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顶流时尚品牌被扒皮！歧视中国人，CEO辱骂：丑人胖人滚出店
网飞最近出了个有意思的纪录片《white hot》，讲述前顶流时尚品牌Abercrombie & Fitch的衰落之路。
Abercrombie & Fitch简称AF，就算你不熟悉他们的服装风格，应该也不会忘记他们曾经风靡全球的营销方式。
每开一家新店，就会请一群身材极佳的男模特在店前站台，所有人可以排队合照，甚至可以亲手摸摸对方的腹肌，体验公主抱。
AF新加坡店开业情景
这个19世纪就始于曼哈顿的百年品牌，曾开遍美国成为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遥远的中国、日本、新加坡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他们广告里黑白的半裸男模，低腰牛仔裤和运动外套，都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AF从时尚之王，迅速堕落成了二三线品牌，其中前CEO Mike Jeffries难辞其咎。
因为他领导的AF是一个建立在身材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外貌歧视和性骚扰之上的，五毒俱全的时尚帝国。
AF的风格很简单：美式、自然、经典。主要面向年轻人的品牌没有太新颖的设计，但却是千禧年时期每个美国年轻人都梦想拥有的品牌。
因为AF告诉你：能穿AF的人，才是真正的潮人。
其实AF早在1892年创立时，走的是为著名运动员做高端定制休闲服装的路线，在破产后，AF最臭名昭著的CEO Mike Jeffries接手了公司，将品牌带向巅峰。
他将平平无奇的休闲服饰与性感辣妹、肌肉男模的形象联系起来，他请来CK和拉夫劳伦的御用摄影师Bruce Weber，拍摄带有强烈荷尔蒙气息的宣传照。
五十度灰男主角Jamie Dornan，钱老板Channing Tatum，大表姐、霉霉等巨星在成名之前都曾为AF拍摄广告。
在AF的广告中每个人都有着完美的身材，完美的长相，让消费者把AF与性感很快划上了等号。
而广告里擅长运动的男生、金发火辣的女生代表的则是欧美校园文化里的那群最受欢迎的孩子。
前CEO Mike Jeffries希望让青少年和大学生产生“如果想在学校变得受欢迎，就必须穿AF”的想法，为此他们的性感广告大多会选择年轻人甚至未成年的高中生。
他们还花钱让当时颇有名气的偶像组合在自己的主打歌里植入品牌广告。
“我喜欢穿AF的女孩”的歌声一直回荡在各大唱片店和电台中，没有年轻人能逃得过这个诱惑，就像没有一个年轻人能轻易逃脱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 )。
很快他们的T恤和帽衫就在学校里的“cool kids”中率先流行起来，其他孩子紧随其后，有些买完衣服还会保留AF的手提袋，或者把AF的广告页贴在高中的橱柜里，以显示自己没有落伍。
前品牌模特Ryan Daharsh表示，当时AF仿佛一夜爆火，如果不穿AF你就不够酷，你就不会被学校食物链顶端的圈子接受，甚至还会被当作土老帽霸凌。
Ryan Daharsh为AF拍摄的广告
孩子们因为穿不上、买不起AF焦虑（并不是很平价的牌子），你也许会说这是学生们的错，但造成这一切CEO Mike Jeffries绝非无心插柳。
引发社会焦虑的外貌至上主义早期逛过AF的人一定会对店内的环境有着强烈的印象。
不光橱窗里贴着俊男靓女的图片，AF的店铺外有时会站着赤膊的迎客员，店铺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身材高挑，颜值高，身材好的年轻人。
2014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AF家热销的古龙水的味道会引起青少年焦虑。
原因就是每家AF店都会把古龙水喷进空调机里，在浓郁的香气和黑暗的灯光中，香气、美女帅哥和电子乐不断提醒着你——这里不欢迎不够精致的人。
这个宗旨不光适用于顾客，更适用于每个员工。
Mike Jeffries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长得好看，从仓库清洁工到店员到经理，都要遵循Jeffries定制的“审美手册”，每个员工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处处为容貌和身材焦虑，生怕因此被辞退。
一层层的内卷让公司氛围十分吓人。
Mike Jeffries
一眼就能看出，所谓的AF审美就是中产阶级白人审美，女性只要长腿的白女，男性只要肌肉发达的白男，CEO Jeffries 甚至都不能接受中性风格的模特和设计。
Jeffries在检查人体模特时指着男性模特说：“把他做得更man一点，我不想让他看上去像个娘炮。”
还有一次，公司设计了一批灯芯绒外套，Jeffries破口大骂：“你特么这是什么？”，只因为他觉得灯芯绒代表着阳刚，不该给女人穿。
美国媒体称这种管理方式是极端的，他们要求所有员工只能留最普通的发型，男性禁止带金链子，女性只允许带昂贵的，精致的珠宝，男女都禁止梳脏辫，不允许有宗教信仰的女性戴头巾。
公司内的少数族裔非常少，即使有也面对着每天难以想象的歧视。
歧视中国人，店内搞种族隔离进入21世纪，许多商家都更加重视起品牌的多元化营销，希望开展各个族裔的市场，但Jeffries根本不把其他族裔的人当回事。
AF有刻板印象的东亚歧视T恤
2002年，AF的货架上赫然出现了种族歧视中国人的T恤衫。
两个眯眯眼带着斗笠，穿着唐装的刻板印象中国人形象被印在衣服上，配文“王氏兄弟洗衣店，两王可以洗干净（可以变成白人）”，其中开洗衣店是非常多亚洲人在美国维持生计的办法，而Make it White这句话更是带着歧视的双关语笑话。
这件事在亚裔美国人和在美华人中引起了巨大愤怒，相关的抗议持续了很多天，最终让AF销毁了这一系列服装。
可别忘了，AF的本质就是白人至上，召回歧视商品后，他们又陷入了新的官司。
抗议人群
在AF加州某分店打工的亚裔女性Jennifer Sheahan顺利成为店员，某天AF总部的人前来突击检查，在检查后，她和几个东亚员工就被辞退了。
原因是她们的经理被高层叫走了，他们指着一张AF的海报训斥道：“店里的亚洲人太多了，你们得找这个样子的员工”——海报上是一个白人女性。
Sheahan为此非常难过也非常愤怒，在她和其他因为人种被辞退的同事的斗争下，AF再次低头，放开对各种族员工的招聘条件。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更不要脸的操作还在后面。
他们的确开始招聘更多肤色的人，但却为了防止白人顾客流失，一些分店制定了“种族隔离计划”。
黑人员工Barrientos在AF工作了几个月，她逐渐发现有点奇怪。因为她被店长要求从商店后门上下班，而其他白人店员可以从前门上下班，更奇怪的是明明人手不够，但她永远只被安排上夜班。
一次她的白人同事同意和她换班，经理却坚决不允许。她问为什么，经理只拿“白班没空位搪塞”，这之后几天她被无故辞退。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因为AF不希望非白人员工经常出没在店里，让他们的白人顾客感到“不适”。
所以大量的黑人，亚洲人，拉丁民族只能在没人的夜里擦擦玻璃，打扫卫生，然后从后门溜走。
当然这意味着，他们也没那么欢迎这些种族的顾客（虽然还有脸跑到亚洲开店）。提醒大家一下，这是21世纪，不是黑人只能从后门上公交车的1950年！
前CEO显然不认为排外、歧视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一些白人也对此不以为然，可谁想到很多白人顾客也成了被Jeffries歧视的人。
Jeffries是一个把身材羞辱刻进企业文化的人。早年就有消费者发现，AF的女装最大只有L号，而且尺码还偏小。
一般的快时尚品牌最大能提供16码的裤子，但AF的最大码是10码。
一些消费者曾经写邮件给AF公司希望能改进这个问题，Jeffries却盛气凌人地表示：不改，爱穿穿，穿不上就滚，我们的品牌不是给胖人穿的。
他的言行中流露出根本就不屑为大码的女人设计衣服，还嘲讽道“胖女人永远不可能受欢迎”。
内部人员更是爆料称，Jeffries觉得自己家的衣服穿在“胖人”身上，会让自家服装掉价，不仅如此，Jeffries甚至不希望胖一点的女性顾客进入他的店里，他觉得她们影响市容。
博主Jes Baker拍摄了自己的照片挑衅AF审美
“他不希望他的核心客户看到不如他们性感的人出现。”，因为他觉得这样那些有好身材的中产白男白女就会嫌弃他们的品牌不够“酷”。
有意思的是，AF男装却有XL和XXL两种大码，但Jeffries表示这两个码数是用来吸引那些个子高的壮汉运动员的（属于高校cool kids的人群），不是给“胖男”穿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身材不完美的人的厌恶：“我们的目标市场只面向酷的，好看的人，其他人都不在我们在考虑范围之内。”
AF秉承着这样的理念继续运行，直到2013年被愤怒的顾客们再次送上法庭，才承诺增加大码生产线。
性化女童猥亵模特AF最令人震惊的商品甚至不是那些种族歧视的T恤，而是他们试图将性感营销和身材内卷传播给更年轻的受众。
宣称有聚拢效果的儿童泳衣
在他们针对7-14岁的童装副牌下，竟然出售过一款儿童丁字裤。在丁字裤上印着“抛媚眼”、“花瓶女”的字眼，引起美国家长的暴怒。
“他们试图告诉你9岁的女儿，做一个性玩物是正确的选择。”（而且从小穿丁字裤影响健康）
而这个处处都在贩卖容貌身材焦虑的公司中，也充斥着性骚扰和性侵。
帮AF奠定性感氛围的摄影师Bruce Weber从2017年以来被无数AF模特爆出丑闻。
AF前模特Ryan Daharsh表示Weber喜欢挑年轻的男模特下手。
两名AF男模指控他在拍摄时对着他们自摸。品牌模特Bobby Blanski还表示，在合作之后Weber请他去家里吃饭，他听闻Weber糟糕的风评就拒绝了对方，谁想到不到2分钟之后，他就接到了AF公司的电话——他被开除了。
Bobby Blanski
AF从90年代到10年代的辉煌史，简直就是一部歧视大全。
Jeffries带头创造的高傲自负，精英主义的企业文化，让他们沉浸在自己“完美”世界里，全然不知道外面已经变了天。
在无数次顾客投诉后，AF仍然不改其排外的营销理念，但2010年后的时尚界开始了新的尝试，品牌们寻找多元化的模特类型，反对身材羞辱和容貌羞辱，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这是时代的趋势。
AF选择固守自我，直到2014年Jeffries终于顶不住压力终于辞职。AF才迎来了拥抱世界的营销策略，但一切都太晚了，他们积累的负面新闻早就压垮了品牌的形象。
在同类替代品一抓一大把的今天，AF的销量远不如从前，店铺不断关闭，想要扭转局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Jeffries自负的苦果，终于要亲自品尝了...
病态肥胖与症状性房颤：是否需要减肥手术？
肥胖增加房颤（AF）发生危险50%。而且，AF合并高BMI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更低。导管消融术为药物无效、症状性AF的I类指征。但是，多项队列研究表明，与正常体重者比较，病态肥胖的症状AF患者（特别是BMI ≥40 kg/m2）导管消融术获益较小，复发率更高。幸运地是，积极地控制体重，可有助于改善AF临床预后。
两项大型前瞻队列研究，ARREST-AF (Aggressive Risk factor Reduction Study: Implications for the Substrate for Atrial Fibrillation)和LEGACY (Long-Term Effect of Goal Directed Weight Management in an Atrial Fibrillation Cohort)研究表明，房颤合并肥胖患者，消融术前减重至少10%，可明显改善AF消融术预后。但是ARREST和LEGACY研究入选患者平均BMI <35 kg/m2，对于BMI>35kg/m2，特别是>40kg/m2患者，减重益处尚不清楚。对于另外一项病态肥胖、长程持续AF患者（平均BMI, 38±4 kg/m2）地研究，并未得出上述结论。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39例病态肥胖（BMI ≥40或≥35 kg/m2合并肥胖相关并发症）AF患者进行导管消融术，其中51例消融术前进行减肥手术，经过36个月随访，20%减肥手术组vs 61%未减肥手术组AF复发（P<0.0001）；减肥组患者在消融术前BMI 从47.6±9.3 kg/m2降至36.7±7 kg/m2。SOS (Swedish Obese Subjects)注册研究数据表明，与对照组比较，减肥手术降低AF发生风险29%（HR 0.71，95% CI, 0.60–0.83; P<0.001）。
推荐的处理流程如下，
Circulation. 2021;143:1838–1840.
体重管理新篇章：心血管疾病与肥胖的关联及治疗策略
编者按
随着全球肥胖流行的不断加剧，肥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健康构成了严峻挑战。肥胖不仅影响个体生活质量，更与心血管疾病（CVD）等慢性疾病紧密相关，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为了深入探讨肥胖与CVD的复杂关联，以及肥胖的临床治疗与管理策略，本刊特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乔虹教授就这一重要议题进行深度剖析。
肥胖与CVD：关联复杂且影响深远
肥胖与CVD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联系。肥胖不仅是CVD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还可能导致CV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增加。肥胖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50%~100%，其中67.5%可归因于CVD[1]。
01与肥胖相关的心血管因素
糖尿病
肥胖与2型糖尿病（T2DM）紧密相关，约80%~85%的T2DM患者超重或肥胖，肥胖人群患T2DM的风险是正常体重者的近3倍。肥胖状态下，胰岛素抵抗发生率大幅上升，胰岛素抵抗不仅是T2DM的主要特征，也显著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CVD的发生风险。体重减轻可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甚至可能使部分患者恢复到非糖尿病状态。
高血压
体重指数（BMI）的增加，从超重到各级别的肥胖，与高血压的患病率呈线性关系。肥胖导致的内脏脂肪增加，直接压迫肾脏，影响肾脏功能，进而引起血容量增加、体液潴留、动脉僵硬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激活等，引发高血压。即使是适度减重，也能显著降低血压。
血脂异常
肥胖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蛋白表型相关，包括空腹和餐后甘油三酯升高、载脂蛋白B和低密度脂蛋白颗粒增加，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研究表明，减重5%~10%可使甘油三酯水平降低20%。
02肥胖对心脏结构和功能的不良影响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
肥胖增加ASCVD发生风险，通过肥胖相关风险因素及炎症等机制介导。肥胖还与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有关，增加CVD风险。在诊断方面，肥胖可能影响冠状动脉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在治疗方面，肥胖患者抗血小板药物的疗效可能受到影响，但目前治疗策略与非肥胖患者差异不大，不过体重管理应作为二级预防的关键。
心力衰竭（HF）
肥胖是HF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射血分数保留的HF（HFpEF）。在Framingham心脏研究中，BMI每增加1 kg/m2，男性和女性HF风险分别增加5%和7%。肥胖个体HF风险是正常体重个体的两倍。肥胖增加代谢率，对心血管系统的需求增加，同时可导致心肌重塑、舒张功能障碍等。在HFpEF患者中，肥胖与生活质量差、症状多、运动能力低和住院率高相关。
心房颤动（AF）
在心律失常方面，肥胖与AF风险增加有关。在Framingham队列研究中，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的个体AF发病率分别为9.7/1000人年、10.7/1000人年和14.3/1000人年。肥胖与AF的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如左房的增大和伸展，以及与肥胖相关的炎症和氧化应激。维持健康体重和减重对AF一级预防有效，减重还可减少AF症状和负担。
肥胖管理策略：关注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心血管获益
肥胖需要多学科综合管理，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以及必要时进行减重手术。生活方式干预是肥胖的一线治疗手段，包括饮食控制、体力活动增加和行为改变。
虽然生活方式干预是肥胖管理的基石，但如果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目标体重，药物治疗是一个合理选择。
在药物治疗方面，目前有多种药物可用于肥胖治疗，包括奥利司他、纳曲酮/安非他酮、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这些药物通过不同机制减少体重，如通过减慢胃排空来增加饱腹感、降低食欲来减少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耗等。其中，奥利司他和安非他酮/纳曲酮的减重效果有限，且心血管安全性证据不足，可能存在潜在的长期心血管风险，因此临床使用应谨慎，尤其是在已知CVD患者中。
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如利拉鲁肽和司美格鲁肽，能有效减重并改善心血管风险，推荐用于T2DM合并ASCVD患者，以减少心血管事件（ESC共识推荐等级Ⅰ，证据级别A）。司美格鲁肽是唯一在已确诊CVD但未患T2DM患者中证明有效的减重药物，建议用于超重（BMI>27 kg/m2）或肥胖的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尤其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以减少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发生风险[1]。
GLP-1RA周制剂的临床应用：科学减重，护心有道
GLP-1RA周制剂司美格鲁肽，是一类新型抗肥胖药物，通过模拟肠道激素GLP-1的作用，增强胰岛素分泌，延迟胃排空，改善食欲控制、减少食物摄入，实现体重下降。2024年6月，司美格鲁肽2.4 mg在中国获批减重适应症，为肥胖合并CVD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
在全球3期临床试验STEP系列研究中，对于超重/肥胖人群（非糖尿病），使用司美格鲁肽2.4 mg每周1次皮下注射治疗68周后，平均减重16.9%（安慰剂组为2.4%）[2]；对于超重/肥胖的T2DM患者，使用司美格鲁肽2.4 mg每周1次皮下注射治疗68周后，平均减重10.6%（安慰剂组为3.1%）[3]；在超重/肥胖的中国人群（合并或不合并T2DM）中，使用司美格鲁肽2.4 mg每周1次皮下注射治疗44周后，平均减重12.8%（显著高于安慰剂对照组的3.0%）[4]。
此外，司美格鲁肽还能改善肥胖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因素（图1）。STEP系列研究中，司美格鲁肽2.4 mg治疗68周后，显著降低超重/肥胖患者的收缩压5~10 mmHg，降低舒张压3~5 mmHg；全面改善血脂谱，包括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游离脂肪酸，同时升高HDL-C；显著降低HbA1c，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减少口服降糖药使用；事后分析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司美格鲁肽组80%~90%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血糖恢复正常[5]。
图1. 司美格鲁肽2.4 mg治疗后，腰围、血压、空腹血糖、甘油三酯和HDL-C均有改善
司美格鲁肽在CVD预防方面的作用也受到广泛关注。SELECT研究中，对存在CVD的超重/肥胖患者（非糖尿病）平均用药34.2个月，随访39.8个月，结果显示司美格鲁肽2.4 mg每周1次治疗，发生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或非致死性卒中复合结局的风险较安慰剂对照组下降20%[6] （图2）。
图2. 主要心血管复合终点（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或非致死性卒中）的累积发生率：与安慰剂相比，司美格鲁肽2.4 mg显著降低MACE风险达20%
结论
肥胖与CVD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联系。针对肥胖的治疗与管理策略需要综合考虑生活方式干预、药物干预和手术干预等多种方法。GLP-1RA类药物（如司美格鲁肽）作为一类新型降糖药物，兼具减重和心血管保护作用，为肥胖合并CVD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然而，在使用这些药物时，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未来，随着对肥胖和CVD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新型疗法的不断涌现，我们有望为肥胖合并CVD患者提供更加有效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专家简介
乔虹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
主任医师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届龙江名医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病科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代谢病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免疫内分泌学组副组长
黑龙江省内分泌质控中心主任
黑龙江省医学会内分泌分会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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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ding JPH, et al. N Engl J Med. 2021; 384(11): 98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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