》三日刊而来到了部队，与罗炳辉相识。二人闲聊间，罗炳辉便对着这个朋友长叹道：我这大肚子，想要找到一条能用的皮带，好难啊！
陈同生仔细观察了一番说：这好办！随即便将罗炳辉拉到一家皮带摊，让老板给罗炳辉量尺寸，自己则在所有牛皮中扒出来一张最大的，专门给他定制了5根加长皮带。
这皮带有多长？话说有一次新四军开联欢会，四师师长张爱萍的夫人借了罗炳辉的腰带，接着，她又去连队借了两个身姿苗条的姑娘，三个人往皮带里面一钻竟还留有一些空隙！
这一举动直闹得整个新四军官兵哄堂大笑，也再一次坐实了罗炳辉“罗大肚子”的称号。
但不管怎么说，罗大肚子的腰带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他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带兵打仗，与小日本痛快厮杀了！而这5根腰带，也伴随着罗炳辉度过了那段艰辛的战争岁月。
罗炳辉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最终却牺牲在了新中国成立前。
从军31年以来，罗炳辉未尝败绩，他参加过土地革命揍过地主、走过漫漫长征路，砍杀过日本鬼子。周恩来将他带领的战队称之为“战略骑兵”，毛泽东说他“作战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是“牵牛鼻子的小能手”。
但谁能想到，四十多岁肚子圆圆，堪称作战奇才的罗炳辉，小的时候还是奴隶身份，经常吃不饱饭。在那个缺吃少粮的年代，一向艰苦朴素的罗将军，又是因为什么导致肥胖的呢？
罗炳辉本名罗德富，1897年12月22日出生在云南省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偏坡寨的一户汉族农家。罗炳辉的父亲罗守青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家几口人只靠着从地主家租赁土地过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是在精心侍弄庄稼，就是在准备精心侍弄庄稼。
眼看着父母每日早起劳作，很晚才归家，经常累的腰都直不起来，华发早生，脸也在风吹日晒中变得黢黑无比，但一年辛劳下来，留下来的粮食却都不能让一家人吃饱肚子。而地主家的孩子却顿顿大鱼大肉，小小年纪的罗炳辉心中有多心疼父母，就有多恨那些剥削贫农的地主。
可怜天下父母心，尽管家境贫寒，但这并不意味着罗父罗母就不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在家里人都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是选择咬紧牙关，将罗炳辉送入私塾接受教育——哪怕识得几个字，未来不做农民，做个账房先生什么的，也比像他们这样辛苦一辈子，却一直都在给地主做活强啊！
然而仅仅上了三年的私塾，生活已经无以为继，十岁的罗炳辉不得不从私塾退学，未来不出意外的话，将会走上和父母一样的老路——当个一辈子被地主压榨的贫农。
但罗炳辉生性倔强，11岁的时候，他就有胆量与肆意压榨农民的劣绅争论。他与老实巴交，被地主剥削一辈子却只会认命的父亲罗守青，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面对剥削的压迫，他会生出一股反抗的心思，并付出行动。
他很快也等来了这个机会。
1909年，罗炳辉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小小少年。他个头窜得快，站在常年劳作已经累弯了腰的父亲身边时，两个人的个头已经大差不差。
一天，当地街上的一个恶霸闯入罗炳辉的家中，想要招收更多所谓的“保护费”。罗家一年劳作下来连吃饱饭都够呛，哪里还有多余的闲钱交给恶霸？
但这个恶霸在整个村子中都是人憎人怕的，当地的百姓都不愿也不敢招惹，情愿破财消灾。
罗炳辉的父亲自然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可罗家没有钱，于是这个可怜而又老实巴交的男人，只能跪在地上，一遍一遍请求对方宽恕几天。
罗炳辉看看父亲没有尊严地跪着，再看看一脸不耐烦的恶霸，当即心头火起，对着恶霸便破口大骂起来。恶霸也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时之间倒真被罗炳辉的气势镇住，半天说不出话。罗炳辉见此，骂完人之后，便继续外出工作了。
但年纪轻轻的他压根想不到，自己一时的口舌之快，会酿出多大的祸患。
罗炳辉走后，恶霸便将火气又发在了罗守青身上，将他推到大街上扇了几个大耳光，还在罗家大肆打砸一番，这让本不富裕的罗家更是雪上加霜。
罗炳辉回到家之后，看到家中乱七八糟的样子，父亲瘦削的脸庞高高肿起，罗炳辉心中愤恨，还有没有王法了？他直接便跑去县衙，状告恶霸。
但他哪里能想到，所谓官官相护，警匪勾结啊！恶霸能在村子里面横行霸道多年无人管束，可不正印证着他背后有人？
最后，罗炳辉非但没有为父亲讨回公道，反倒被官员勒令对恶霸赔礼道歉！血性的罗炳辉自然不愿，回到家之后，一直沉默寡言的罗守青罕见地抄起物件对着罗炳辉便招呼过去，还将他给关在了房间中，让他好生反省。
儿子不愿意道歉，一家人还要在村子里生活，能怎么办？罗守青只能找到恶霸，再三赔礼道歉，恶霸这才算揭过了这一篇。
这件事情之后，罗炳辉的人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父亲罗守青秉持着老一辈的传统思想，想着男人成家之后，就会变得稳重起来，于是便开始为才13岁的罗炳辉张罗起婚事。
可成了亲之后，罗炳辉并没有如父亲所期盼的那样，变得“成熟稳重”起来。对地主，对这不公平的命运，反抗的心思，一直沉沉地埋葬在他的心底，只等一个契机便会彻底爆发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隔年中华民国成立，新的社会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但尽管如此，对身处云南山村的罗炳辉家来说，生活与过去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依然受地主压榨，依然过着受人欺压的生活。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罗炳辉看到村中一个寡妇家当兵的儿子回来了，从那之后村子中的地头蛇再也没敢像过去那样欺压寡妇一家。
罗炳辉由此生出了参军的想法：当了兵，家里人便可以扬起头来生活了！父母妻子在知道他的想法之后，都不赞同，当兵，那是要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啊！不如在家待着，穷是穷了点，但好歹没有生命危险。
但罗炳辉自小便很有自己的想法，任别人怎么劝，都无动于衷。1914年，罗炳辉告别了家人，去往昆明，毅然决然踏上了他的从军路。
实际上，参军并不是他以为的那么简单。贫农出身的他，没有门路，没有人介绍，压根就进入不了军队。
为了生存下去，也为了寻找参军的机会，那一年中，罗炳辉什么行业都尝试过了。终于有一天，因为当马夫，他结识了部队的一名军官，这才算是拿到了进部队的门票。
1915年，18岁的罗炳辉终于成为了滇军唐继尧部炮兵营的一名战斗兵，开始了戎马生涯。
不久云南独立并开始组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罗炳辉自然也加入进去。因为能吃苦耐劳，军事训练成绩也足够优秀，罗炳辉在担任唐继尧警卫大队长的龙云的推荐下，成为了唐继尧的随行军士，保卫唐继尧的人身安全。
但好景不长，1921年，滇军内部动乱，顾品珍、叶荃率军逼近省城，妄图用兵临城下这一招来逼迫唐继尧让位。唐继尧只能逃命，当时罗炳辉的职责是管理钱财，他便随着唐继尧一起流落到香港。
可在香港期间，罗炳辉又一次亲眼看着这些军官们的吃穿用度有多奢华奢华，生活糜烂，而这些钱都是搜刮过来的民脂民膏。
那一瞬间，罗炳辉脑海中第一次生出参军以来的疑惑：我当初想要加入的，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吗？
他开始失望，开始觉得跟着这样的军队，救国救民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于是，罗炳辉开始频繁向唐继尧请假，但对方也许知道了他内心的想法，一直没有应允。
罗炳辉见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丢下一封书信，趁着天黑便一个人悄悄离开了香港，离开了他好不容易才进入的军队。
从香港回到昆明之后，那些滇军势力并没有放过罗炳辉，他们以“唐继尧派来的奸细”一身份，将他下了大狱，最后还是在老上司刘安华等人的求情下在获得了保释。
但经过这次事件，罗炳辉开始对军阀势力彻底失望，他明白军阀绝对不是能拯救老百姓的人。于是几经思考后，他去往桂林投奔了孙中山，并受到了北伐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慰勉，编入军官将校队。
1922年，孙中山颁发北伐令，罗炳辉满心热血地加入了，在行军过程中，他以大元帅府拱卫军连长、少校营长等职，参加了平息陈炯明叛乱的作战。
1926年，国共政府合作以后，北伐战争彻底爆发。在这次战争中，罗炳辉身为农民之子，他一路行军，受到了不少农民的欢迎。然而他刚对国民党燃起希望，就被一泼凉水浇灭了。
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之后，1927年4月，蒋介石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罗炳辉所在的朱培德部也投靠了蒋介石。理所当然地，罗炳辉成了“剿共”的一份子。
朱培德本以为他投靠了蒋介石，接下来便会飞黄腾达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老蒋会给他来一招整编非嫡系地方军。由于朱培德出身滇军，不是蒋氏嫡系，在蒋介石的排挤下，势力越来越小，所部面临被遣散的后果，而罗炳辉便在被遣散的范围之内。
就这样，罗炳辉无奈地去了江西。因为被“遣散”过，所以罗炳辉此时依然还是逃脱不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滇军旧友许志明引荐罗炳辉去当高安县公安局局长，但高安县县长是一个看菜下饭的人，一直询问罗炳辉被遣散的缘由究竟是什么。三番四次下来，弄得罗炳辉烦不胜烦。
罗炳辉一气之下，警察局长这个职位我不要了，临走之前，他还给高安县县长留下了两个大耳光子当做礼物。打完之后，罗炳辉连夜赶回了南昌。那劳什子的地方，不待也罢！
听闻罗炳辉从江西高安回来了，滇军的一个参谋长又给罗炳辉介绍了一个工作，便是去吉安县担任靖卫大队长。
所谓的靖卫大队，实际上就是被国民党当枪使。在国民党眼中，这些人非嫡系，命大的还能在帮他们抓几个共产党之后全身而退，至于那些死了的，那就只能怪他们命不好了。
但罗炳辉在当上吉安县靖卫大队长之后，并没与立即就按照上方指示去剿灭共产党。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早就知道国民党在共产党手中没有讨到什么便宜。所以这一次，他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为啥总是失败，然后再开始“剿共”。
但罗炳辉没想到，对共产党越调查，他越觉得事情不对劲。
共产党红军那么穷，没钱没粮没设备，怎么还能打败装备精良还富有的国民党军队？于是，罗炳辉先是偷偷考察了一下吉安县，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当地的百姓都非常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所以共产党胜利的秘诀就在于，人民能在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
打走了土豪，分得了田地，人人有田可种，有粮可食，有衣可穿，不再受压迫......美好的生活指日可待。
当发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之处后，那天晚上，罗炳辉迟迟不能入睡。他想起小的时候父母亲被封建地主剥削压迫毫无尊严可言，想起加入军队之后，亲眼所见国民党军阀部队的腐败。
而他此刻在干什么？现在不正是为国民党服务，压迫像自己从前一样，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吗？
罗炳辉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也就是在那一天，他的心开始倒向了我党。于是，他利用靖卫大队长的职位之便，行动了起来。
一天，靖卫队捉来了几个“共匪便衣”，罗炳辉稍微审问了一下说：抓错人了，便将对方放走了。这无疑引起了当地豪绅地主的不满。
共产党打土豪，是他们；共产党分的田地，是他们的。百姓将共产党当成了福音，但地主早已经将共产党当成了仇敌。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释放的几个人就是共党，但他们依然还是不依不饶地将“通匪”这顶大帽子扣在了罗炳辉的头上。
县长一来质问，罗炳辉就呛声道：“要杀没饭吃的人，是杀不完的。把吉安的30万农民杀了，谁种田？如果抓到人不分青红皂白都杀，一定愈杀愈多！大家觉得我这样不好，我辞职！”
豪绅地主拿他没办法，只能就此作罢。就在这时，罗炳辉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种种行为，引起了我党的注意。
1929年夏天，罗炳辉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他的一位名叫赵醒吾的滇军老友寄来的，说是有事约他面谈。
二人见面之后先是好生叙叙旧，聊着聊着，在赵醒吾的有意引导下，便聊到了对蒋介石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的看法来。
当探讨出广大工农坚决拥护的共产党最终将会取得革命胜利的结论后，罗炳辉突然发现不对劲。
“你是共产党？”
眼见着罗炳辉发现了自己的身份，赵醒吾反倒是不慌不忙地承认道：“是，我是共产党员。”
原来，当初中央上在知道罗炳辉的种种行动之后，便有了派人与他接洽的打算。组织挑来挑去，挑中了与罗炳辉有交集的赵醒吾。
赵醒吾此时不慌不忙，罗炳辉却显得非常激动。就这样，1929年7月，在赵醒吾引荐下，罗炳辉秘密加入共产党。
事后，应中央上的要求，罗炳辉继续以“灰色”身份，潜伏在国民党军队，暗中保护共产党同志。
但没过多久，由于奸细告密，罗炳辉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被揭穿。遂在1929年9月，他便率领靖卫大队中对国民党同样心存不满的战士，发动了吉安起义，正式宣告加入红军的队伍。
起义那天，他摘下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扔在地上，用脚狠狠碾压了几次，随即还大声喊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不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第5团，罗炳辉任团长。
十八九岁时，他曾梦想着以参军的方式来改变父母家人的命运。但在行军的那十几年中，他为国民党效力却处处受排挤。但现在，罗炳辉十几年的寻寻觅觅终于有了结果：坚定跟着共产党走！
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的每一次反围剿，都能看到罗炳辉奋战的身影。
1930年，罗炳辉担任红12军军长一职，在反围剿中，负责的主要任务就是诱敌深入，这当中哪怕出现一点差错，可能就会让红军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说是身负重任真的一点都为过，但罗炳辉每一次都能出色完成。
1930年冬，蒋介石集结重兵，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建立了八百里的弧形围攻线，分路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罗炳辉带领红12军第35师担负诱敌任务。
接了任务的罗炳辉在那十几天中，指挥红军且战且退，甚至故意丢掉一些物品，假装不敌溃败，最终成功地将敌军引入我军腹地。
随后驻扎在黄陂、小布附近的红军开始分两翼包抄，全歼敌第18师师部和2个整旅，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
第一次反围剿成功之后，毛泽东对12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罗炳辉因为指挥得当，成功将敌军引入我军腹地，而获赠毛泽东“牵牛鼻子小能手”的称号。
在之后的几次反围剿中，罗南辉继续发挥他牵牛子的特长，一次一次制造更有利于红军作战的作战环境。
“罗炳飞”、“神行太保”、“双脚骑兵”，各种饱含赞誉的美称一个个地挂在了罗炳辉以及他所带领的红11军战士身上。
1934年10月，王明博古左倾思想最终使得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当时的罗炳辉已经被中央任命为红9军团团长，他的任务是带领红军打开通道，掩护中央以及红军主力的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罗炳辉率领部下红军多次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娄山关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敌军，成功阻止国民党四个师的南犯；老木孔设埋伏伏击敌人，成功俘敌1800名，收获大量战利品；智取长岩寨、飘儿井，攻占会泽，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
在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军的情况下，当罗炳辉与红军主力会和的时候，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不仅如此，他还给中央送来了几十匹的骡马以及三万银元。周恩来称赞说：
“你们9军团单独行军这么长，在后面掩护党中央，掩护主力顺利北上，不但没有受挫折，还扩充了队伍，增加了钱粮。中央正缺马匹、钱粮时，你们就送来了，真是雪里送炭，你们干得好，有功劳。”
在行军的过程中，罗炳辉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一种“拼命三郎”的印象。
在我军作战时期，罗炳辉休息的时间很少，糟糕的环境结合着不规律的作息，终于还是让这个外表看起来强健无比的男子倒下了。
那是在1935年6月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因为连日以来的过度劳累，罗炳辉患上了重病，甚至连路都走不了几步，只能被绑在战马上艰难行军。
然而，红军当时的处境却非常不安全，前有天全河难以徒涉，后有国民党追兵紧紧相随。为此，罗炳辉不惜重病，星夜夺取天全城，以挽救危局。
但那时的罗炳辉已经到了呼吸都困难的地步，不止如此，由于身型过于肥胖，高血压也在随时威胁他的性命。
罗炳辉强撑着身体爬起来，率队立即出发。他在动员会上说：“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天全，掩护红军主力通过天全……只要红军主力存在，中国革命就有胜利的一日，我们虽死犹生！”
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由于呼吸不畅的原因，罗炳辉说几句话就要休息一下，身边的参谋长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但是他却摆了摆手说：我没事，这个病到了战场就好的差不多了。
1935年6月4日晚，病重的罗炳辉拄着拐杖，指挥着红军由紫石关出发，从夹金山南麓无人区的崇山峻岭间穿越到天全河畔，借月光指挥部队涉水直插天全县城，给敌军来一个突袭。
在经过一番激战后，红9军团击溃敌部，5日中午攻入城内后，红军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找船去接渡红1、红3军团先头部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逃敌。
亲眼见着红9军团完美地完成中央的任务，红军主力转危为安之后，罗炳辉终于将沉重的心思暂时放下，但随即，他自己也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医护人员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抢救，才算把罗炳辉的性命抢救回来，但自那之后，他身体似乎开始加速衰败，战士们再难看到他马上行军是那副意气风发的样，躺担架，绑马背的行军生活，开始贯彻他的日常。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罗南辉尽管身体已经日渐虚弱，但在行事作风上，他却依然还是保持着和过去拼命三郎一样的作战模式。
尽管中央上的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都经常劝说他，要他多休息，但他却不敢休息，一直坚守阵地。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全面发动内战，这就更让罗炳辉不敢轻易放松，更别谈休息了。
此前因为紧张的战斗，罗南辉曾多次出现晕倒不省人事的情况，组织上本来都已经做好让他将工作交接出去的准备，让他去往苏联看病，但在1月3日时，罗炳辉食管内血管突然劈裂，不得不在山东临沂休养。
这里就要说一下罗炳辉的肥胖了，很多人都有疑惑，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我军条件更是艰苦，就算想吃胖也做不到，为什么罗炳辉却这么胖？
其实罗炳辉的肥胖很好解释，因为甲状腺分泌不足，导致了他肥胖过度。但是这在当时的人看来，却不这么认为。
正是因为他的肥胖原因，很多人不解，所以当时就各种谣言四起。例如有人说“罗炳辉这样胖，因为每天要吃两个小孩”。
但就是这样一位“一天吃两个小孩”的人，把艰苦朴素发挥到了极致。
抗战时，罗炳辉成立了一个小鬼班，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人数最多时有120人。罗炳辉教他们读书识字。但是由于当时我军当时物资不足，这一百二十人的吃饭就成了大难题。为此，罗炳辉不惜自己缺吃少穿，也不让这帮孩子饿肚子。
要知道罗炳辉体格庞大，需要的食物更多，但是他为了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身体也被一天天拖垮了。
除此之外，罗炳辉对自己要求近于苛刻。
罗炳辉指挥时要求自己“热不张戴，冬不着棉”。就是说夏天炎热，战士们如果有一位没戴帽子，他罗炳辉身为将领，自己也不戴。冬天寒冷，战士们如果有一个人没穿棉衣，他罗炳辉也不穿。
但就是这么一位爱兵如子的将领，却迎来了一个不幸的结局。
1946年4月，经过短暂的休养，罗炳辉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中央军委随即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但是罗炳辉知道，自己说不上哪一天，就要牺牲了。
6月，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秘密完成了全面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国民党军队开始不断向解放区前进。为了给国民党一个迎头痛击，保卫解放区，罗南辉拖着病体，发起了枣庄战斗。
在作战前，罗炳辉似乎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在亲自与战士们一起讨论作战方案，考察敌情，制定作战术法后，他最后分散出一丝精力，趁着烛光，给妻子张明秀和儿子罗新安写了一封信。
“我自从十六岁离家以后，始终驰骋在战场上，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了我的一切……我毕生没有打过败仗，在我牺牲以前，我还要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我对国家最后的一个献礼。”
6月9号晚7点，罗炳辉指挥第7师第20旅、21旅一部，第8师第23团第22团一个营向枣庄伪军王继美盘踞的据点发起进攻。
罗炳辉拖着病体，依然取得了枣庄战役的胜利，敌军王继美直接被毙命，3300余人被俘，并缴获轻重机枪95挺、各式大炮15门以及大量军需物品。
但也就像罗炳辉在家书中说的那样，这是他对国家最后一个献礼。
枣庄战役取得胜利之后，罗炳辉并没有就此退出前线会后方休养，而是和大部队一起留了下来，继续和相关单位研究枣庄的善后工作。
一直到6月18日，罗炳辉因为肠胃炎和反复不退的高烧，加上一直就有的高血压发作再一次陷入了昏迷的状态，但每当他意识稍微清醒的时候，他心中最牵挂的，依然还是战事。
“有电报吗？有没有什么消息？”
将士们看着这样的罗炳辉，心中充斥着担忧，不停劝说他回到临沂休养。罗炳辉眼看着自己的身体日渐衰落下去，深知自己如果继续待在前线，也大致帮不上什么忙了。
“我这病怕是几天也好不了了，打起仗来反而会成为前线的累赘，那就回后方去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害怕自己的身体会给战士们造成拖累的罗炳辉，才正正经经地和组织请了一回假。
战士们不仅心中没有意见，反而大大松了一口气。
6月21日，罗炳辉乘坐着一辆大卡车，启程回临沂。因为身体太过虚弱，他只能躺在担架上，由战士和医护人员抬着放进卡车。然而他这一躺，便再也没有了起来的机会。
临沂的休养之地尚且未到，卡车途径兰陵时，罗炳辉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身亡，终年49岁。
罗炳辉的死讯传回临沂，中央上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成了罗炳辉治丧委员会。联合讣告中说：
“罗炳辉同志病逝，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极大损失。”
是啊，1897年出生在云南的那一个奴隶小孩，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从茫然无措，到在实践中找到了谁才是他想要追随的那一支部队，从奴隶成长为了一个常胜将军，他的离世，对党和人民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罗炳辉遗体装棺之时，陈毅说：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去完成。
未竟的事业是什么？是当初参军时抱着想要让一家人不再受地主欺辱，能有自己的田地种，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萌生的带着全国人民一起解放，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但是这一天，罗将军再也等不到了。
戎马倥偬半辈子，硕果待熟之际，他倒下了。但欣慰的是，三年后，他忠爱的我党，实现了将军生前的夙愿。这夙愿的实现，是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换来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赢来了今天的繁荣昌盛。所以说，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前人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蹉跎。
焕新归来！这条“新”马路带你穿越民国时光
“他用两手攀着月台，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1918年冬，朱自清先生北上求学，在浦口火车站与父亲话别，写下回忆性散文《背影》。作为连接浦口火车站历史风貌区的重要次干路，南京江北新区新马路在今年5月焕新归来，引得周边市民纷纷点赞。
人车分流、线缆入地，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以前哪有人行道，路上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行，道路也是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天泥泞不堪，晚上轻易不出门，生怕摔倒。”聊起新马路的变化，家住浦欣家园的王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过去架空电线密集杂乱，好似蜘蛛网，居民购物就餐图方便就把机动车往路旁一斜，愣是把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这次改造以后，道路拓宽了，还设置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线缆也都埋到了地下，整个道路清清爽爽，我们晚饭后也敢放心带着小孙子到浦口公园遛弯了”。
据了解，新马路北起浦珠北路，南至浦口公园，全长约2.3公里，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早年道路两侧为浦口火车站员工家属楼。南京江北新区建交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马路曾在2003年前后进行拓宽改造，经过近20年使用，路面破损严重，难以满足群众对出行环境和城市空间的品质要求，道路情况亟需改变。“本次道路环境综合整治于2021年10月启动实施，2022年5月完工，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管线、景观、建筑立面工程。道路宽度由原先的26米宽度至35米，在保持双向四车道基础上铺设了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实现机非分离，提升通行能力同时确保道路安全。在路面建设同时进行了集约化管沟的铺设，地面架空线缆实现全面下地”。
连接过去，融通现代，时光隧道一秒穿越
雨后崭新的路牌上水气氤氲，扭头望去，路旁青瓦红墙的民国风格建筑恍若隔世。华灯初上，在复古路灯、法桐的氛围营造下，新马路透着现代城市道路的新，又保留着老浦口的烟火味道。
工作人员介绍，作为连接浦口火车站历史风貌区的重要次干路，新马路改造伊始便以“民国文化新体验、城市形象新名片、地区功能新价值”为目标打造特色空间。“本次道路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我们保留了道路中、侧分带的现状法桐，对沿线建筑立面进行了出新，每栋建筑的线条、饰面材料和标识标牌等采用一致风格，外侧空间实现特色铺装、街角绿地、连续花墙等精细化处理。通过打造民国风格建筑、特色景墙小品，重塑民国风貌街道，展现特色品质空间”。
“外立面出新都是由政府统一出资设计建设的，我特别喜欢我门口这个霓虹灯牌”。沿街商户郑女士告诉记者，过去路边黄土裸露，堆满杂物，两侧瓦房老旧破败，配上昏黄的灯光，整个新马路毫无生机。“道路整治以后，路两侧绿化更多了，街边增加了休憩平台，商家也自觉维护门前环境，不再堆砌杂物。一到晚上，各具特色的灯箱广告颇有复古新意，引得不少小年轻争相打卡，我这生意都比以往好了不少，新马路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马路”。
项目特色
基于区域浓厚的民国文化，以及连接浦口火车站历史风貌区的门户型道路，新马路的特色风貌的塑造主要有以下几点：
特色民国风貌塑造——一体化，地域化、特色化
以“民国文化新体验、城市形象新名片、地区功能新价值”为目标，对道路的U型界面进行了统一设计，标志性的法桐，民国风格的建筑、特色的景墙小品，重塑了民国风貌街道。
舒适林荫慢行空间——浓荫化、精致化、舒适化
注重慢行空间设计，三排浓密的法桐构建了独特绿荫空间，是新马路标志性景观，连续舒适的慢行空间体验，功能完善的配套设施、提供雅致生活体验。
特色品质空间塑造——品质化、风格化、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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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对比
机动车道整治前
机动车道整治后
街边绿地整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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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 | 建设与交通局
编辑 | 濮治颖
发布 | 苗鑫
审核 | 刘云涛
“托邦”五百年——托邦、乌托邦与敌托邦
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根据希腊文和拉丁文生造出“乌托邦”（Utopia）一词以来，这一概念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成为现代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通用词语之一。历史也许会忘记被英王亨利八世斩首的大法官莫尔，但绝不会忘记提出了“乌托邦”的莫尔。而莫尔也绝对想不到的是，乌托邦的内涵与寓意一路演变，数百年后更衍生出了新词——“敌托邦”（Dystopia）和“托邦”，前者影响力甚至盖过了原词。乔治·奥威尔生而有灵，也许会将之作为其“新词”研究的样本吧。
乌托邦与敌托邦并不是一般的反义词。Dystopia一词由英国哲学家穆勒于1868年所阐发，对此的翻译五花八门，包括主流的反面乌托邦、反乌托邦，较少见的敌托邦、恶托邦、废托邦乃至坎坷邦等等。在此之前，边沁也创造过类似的cactopia一词，被译为“暴政国”（与理想国相对）。敌托邦的译法，既是取其谐音，更是借鉴《圣经》中的“敌基督”（Antichrist）概念，Dystopia也往往可用Anti-utopia替换。“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译法，如以单纯的“反对”之意来理解，实际颇有不妥。敌基督否认耶稣为基督，而且自称为基督，以此“取代基督”，大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味，不是一个“反”字所能涵括。同理，即使是敌托邦，其在理论上也并不一律反对乌托邦，甚至声称自身即是乌托邦——某种理想主义政体的实现，片面以“反乌托邦”称之，可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美丽新世界》作者赫胥黎还自己提出了negative-utopia的命名，又得了“消极乌托邦”的译名，有学者又由此将敌托邦根据其恶劣程度划分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和“恶托邦”（Dystopia），前者如赫胥黎的“新世界”，后者如奥威尔的“大洋国”。至于“托邦”单独成词，出自德国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革命论》，指的是“每一种实际存在和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秩序”也即现实世界，至今采用者不多，但来日未必不会再起波澜。托邦、乌托邦、敌托邦……种种词语历史衍变后的社会心态变化值得玩味。
乌托邦为何取代理想国
莫尔是创设“乌托邦”的第一人，但远远不是此类理想世界的首创者。最知名的当属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国家由具有欲望的体力劳动者，具有意志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只有各个等级保持分工合作的状态时社会才能保持普遍的和谐。有趣的是从柏拉图身上又衍生出了“柏拉图式的”一词，虽然多与“爱情”搭配，但也含有了“空想的”意思。这无疑是对莫尔创造《乌托邦》影响最大的著作。在《乌托邦》横空出世之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先后继起，得以并称为“乌托邦三部曲”，“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其他遗珠也自不少，如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哈林顿的《大洋国》，直至贝拉米的《回顾》等，不一而足。同时，从《圣经》开始，西方还有“伊甸园”和“天国”的理想世界。与此类似，东方也自有其“桃花源”谱系，如《诗经》的“乐土”、佛家的“净土”、道家的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终北国的“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儒家“大同思想”同样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亦蔚为大观，共同代表了人类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激情想象与不懈追求。与“理想国—乌托邦”谱系相比，“桃花源谱系”数量虽繁，但多偏于写意，不重实体，不求实证，也算是中国人偏重现实主义的体现。
“理想国”为什么会被“乌托邦”所取代，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正是从理想到规划、从规划到行动的过程。乌托邦接续了理想国的追求，是对后者辩论式的粗略论纲的全面发展和具体设计，是“出自柏拉图的蓝图、更高级形式的近代社会主义的纲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又最终演变为“行动起来”的理想国。陈正焱、林其锬的《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大致具有如下三种趋势，即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从天堂的描绘到人间的追求；从仰望神明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西方的乌托邦源流更是如此。其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初期绝不是偶然，而是应运而生，是人类社会演进到新一阶段的必然产物，此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乌托邦实验、社会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都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理想国到乌托邦，也是一个从单向到多向、甚至反向的过程。正如许多学者都津津乐道的，“乌托邦”一词本身即为一个“悖论”，既有“福地乐土”之意，又有“乌有之乡”之意，既可代表对完美理想的崇高向往与不懈努力，也可代表无法实现的徒劳空想。莫尔对这一词语的天才设计，使之对于单向性的“理想国”而言，更增加了“空想国”的寓意，交织叠加了多重意蕴和强烈张力，成为一个具有更丰富可能的概念，这也为其向“敌托邦”的二度衍变埋下了伏笔。
乌托邦如何变成敌托邦
回头细看，无论是乌托邦或是敌托邦的设计，一开始都不免直指“托邦”的不堪。数次“参政”失败的柏拉图的“托邦”是寡头和独裁政体，“那些统治者们最乐于治理的，往往是最糟糕的国家”“他愿时不时地发起一场战争，使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莫尔的“托邦”则指向“最坏的人获得一切美好的东西”，“圈地运动”中“馋嘴而贪婪的国蠹”。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大洋国极权世界设计尽管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凝结了对“托邦”不同角度的深刻认识与批判。然而，百代皆行秦政治，何处桃源可避秦？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称“历史的道路总是从一个托邦经过一个乌托邦而导向下一个托邦”。兰道尔倾向于把一切“托邦”都看成“邪恶本身”，因而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遭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批判。然而，考虑到曼海姆的文章写作年代只是1929年，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态度未免过于乐观。电影《黑客帝国》的编剧借“母体”（Matrix）之口说“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倒是真正的一针见血了。
现实“托邦”无疑极不完美，但超越又殊为不易。在各位乌托邦作者的设想中，往往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蕴藏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细节。如《理想国》和《乌托邦》中都存在理所当然的奴隶阶层，《乌托邦》“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不存在虚度光阴和借口旷工的机会”，但也有阶级之分，有职业的贵贱之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层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等下等职业。《太阳城》中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妇女如果多次与男子性交而仍旧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某些妇女因贪图欢乐而故意避孕”“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尽管他身体残废，还是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能在乡下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甚至还实行人祭制度，由所谓最圣洁的人献身，替全国人民赎罪，祈求上帝宽恕。《基督城》书如其名，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宣称“我们信仰通过牧师宣讲《圣经》而自动地原谅所有的罪过，而且为此我们信仰我们有感恩和服从的义务”。后来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设想把黄、棕、黑人都改良为白种人，对其中最难改造的黑人中“性情太恶、状貌太恶”者，“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种。”可以说，作者们既有奇思妙想，也不乏奇谈怪论和荒唐臆想，总体来看是相当不完美的，只能算是一份份粗糙的蓝图，难以感召读者。难怪网络评论中不乏批判之声：“既然他们选择像蜜蜂和蚂蚁一样生活，那还何必成为人呢？”“文中所谓的‘最好的国家’在我看来实乃货真价实之地狱”“理想国与哲人王带来的噩梦”……
敌托邦的设想集中出现于20世纪并非无缘无故，它首先建基于“乌托邦冲动”的消亡之上。在16、17世纪的乌托邦三部曲蓝图设计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试验后，人们很难再严肃地看待乌托邦的意义，右翼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左翼也视之为空想之谈。法国大革命中，满怀崇高激情的雅各宾主义者用道德取代法律，高喊着平等自由而建立严酷的恐怖独裁，带来一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先见之明的伏尔泰戏谑说“人们设计一切，到头来总是大错一场，这几乎是个规律，屡试不爽”。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又继之以长期冷战和核危机，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均从不同角度重创乌托邦潮流，人类理想主义色彩幻灭殆尽，对未来的焦虑压倒了乐观。许多人认识到，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其崇高的理想，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更别说打着乌托邦之名行敌托邦之实的罪恶了。刘易斯·芒福德称“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并援引其他学者观点把潮流的转变确定为1940年前后。
乌托邦给人留下的一大教训是，目标越是完美，越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无论东西，历朝历代都不乏人为的政治设计，以追求政权和社会的尽善尽美、万世太平（尽管也混杂了统治者的“万世一系”的自私愿望），结果却仍然是不尽如人意。“托邦”乃至衰世乱世多了或者长了，就激发出了“末世论”——这也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思想根源之一。古希腊有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对比。《春秋公羊传》和《礼运大同篇》分别有“据乱世（衰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小康、乱国”之分。基督教有所谓“最后审判日”和“千年王国”说，宣传耶稣死后千年有善恶大战（圣战），大灾大祸相继，死者动辄“三分之一”，之后才能有千年的太平盛世。极端教徒往往打着这一旗号威吓和招徕信众，反抗现存秩序，以求“人间天国”。中国亦不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案例，佛家的“末法时代”迭经流变为弥勒教的“三期末劫”，引发白莲教数百年的动荡。世人“先破坏后建设”“先有大乱再有大治”的理念，实深肇基于此。
《1984》成历史，敌托邦走向科幻
敌托邦作品的兴盛，还须溯及另一条线索——科幻小说的诞生兴起。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崛起，人类逐步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蒸汽时代、钢铁时代和科技时代），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代的文学样式——科幻小说（实质上也属于启蒙文学）。秉持“科学乐观主义”风格的儒勒·凡尔纳“开启了科幻小说的大门”不久，H.G.威尔斯便异军突起，将科幻题材和深沉的哲理思考相结合，一口气开创了20世纪科幻小说中多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时间旅行”、“外星人”（星际战争）和“敌托邦”。他的《时间机器》第一次提出了“时间旅行”的概念，设想80万年后人类分化为两个极端不同的种族，一类美丽而脆弱，一类健壮而野蛮，后者更以前者为食。《月球上最早的人类》设想了月球人近似蚂蚁社会的制度，《当睡者醒来时》则描绘了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罪恶大都市，完全是1888年美国作家贝拉米的《回顾》另一个悲观主义的版本，但同样具有严肃的思想主题。威尔斯奠定了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即是“人类（借助科技）要追求怎样的未来？”这与敌托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忧虑几乎如出一辙。在此基础上，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等先后应运而生，一部更比一部激烈，一部比一部惨淡，被国人并称为“敌托邦（反乌托邦）三部曲”，正式开启了“敌托邦文学”这一种类。在三部曲中，《1984》尽管缺乏了“科学”色彩，却借助其“把新闻写作发展为一种艺术”（董乐山语）的风格，借助其对极权主义精准到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成为一部未来感和历史感奇妙交织的神作，称其独力扛起敌托邦的大旗也不为过。
与乌托邦作品的枯燥政论式不同，敌托邦作品的主要载体是“小说”尤其是“科幻（幻想）小说”，除表达严肃主题之外，还不乏光怪陆离、荒诞夸张的一面，使之大众影响力更为广泛，此后除合流催生科幻小说界的大繁荣外，更衍生出无数电影、漫画和电脑游戏作品。这股潮流，甚至连中国人也早早地裹挟其中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乌托邦和敌托邦文学作品也颇为兴盛，如梁启超在1902年便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设想了60年后的中国；有学者则拈出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鬼土日记》和张恨水《八十一梦》等一批作品为典型，提出了“幻设型讽刺小说”或谓“现代寓言小说”的命名。这些作品既接续了《庄子》寓言、《山海经》、《镜花缘》等传统，也深受西方《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影响，更针对中国社会积弊落后的现状，构想了一个个“火星世界”“地狱世界”“梦中世界”的敌托邦，向国人大敲警钟，成为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可归类为敌托邦作品的已经汗牛充栋，在百度搜索乌托邦的关键词，弹出来的往往是敌托邦意义上的内容。大略言之，可以分为几种类型，这实际也可作为对未来世界悲观构想的分类：一是反极权主义主题，最典型者如《1984》中以高压统治、全面监控、有目的地篡改历史、销毁“异端”书籍等等手段，实现对国民从言行到思想的全面控制。由于奥威尔的珠玉在前，这一主题难以突破，大部分后续作品只好将主题定位在“孤胆英雄”乃至“超能英雄”对极权的成功反抗上，追求视觉效果上的突破，如《V字仇杀队》、《撕裂的末日》等。二是反技术失控型主题。如《美丽新世界》中政府以新的基因技术建立了“新种姓制度”，又滥发毒品以麻醉公众。这一主题的衍生物颇为丰富，包括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反噬人类的主题、“消费乌托邦”“娱乐至死”也即物质的无限丰富反而导致人性迷失的主题、唯利是图的托拉斯垄断控制全社会方方面面的主题等。典型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电影《机械战警》及《银翼杀手》等。三是蛮荒异化主题。着眼于核战争、病毒爆发、生态资源枯竭之后，幸存人类为了有限资源而你争我夺，社会退化为原始社会。典型之作是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水世界》等，展示的多是“末日奇观”和人性异化。四是人工智能主题（赛博空间主题）。“老大哥”不再是人类统治者，而是一台巨型电脑在幕后操纵一切，人类面临毁灭或是成为傀儡，浑浑噩噩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最典型者莫如“现象级电影”《黑客帝国》，掀起一股“瓶中脑”式哲学思辨的社会潮流。这类作品实际也是“庄周梦蝶”式寓言的现代版本，不局限于敌托邦领域，至今仍大有探讨的空间。上述几种类型往往相互交织，衍生出种种微型主题，再加上异形外星人和平行宇宙等概念的引入，使得敌托邦作品成了一场五光十色的想象力大比拼，思想性哲理性什么的，反而退居其次了。
从洞穴到全景敞视监狱
令人惊异的是，乌托邦的先驱同时也是敌托邦的先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隐喻”，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比作一个阴暗的“洞穴”，洞穴中的人们身负镣铐，背向出口，只能勉强看到被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东西的模糊的影子，习惯了以假为真。即使有先知窥破真相，也难免被愚民群起而攻之。千年之后，这样的敌托邦仍然令人震撼，也是鲁迅“铁屋子”论的先声。
破除“敌托邦”，当然要走出黑暗的“洞穴”和“铁屋”。但走出之后，谁又知道是何种光明呢？强调启蒙与理性的哲学家边沁在1791年提出了“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概念，他设计的环形监狱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能隐蔽地观看一切，自身不会被观看到，罪犯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不敢造次。边沁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控制手段，新的监狱能以最少的人力来达到监视最大的人数，是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新的和更好的政府的形式”。边沁设计的这一小小乌托邦被福柯加以深刻的发展与反转，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全景监狱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权力实施机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在完美的监视与被监视理念下，权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让所有人都身陷其中。这无疑是福柯对边沁理论和奥威尔“电幕”制度的叠加哲学引申，也是一种极致的“托邦”和敌托邦类型。
正如许多科幻小说的设想成为现实一样，奥威尔、福柯的技术不可能如今已成为可能。随着社会监控“天罗地网”的广泛覆盖，“大数据”的普及应用，每个人时时刻刻的一言一行都被数据化扫描，成为一条条清晰的时空轨迹，永久记忆储存，实时触发预警，随时回溯翻查，让人无处遁形。通过“棱镜事件”人们得知，原来全球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都正被政府监控，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通过“剑桥分析事件”又再揭示，原来所谓一人一票自由民主选举，都可通过“全息画像”的算法精准刻画精准投放恶意操纵。新时代的“洞穴”也许投射的不是模糊的影子，束缚人的不再是有形的锁链，而是令你情迷心醉目不转睛的娱乐节目，是刷屏不止作茧自缚的定制信息，是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自我”“真实”。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的《娱乐至死》中曾经警告大众，更接近我们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托邦”到来，也许两人的预言可以同时实现了。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意味深长地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塞浦路斯实验”或称“重新换瓶实验”，作为其“新世界”合理性的一个铺垫——“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精英人种）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功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强制区分高低种姓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全阿尔法社会便是这样结束了。”是选择一个人类无法承载其幸福而疯狂覆灭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难以忍受其荒诞无稽的敌托邦，又或是一个千疮百孔又无可奈何的“托邦”，将始终是人类的心头之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