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肥胖士官电影(德国国防军肥胖率)

• 1、一个二战德国士兵的回忆录，感受一线士兵在战争中的血腥与绝望2
• 2、好莱坞战争片里面强悍的德军，为什么如今会变成“欧洲肥鸡”？
• 3、德军成了战五渣，士兵肥胖成灾，军官嗜酒如命，喝掉百万升啤酒

一个二战德国士兵的回忆录，感受一线士兵在战争中的血腥与绝望2

续接第一篇，没看第一篇的请先看第一篇

第一章　向斯大林格勒前进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明斯克　基辅　战火的洗礼　哈尔科夫

我们正站在一长串军列的旁边。刚刚接到命令，我们必须将枪和背包按堆放在铁轨旁。时间已到了中午12点或者1点左右。劳斯军士长正嚼着他从自己背包里拿出来的一点食物。劳斯并不太帅气的脸现在已经对我来说渐渐地熟悉了，甚至有些让人欣慰。好像他的动作是某种信号，我们都拿出了自己带的干粮，一些人甚至狼吞虎咽地迅速吃下了平日两顿的口粮。劳斯注意到了这一切，他心满意足地对大家说：“好的，你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吃掉好了，因为还有一星期你们才会领到下一次的口粮。”

虽然我们都感觉好像仍旧是有些饥肠辘辘，但食物的作用开始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丝暖意。

此时我们已经在寒风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严寒已经让大家开始感到它的威力。我们在铁轨边跑跳着，互相开着玩笑并原地跺着脚，有一些人拿出纸来开始写信。我的手指已经被冻僵而无法拿笔了。我只好开始观察车站上的情景来打发时间。满载着作战物资的火车不停地穿过车站，将车站变成了一个拥堵不堪的场地，各样的车厢绵延近一公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车站的管理看起来也是同样的一塌糊涂。军列要出去时，只能转到另一段铁轨上，而在那些铁轨旁也同样站着一些像我们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其他连队。当列车来时，士兵们总是站起来让出路来，结果几分钟之后，刚让开的这列火车又掉头折了回来。天哪！

我们旁边的这列火车似乎已经永远地停在了这里。要是这列火车不走，我们在车站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为让自己活动一下冻僵的腿脚，我爬到停在我身边车厢的窗口向里望去。车厢里没有装什么牲口，整个列车满载的是武器和弹药。

此时我们在车站里已经等了4个小时，大家也被冻得浑身发僵了。天色渐渐暗淡，气温也跌了下来。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再一次开始吃自己的干粮。夜色变得更暗了，但车站一点也没有冷清下来，夜色中仍旧是穿梭不停的军列。劳斯看起来有些受不住了。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将衣领竖了起来，并走来走去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点。我和几个从切姆尼兹来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这个小组一直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小组的成员有：林森、奥林海姆和霍尔斯，这三个德国出生的人法语说得和我的德语一样烂；小组里还有摩万，他是从阿尔萨斯来的；还有奥地利人乌特贝克，他有一头像意大利舞蹈家一般乌黑而卷曲的头发，乌特贝克不久后离开了我们的小组；当然最后还有我，一个法德混血儿。后来，除了乌特贝克，小组里的所有人都渐渐掌握了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彼此进行交流，而乌特贝克却总是令人心烦地不停地哼唱着意大利民谣。对于听惯了瓦格纳的德国人而言，这些单调的意大利小调实在是难以令人恭维。

霍尔斯有一块带着夜光显示的手表，表上的时间告诉我们已经八点半了。我们确信部队登车出发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上面不会让我们在站台上过夜的。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连队有几个人拿出了睡袋，他们将睡袋尽量避开潮湿处，放在凸出的地面上；还有几个人甚至睡到了正停靠着火车的铁轨中间。

我们的军士长靠坐在一堆士兵的行李上点燃了一根烟。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晚上要在外面露宿，而且看起来我们不可能被留在车站上。我们认为出发的哨音马上就要响起来，然后那几个没有耐心等待的白痴们将会狼狈不堪地收拾起他们的睡袋集合。但结果是：如果我们效仿他们的话，我们将会是明智地补充两个小时的睡眠——因为两个小时后，我们仍旧坐在铁轨路基冰冷的石子上。天气正变得越来越冷，星星点点的小雨也开始下了起来。军士长正忙着用车站上的行李为他自己搭建一个临时的露营棚。当他用防水布将自己的露营棚盖上时，他完全不用担心天气的变化了——真是个老狐狸！

而我们现在也不得不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武器太远，但我们还是把步枪留在原来集放的地方。由于步枪的枪口朝上，落下来的雨肯定要流到枪管里，这如果被上面知道了，一定有我们好看的。到了现在，车站上最好的露营的地方都已经被占掉了，我们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睡到旁边列车车厢下面的铁轨间。我们曾经想到这列货车的车厢里去睡，但所有的车厢都被粗铁线锁了起来。我们满腹牢骚地抱怨着爬到了车厢下的铁轨间躺下。雨水仍旧顺着风从我们的两侧刮了进来，这让我们实在是愤怒之极了。但到了以后的日子，那时的“愤怒”实在让我感到好笑……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为自己在雨中找到了某种程度的“露营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露天，我无法合上自己的眼皮超过15分钟。我所能记住的就是长时间地呆呆地盯着我头上的火车车厢底巨大的横轴。在疲惫中，我总觉得我头上方的横轴在转动，好像火车就要启动一样。我会突然完全醒过来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我就又回到了似睡非睡的状态，然后又会下意识地惊醒过来。天刚蒙蒙亮时，我们离开了这个临时的“宿营地”，大家浑身又酸又麻，看起来活像一帮刚被掘出的僵尸一样。

早晨8点钟，我们集合准备登车。霍尔斯好几次说我们可能会在前面的某个古堡里过下一夜。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在战争中军队的生活是怎样的。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野外露宿，但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许许多多比这晚要糟糕许多倍的夜晚。

我们连的任务是负责押运军需货车。连里的人随后被分为三组，分别押运三列长长的货车，每节车厢有两到三名士兵负责。我和林森、霍尔斯被分在一节敞篷货运车厢上。车厢上摆放着飞机的机翼，在这些机翼上刷有黑十字的标记。很显然这些东西是给德国空军使用的。依据这些部件上所刻的生产标记，生产地是拉迪斯伯恩 [ 译者注：德国城市名。 ] 。这些货物的目的地是明斯克。

明斯克——俄国，这个地名使我们大家的嘴里都感到有些发干。

一路上，我们的运气开始走下坡路。先是我们押运的车厢是露天的，然后连绵的雨水慢慢变成了雪花，列车的运动加剧了原本已经难以忍受的寒冷。经过商议，我们决定躲在覆盖着DO－17轰炸机引擎的帆布底下。我们的决定使大家免受了刺骨寒风的侵袭，大家蜷缩在一块儿也让我们稍微觉得了一些温暖。我们在帆布下面待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没有任何缘由的傻笑。列车隆隆地向前驶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除了不时我们听到的对行列车交会时的轰鸣声。

突然，林森听到了一个高于车轮轰鸣之上的喊声。他小心地将自己的脑袋从帆布里探了出来。他回头向我们平静地说：“是劳斯。”然后他又把帆布拉上了。大约10秒钟后，我们的帆布被猛然掀开。满脸怒容的军士长正看着我们这三个嬉笑的家伙。劳斯戴着钢盔和手套，看起来他正忙于他的本职工作。他的脸和外衣上都是雪，而在他身后是蜿蜒摇曳的绵延的货车车厢。军士长高喊一声“立正”，然而列车行进中抽搐式的摇动使得大家动作的精准度大打折扣。接下来的场景多少有点滑稽剧的味道。为了保持姿势的笔挺，霍尔斯被车厢的摇动推得东倒西歪。而我的长大衣挂住了车厢里的货物，使得我无法站直。劳斯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去，最后，他只好用一只膝盖顶住地板才勉强稳住自己。我们也紧接跟着学着像他那样稳住了自己。如果从远处看，我们四个人好像在认真策划着某个阴谋似的，但实际上，我们正在接受军士长极其严厉的训斥。

劳斯向我们吼道：“你们在这个帆布下到底在做什么？你们以为在哪里？不知道在这个车上该做些什么吗？”性格直率的霍尔斯打断了军士长的话，他向军士长说外面太冷没法让人待，而且周围也没有什么好观察的。霍尔斯的话完全激怒了军士长。军士长像暴怒的大猩猩一样抓住了他的衣领，将霍尔斯左右地用力晃着。

“我要写报告！在车到下一个站的时候，我会把你送到军纪处去，没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岗位更严重的错误了。你有可能会被枪毙的……如果有一个在你后面的车厢被炸掉怎么办？你躲在那个窟窿里是没法告诉别人的！”

林森问军士长说：“为什么？难道车厢会自己爆炸吗？”劳斯愤怒地打断他说，“闭嘴，你这个白痴。沿着这条铁路线到处都有铤而走险的破坏分子，当他们不把列车炸掉时，就会向列车投掷炸药和燃烧弹。你们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现在拿起钢盔到车厢的前面去，要不我把你们都从车上踢下去！”

我们没有等劳斯再重复他的命令。迎着像刀片一样扎人的寒风，我们按照他的命令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劳斯穿过拥挤的货物接着又向下一节车厢走去。劳斯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家伙，他只是一个对自己工作有着清楚认识的人。尽管我没有和他交谈过，但我认为他有着某种能同情别人处境的心肠。连里其他的军士长都没有一个像劳斯那样严格。他们号称只把精力用来处理连里的大事，但真的这些“大事”发生时，劳斯做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劳斯也是连里年纪最大的军士长，也许他已经上过前线了。实际上，他还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军士长一样——惧怕责任，然而又热衷给下属出难题。

劳斯对我们的训斥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如果不能够忍受一点现在的寒冷和防备那些可能的危险的话，我们将不可能在前线活下来。

列车正在穿越一片白雪覆盖的低矮松树林，我也有着足够的时间来思索军士长对我们所说的话。波兰的北部看起来人烟十分稀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经过了几个小村镇。突然，在列车前面出现了一个沿铁路线奔跑着的人。我想我不是唯一看到他的人，然而似乎其他车厢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我迅速地将我的枪准备好，向这个可能的破坏分子瞄准。

列车此时行驶得非常缓慢，如果要有炸弹袭击的话，现在将是一个绝佳的时刻。几分钟之后，我的车厢与这个人平行行进在一起。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多半是一个当地的波兰伐木人，出于好奇想看一看我们的列车。我感到有一些不安。我曾准备好了射击，但现在却有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去做。我将步枪抬高瞄向他头上的天空，然后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的后坐力有力地将枪托回撞到我的肩膀上。由于担心更坏后果的发生，那个可怜的家伙飞也似的逃离了我们。我确信刚才鲁莽的行动已经为第三帝国又树立了一个敌人。

火车仍旧保持着刚才的速度。几分钟后，劳斯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仍旧继续着他的巡视职责。他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决定轮流站岗，每次两人，另外一个人可以在帆布下避避风。我们现在已经在列车上待8个小时了。我们对晚上的到来感到有些担心，看来我们要在目前的条件下过夜了。20分钟前，我换了霍尔斯的岗，同时这20分钟里我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因为寒冷而浑身不住地打战。夜晚渐渐来临，或许明斯克也不远了。列车正行驶在一条单向的铁轨上，铁轨的两面都是茂密黑暗的森林。在过去的15分钟里，列车正在加速，那要命的寒风变得更加猛烈了。我们已经吃完了所带的一大半的干粮以保持自己足够的体温。

突然间火车开始减速了，刹车闸瓦尖利地与车轮发出摩擦声，车身也剧烈地抖动起来。列车像自行车速度般慢行起来。我看到列车的前部向右边转去，我们在岔入另一条路线。列车大约继续行驶了5分钟后完全停了下来。两名军官从列车前部跳了下来，劳斯和其他几名非指挥人员也下车来和这两名军官交谈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停车的原因是什么。整列车的人都好奇地向外张望着。铁路两旁的森林看起来是破坏分子藏身的理想之地。列车停下来已经有几分钟了，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远处列车行进的声音。我们正在车下来回走动让自己暖和一点。突然，哨音响起，有人用手势命令我们立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一辆火车头出现在我们刚刚离开的铁轨的远方。那列列车看起来没有开任何的灯。

接下去我所看到的完全把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天才作家，能将我所看到的景象忠实真切地描述下来。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运送铁路器材的车厢，车厢里有着非常暗淡的灯光。火车的车头紧接其后，然后是煤车，煤车后是一个完全封闭只有一个矮烟囱的车厢，看起来像是厨房。在这节车后是一个有很高围栏的车厢，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车厢上还装了一门双管的高射机枪。列车剩下的部分都是由我们所在的类似敞篷平板车厢组成，但那些车厢里装载着一些非常不同的货物。经过我面前的第一个敞篷平板车厢里看起来装着一些模糊难辨的物件，我慢慢认出那些东西是人的尸体。在这尸体堆后面有一些紧紧拥挤站着或蹲着的人。每一辆敞篷车厢里挤满了人，已经到了车厢的最大容量。我们中的一个人，显然比其他人见过更多的“世面”，只对我们说了几个字：“俄国战俘。”我想我看到了那种我先前在城堡附近看到过的棕色外套，但天色实在太黑了，我实在拿不准是否看清了。我发现霍尔斯正在看着我。霍尔斯的脸上除了因为寒风而起的红斑外，其他地方都显得十分的苍白。

霍尔斯小声对我说：“你看到了吗？那些战俘把他们自己的死人堆起来抵御寒风。”在极度惊愕的状态下，我只对霍尔斯发出了一声呜咽般的回应。每一个平板车厢里都是这样用尸体堆砌起来。我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些车厢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使我可以看到许多尸体惨白的面孔和已经在寒风中僵直了的四肢。当第十节车厢从我们旁边经过时，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大约有四五具尸体从尸体堆上掉了下来并落在了铁轨边上。这列运尸车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们这列车上的几名军官下了车要去调查一下。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我也从自己的车厢上跳下来跑到了军官那里。我向他们行了军礼并带着颤抖的声音问他是否这些人都死了。一个军官惊讶地看了看我，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擅离职守了。但军官已经看出了我的局促因而并没有责备我。他有些忧郁地回答我说：“是的，我想他们都死了。现在你可以和你的战友去掩埋这些尸体。”然后他就转身走开了。霍尔斯也来到了我这里。我们接着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回战壕铲并开始在路基旁边挖出一个土沟。劳斯军士长和其余几个人查找了一下这几具尸体的衣服中是否有关于他们的身份证件之类的东西。后来我知道这几个可怜的家伙什么身份证件也没有。霍尔斯和我鼓起自己所有的勇气把两具尸体拽到了挖好的沟边上，我们尽量不去看他们。在出发哨吹响之后，我们将这些尸体掩埋了。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冷。现在我只感到了一种无法遏止的强烈的恶心。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火车经过了两座围着篱笆的木房子，尽管没有光线很暗，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座房子已经多少被毁坏了。我们接着又和另一列火车交会了，但这趟车要比前一趟车好许多。车厢上都用红十字标记了起来。透过车厢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担架——那里一定有重伤员。在其他的窗户，一些身上裹满纱布的士兵向我们挥着手。

我们终于到了明斯克车站。我们的列车缓缓地停在了一个宽敞而又很长的站台上。整个站台上到处挤满了忙碌的人群：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老百姓和俄国战俘。战俘们被一些手臂上戴着红白相间袖套、手拿警棍的其他战俘呵斥着。这些特殊的战俘都是反对“人民的政权”的反共分子，他们也是我们的报信人。他们因此获得了管理他们原来同志的权利，这当然合我们的心意了。除了这些特殊的战俘外，谁还能管好俄国战俘呢？我们听到有人用德语下了命令，后来又用俄语。一大群人接着走上了我们的火车开始借助站台上的卡车的灯光往下卸行李。我们也加入了搬运的工作，大概干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因此而感到了一些温暖，接着又拿出自己的干粮啃了起来。霍尔斯在两天之内已经吃完了一大半配发给自己的干粮。后来在一个大楼里住了下来，这让我们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我们被送到战地医院。在那里待了两天，医生还给我们打了几针。明斯克是个被战火严重破坏了的城市，城里许多的房子都没有顶，墙上遍布着机枪扫射后留下的弹孔。城里的一些街道仍旧完全不能通行，道路上遍布着弹坑，有的弹坑有5米多深。人们用木板和其他硬质材料架在这些弹坑上以便通行。有时我们会给某个手里满是食物的俄罗斯妇女让路，她的身后往往跟着四五个小孩，那些小孩用他们圆圆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城里面还有一些奇怪的商店，这些商店的破窗户被用板子和装满草的麻袋封上了。霍尔斯、林森、摩万和我进了几家这样的商店一看究竟。每个商店里都摆着一排涂上不同颜料的瓦罐子。罐子里装着泡菜、干菜或是一种介果酱和奶油之间的浓浓的蜜糖。

由于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俄语打招呼，我们四个人只好在每次进店后彼此交谈着。店里不多的几个俄国人多少有些不安地向我们微笑着，而店主或伙计总是殷勤地招呼我们，并给我们免费吃一些俄国泡菜或其他什么，显然是想安抚我们这些他们多少有些惧怕的占领军。

我们最常吃的是用某种黄色的面粉和蜜糖混合而做成的点心，这种点心的味道好极了，多少让我们想到了蜂蜜的味道。唯一让我们有些畏惧的是这些点心都放了太多的动物脂肪。我仍旧记得那些满脸笑容的俄国人给我们东西吃的情景。他们总说着一个“欧卢卡”的单词，我不知道这个俄语词到底是指“吃”还是指食物的名字。我们在明斯克的日子里有些天我们都在吃这种叫“欧卢卡”的东西，但不管我们吃多少，我们从来没有漏掉连里的一顿饭。

霍尔斯对于从俄国人那里的一切白给的食物都来者不拒。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实在太过分了。只要他知道哪里有免费食物，他都会拿着自己的饭盒到那些提供免费食物的俄国商人那里去打一份，食物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是一种流质如同稀饭一样的东西。有些时候我看到霍尔斯的饭盒里装着那种我们熟知的“欧卢卡”，一些腌鲱鱼片、烤麦片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霍尔斯总是贪婪地把它们吃得一干二净。

我们整天忙碌在车站，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些。明斯克是一个重要的军需运输中心，每天都有许多东西需要运上去和搬下来，

这里的部队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休假的士兵都可以去看电影(我们除外)，当地有专门为德国士兵开设的图书馆和餐厅。那些餐厅的用餐价格实在太贵，我从来也不愿去。但是霍尔斯却把每个月的所有津贴都花在了这些餐厅的几顿饭上，他为了吃这几顿饭，还向我们借了钱。我们对他借钱的唯一要求就是他要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各种他在那些餐馆所吃过的美食。霍尔斯每次都兑现了我们对他的要求，我们也在听他描绘美食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现在的伙食比在波兰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补充给养。俄国12月的天气冷得吓人，温度常常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几乎每天都在下雪，雪落到地上也化不掉，因而一些地方的雪已经有一米多深。这些情况显然延缓了我们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效率。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在那里气温要比明斯克还要冷。前线的人员不得不节衣缩食，除此之外，严寒也造成了许多的肺炎、冻伤和截肢。

现在第三帝国正在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士兵从俄罗斯冬天的淫威中逃脱出来。在明斯克、科夫诺和基辅，仓库里面堆积如山的是毛毯、羊绒衣、防寒靴、手套、毛皮头套、便携式暖炉和各种干粮。我们的职责就是将这些急需的用品运送到前线作战部队的手里。我们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我们的运输线并没有受到苏联红军的威胁，直到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忙于撤退。但是俄罗斯严冬的力量巨大得令人难以描述。除了主要的城镇，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到处的道路都是破烂不堪。当我们还在波兰训练时，这里的德国陆军迅猛的攻势由于连绵的秋雨和极度泥泞的道路而不得不陷于停顿。然后第一场霜冻让路重又硬了起来。在这之前我们的辎重实际上都陷在了泥中，只有老式的马车还可以勉强通行。路面冻结起来后，交通暂时恢复了一阵。紧接着严冬里漫天的鹅毛大雪把广袤的土地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所有的道路也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了。

在1942年12月的一天，整个明斯克附近的交通完全被漫天大雪所瘫痪了。我们大家奋力铲雪以让我们的卡车能够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前进大约25公里到30公里。结果我们发现自己一天的努力最后还是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厚厚积雪下的地面常常是凹凸不平的，我们的车常常在路途中几乎被颠得散架。到了晚上，我们又必须踉踉跄跄地在路边找一个可以挡风的地方过夜。

在清路的过程中，工程师们会搭建一个临时的过夜窝棚，我们有时也会找到一个当地人的木房子，常常是五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原本只是为容纳几个人而设计的窝棚里。在这种条件下最好的装备就是那种专门为俄国冬天所设计的大帐篷。这些帐篷非常高大并有着尖尖的帐顶。帐篷是防水的，并且标准是容纳9个人。我们的清路小组很少低于20人，就是在明斯克我们也找不到这种急需的帐篷。唯一的运气就是有足够的粮食，我们可以从容地开展工作。因为几乎无法洗澡，我们有人身上开始长虱子了。结果一回到明斯克，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消毒。

我开始感到已经受够了俄罗斯的冬天和没完没了地开卡车。我和其他人一样害怕参战，但又感到我需要用一用我的步枪。一天到晚都要拖着这个东西，似乎永远我也不会用上它。我觉得如果向什么东西开枪的话，这可以让我发泄一下这个严冬里所忍受的各种郁闷的心情。由于长期使用铲子，我的手上都是水泡，羊毛手套也早已磨破了，指尖已经从手套中露了出来。我的手和脚都被冻得生疼，那种特殊的疼痛仿佛可以一直传到心脏的部位。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摄氏零下20度。

我们现在在离明斯克20多公里的地方安营下来。这里有一个停放军用车辆的巨大的停车场。当地只有8间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征用了7间，只把最大的那一间留给了一个当地的俄国农户。这个农户的名字叫高尔斯基，他有两个女儿。据他们说原本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们提到那里是总是充满了思乡之情。他们办了一个向士兵提供伙食的小馆子，当然我们必须要掏自己的腰包才行。除了吃饭，我们大家还时常聚在那里一起打发时间。

雪终于停了，但是外面的寒冷却是一天天加剧起来。在我们连来到这里的一周后，我被安排要站两个小时的夜岗。我穿过那个巨大的停车场，大约500多辆各式各样的军车停在那里，积雪已经掩埋了一大半的车身。我对自己晚上必须要穿越这个停车场的现实感到有些忧心忡忡。要是有俄国游击队来的话，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躲在这些车子中间向我开枪。但我渐渐安慰自己说，要是有战争的话，那只会发生在别处，不会在这里的。在这里我所见过的俄国人不是战俘就是商人，要见到其他的俄国人几乎不大可能。

想到这里，我走向了自己的哨位。哨位的地点大约离第一排车辆有15米远。我站在一个有一米左右深的壕沟里。在这个壕沟里我可以从车辆的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而不用担心暴露自己。壕沟的边上已经被大约一米多高的积雪围了起来。每次新的雪落下，我们都不得不去将壕沟里的雪挖出来。我现在站在一个专门为哨兵准备的箱子上，站在这个箱子上我可以把停车场的情景看得很清楚。我裹紧了自己身上的毛毯，这使得我的手臂动起来变得更加困难。

我在站岗时没要白酒，因为我不喜欢白酒的味道，所以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在外面被好好冻上一阵的准备了。今天夜里天气非常晴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100米外的一只乌鸦。远处的地平线被一处处的不太高的灌木所遮蔽。夜色里我可以看到穿越过我们营地上空并延伸到远方的三四根电话线。电话线的线杆参差不齐地被埋进了地里，一些地方的电话线几乎垂到了雪上。

鼻子是我全身唯一露在外面的部分，现在它已经被冻得通红了。我把帽子尽可能地往下压，以使前额和脸能够被遮住。除了这些，我头上还按照要求戴了钢盔。父母给我的毛衣领子刚好能够被提起来严严实实地挡住我后脑壳。我不时看着停车场里那一大片车辆，不知道如果要在短时间里开动它们的话，这是否可能。因为所有车辆的引擎都被冻得硬邦邦的了。

在自己的岗上站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在停车场边上。我马上趴到了自己掩体的边上。在我把自己的手从口袋中拿出之前，又顺着战壕的边向外看了一眼，看到那个黑影正向我走来。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我也不能排除那是一个俄国游击队员！我气喘吁吁地抽出手拿起了步枪。步枪的枪筒已经被白霜所覆盖，我的手指皮肤都被粘住了。我将步枪放到射击的位置，并向那个黑影喊道：“是谁？”那个黑影给出了正确的回答，我枪里的子弹结果还是待在了原处。虽然如此，我的处理还是慎重的，前来查哨的是一个我们的军官。我向他敬了礼。

军官问我：“一切都好吗？”

我回答道：“是的，上尉。”

上尉接着对我说：“很好，圣诞快乐。”我诧异地说：“什么？已经到圣诞节了？”上尉回答道：“没错，你看那里。”

他指着高尔斯基家的房顶。那个低垂至地的房顶上早已经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屋子里面闪烁着明亮的灯光(这是违反通常灯火管制条例的)。在房子灯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了一些战友在雪地上快速移动的身影。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火舌从一大堆已经堆好的木块中迸射出来，那些木块看起来事先浇了汽油在上面。300多名士兵的歌声缓缓地流入了寂静的夜色中。“平安夜，圣善夜……”这是真的吗？在那个时刻，营地外的世界仿佛已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呆呆地望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坐在篝火周围的士兵的脸庞被熊熊的篝火映照着，远一些人的脸则淹没在火光后的黑暗中。洪亮的歌声继续着，现在已经分成了几个声部了。也许现在我们的处境使得今年的圣诞节对于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但直到今天，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那个晚上的歌声那样让我如此感动。

自从参军以来，我对自己家乡的回忆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现在不知家里怎么样了？法国的情况还好吗？我们从部队的战报中知道有不少法国的士兵现在已经和我们并肩作战了，这个消息让我格外欢欣鼓舞。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能够肩并肩一起行军的想法让我感到特别高兴。马上我们就不会再受冻了，战争也马上会结束了，到时我们可以回家向家人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了。虽然今年的圣诞节我并没有收到什么礼物，但我却收到了许多关于法国和德国关系日渐和睦的好消息。虽然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抱着一个傻呵呵的想法：要是有人送我一个精致的发条玩具就好了。

我的战友仍然在唱着歌，在俄国前线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士兵今夜一定在像他们这样歌唱着。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此刻，苏军的T－34坦克正在利用圣诞节的短暂停火冲破了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防线。我不曾想到，就在此时此刻，正在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战斗中，第六集团军的成千上万的战友已经倒在了进攻的道路上，我的一个舅舅也在第六集团军服役。我没有想到现在德国的城市正在遭受英国和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也没有想到法国已经拒绝了与德国结为同盟的邀请。

但不管怎样，今年的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一个圣诞节。没有了一切俗气的饰品和喧闹，远离家人孤独地站在这个繁星满天的夜空下面，我还记得那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的热泪，那是一颗既不属于忧愁也不属于欢乐的眼泪，而是一颗在经历了人生巨大转折后难以言表的眼泪。

我回到了营房，军官们已经下令停止了庆祝活动并把篝火熄灭了。霍尔斯给我留了半瓶白酒，为了不使霍尔斯失望，我勉强灌了几口瓶里的酒。

又过了4天，严寒在继续着，带着雪片的狂风在原野上呼啸着。我们现在的巡逻次数已经被减到了最低，我们在不停地烧着木柴取暖。这里房子的设计非常适合保暖，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已经感到房间里实在太热了。每个人的身体都还不错，就像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一样。但我们很快就遇上了麻烦。

我们的麻烦发生在一个清晨的3点钟。两个人一脚踢开了我们小屋的门，一阵冰冷的狂风也随他们进到了屋里，他们迅速奔向了我们的炉子。在他们开口说话之前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和屋里其他人一样，我向他们喊着要他们关门。但我们却听到了一个骂娘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被命令立正。我们所有人都呆住了以至于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发出命令的人把他身边的凳子气冲冲地踢翻，然后又再一次喊出了立正的命令。他怒不可遏地扑向一个还躺着的士兵，把他盖在身上的小山一样的毯子、衣服和夹克抛得到处都是。这一次在昏暗的炉光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军官肩膀上的军阶。

他吼叫道：“你们这些浑蛋到底起不起来？他边吼边把他能够到的所有人都拽了起来。他接着嚷道：“谁是管这帮人的？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认为我们能够像这样抵挡住俄国人的进攻吗？如果在10分钟之内不出来站好，我会把你们都扔到外面去。”仍然在迷迷糊糊之中，我们大家慌不迭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小屋的门依旧是大开着，那个军官从我们屋里像疯子一样地冲了出去，又去把混乱带给其他的房子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站岗的士兵，他看起来相当的震惊，告诉我们说那几个军官是开着挎斗摩托车从明斯克赶来的。这一定花了他们很长时间，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愤怒的举止。尽管军官们疯子般的号叫，大家还是花了20分钟才最终在雪地里列队站好。劳斯军士长原本也和大家一样睡得很死，但现在他正试图假装刚才那些军官的暴怒让大家都醒过来。那个怒气未消的军官又回来向我们吼道：“在黎明之前你们会加入到乌尔特纳司令的部队。”他接着转身向劳斯说道：“你需要从车场里开出15辆卡车来，然后听我的命令。”

为什么他不事先打个电话，而是这样气冲冲地来到这，后来才知道，当我们还在梦乡的时候，通向我们这里的电话线已经被游击队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剪断了。把卡车开出停车场的工作之艰苦让人难以想象。我们搬出汽油桶和酒精把卡车的油箱和散热器加满，然后又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发动卡车，接着又在黑暗中把周围的积雪扫清。当所有卡车都准备好后，我们上路驶往明斯克。我们沿着那几个军官从明斯克来的颠簸不平而又积雪覆盖的老路上开着。有一辆卡车在结了冰的路上打滑陷进了路边的沟里，我们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才把它弄出来。我们把这辆卡车挂到了另外一辆卡车后面，但前面这辆卡车也同样不时在冰面上打着滑。最后整个连队都不得不像这样开着，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卡车拉到了目的地。在上午8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明斯克并加入了乌尔特纳的旅。我们站在一个宽阔的广场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想站好，但我们还是和广场上其他两三千士兵一样在打着战。

广场周围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一条最高统帅部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说即使是一支常胜的军队也必须要面对伤亡，我们部队的使命是将前线所需的食物、弹药和军需品不惜一切代价地送到那里的部队手里。我们这个车队必须采取一切方法将物资运送到伏尔加河畔，以确保冯·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能够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取胜。从明斯克到斯大林格勒有着大约1600公里的距离，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在午饭后上路了。我发现这次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没有和我分到一辆车上。我驾驶的这辆卡车上满载着大口径的自动武器。明斯克城郊的道路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我们以很快的速度驶出了城。我想一定有不少人24小时不停地在清理这里的道路。道路两边的雪堆有大约4米多高。我们经过一块路牌，路牌上面写着“在后面是普利佩、基辅、第聂伯河、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所有能拿起雪铲的德国士兵都被召集到清理路上积雪的工作中来。我们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前进了大约150公里。我们很快就开到了一座可以俯瞰乌克兰广袤平原的小山顶上。在我们前面的十几辆车的速度急速地减了下来，在这些车的前面，大约一连人在忙着清理道路上的积雪。有一辆扫雪车正在向四周喷射出道路上的积雪。连绵的大雪已经完全将道路掩埋，以至于每一次有车队通过，我们都需要借助指南针才可以把道路挖出来。我们周围乌克兰浩瀚的原野上都覆盖着约一米深的积雪。我们的指挥官们已经下车走到了尚未清除的积雪中，路上的积雪没过了军官们军靴的最高处。指挥官们凝视着前面一望无际的雪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穿越这片看不到道路的莽莽原野。在车窗紧闭的卡车驾驶室里，我们正在享受着难得的温暖。但没多久他们就命令我们走出卡车参加铲雪。由于没有足够的雪铲，军官告诉我们要用一切可以用的工具来铲雪，我看到有人在用木板，有人用钢盔，有人甚至在用吃饭的餐盘……

我们把自己卡车货厢的门卸了下来，我们希望这扇门可以被用来作为临时的雪铲。这时一名军士长的哨音打断了我们的忙乱。军士长对我们说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现在你们跟我来，我们现在去找一些人力来。带上你们的枪。”

我感到了一阵欣喜，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在心里感谢那些让我们出来扫雪的白痴们。我宁肯干任何事也不愿意扫雪。我们跟随着军士长出发了。我不知道那个军士长如何能够找到更多的劳力。自从离开明斯克以来，我们只经过了两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我们背着枪离开了车队，向北走去。每走一步，积雪都没过我们的膝盖，这使得前进的速度相当缓慢。我费尽气力跟上我们的军士长，他现在走在距离我5米左右的前面。我现在已经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感到汗水顺着自己的背流了下来。我急促的呼吸制造了一排长长的蒸汽，这些蒸汽马上消失在了冰冷的空气中。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军士长的脚印，试图每一步都走进他的脚印里面。但是由于他比我高，这就意味着我每次都需要小跳一下才可以踩到他的脚印里面。我故意不看远处的地平线，现在我们后面的一排白杨树让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车队。

在这片茫茫的白色原野上，我们显得特别的渺小。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军士长是否能够找到那些传说中的帮手。我们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突然一声隆隆的声音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这个声音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响。我们停了下来。

我们的军士长似乎现在想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走多远了，但他说道我们错过这列车真是令人遗憾。我并不太明白他话的意思，但此时这个隆隆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在我们的左边，我看到了一条在皑皑白雪中蜿蜒的黑线。一列火车！我们现在正在靠近铁路线。我现在依然不明白火车能够帮我们什么。莫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货物放到火车上吗？火车现在正在离我们前面500米的地方缓慢地行驶着。这列火车长得出奇，每隔一些车厢便有一个火车头，整列车共有5个火车头。列车喷出巨大的白色水汽，这些水汽旋即像魔术表演般消失在了空中。这列火车一定自己有一个特殊的除雪设备。

在15分钟后，我们走到了铁轨边。这时军士长和我们说：“这里有很多运送给养的列车经过，许多车厢是运物资的，但通常也有一些车厢是用来运当地的俄国乘客的。我们要拦住一列火车好找到一些俄国人做帮手。”

我终于明白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我们在铁轨边走来走去以保持温暖。天气开始变得温暖起来，恐怕只有大约摄氏零下10度左右了。寒冷因而变得不再那么可怕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能够像德国士兵那样能够忍受极度寒冷或是炎热考验的军队，我们见过的俄国士兵反而怕冷怕得要命。我并没有抬高自己的意思，俄国的生活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冷得发抖的日子。

第一列经过的列车并没有减速。在费尽气力也没能拦住这列车后，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愤怒之极了。这列车上的士兵们告诉我们这列火车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停下来，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们在愤怒之中沿列车行进的方向继续走着。不管怎样，公路应该是和铁轨平行的，我们只需要向右即可以回到我们的连队里。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开饭的时候。在我的外衣口袋里还有两片面包，但是考虑到要几个人分，我不想把它们拿出来。和我一起扫雪的那两个士兵看来已经彼此相识很长时间了。他们正交谈得很投机，自我们离开车队后他们就粘在了一起。我们的军士长一个人走在我们前面，我正试图追上他。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身边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一直到我们视线的尽头。如果现在有火车开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至少8公里之外就能看到它。在路基上的灌木现在看起来要比刚才我们在的位置上显得更为浓密。

现在我们离开连队已经大约3个小时了。在雪地中，一切物体都显得轮廓鲜明。离我们大约500米的地方有一个黑点，10分钟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小木屋。军士长走向了木屋。这个木屋一定是铁路工人的临时住所。军士长提高声调对我们说：“大家抓紧，我们到那个小屋去等。”

这个主意看来不坏。我们集合一起走向了那个小屋。那个和我一同铲雪的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正在和他的朋友开着玩笑。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枪声突然传到我的耳中。与此同时，我看到小木屋的右方升起一股淡淡的白烟。我完全被吓呆了，四下看了看我的同伴。此时军士长已经像守门员一样扑到了地上，他正在往自己的冲锋枪里上子弹。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此时正在向我踉踉跄跄地走来，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带着异样而呆滞的表情。当他走到离我大约两米的时候，跪了下来，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要喊些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有喊出来，然后就向后仰面倒下了。随着一声变调的哨音，又一阵枪声撕裂了周围的寂静。我马上趴到了雪地上。军士长的冲锋枪开火了，我看到房顶上的雪被弹到了天上。我无法将视线从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年轻士兵身上移去，现在他就一动不动地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军士长向我们吼道：“掩护我，你们这帮白痴。”

我看了看那个脸上长雀斑士兵的朋友，他看起来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害怕。我们终于平静地将自己的武器瞄向树林，现在那里还不时有枪声传出。我们开火了。我的毛瑟枪的后坐力让我恢复了一些自信，但是还是有些害怕，又接着开了两枪。我们的军士长令人惊讶而又极为自信地站起来向那个小屋投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把小屋屋顶的一片木板炸得飞了起来。

我此时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冷静中继续盯着那个小木屋。军士长的冲锋枪还在继续射击。我不慌不忙地把一颗子弹塞进了我的步枪里。正当我要射击的时候，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小木屋里冲了出来，向森林跑去。这是个开枪的好机会。我的准星瞄准了其中一个，我扣动了扳机……但子弹射偏了。

军士长迅速冲到小屋那里，并向那两个逃跑的人开火，但也没有打中他们。过了一会儿，军士长示意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从雪地里站了起来。军士长正在盯着小屋废墟里的什么东西。当我们走近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正靠在里面的墙上，脸上的胡须盖住了他的半张脸，眼睛有些发湿。他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他穿的毛皮衣服不是军队上的服装。我注意到了他的左手被鲜血浸透了。更多的血从他的衣领里面流了出来。我多少为他感到有些难受。军士长的声音把我从恍惚中带回到了现实里。

他吼叫道：“游击队，唉，你该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枪指向那个俄国人。那个俄国人看起来很惊恐，他向旁边一倒跌到了墙角。我往后退了一步，但此时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把他的冲锋枪收了回去。他命令我们说：“你们看好他。”他指了指那个受伤的俄国人。

我们把那个俄国人抬到了外面。他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并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现在一列火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这列车是开往后方的。我们拦住了这列火车。3个裹着厚厚鹿皮的士兵从第一节车厢上跳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是个上尉。我们随即向他立正。

上尉向我们吼叫着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拦住我们的火车？”

我们的军士长向他解释了我们正在寻找帮手。

上尉说：“这列火车上都是伤员，如果我们有休假的士兵，我们会提供给你们的。但现在我们对你们的问题无能为力。”

军士长对上尉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受了伤的人。”

上尉现在已经走到了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旁边。那个士兵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上尉说：“你看，这个人已经死了。”

军士长说：“不，我的上尉，他还在呼吸。”

上尉接着说：“嗯，也许吧，但恐怕他只能挺一刻钟了……好吧，我们可以带他走。”接着他叫下来两个骨瘦如柴的担架员。在他们抬起那个士兵时，我看到他的后背上有一块棕色的印记，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别的。

上尉不耐烦地问道：“另一个呢？”军士长回答道：“在那里，木屋子边上。”

上尉看着那个满脸胡须，活不了多久的俄国人，问道：“他是谁？”

军士长回答说：“一个俄国人，是游击队，上尉。”

上尉接着说：“够了。你认为我会帮助这个随时会从我们后面向我们开枪的狗娘养的吗？好像前线的日子我还没有受够一样！”他随后向两个和他一起的士兵喊了一句命令。这两个士兵随即走到那个躺在地上的俄国人那里，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回去的道路。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放弃了寻找帮手的想法，我们现在将回到我们的连队。想必现在车队已经前进了不少路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感受。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还有某些荒诞的成分：军士长在雪地中的脚印大得出奇，我在恍惚中还在不停地寻找着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不管怎样，已经有两个人的生命从我们的眼前就这样消失了，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等到那个士兵18岁的生日。天色现在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最后还是上路寻找我们的连队。夜空非常晴朗，但是四周却越来越寒气逼人，我们随身带的温度计汞柱正在急速地下降。

在急速行军将近4个小时之后，我们浑身打着寒战，腹中早已是饥肠辘辘了。由于极度疲劳，我只感到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我立起来的衣领上也早已结满了我呼出水汽而凝结的冰晶。在赶回连队营地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德军车队了，绵延的车队在白色的雪原上显得格外突出。车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卡车的轮子已经陷在了冰雪里，大块的雪堆积在卡车的轮子和挡泥板上。几乎所有人现在都躲在驾驶室里。在嚼了一些干粮后，卡车上的人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衣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就在这片寒冷的原野上就地睡着了。在不远处，两个被抽中站岗的士兵正在跺着自己皮靴好使自己的脚好受一些。透过结满了霜的卡车玻璃，我可以看到有人在里面吸香烟或雪茄时烟头的红光。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上，找到了自己的背包和饭盒。我把饭盒拿起，吞了几口饭盒里剩下的一些看起来脏兮兮、吃起来有些像豆浆的一些混合物。食物的味道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结果我把剩下的都倒在雪地里，我只好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可以听到一些人正在外面谈话的声音，我探头出去张望了一下。外面有一堆火正在一个雪坑里燃烧着，火焰发出令人惬意的明亮的光芒。我从卡车上一步跳了下来，拼命向火堆跑过去。在火堆旁站着3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今天下午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军士长。他正在用自己的膝盖“劈”着一些柴块。军士长说：“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严寒，去年冬天我就得了肺炎。如果我再得的话，我只有死在病床上了。我们的车队在三四公里之外就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烧几块柴并不会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出去的。”

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看起来至少50岁左右的士兵说：“没错，现在不管是俄国兵还是游击队都一定躲在他们的床上睡大觉呢。”另一个人一边看着燃烧的火焰，一边喃喃地说：“要是现在在家里的床上该有多好啊。”

除了正在一旁拆木箱的军士长外，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都站到了最可能贴近火焰的地方。突然有人向我们喊道：“嗨，你们！”一个身影从车队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帽子上银质的徽章在黑暗中闪烁着——是一个上校。现在军士长正和那个老兵在把那堆篝火踩灭掉。上校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向他立正。上校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一定是疯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命令吗？既然你们出来点篝火，现在你们拿起自己的枪去巡逻，你们刚才的‘庆典’毫无疑问地已经请来了一些‘客人’。现在你们去找到他们，两人一组直到车队离开。”

我离开了那里去寻找我的枪。我现在因为饥饿、寒冷和疲乏已经在休克的边缘了，哪里有力气去在这个雪地里站一晚上，雪地里的雪现在已经没过我的皮靴的靴筒了。我已是满腔愤怒了，但我还是回到了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倒霉蛋那里。军士长决定让那个50岁左右的老兵和我一同站第一班岗。军士长说：“我们会在两小时后接替你们，这样你们可以感到好受一些。”

我不明白为什么军士长将老兵和我安排在一起，但感到军士长是故意这样做的。显然军士长更喜欢和那个25岁的健硕的士兵在一起巡逻。我和那个老兵出发了，我确信我们两人是一个脆弱组合。刚走了几步，我就摔倒在了雪地里。我的手重重地摔到了冻得硬邦邦的结了冰的地上。当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流出眼泪来。老兵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对在俄国的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像父亲一般问我：“你受伤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的衣领重新又竖了起来，让我在他前面走。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但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在走到车队尽头的时候就必须返回。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离开老兵一段距离走着。我费力地向前走着，尽量减少自己的呼吸，以免呼出的气让我冰凉的鼻子感到难受。走了一会儿，再也走不动了，膝盖在颤抖着，我开始流眼泪了。我不懂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法国，我的家，还有我过去和朋友常常玩的游戏，还有那些拼版玩具。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还记得我在哭泣时的叫喊：“我现在参军还太小了。”

不知道我的伙伴是否被我的反应惊吓着。当他赶上我时，安慰我说：“你走得太快了。请原谅我不能跟上你，我也不该在部队上。我其实在战前已经退休了。但6个月前他们又把我征召了进来。现在他们需要一切能够拿起枪的人。不管怎样，让我们都能够最后平安地回家。”尽管我不太明白当时的局势，我还是觉得要找一个对象来发发气，我开始咒骂起俄国人来：“都是这些该死的俄国佬！”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忘记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那个俄国游击队员的被处死让我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感受。老兵此时困惑地看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徒或是一个秘密警察。

老兵接着小心翼翼地说：“可不是，这些俄国人实在让我们坐卧不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但最后不管怎样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又说：“斯大林格勒，我们必须要向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提供援助！我的舅舅在那里！他们现在一定非常艰难。”老兵说：“可以肯定他们在那里非常困难，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但要干掉朱可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接着说道：“朱可夫会逃跑的，就像他先前在哈尔科夫和资托米尔的逃跑一样。这次鲍卢斯元帅会打垮朱可夫的。”

老兵此时一言不发。由于我们对于前线的信息知之甚少，我们的交谈变为了沉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斯大林格勒已经危在旦夕，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虽然已经知道最后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是他们许多人仍然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英勇地战斗着。我们头顶的天空上满是明亮的繁星。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手表上的时间，那是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品。时间仿佛停滞了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岗仿佛像一个世纪一样。我们缓缓地走着，看着自己的皮靴尖随着每一步消失在积雪深处。现在没有一点风，但是周围依旧寒气刺骨。在每班两个小时的轮流警戒之间，我都会抓紧时间睡觉。

随着东方的第一抹晨光照到我满是倦意的脸上，我又开始清除道路上的积雪。清晨的气温似乎比半夜还低。我们发的羊毛手套已经磨破了，我们现在用破布或者是袜子来裹住满是冻疮的双手。尽管我们奋力地铲着雪，但依旧感觉不到一些暖意。我们要么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身体或是跳上跳下来让自己暖和一些。我们的上校现在送给大家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这些咖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早上我们只吃了一些冻住的白奶酪。管理餐车的军士长告诉我们说，挂在他卡车外面的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我们走完这段路程到底花了多长时间，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的只是－个噩梦般的回忆。温度总是在摄氏零下20度和摄氏零下30度之间徘徊。我还记得有一个风很大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军官无论怎样命令和恐吓我们，所有士兵都丢掉自己的铲子跑到了背风的车后。那一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40度。我当时以为恐怕要被冻死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感到哪怕是一丝丝的温暖。我们甚至是把尿撒到自己冻僵的手上好让自己感到一些暖意，还有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尿来消毒一下那些被冻裂的伤口。我们车队里有4个人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们躺在一辆卡车里面的临时病床上。我们的车队只有两个医务兵，他们对于这种重病束手无策。除此以外，还有至少40个人患上了冻疮。有些人的鼻子被冻坏而感染了。一些类似的冻伤感染多发生在眼皮、耳朵周围，特别是在手上。我自己并没有被严重地冻伤，但是我们手指上还是冻开了口，我的手指每动一下，上面的伤口都会流出血来。这些伤口让我感到钻心的疼。我心情糟透了，有些时候我也躲着哭鼻子。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人注意这些小问题。

我已经去了两次医务车把我的手放在温热的消毒酒精里，虽然酒精让我的伤口疼得厉害，但随后我的手还是觉得温暖了几分钟。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从明斯克到旅途的第一站基辅的距离大约有400公里。我们原计划走5天，但实际上走了8天。结果我们不得不吃掉了本该在前线吃的粮食。还有我们这个有着38辆车的车队有3辆车出了机械故障。我们不得不把车和连同车上的货物一同毁掉，以防止这些东西落入游击队的手中。那4个得肺炎的人里，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许多人都患上了冻疮，有几个人不得不进行了截肢手术。在我们到达基辅前3天时，我们通过了一片看来是俄国人防线的地区。我们的车辆穿越了一片到处是废弃坦克、卡车、大炮和飞机残骸的原野，这些东西散布在一大片我们视线所能及的地方。不时有一片片的地方竖立着木棍或是十字架，那些是为阵亡德军或苏军士兵仓促修建的墓地。

实际上，苏军的阵亡人数要远远超过德军。我们看到每个阵亡的德国士兵都得到了体面的安葬；而每10个或12个苏军士兵被埋在一起，他们的坟墓上面则有个俄国东正教的十字架。一路上，我们还要下车不时填上路上的大弹坑好让我们的车队通过。我们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基辅。这个典雅漂亮的城市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红军与德国陆军的战斗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外围，也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地域。当苏联红军无法再承受我们的进攻时，他们就退到城市外的另一个方向，这使得基辅能够免遭像明斯克那样的厄运。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之间的基辅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斯大林格勒，现在离那个城市还大约有1000公里。

基辅是德军在俄国战场的一个重要补给中心。从这里，那些罗马尼亚和波兰来的部队正在被运送并投入到高加索地区和里海地区的进攻里。基辅多少有些像明斯克，城里到处都是士兵和军车，唯一与明斯克有区别的是这个城市里有一种明显的前线气氛。

车队在城市的郊区停了下来等候命令。我们再一次发现自己行走在积雪覆盖，冻得结结实实的道路上。我们都以为一切的麻烦可以告一段落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去营房休息的命令。但我们首先被送到了防疫站，在这里我们清洗了自己。每个人都已经脏得要死，而且身上都有了跳蚤。我们连有7个人因为严重的伤病而住院了，剩下的人只在基辅停留了7个小时便再次上路了。在离开这个井井有条的城市前，我们被命令列队站在一个建筑物前的大道上。这时一个上尉乘坐着一辆大众汽车到了我们面前。他在车里向我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

“士兵们！德国公民们！在此时此刻，第三帝国的战斗正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着，我们的祖国期待着你们夺取最后的胜利。你们的责任就是将我们作战部队急需的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在前面的道路上要面对许多的艰难险阻。在后方的工厂里，我们的工人们制造了这些精良的武器，通过你们将这些武器送到我们英勇的战士手中。只要还有德军战士面对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短缺，没有人可以有片刻耽搁的权力。我们的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确保前线战士能够收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可以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团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在面对困难时动摇或逃避。没有人有权利怀疑我们刚刚的胜利。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才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方法。决不要忘记你们的一切来自祖国，祖国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用自己无畏的牺牲来回报这一切。你们必须学会毫无怨言地面对前面的痛苦和困难，因为你们是德国人。希特勒万岁！”

我们也同声回答道：“希特勒万岁！”

接着上尉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开始用一种较为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话：“你们将组成一个整体并在市郊加入第124运输连和第125运输连执行到哈尔科夫的运输任务。你们的车队将由一个德军装甲分队保护。他们会保护你们不受到那些想要阻挠你们的破坏分子的干扰。你们可以看到，第三帝国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确保你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接着他向大家敬了军礼，他的副官旋即发动了汽车离开了。

我们和自己连队的另外两个部分在指定的地点会合并组成了第19运输连。我们连归乌尔特纳指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会遇到自己在新兵训练营的一些朋友，如果他们还没有被调走或是阵亡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先于我们还是晚于我们来到明斯克。但是事实上我们连现在又回到了一起。我们经过了一辆流动的炊事车，我们吃到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这使得我们的士气重新又高涨起来。现在外面的气温大约在摄氏零下15度左右，已经比我们路上时暖和多了。我们也刚刚洗了澡，换了自己的衣服。我非常容易地找到了劳斯，他夸张的手势让我在人群中相当容易地认出了他。

劳斯对我说：“哦，年轻人，你觉得天气怎么样？还有餐厅呢？我已经连续10天没有吃什么热的东西了，我原本以为我会死在那列车上的。”我说道：“什么？你上了火车，你真走运……”

劳斯回答说：“走运！你说得轻松……你要是在那列车被炸的时候在场就明白了。爆炸制造了一大团100多米高的烟雾。我们有4个人死了，7个人受伤。摩万在我们清理现场的时候负伤了。我们花了5天时间才恢复了通车。我还和其他人去抓捕那些破坏分子。我们在一个农庄里抓到了两个破坏分子。农庄里有一个农民告诉了我们这些破坏分子的下落，在行动结束后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

我也把我的冒险经历告诉了劳斯。我们的谈话让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好了许多。我们后来又遇见了林森和奥林海姆。我们重逢时的快乐心情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对方的肩膀，一边大笑着，一边跳起了夸张的波罗乃兹舞。一些年纪稍大的士兵惊讶地看着我们，他们似乎无法理解我们突然迸发出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与眼下周围一片灰暗和冰冷的气氛是如此格格不入。

我问道：“法尔斯坦在哪里？”

林森笑着快乐地喊道：“他现在在他温暖的卡车里。他扭了自己的脚，脚肿得很厉害以至于没办法把靴子脱下来，所以现在只好等到脚伤恢复。”

霍尔斯说道：“他正在好好利用这次受伤的机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每一次都扭伤我的脚的……”

我们的谈话被出发的命令声所打断。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知道我的朋友们就在离我几辆车的地方让我现在感觉到好多了，我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车将把我们带到前线去这个事实。前线仍然是如此之远，我们依旧在覆盖着冰雪的土路上行驶着，道路两边是除雪车清扫积雪后留下的高高的雪墙。我们因此无法看到路两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透过雪墙不时的豁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年前这里残酷的战斗所留下的痕迹。道路的状况是如此糟糕，我们的车队不得不缓慢地穿越过这一片被战争毁掉的原野。冯·维克斯·古德里安 [ cdhyy注：“海因茨·古德里安”？ ] 和冯·施徒普纳格的部队在与苏军进行了数周的激战后才把这片土地夺过来的。在战斗中有数十万的苏军被德军抓了俘虏。沿路到处散落在雪地里的苏军战争物资让我不明白苏军怎么会在有如此之多物资的情况下被打败。

渐渐升高的气温又带来了降雪，我们又开始了铲雪的工作。幸运的是，护送我们的那支装甲部队在两天后赶上了我们，我们可以把四五辆卡车挂在一辆坦克后面，坦克前进时，卡车就可以沿着结冰的道路向前滑行。但不久后雪停了，天也晴了起来。气温陡然降了下来，我们再一次在酷寒中行驶在俄罗斯的冰原上。我们的飞机不时地从头上飞过，我们都向飞机挥着手，飞机也把机翼向我们点了点。在更高的空中，一队队的容克－52式轰炸机慢慢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一直向东飞去。热腾腾的饭食不再能温暖我了，我手上的冻疮又再次疼了起来。幸运的是，这次我们的车队里有一名随队军医。每次到开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他的卡车旁边排好队接受治疗。他在我的手上涂上了一种油性的药膏。我努力使这些药膏能够在我的手上留住，这些药膏减轻了冻裂伤口的疼痛并让我的手感到不怎么冷了。我把自己的手揣在外衣口袋里，同时也非常小心地注意不要将手上的药膏蹭到衣服上。

我在那辆雷诺卡车里度过了漫长而充满颠簸的时间。有时我们必须停车下来除掉挡泥板和轮胎之间的雪，有时我们又需要帮某辆卡车从坑里驶出来。除了这些原因外，我们避免走到驾驶室外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抓去晚上站岗。当夜色让我们无法再往前走时，就原地宿营。司机们可以在座位上睡觉，而我只能睡在驾驶室的地板上。我将自己的脚放在操纵踏板边，而鼻子则贴在发动机上，发动机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机油味。我们每天醒来都感到浑身又酸又冷。

在天亮之前我们都必须发动卡车的引擎。霍尔斯来看过我几次，但我们卡车的驾驶员总是抗议说我们的小卡车不需要3个人，相反他建议我去看看我的朋友，但他那里也是同样的情况，要站在外面聊天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天，我们经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镇子旁边有一个德国空军的军用机场。不久一架我们的侦察机飞到了车队上空，侦察机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用无线电交流了一些什么，紧接着飞机离开了我们向北飞去。护送我们的坦克也消失在了它们履带卷起的雪雾之中。我们依旧沿着公路往前驶着，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几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远处传来几声隆隆的爆炸声。接着爆炸停了下来，然后又是几声。在上午11点钟的时候，车队停在了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村子里。太阳照得让我们眼睛发花，而气温也好像提升了一些。

我们向炊事车走去，车上的两个炉子正在喷出煤烟。首先到车子面前的人被厨师叫过去拿烧水壶。厨师的手艺还不错。他的烹饪特点的唯一奇怪之处就是每个人都分到一份浓浓的面酱。我、霍尔斯和林森拿着自己的饭盒向我们的卡车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离我们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地方传来几声爆炸声。我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所有人似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爆炸声再次响了起来。有几次的声音听起来离我们很远。我们本能地跑了起来。林森问一个老兵说：“发生了什么？”老兵回答说：“拿我们的武器，我们离前线近了。”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人证实这一点。

霍尔斯说：“哈，我去取我的步枪。”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将目前的情况看得太严重。又是几阵爆炸声，一些爆炸是陆陆续续的，而另一些则是连续的。出发哨响了，我们爬回到自己的卡车里。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座小山的山顶，激烈的枪声让我们的车队完全停了下来。枪声从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传来。每一次的爆炸声都让我们周围的空气震颤起来。有几个司机紧张得猛然踩住刹车。他们的卡车在冰面上侧滑了起来，司机试图把卡车重新调正，但没有成功。我打开了车门看着我们的车队。一辆大众牌吉普车从我们后面飞速驶来，车上的上尉向我们喊着：“大家继续走，你……去帮忙弄出那个白痴的车来。”

我从雷诺卡车上跳了下来，随即加入了一群士兵——他们试图将一辆欧宝卡车从路边沟里弄出来。附近猛烈的交火声再次响了起来。听起来枪声在离我们很近的北面。车队再次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行进了起来。当顺这个小山向上爬时，我们卡车的司机错踩了刹车，司机手忙脚乱了好一阵才把车再次发动起来。现在我们沿着下山的道路缓慢地开到了一片低矮丘陵、树木丛生的乡村地貌里，远处低沉的爆炸声仍然在继续着。突然，我们前面的卡车停了下来，接着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哨音。我们迅速从车里跳了下来。士兵们此时都向车队的前面跑去。刚才的那个上尉也在跑着，他边跑边召集士兵，我也被他喊了过去。我们拿着自己的步枪，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车队的最前面。护送我们车队的那辆指挥装甲车此时也已经开到了路边的雪地里。

一个军士长喊道：“前面有游击队，现在大家散开准备战斗。”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的左边。我没有多想便紧随着我们的军士长扑倒在一片被雪厚厚覆盖的坡上。当我将自己的脑袋从地上抬起向外看去时，看到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在从树丛中向我们的防线走过来。俄国人的速度看来和我们的速度一样缓慢。寒冷和我们大家身上的厚衣服已经无法让我们灵活地作出什么战斗动作了。严寒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慢吞吞的，不管是欢乐还是忧愁，勇气或是恐惧。

和其他人一样，我把自己的头也尽力低了下来。我向前移动着，但注意力主要在自己的靴子上而不是在敌人身上。那些俄国游击队现在离我们还很远。我猜想他们现在一定在大步向前跑以使自己不至于掉到被积雪所覆盖的那些弹坑里。军士长命令我们说：“现在大家挖好自己的散兵坑。”我没有铲子，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枪托把地上的一些雪敲去。我趴在自己的临时掩体里，多少有些轻松地看着外面的景象。我对于那些从树丛里出来的俄国游击队的人数感到惊讶，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游击队员！我还可以看见在森林里面还有更多的游击队员没有出来。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群浩浩荡荡的蚂蚁军团一样。显然他们正在自北向南移动着。由于我们是从东至西走的，因而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想包围我们。

护送我们的部队在离我们阵地大约20米的地方架设了一挺重机枪。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开枪。敌人已经开始穿越公路了，从北边传来的大炮声越来越响了。我的手和脚现在感到有些冰凉。我不太明白现在的局面，但感到非常的平静。那群俄国游击队还没有向我们开火，此时他们已经穿越了公路了。看起来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我们的三到四倍。我们的车队大约有100辆卡车，随车的有100来名带枪的司机和押运部队。我们充其量只能保护自己。除此之外，我们还有10个军官，一个医生，两个医务兵。每一次北边的爆炸都带起来一片雪雾。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大股的烟柱和着渐渐激烈的爆炸声升上了天空。那挺在我们右边的重机枪开火了，然后又停了下来。我傻呵呵地将自己的脑袋从临时掩体里探了出来，我可以看到那些游击队员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片的淡淡的白烟，接着是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们右面那挺机枪的开火声几乎要把我的耳鼓给震裂了，接着我们在山坡对面的另一挺机枪也和我们一起开了火。现在所有的士兵都开枪了。在俄国游击队那里，我们看到那些人正从各个方向奔跑着，而且跑得越来越快。他们有些人跌倒了并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太阳仍然在天空照耀着。看起来情况不严重。从俄国人那里打来的子弹在空气中咝咝地掠过我们的阵地。双方交火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现在还没有开火。在我右边突然有人喊叫了起来。那些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现在向树丛中退去。这时我们的坦克向他们冲了过去，边冲还边开着炮。有三四颗俄国人的子弹打到了我前面的雪地上，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盲目地向前面开火。又有七八辆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并向游击队开火。交火延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大概打了12个弹夹的子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回来了，其中3辆坦克前面走着一大群俘虏，每组俘虏大概有15人。那些俘虏看起来都非常沮丧。有3个德国士兵从一辆装甲车里被人搀了下来，有一个人看来已经昏迷了，有两个人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在一辆坦克后部上躺着3个俄国人和两个德国士兵，除了有一个人还在呻吟着，其他人都一动不动。不远处有一个德国士兵正靠在路边的雪堆上，脸上都是鲜血，他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过去。

一个站在指挥坦克上的军官向我们说：“现在道路畅通了，你们可以继续赶路了。”

把伤员扶上了医护车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雷诺卡车里。林森从我旁边走过，他边走边困惑地摇着头。他问我：“你看到了吗？”我回答道：“是的，有没有人死了？”林森说：“当然有。”

车队再次上路了，死亡的念头现在开始搅扰我，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外面的阳光现在看起来也变得有几分灰白，气温又开始降了下来。那些穿着棕色长外套的尸体现在正躺在路边。在我们的卡车经过时，其中躺着的一个人向我们挥着手。我碰了碰司机说：“嗨，那里有一个受伤的俄国人向我们挥手。”司机回答说：“可怜的家伙，但愿他们自己的人能够来照顾他。战争就是这样，明天也许就轮到我们像这个样子了。”

我接着说：“是的，但我们有医生啊。他可以为那个人做些什么。”

司机回答说：“你可以去找医生谈啊。我们已经有两卡车的伤员了，我们的医生现在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些而难受，你以后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场面。”

我回答道：“我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司机多少有些怀疑我的回答，但他还是说：“我也看到过许多。特别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膝盖的时候。在波兰的战役中我的膝盖被炮弹整个地炸飞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送我回家。但他们把我和其他的老人、小孩、病号一起送到了运输团工作。真的不开玩笑，像我这种伤口常常会疼得厉害，特别是你必须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打到吗啡。”他接着谈到了他在波兰战役中的经历，在那时，他属于第六集团军，就是正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长长的车队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也在那里。上校下令车队停了下来以便使伤员能够得到治疗。坑洼不平的道路让医生无法对伤员动手术。现在有两个俄国人已经失血过多死了，其他伤员也等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治疗。

我们的卡车正好停在一个农户的谷仓旁。正当我要开门下去打饭时，我的司机一把抓住了我说：“别慌，除非你想今天晚上站岗。这里的军士长是不会打记录的，就像是他们在军营的时候。他只是把站夜岗的任务交给他第一眼看到的人。”

我的司机说的是真的。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总是饥肠辘辘的霍尔斯的怨言：“妈的，他们又让我去站岗了，天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外面越来越冷，我们受不了的。”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外面的气温跌到了摄氏零下30度。感谢我的司机把我从这个冰冷的夜晚里救了出来。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几乎让我后悔今晚的运气。当我们向炊事车走去，心中有些焦虑，担心我们吃不上饭了。当厨师看到我们时，他略带讽刺地对我们说：“嗨，看起来今晚你们不饿啊。”

他已经把汤锅从火上抬开了，现在他在火上放上了几个大餐盘，大餐盘盛的水在火上开始滋滋作响。厨师一边把汤勺伸到汤锅的最底下，一面对我们说：“抓紧吃。我必须要为我们的医生烧开这些水，他现在正忙着给受伤的士兵动手术。”

我们正在吃着半冷不热的晚饭的时候，上尉来到了我们这里。上尉问道：“水快好了吗？”厨师回答说：“刚刚开，上尉。”上尉说：“很好。”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我们两个人身上。他说：“你们俩，现在把这些水送到医生那里。”他边说边指着一个亮着灯光的屋子。我们的晚饭刚吃了一半，我们只好盖上饭盒，并把饭盒挂在自己的皮带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冒着蒸汽的开水盆，我不想让里面的东西落到脚上，然后就向那个临时的手术室走去了。

走到屋里的最大好处就是比外面温暖。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进到屋里了。我们的医生已经从当地的俄国农户手中征用了这间大房子，他正在一张桌子上处理一个倒霉家伙的腿。两个士兵正在用力按着那个受伤的人，他不停地扭动并痛苦地呻吟着。屋子里到处都是伤员，凳子上、地板上和储藏柜上，伤兵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他们一边等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两个医务兵正在照顾他们。地板上到处都是带血的绷带。两个俄国妇女正在热水盆中洗着手术器械。房间里的光线非常暗淡。医生把农户的大瓦斯灯放在了临时的手术台边。农户本人正站在医生旁边，手里提着另一盏灯。上尉和一个军士长也一人提着一盏灯。

我把水盆放在医生旁边，医生随即放了一卷绷带到盆里。我待在原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场面，呆呆地看着医生正在处理的那条伤腿。伤腿上到处都是鲜血，汩汩鲜血正在从伤腿上一个巨大的洞里面涌出来，医生在用一把止血钳试图止住流血。我的头开始眩晕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下去。那个伤员不停地把自己的头从这边扭到那边，两个战士用尽力气把他牢牢地按住。伤员的脸上毫无血色而且满是汗水。有人把一卷绷带放到他的嘴里，也许是防止他喊出来。这是一个从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来的士兵。医生这时轻声地对我说：“按住他的腿。”我犹豫了一下，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我用我颤抖的手按住了那条血肉模糊的腿。当我的手摸到腿时，不由得抖了起来。医生又小声说：“轻点。”

看到手术刀向伤口的深处切去，我感到伤腿的肌肉的活动。我闭上了眼。我可以听到外科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伤者沉重的呼吸声。虽然刚上过一些麻醉药，他还是在桌上痛苦地扭动着。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不能忍受的锯子声。不一会儿，我感到手中的伤腿变得异常沉重，我睁开眼看到双手正举着这条被锯下来的腿。医生刚刚做了截肢手术。在那里有些笨拙地在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中拿着这条腿，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最后我把腿放到了桌子边的一堆绷带上。就算活到100岁，我恐怕也不会忘记这条腿的。

我的司机已经离开了。我想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但是一直到半夜才勉强缓过来。我又被叫去做了一些和刚才的截肢一样让我痛苦的事情。到了凌晨两点中，终于走出了临时手术室，外面的寒冷一下子就包围了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想到那些垂死的伤员和到处的鲜血时，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我的卡车。天空还是依然清朗，风也停了下来，农舍和卡车在雪光的反照下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我穿过村子找寻我的雷诺卡车。接着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厚厚毛毯带着毛瑟枪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那个人看到我时，他嘟囔着说：“你进去吧，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解地说：“去哪儿？”

他说：“去里面暖和暖和，除非你想再站一岗。”

我说：“但是我今晚不站岗，我刚才在帮医生，现在要去睡觉了。”他嘟嘟囔嚷地说：“明白了，我以为你是……”他随口说了一个名字。我追问道：“你说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他回答说：“是的。你可以进那里去。他们已经把那里变成一个哨兵的总部了。我们每隔15到20分钟换一次。当然这样你没法睡觉了，但这总比待在外面冻个两小时强。”我对他说：“好的，谢谢你，我进去了。”我推开一扇厚重的门走进了这个屋子。在屋子的火炉里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火炉旁边坐着4个士兵，其中一个是霍尔斯，他正在炉灰里烤土豆和蔬菜。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另一个家伙跟着我也进来了，也许他就是那个把我当作换岗士兵的人。我在火上把我饭盒里的剩饭热了热，虽然我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就在炉火前尽可能舒服地躺了下来。每隔15或20分钟，就会有一个哨兵进来把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从睡梦中摇醒。有时大声抱怨的声音也会把我吵醒。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起床哨响了。

我们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浑身硬邦邦的，但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里第一次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了。这时村里的一个俄国女孩向我们走来。她正提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锅，她微笑着把锅向我们举过来。锅里装的是热腾腾的牛奶。我突然想，如果她在牛奶中放了毒怎么办？但是霍尔斯是那种宁可撑死也不愿饿死的人，他举起锅大大地喝了一口里面的奶。我们4个人把这锅牛奶相互传着喝光，然后霍尔斯大笑起来，他把锅还给了这个俄国女孩。我们双方都没法听懂对方的语言。霍尔斯只好走上去亲了那个女孩的双颊。女孩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我们然后向她鞠了躬，就离开了。

点完名后每人都发了一杯半温的咖啡。每天早上都需要至少半个小时来发动引擎。我们总是在天亮之前就上路了。我们的连队正沿着凹凸不平的该死的俄国“高速公路”前进着。

有几次我们不得不给那些返回后方的车队让路。我们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饭，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队停在那儿的坦克。我们从坦克驾驶员那里知道我们现在离哈尔科夫只有80公里了。

大家听到我们离目的地如此之近都兴奋不已。大概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哈尔科夫了。我们现在开始想象在哈尔科夫的营房的样子。林森问我：“你认为我们的营房会是什么样子？”

一路上和我在一起的那个膝盖受伤的老兵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兴奋的表情。他说：“我希望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现在就像把我们送到伏尔加河地区一样，我宁肯待在后方干任何事情也不想再往东走了。”有人回答道：“如果大家都不往东走，那我们就永远也打不败俄国人。”另一个人附和道：“对，有人最好是闭嘴并不要再谈他是多么害怕前线。”

半个小时后我们重新上路了。太阳躲到了地平线缓缓升起的雾气后面。渐渐地温度上升了一些。我们又开了一个小时。我眼睛半闭着，不时呆呆地望着卡车仪表盘上的亮光，几乎都要睡着了。我的头随着汽车的颠簸也左右摇晃着。我最终决定斜靠着门睡觉。在我闭上眼睛之前，望了望外面广袤的田野。天空中布满了铅色的云，看起来比地面的颜色还要重。我还看到在离我们最近的小山顶上有两个小黑点向我们飞来。我想，也许是两架侦察机，接着就闭上了眼睛。几秒钟之后，我的眼睛睁开了。一架飞机引擎巨大的声响越过我们的头顶，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然后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将我重重地抛在挡风玻璃上，我感到胸和耳鼓都要爆炸了。那种天崩地裂的声音让我觉得到了世界末日。我们随即被一阵石块、冰雪、箱子、钢盔和饭盒的碎雨所包围。我的雷诺卡车几乎撞到了前面一辆突然急停的卡车上。

我在恍惚和震惊中打开了车门跳到了地上，向那个爆炸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辆卡车几乎撞上了我们的车，在这辆车后面的卡车已经翻倒在路边，轮子还在继续转着。在那辆车之后就是一片浓烟和烈火。

有人喊道：“大家赶快！不要呆在路边！”

士兵们纷纷在道路四周的雪地里散开。有人喊道：“他们在向卡车扫射！”我躲在路基外的雪地中。一个军士长喊道：“防空火力！”他边喊边弓着腰跑向路基的一侧。那些在我旁边的士兵纷纷举起自己的枪向天空瞄准。

天哪！我的枪还在雷诺卡车里。当再次听到飞机引擎声的时候我正在向我的卡车飞奔。我一头扑在地上，一架飓风式战斗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接着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一声近些，一声远些。我抬头看到那两架飞机在白杨树林后面再次俯冲下来，此时上校的吉普车正在沿着车队开下来。车队的士兵们向各个方向跑去。

我站了起来并向车队里冒出的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跑去。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被苏军的飞机炸中了，卡车立刻爆炸了，将紧靠的前后两辆卡车也炸毁了。雪地里到处是这3辆卡车爆炸后落下的残骸。卡车现在变成了一堆冒着火苗和刺鼻黑烟的废铁。我看到军士长和另一个士兵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他们抬着一具满身是血熏得黑黑的尸体。我和其他士兵迅速跑向那片浓烟滚滚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还能帮上些什么。透过浓烟我们试图看到是否有人在那里。这时从我们后面跑来一个身影，他一面跑一面咳着说：“别待在那里，那里太危险。弹药箱随时会爆炸的。”这时我听见了后面的汽车引擎声，然后看见一辆卡车的前灯的光柱从烟雾里穿了出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紧接着开了过来……我们的车队再次向前开动了。虽然被击中的那些汽车在我周围燃烧着，却并没有感到暖意。我决定回到我那还算温暖的卡车驾驶室里。现在路面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了，透过渐渐变淡的烟雾，我注意到前面有一排裹着长外套的士兵正在一名军官面前列队站着。

上尉对我们喊着：“嗨，你们俩，过来。”

我们快步向队列跑去。

“你，”上尉指着我说，“你的枪在哪里？”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在那里，上尉……在你的后面……那辆雷诺卡车里。”

我的声音因为焦虑而颤抖起来。上尉看起来非常愤怒。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把枪给丢掉了，而我正在编一个谎言来掩盖这个事实。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牧羊犬一样向我扑来。上尉朝我吼道：“你真是目无军纪！现在出列！”

我站了出来，当我还没有立正站稳时，上尉狠狠的一个耳光就打到了我的脸上，尽管我躲了一下，但我的帽子还是滚到了雪里，我脏兮兮的乱发露在了外面。我以为上尉马上就要对我拳打脚踢了。

他对我嘟囔着说：“你从现在开始起站岗。”接着他把自己愤怒的灰色眼睛转向了军士长。军士长赶紧敬了一个军礼。上尉对他说：“稍息。”上尉还是用令我窒息的目光盯着我。他继续说：“你们这帮废物，当你的战友们正在拼死保护你们，你们却不能发现两架狗娘养的布尔什维克飞机向我们开火。你们本该看到它们的。你们一定是睡着了。我会把你们都送到前线的处罚营里去。现在有3辆卡车被毁，7个人死了，两个人受伤。他们一定也是睡着了。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不佩带上武器。我会向上面反映你们的表现的。”说完他连军礼都没敬就转身走了。

军士长向我们命令道：“现在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大家随即分头跑向自己的车子。我想要捡起我的帽子，但军士长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他说：“现在回到你的岗位！”

我说：“我的帽子，军士长。”

一个站在我的帽子旁边的士兵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了我。在一片木然中，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里面。卡车刚刚被发动起来。

司机对我说：“擦擦你的鼻子。”我回答道：“好的……看起来好像我是为所有人挨的这一记耳光。”

司机说：“别担心，我们今晚就会到达哈尔科夫。也许在那里我们不用再为任何东西站岗了。”我现在开始对那个突如其来的耳光感到愤怒。我说：“上尉自己本该看到那两架飞机的。不管怎样，他也是车队的一员啊！”司机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些话！”

我回忆了一下我在睡觉的时候看见的那两个小黑点。上尉所说的话其实也多少属实，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对这样的威胁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碰到过什么真正的威胁。我们都因缺乏睡眠，漫长的路途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弄得筋疲力尽了。但这些理由都无法让我的战友活过来了。我非常震惊地发现我们的车和那个被炸中的车只隔了3辆车的距离。我尽管没有受伤，但我可以想象在那个被炸中的驾驶室里的痛苦……我死死地把眼睛盯在车窗上。我说道：“如果有飞机来的话，这一次我不会错过它们了。”司机还是用那种习惯的嘲弄表情看着我说：“那你最好也要看一看后视镜，他们也许会从我们后面来。”我愤怒地问他：“你认为我是一个白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司机耸耸肩膀。他嘲弄的神态并没有改变。他接着说：“你得知道，我们对于现实做不了什么。当我把我的膝盖弄断时，我却在考虑自己的头。我想对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向后转回国。”我怒不可遏地说：“够了！你就这样抛弃掉了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他看了看我，脸上的笑容暂时消失了一会儿。但马上他又微笑了起来，他还是用一贯的无所谓的语气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向后转，齐步走。’”他模仿着军士长的口气。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说：“你还太年轻。你以为我刚才说的是认真的。不，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了，越快越好。”好像要强调他的观点，他随即加大了油门。我回答道：“我太年轻，你们都在用这样的话羞辱我，好像只有像你们这样的家伙才能够办事一样。”司机回问我：“难道我穿的制服和你的不一样吗？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下去打一辆出租车。”他现在已经公开嘲笑我了。

因为他全然不把我当回事，我决定一句话也不和他说了。我现在是既愤怒又伤心，首先他们揍了我，然后又当众吼了我。我们的车队依旧在冰雪上滑行着前进。夜幕降临了，但马上就要到目的地的想法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到达哈尔科夫的郊区了。那个城市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在我们到达前线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了。斯大林格勒距离哈尔科夫还有600多公里。但我内心里还是对于我们没有到达真正的前线感到多少有些失望。

我记得我们正在开下一座小山时，前面的卡车慢了下来，接着就不动了。“发生了什么？”我边说便打开了门。司机叫道：“关上门，太冷了。”我重重地把门关上然后就沿着所谓的“高速公路”走下去。一辆挎斗摩托停在了我的前面，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信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命令。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军官们正在很快地彼此交谈着。他们看起来在制订一份计划或是在讨论一个重要的新闻。他们中的一个——我们的上校——正在读着一份文件。

过了一会儿，一名军士长顺着车队走了下来，他吹响了集合哨。正在大家收拾自己的武器准备集合时，那辆摩托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上校走到了我们队列面前，他的身后跟着两名上尉和三名军士长。上校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地上，他脸上带着一种沮丧的神情，大家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虑。

军士长命令道：“注意，原地站好！”我们所有人都立正站好。上校看了大家一会儿，然后将一份文件拿了出来。他说：“士兵们，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所有的士兵和人民都非常重要，也对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信念和付出的牺牲非常重要。无论这个消息在哪里公布，哪里都将会充满忧伤，无论是在我们辽阔的前线，还是在我们祖国的首都，人们都会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军士长命令道：“立正！”

上校接着又说：“斯大林格勒失守了！冯·鲍卢斯元帅和他率领的第六集团军在作出最大的牺牲后，被迫无条件放下了自己的武器。”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和焦虑。上校在片刻沉默后接着又说：“冯·鲍卢斯元帅在他最后发给总司令部的电报中告诉元首说，他会将铁十字勋章的荣誉授予每一个坚守在斯大林格勒英勇的德国士兵。鲍卢斯元帅还说，在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中，这些不幸的战士们已经用他们超人的勇气回答了祖国对他们的召唤。这里还有一封从斯大林格勒红十月拖拉机厂发出的电报，最高统帅部要求我们把内容念给你们听。这份电报是第六集团军战斗到最后的几名战士中的一个——海因里希·史多达写的。史多达在这份电文中提到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南方还可以听到战斗的声音。以下是他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地方的最后7个幸存者了。我们中4个人还负了伤。我们在拖拉机厂里坚守了4天了，在这4天里我们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我们刚刚装上了最后一个弹夹，在10分钟后布尔什维克们将占领这里。告诉我的父亲，我忠于自己的岗位，我即将光荣地战死。德国万岁！希特勒万岁！’”

海因里希·史多达是慕尼黑一名药剂师的儿子。我们的队列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呜咽的寒风多少打断了这种肃穆的寂静。我想到了我从未谋面的舅舅。我在家时看过他的照片，家里人告诉我说他是一名诗人，我深深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朋友。队列中有一个人开始抽泣起来。也许他年纪并不大，但是他花白的鬓角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他走向其他的军官，大声地哭泣和叫喊起来。“我的两个儿子死了。这是注定要发生的。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这些指挥官。这是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不可能打败俄国的冬天。”他低垂着身子，眼泪夺眶而出。“我的两个孩子死在那里了……我可怜的孩子……”

军士长向他命令道：“解散。”那个老兵还继续说：“不，如果你们愿意就枪毙我吧。一切都不重要了，不重要了……”有两个士兵上前扶住这个可怜的人，他们试图把他带走以免更不幸的事发生。他在这两个士兵的手中拼命地挣扎着。上校命令道：“带他去医务车，给他打一针镇静剂。”我以为上校还会说些什么，但他面无表情，也许他也在那里失去了一位亲人。

我们三三两两地无声地回到了自己的车上。现在夜已经深了，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我对身边的士兵说：“现在越来越冷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说：“是啊，越来越冷了。”

俄罗斯广袤的国土让我印象极深，我这时感到这片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就要把我们包裹起来，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更厉害地颤抖起来。大约过了45分钟，我们的车队穿过了哈尔科夫遍布战火痕迹的郊区。在卡车前灯的照射下，我们不能看清楚太远的东西，但在灯光所能及的地方，我们看到没有一处建筑是完好的。

第二天，我从雷诺卡车的地板上醒过来。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哈尔科夫的全貌。尽管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哈尔科夫看起来依然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大城市。从1941年到1943年，哈尔科夫在激烈的战斗中多次易手于苏军和德军之间。这个城市后来终于被苏联人夺了回去。但在现在，这个城市又一次被我们的部队所控制。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烧空的废墟。城市里有一大片地区被用来堆放那些被毁坏的车辆和各种轻重武器。那些无数扭曲的金属无声地见证着这里先前惨烈的战斗。看到这些各种武器的残骸，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起那些曾经使用过这些武器的士兵们的命运。现在，这些金属造的“食人怪兽”虽然已经部分被积雪所掩埋，但它们依然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夺取哈尔科夫战斗的惨烈。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在这座城市一部分还算能用的建筑物中驻扎下来。洗浴设备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在我们洗完澡后，我们被人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在那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床。我们被告知可以在那里睡觉。虽然还是正午时分，但我们却马上在那里沉沉地睡去。我们后来被一名军士长唤醒，他带着我们到了食堂。在那里我找到了霍尔斯、林森和奥林海姆。我们聊起了许多事，但我们特别谈到了斯大林格勒。霍尔斯依旧坚持认为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说：“我的上帝，第六集团军！他们不可能输给苏联人的！”

我对他说：“既然最高统帅部的公告说他们被包围了，而且已经弹尽粮绝，他们还能够做什么？他们是被迫投降的。”

其他人插话说：“所以我们才必须去营救他们。”

一个老兵回答道：“一切都太迟了。”

霍尔斯痛心地攥紧拳头说：“一切都晚了……狗屎！狗屎！狗屎！我不相信！”

如果斯大林格勒的失守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打击的话，那对于另外一些人就变成了复仇的力量。在我们这群人里，大家的意见分为两派。年纪大的士兵总体而言是失败主义者，而年纪轻一些的士兵则是坚决要解救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友。当我们一路争论到回营房的路上，一场因为我的斗殴暴发了。

那个我所乘坐雷诺卡车的司机在我们回营房的路上碰巧和我走在了一起。他说：“你现在应该高兴才是，看起来我们明天要回明斯克了。”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上依旧带着那种惯有的讽刺神情，我感到自己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我冲他喊道：“够了！我们是要回去，但至少部分是因为你，我的舅舅才死在斯大林格勒的。”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起来。

他说：“谁告诉你他死了？”

我接着喊道：“如果他被俘虏的话，那比死更糟糕！你不过是一个胆小鬼而已。就是你成天告诉我们不要去管他们的。”我一路上的这个同伴听到我的这些话非常惊讶，他环顾了一下周围想看一看其他人的反应。接着他就揪住我的衣领说：“你给我闭嘴！”他边说边向我挥舞着拳头。

我一脚踢在他的小腿上。正当他要打我的时候，霍尔斯拽住了他的拳头。

霍尔斯平静地说：“够了，住手，要么你过一会儿会被关禁闭的。”

那人说：“哈，又来了一个欠揍的。”

我的对手已经怒不可遏，他嚷道：“我要好好修理你们一顿，你们……”

霍尔斯依旧说：“住手。”那人回答道：“狗屎！”

霍尔斯一记勾拳打在了他的脸颊上，他被打了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现在林森也上来了。

我的司机喊道：“你们这帮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他边说边准备再冲上来。林森立刻飞起一脚，用自己钉了铁掌的皮靴重重地踢在了他的脸上。我的司机大叫一声跪在了地上，脸上流出了血。旁边有人喊道：“这个野蛮人。”我们随后一边小声地骂着，一边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一群人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其中有两个人把我的司机扶了起来，他还在痛苦地哼哼着。霍尔斯警告我们说：“我们得小心那个家伙。在下次遇到敌人袭击时，他也许会在我们后面打黑枪的。”

第二天的起床哨要比往常迟些。我们列队点名的时候外面正在飞舞着满天的雪片。大家都把领子竖起来防止那些雪片掉到脖子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好久没见的军士长劳斯正站在大家面前，手里拿着一张纸。他看起来在冷风中也有些哆嗦。他向大家念道：“士兵们，司令部体会到了大家一路的艰辛，决定特批你们放假24小时。但无论如何，考虑到当前的局势，这个休假会随时被取消。所以，你们必须每两个小时回到这里报到一次。我想不用提醒你们，这次休假不会给你们时间去看望你们的女友或家人。但至少你们可以写信给他们。”

劳斯吩咐了两个人去拿大家的信，随后这些邮件被分发给了个人。我收到了4封信和一个包裹。我们想看看哈尔科夫，但是恶劣的天气让我们只好待在自己的营房里面。我们因此开始准备回程的安排。当我们被通知第二天要到前线去搬运食物和武器给那里的部队时，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将去沃罗涅日 [ 译者注：沃罗涅日位于俄罗斯东南部。 ] 以南的一个地区。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个消息都感到并不鼓舞人心。

霍尔斯说：“其实我们去基辅或是到沃罗涅日，这都没有什么区别。”

奥林海姆说：“同意，但沃罗涅日是前线地区。”

霍尔斯接着说：“是啊，但我们迟早会上前线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战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感到既好奇又有些害怕。

第二章　前线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沃罗涅日以南　顿河

俄国的冬天似乎没有尽头。每天都在下雪，几乎从未停止过。

在1943年的2月底或是3月初——我实在记不清了，我们搭乘火车到了一个被用作物资转运站的小镇，这个小镇距离哈尔科夫有大约80公里。在那里，食物、毛毯、药品和其他的给养被放置在一些大木房里。镇上的每一个地窖里都堆满了武器弹药。镇上还有一些武器维修点，有些在户外，有些在户内。那些修理坦克的士兵不时地向手指哈气，以使自己的手指不至于太僵而拿不住扳子。在小镇的外围有一个精心修筑的战壕体系和一些碉堡。俄国的游击队常常向这里发动突袭，经常有大批的游击队参与这样的袭击。无论这样的袭击何时到来，每一个维修兵和后勤兵都会立刻丢掉手中的活，拿起机枪来保护这里的军需品和他们自己。

一个士兵对我说：“待在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吃得很好。我们有干不完的活，还必须得保护好自己——我们轮流站岗。游击队很难对付。他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尽管我们与他们奋力战斗，他们还是毁坏了不少的物资。有时我们的指挥官甚至要求别的部队来支援我们——但这种情况只发生了一次。有一个连的党卫军到过这里支援我们，但3天后他们就被送到斯大林格勒去解救第六集团军了，我们连已经有40个人阵亡了，这是一个不小的伤亡数目。”

那天下午，我们组建了一个用俄国四轮马车改制而成的运输队，这些马车的轮子上被绑上了雪橇。我们的运输队中还有几个真的雪橇。这些雪橇都是从俄国农户手里征用的。当我们出发时，我记得车队多少有些圣诞车队的感觉，只是在车上运的是炮弹和手榴弹，而不是什么圣诞礼物。我们向西北方向驶去，这是一个靠近弗罗内的区域。我们每人都发了御寒的特殊干粮，新的急救包和够用两天的饭菜。一路上只看到了一个哨兵，当经过他的时候，他抽着自己的烟斗，缓缓地向我们挥了挥手，他的双脚深深地没在雪里。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雪开始越下越大。虽然我们军靴的防水性能非常好，但它们毕竟不是为在半米多高的雪地中行进而设计的。我们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了。我们不得不抓住马的鞍子或是雪橇的边，把那里当作是我们的拐杖。我在试图抓住马鬃时还扭了手指。由于马的速度要比我们快，所以我们都不得不尽力赶上马跑的步伐，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有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军官会停下来看着车队从自己身边过去，然后就借口检查大家的队列而试图缓口气。当那些军官重新回到队列时，他们总是在所有车的最后面：我从没有看过有一个军官能够跑回到前面去的。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正在抓住一匹马的侧面。虽然他比我要结实和高大，但看起来也跑得气喘吁吁了。他的脸藏在他竖起的领子和下压的帽子之间。几乎没有人说话中，我已经学会了像德国人一样的少言寡语。虽然没有交谈，但我和霍尔斯的友谊却是在不言之中的，我们时时给彼此一些鼓励的微笑，好像是在说：“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了！”

我们在黄昏时终于停下来休息。我感觉自己就要虚脱了，瘫软在马车的架子上。霍尔斯也已经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所有车队的人员现在都躺在或是坐在了雪地里。

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士兵问我：“我们今晚不会在这里过夜吧？”我们彼此不安地相互看了一眼。

霍尔斯在一旁嘟囔着说：“我不管别人怎么干，反正我走不动了。”接着他打开了自己的饭盒。

我对他说：“这是因为你现在出汗了。休息一会儿，就会觉得冷了。你如果不活动的话会被冻伤的。”霍尔斯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声：“妈的，饭盒里的食物有股臭味。”

我也打开我的饭盒看了看。早上给我们的食物现在已经冻在了饭盒里面。现在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霍尔斯抱怨着说：“妈的，但是我不能把它倒掉。”有人问一个军士长：“你看怎么办呢？这些浑蛋一定给了我们变质的肉，或者是一周前的剩饭。这简直难以让人置信。镇子上的东西足够整整一个师吃。”

有人说：“这东西吃不了……它闻起来臭烘烘的。我们必须得拿出一些罐头来。”

军士长向我们吼道：“你们不能倒掉，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走，而且我们带的食物也不多。把肉丢了，只吃面条好了。”

从来对食物不挑剔的霍尔斯也在嚼这些东西。两秒钟后，他就把那个东西吐了出来，“呸，那些浑蛋的厨子一定是煮了个布尔什维克在里面。”

虽然现在大家的心情很糟糕，但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大笑了起来。很少发脾气的霍尔斯终于为了吃的东西而大发雷霆。霍尔斯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奋力一脚把自己的饭盒踢飞了出去。大家沉默了片刻，然后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霍尔斯在原地转了个圈，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就慢慢地走过去拿回自己的饭盒。我开始大口地吞下自己饭盒里的食物。霍尔斯捡回了已经被他踢扁了的饭盒，饭盒里的东西在雪地里撒得到处都是。几分钟后，我们俩都在吃着自己饭盒里的东西。

军官已经指定了今天晚上负责执勤的哨兵。我们现在的难题是在哪里睡觉。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打开我们的行军毯。有人已经为自己在雪地里挖了一个临时的坑，有人在用马车上的草来搭建一个简易的窝棚，还有人在试图使马伏在地上好靠着马来取暖。我们虽然曾经在野外宿营过，但多少都有一些遮拦。不得不在酷寒的原野上毫无庇护地过夜让我感到有些恐惧。大家都在讨论该怎么办。有人觉得我们必须走到一个小村庄后才能休息，或者至少走到一个有房子的地方，他们认为宁可累死也不能冻死，如果我们在原地休息的话，那恐怕会有一半的人在天亮前就被冻死了。

我们的军官发话了：“我们在3天内也不会碰到什么村子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在的处境。”

有一个人说：“要是我们能够生一堆火就好了。”他边说牙齿边打着架，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哭。面对着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作出最大的努力。霍尔斯和我在一辆雪橇的弹药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空间。虽然这里是一个危险的休息地，但是我们宁可在爆炸中被烧死也不愿被冻死。霍尔斯居然还给我讲了几个黄色笑话，我大笑起来，似乎忘掉了我们现在的处境。由于担心在睡梦中被冻死，我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一整夜只能时睡时醒地眯瞪着。

我们像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星期。这漫长的两个星期对于我们连队的一些人来说是致命的。在第三天，我们有两个人得了肺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有人的四肢被冻坏了并且得了一种由于寒冷而导致的坏疽病，这种病首先侵害人的面部，然后就是身体的其他部位，尽管这些部位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得了这种病的人必须要涂抹一种黄色的油膏，这种油膏让这些人看起来既滑稽又可怜。有两个士兵由于心情过分沮丧而在一天晚上离开了车队，他们消失在了白茫茫的旷野里。另外一个年纪很小的士兵一直在喊着他的妈妈，不停地哭泣。我们先是尽力安慰他，然后就埋怨他让我们没法休息。一直到一天早上，他终于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们被一声枪响惊醒了。我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他，他向自己开了一枪，以求让自己解脱，但子弹没有打到要害部位，所以一直到下午他才咽了气。

我的脚开始时还觉得疼，而后我好像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双脚的存在了。后来在医生检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3个脚趾已经变成了灰色。医生及时地给我打了一针让我的脚趾最后保存了下来。我非常惊讶大家从这种残酷的经历中活了下来，我对自己在这十几天路上能幸存尤其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前线并即将经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遭遇。

我们在一个临时的德国空军机场的掩蔽所里安了营。那个机场的大部分都已经被德国空军所放弃了，因为飞机大多撤到了西部。一些战斗机仍然在这里，机身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看起来很久都没有得到保养了。一个留守的地勤人员正把飞机上的主要部件拆下来放在拖拉机后面的大雪橇上拉走。

我们被允许原地休整几天。但没多久上面就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任务。对于在这里的作战部队而言，我们的到来意味着一批意外的补充兵源。我们被分配去做各种工作。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被分配去修筑77毫米高炮阵地甚至是轻机枪阵地。这样的工作意味着要铲除大量的积雪，然后用铁锹和炸药把岩石般坚硬的冻土弄松。

霍尔斯、林森和我现在在一块儿。我们的任务是向在大约15公里外的一个步兵连队运送食物和弹药。分给了我们两个雪橇，每辆雪橇前面都有3匹马拉着。与我们先前那次路程相比，这次的路途实在不算太远，而且我们的装备也不错。我们想这次的行程不会超过一天，我们都认为这次的任务还算轻松。算上军士长的话，我们共有8个人。我在第二辆雪橇上，这辆雪橇上拉的是手榴弹和机枪子弹。我坐在雪橇的后面，这使得我有不少时间可以看看周围萧瑟而空旷的风景。走了很久，我们才看到有几棵纤细的小树从光滑的雪里露出来。这些树看起来与周围的莽莽雪原奋力地搏斗过，而现在它们渐渐取得了缓慢而明显的胜利。除了灰黄色的天空，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原野里没有什么可看的，这里也一定是狼群的聚居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样。

我们在沿着一个看起来像是道路的雪里的低洼地带前进。当我们到达了一片浓密的森林边缘的时候，一个士兵从一堆木头后面跳了出来，我们的雪橇也因此突然停了下来。在和我们的军士长交谈了几句话后，这个士兵闪在了一旁，然后我们就进了这片森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两个士兵把守的机枪阵地，还有一大群士兵和无数个灰色的帐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炮、轻型坦克和反坦克炮。迫击炮被放置在雪橇上。一匹被宰杀的马被挂在了树上，一些衣服上粘着血的士兵正在把这匹马切成肉块。我们接着被一群向我们要邮件的士兵们围住了。当我们说没有邮件时，他们就开始咒骂我们。

一个军官查看了我们的文件。那个我们要去的连队还在更东边。这个军官派了一个他的随从护送我们到那里。我们经过了一些树林，在这些树林里面藏着至少三四千我们的士兵。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些有些荒凉的小山冈，有几条电话线沿着这些山冈通向前沿。那个军官的随从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到了，过了这个山冈你们就在敌人的火力射程范围里了，所以你们必须尽快通过那里。沿着这些电话线走，你们要到的连队大约离这里有两公里远。”

他接着向我们敬了一个礼便转身离开了。大家彼此看了看。我们的军士长说：“好嘞，我们出发吧。”军士长显然在这条线上跑了不少时间了。他招手示意我们上前，然后又叫我们停了下来。他说：“我们必须很快到达那里。不要怕打你们的马。如果俄国人看到我们，他们会开火的，但一般他们要花些时间才会开枪。如果他们的火力太猛，那我们都得离开那个装着弹药的雪橇，因为如果那个雪橇上的东西炸了的话，周围30米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妈妈了。”

我想起了那次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游击队的袭击。有人喊道：“我们走吧。”军士长跳上了第一辆雪橇并向我们挥手示意跟上来。我们不久后到了小山的山顶。我们的马在这里停了一会儿便快速地冲了下去。军士长喊道：“我们得快！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霍尔斯也向那个赶马车的士兵喊道：“用你的鞭子！”我们的雪橇是第一个跑到山下的。我现在看到我们的3匹勇敢的小马正像飞奔的小兔子一样穿过雪地，背后掀起了一阵能够暴露我们目标的雪雾。我们3个人坐在车夫的后面并都趴在了弹药箱上，弹药箱上的说明让人感到不安。我们都感到了紧张，以至于连寒冷都忘记了。在颠簸的雪橇上，我透过马车掀起的雪雾模糊地看到了前面有一排木房子。在我们周围是一排排列整齐的弹坑。虽然实际上是在飞奔，但我还是注意到了那些雪地里的弹坑好像一些巨大而美丽的花朵一样，弹坑的中心像是深棕色的花心，然后在弹坑的周围散放着一些像花瓣的线条，先是棕色，然后慢慢变淡，直至变白。那些时间稍长的弹坑有部分地方已经又被雪所覆盖了，这使得弹坑的形状变成了另外一种奇怪的战地“装饰物”。我们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坡底。这里有几间被严重毁坏的木屋子，还有几门几乎被大雪完全覆盖的大炮。我们停在了一间屋顶几乎一直延伸到地面的木屋前。离我们最近的那面墙是由木条编成的，我可以看到里面的工兵正在忙着什么。他们看起来正在把这个房子拆掉。有一些人抬着木板从里面出来。接着一个穿着白色外衣胖胖的军士长走到了我们面前。他向我们说：“把东西都卸在这里，工兵们正在准备一个隐蔽所，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完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让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在右边，我们看到了一片黄色的闪光，然后就飞起一大片泥土和石块，飞起的泥土和石块像一口喷泉一样直冲到了10米左右的空中。军士长向爆炸的地方略略转身说：“该死的这些土块，简直比岩石还硬。”我们推断这些炸药是工兵们放的。现在那个胖胖的军士长正在看我们的命令。他边指着一堆罐头边对我们说道：“啊，这些东西不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补给已经晚到了3天了，我们现在正在吃我们的备用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你们这些司机当然可以不用着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士兵被冻死的原因。”他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当你在这里没东西时，你知道坚持不了多久的。”

看着他肥胖的腰，我们很难相信他已经饿了很长的时间了。他一定有一个自己秘密的食物储藏地，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整个前线依旧极度缺乏供给。胖军士长指着一条小路对我们说：“你们还得去那边，那个地区有一片战壕在顿河的河岸上……如果你还想活着回来的话，必须要趴在地上把东西送到。”

我们顺着那条小路走了下去。小路的边上有一些被雪半埋住的卡车。在一片战壕那边，有些大炮和重型榴弹炮被藏在一大堆雪的背后。当我们经过这个炮兵阵地时，这个阵地便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它们的伪装实在是太完美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战壕里，在那里有几匹瘦弱的马正在用蹄子刨着地面。在那里有几袋干草，这几匹可怜的马正在用自己湿湿的鼻子闻着这些干草，但它们看起来对那些草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些马周围有几匹被冻住的死马尸体。几个穿长外套的士兵正在旁边看着这几匹马。我们接着经过了一排猫耳洞，然后就听到了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机枪声。“机枪！”我们的车夫说了一句，他的脸上露出怪诞的笑容，“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前线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战壕和猫耳洞，这些工事从各个方向延伸到我们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一支巡逻队拦住了我们。巡逻队的上尉对我们说：“我们是第九步兵旅的，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吗？”我们回答道：“不，上尉，这些是给XX连队的。”

那个军官说：“啊，你们必须要把雪橇留在这里了。你们要送到的地方在河岸的那边，就在那个小岛上。你们必须要贴着战壕走，小心，你们现在在苏军前沿阵地的火力射程里，他们时不时会向这里开火的。”我们的军士长向上尉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谢谢你，我的上尉。”上尉喊过来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士兵，命令道：“你去给他们带路，然后再回来。”那个士兵向他敬了一个礼后就加入了我们。像每个人一样，我抬起了一个沉重的弹药箱，把它放在自己的背上。现在那挺机枪又开始射击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了。向导对我们说道：“那是我们的机枪。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取乐还是在向冰面射击。”我们都是初到前线的人，我们一路上的经历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射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较远地方的枪声。霍尔斯建议把两个弹药箱放在我们步枪拼起的架子上，我们可以用这种临时的架子来抬这些弹药箱。正当我们要实施这个方法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连续的爆炸声。带路的老兵说：“是那些俄国人。”空气里充满着爆炸所产生的震荡。听起来这些炮弹落在离我们左侧大约有三四百米的地方。

向导告诉我们：“俄国人进攻时才会开炮，也许他们要进攻了。”随着一排突然的爆炸声和像猫叫的尖厉的呼啸声，我们慌忙丢掉手里的弹药箱，低下身子，焦急地向四周看着。周围的空气仿佛突然间凝固了。我们的向导说：“别怕，小伙子们，这是我们藏在那堆东西后面的107毫米大炮，我们现在在向俄国人回敬我们的炮弹。”那个地狱般的声音又再次开始了，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但是我们依旧非常紧张。军士长告诉我们：“戴上你们的钢盔，如果俄国人发现这里的炮兵阵地的话，他们会向这里开炮的。”我们的向导又说道：“我们得要赶紧了，在方圆60公里范围内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这里和其他阵地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开始弓着腰继续前进。周围的空气再次震动起来，我们可以听到周围都是开炮的声音。德国的炮兵正在不间断地开着炮，在我们前面，那挺机枪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近了。我们还碰到了3个正在架设电话线的士兵，电话线刚好拦在我们前面。现在那些俄国炮弹的爆炸声听起来变得有节律了。我们的向导说：“俄国人也许要冲上来了，我必须把你们留在这里了，我得回自己的连队了。”我们的军士长看起来有些慌了，他问道：“那我们往哪里走呢？”那个带路的士兵回答道，“走到右边的反坦克炮那里，会有人告诉你的。但你们可以先吃点儿东西，现在是午饭时间。”接着他就弓着腰往回路跑去了。我们终于明白了战场上士兵是这样走路的！几天以后，我们也习惯了这种走路的姿势。我们打开了自己的饭盒，大家在雪地里缩在一起开始吃起东西来。其实我并不感到肚子特别饿，那些我们大炮的声音现在对我而言要比吃饭更有意思。

还有些惊魂未定的霍尔斯抬起眼睛看着我，他摇着头说：“也许我们该继续吃饭，要是有一个军官来的话……”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大炮齐射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们本能地缩着头，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霍尔斯刚想开口，但一个不同于我们大炮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这里，紧接着在一个尖厉的呼啸后又是一声爆炸。这次的爆炸把我们从地上掀了起来。一股巨大的气浪冲得我们摇摇晃晃的，接着一阵石头和冰块组成的雨砸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都趴在地上，没有人说一句话，枪和饭盒也被丢在了一边。在混乱中一个士兵扑到我的怀里喊道：“他们要杀了我！他们要杀了我！”他话音未落，我们后面的德军大炮又开火了。

我们的军士长喊道：“我们继续走，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他边说边把自己的钢盔戴上。

我们像发条人一样机械地拿起了弹药箱。这里的战壕宽得可以容下4个人并肩走，但是现在大家呈一字编队紧紧地贴在战壕壁上向前走着。我紧紧跟着霍尔斯，霍尔斯前面是我们的军士长。

军士长对我们说：“大家快走！快！俄国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他们可以看到这个阵地，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阵地旁边！这个战壕正把我们引向俄国人的大炮火力里。我们必须走那条紧急通道。”

我们每隔一分钟就必须扑到地上。无论我如何努力，手中沉重的弹药箱还是不时滑到地上：我非常惊讶箱子里的手榴弹居然没有在我面前爆炸。

军士长依旧向我们喊道：“赶快，到这里来。”

劳斯说：“我们在那边的雪橇上的弹药是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的两倍，我们都得搬过来吗？”军士长回答道：“是的，当然……我不知道……赶快，看在上帝的分上！”当俄国炮兵正在装弹时，我们的炮兵又开了两轮炮。过了不久俄国人的炮弹就打在我们后面大约40米的地方，这使得我们的腰又往下弓了一些。突然旁边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我们一旁的战壕有一边被炸塌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连躲避的时间都没有。我还记得看见有一只乌鸦被炸得四分五裂地落到了我们所在的战壕边上。我们都死死地趴在战壕底下，没有一个人有力气或勇气站起来。军士长再次向我们喊着：“快！起来！我们必须要到战壕的那一头去。”军士长的脸因为恐惧而显得有些扭曲，“如果炮弹落到我们这里，这里会马上变成一座火山的。”

我们拉着弹药箱越过了战壕里的瓦砾和一个被炮弹击中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我在经过他时很快地扫视了一眼。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他的钢盔盖在他的脸上，厚重的冬装裹着已经被爆炸彻底扭曲了的身体，他的一条腿，也许是两条腿被炸飞了。另外一具尸体躺在离他不远的乱石堆里。那枚俄国炮弹一定是刚好落在了这两个可怜家伙隐蔽的地方，而他们也许正等待着这轮炮击结束……

我能够清晰地记起在战争中起初遇到的死人。但接下来我所目睹的成百上千的死亡者却不再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我以为在这里我已经经历了人类所能够忍耐的所有的恐怖和不幸，以为我可以是一个在身经百战回家后能够向众人讲述自己英雄事迹的勇敢的战士。从明斯克到哈尔科夫，再从哈尔科夫到顿河沿岸，我已经用了那些令人惊恐的辞藻来描述我的经历。但我本应该将那些辞藻留给即将到来的未来，纵然所有的人类语言来描述那后来所发生的都是不够的。所以在仔细斟酌和思忖之前，我想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用那些措辞强烈的词语，因为当我们真的需要它们时，它们又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也许该在这里停下我的讲述了，因为我的表达实在无法诠释我想要讲述的东西。那些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也许会同情那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他们同情某部小说或是某部戏剧中主人公多舛的命运一样，但他们绝不会理解那场战争的恐怖，就像是一个人无法理解那些不能被头脑所理解的东西一样。我这些词不达意或显得罗罗嗦嗦的表达也许对于现在的世界而言是难以理喻的。但我依然努力让我的记忆能够尽可能忠实地被传达出来。我把后面的内容献给我的朋友马里乌斯和让－马丽·凯瑟，他们一直尽心地来倾听，因为他们也和我一样经历过那些相似的事件。我试图去发掘和弄懂有关人的本性的根本缘由，而这些险恶的本性原来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

当我们到达战壕紧急通道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这时炮弹带起的泥土像雨点一般打在战壕里面。我们的到来把两个已经在战壕里穿着白色披风的士兵吓得跳了起来。其中一个人正在用战壕观察镜侦察着前面苏军阵地的情况。另一个人正蹲在猫耳洞里调试着无线电装置。我们的军士长一面喘气一面问他们：“XX区在哪里？我们在给他们送给养。”那个正在用战地观察镜的士兵回答说：“不太远了，但是你们没法到那里，你们会被炸飞的。带上你们的弹药，不要从那里走，从我们的掩体里走。”

他向我们笑了笑。

我们随即钻进了一个用木板和冻土搭成的像个坟墓一样的建筑里面。碉堡里面黑糊糊的，有4个穿着白色披风的战士正在里面，有一个人正准备睡觉，其他人在一只昏黄的蜡烛光下写着信。这个掩体的高度让人无法站起来，里面的所有人都必须要移动我们才能通过。我们对他们而言算是新事物。霍尔斯问道：“这个顶结实吗？”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顶了顶。掩体里的一个士兵说：“如果有一发炮弹落在旁边的话，它会塌掉的。”另一个人插话说：“如果有枚炮弹正好落在上面的话，我们的战友就不用费心掩埋我们了。”他们怎么还能有心思说笑话呢，我有些弄不明白。也许是习惯吧。那个在睡觉的士兵现在被我们吵醒了，他打了个哈欠说：“我还以为他们给我们送了些女人来呢。”有人插话说：“不……送过来的是一帮孩子。军士长，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些孩子的？”我们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

大地又开始颤抖起来，但这里的响声不像刚才外面的那样激烈。

有人说道：“这些小伙子都是一些新兵，他们是押运军列的，刚刚穿越了整个俄罗斯来到这里，这样你们的肚子才不会饿着。”那个刚刚醒来的士兵回答说：“那算什么，我们已经在这里拼命战斗了3个月了，你们那会儿还在优哉游哉呢。我知道你们在乌克兰有不少的漂亮妞。你们在这里不要待得太久，否则我们会饿死的。”

我鼓起勇气用自己蹩脚的德语说道：“小妞？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小妞！我们看到的只有雪。”

有人问道：“你是阿尔萨斯人？”

霍尔斯开玩笑地说道：“不，他是法国人。”

每个人都大笑起来。霍尔斯被大家的笑声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那个问我是不是阿尔萨斯人的士兵向我伸出手来用法语说：“谢谢。”

我用法语回答道：“我的母亲是德国人。”

大地又开始摇晃起来。天花板上有几块东西掉下来砸到了我的钢盔上。

我们的军士长说：“看来这里情况不太妙。”掩体里另一个人说：“哦，俄国人只是在逗乐子，3天前他们被我们好好修理了一下。这些狗娘养的一个月前逼我们退过了顿河。我们往后撤了有70公里。自那以后他们试图跨越顿河有4次了。最后一次是5天前。他们连续进攻了两天，特别是在夜里。那时情况十分危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正在补上我的觉呢。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我们本该反攻的，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你用这个观察镜看看，冻起的河面上仍然到处都是俄国人的尸体。这些猪猡现在还没有派人来照顾自己的伤员。我敢打赌现在河上躺着的一些人还在哼哼呢。”

我们该死的军士长焦急地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把弹药送到XX地区。”

掩体里的人说：“你们再往下走一点儿，在河岸上找到他们——这帮不要命的家伙。我想他们现在控制着那个河心小岛。有一天晚上他们差点丢掉，他们不得不和俄国人展开肉搏，结果第二天早上又把小岛夺了回来。那是个危险的地方，我宁肯待在这里。”

我们的大炮沉寂了一会儿，但是俄国人的炮弹却依然缓慢而有规律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那个用战地观察镜的士兵回来了，他弓着腰，不停地向自己的手指哈气。他对另一个士兵说：“到你了，我现在抖得厉害，我担心我的牙齿会被抖下来。”那个被他叫到的士兵抱怨了一声，然后就走出去了。

我们的军士长问道：“我们的大炮不开火了，他们被摧毁了吗？”

一个士兵回答道：“你的想法有些好玩，我们要是没有他们可就惨了。几天前，要是没有他们的话，这里已经被俄国人攻占了。我衷心希望那些107毫米炮的小伙子们都安然无恙。”

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所以他赶快附和道：“我也这样希望。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了呢？”

那个士兵回答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弹药补给非常有限。我们不得不省下每一发子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浪费掉一发弹药。不管是步兵还是炮兵都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弹药。但我们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必须时不时教训他们一下……你明白吗？”

军士长说：“我懂了。”

“现在外面安静了，你们最好好好利用一下现在。”一个士兵说道。

我们的军士长对我们说：“我们走吧，孩子们。”现在他看起来已经重新拾回了一些信心。

孩子……也许他说得是对的。在这些顿河前线的老兵面前，我们看起来的确像孩子。几发炮弹就让我们感到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现在和我们在波兰骄傲和自豪的日子相比是有着多大的不同啊。在顿河河岸的阵地上，我们这群无关紧要的士兵，就像是一堆冷得到处哆嗦的可怜的小动物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和脏得要死，俄国幅员辽阔的疆界像是要把我们吞吃掉。我们这些运输车司机并不起眼，更像是军队里面的“女佣”。我们像其他部队一样在严寒中被冻死，只是我们的处境没有人注意而已。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掩体，大家拿起弹药箱沿着战壕向前面走去。现在一切又安静了下来。我们走在呈“之”字形的战壕里，战壕的尽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战壕里到处都是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他们正在用便携式取暖器烤着自己。一路上都有人问我们：“带来信了吗？”有3架梅赛施密特战斗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阵地上发出一阵欢呼声。步兵们对于德国空军的信心是绝对的，在无数的战斗里，这些我们所熟悉的涂着黑色十字架的飞机重新振作了士兵们的信心并帮助我们击退了俄国人的进攻。

一路上有几次大家不得不靠在战壕壁上让那些躺着伤员的担架过去。我们已经快要走到了德军前线的最前沿。战壕开始变得越来越狭窄。有几次我抬起头瞄了一眼战壕前面的景象，看到大约在前面60米的地方是一片长着高高杂草和被冰雪所覆盖的河岸，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就在那片河岸的附近。

我们走出了战壕，不得不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我们爬进了一个大弹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医务兵正在包扎着两个牙关紧锁的士兵。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观察这个危险的阵地，在我们放下箱子后，又转身去取雪橇上剩下的弹药了。

在夜幕降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对那片前沿阵地的弹药输送工作，自从下午的那次炮击后，阵地上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那些在顿河前线的士兵们又要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了。我们正在等候同来的两个士兵，他们正在收着其他士兵写给家里的信件。霍尔斯、我和另一个士兵正坐在一个敌人视线之外的冻土堆上。霍尔斯呆呆地盯着自己的靴子说：“我在想我们今晚上睡在哪里？”一个士兵说：“我想又是在户外了。我没有看见附近有什么旅馆。”我们一起来的另一个士兵说：“你们过来看看，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顿河。”

我们站在一挺用树枝伪装好的机枪后面看着顿河河岸。霍尔斯说：“看，冰面上躺着一些尸体。”在已经冻结的河面上躺着一些一动不动的尸体，他们是前几天战斗中的受害者。那个看守反坦克炮士兵对我们说的话并没有夸张，俄国人没有抬走他们的死者。我试图看得更远一些，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所听说的那个小岛，但天色越来越暗，我们没法看到那里。在远处我只能看见一片被白雪所覆盖的树丛。我们的士兵一定正藏在其中，在暗夜中警惕地观察着敌人。更远处已经被一片渐渐升起的浓雾所遮蔽。在顿河河岸，德军的攻势终于被苏军所扼制住，而现在苏军也正在观察着这里。

我到达了前线，这是一个曾经让我既害怕而又渴望的地方。现在这里安静得出奇。我想我现在看到了从俄国人那边升起的一股股白色烟雾。这时有几个士兵把我推开。那个站在机枪旁的士兵对我说：“如果你那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位置让给你。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寒冷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机枪阵地并不让人羡慕。

一个头戴连衣帽的上尉跳到了我们的掩体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敬礼，他就趴在战壕观察镜上向外观察起来。几秒钟之后，我们听到了后面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爆炸声，几乎与此同时，看到了顿河宽阔的冰面上的爆炸掀起的水柱。大炮的声音和炮弹爆炸的声音混成了一片。我们都趴在掩体的地上，大家相互用困惑和焦灼的眼神看了看彼此。

我们这里的两个机枪手还没有立刻开火，而是站在上尉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宽阔的顿河。我们的炮弹在顿河的冰面上爆炸着。终于那个曾经要把他的机枪阵地让给我的士兵说道：“现在冰面破碎起来更容易了，俄国人不久就必须要游泳才能到我们这里了。”

我们这些运输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好听着他说。

那个士兵继续说：“我们必须用体重最轻的士兵在冰上踩踩，如果河上的冰能够承受他的重量的话，我们还必须时时把冰面炸掉才行。”

这时劳斯忍着笑指着一个缩到后面的年轻士兵说：“他是这里最轻的。”

那个士兵略显焦虑地问道：“我得干什么？”那个机枪手回答他说：“现在还不需要。”

炮击停止了。上尉用观察镜又看了看河岸几分钟后就爬上战壕边上消失在了夜色里。我们依旧待在原处，既没有动，也没有交谈。为了打破此时的沉寂，军士长命令我们打开自己的饭盒吃饭，我们还在等那两个收信的家伙回来。

我们咽下了自己饭盒里冷冰冰的食物。我一边嚼着自己的晚饭，一边走到了机枪阵地旁向下面的河面望去。

我看到了刚才德国炮击的成果，有些巨大的冰块看起来有半米多厚，正横七竖八地呈直角立在河水里，这些破碎的冰块正随着底下的水流有节奏地晃动着。我们的炮兵每个晚上都会向河面开炮以使得苏军的侦察兵无法到我们这里。现在周围充满了冰块相互碰撞的声音。

我呆呆地望着河里的境况，渐渐注意到在顿河东岸上出现了几百盏灯光。我从瞭望孔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越来越强的灯光。

我向那两个步兵喊道：“嘿，有情况。”他们冲过来一把把我推开向外望去。他们中的一个接着说：“妈的，你吓着我们了，没有情况，他们每个晚上都这样做。俄国佬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就要进攻了。这种方法其实不坏。这些灯光实在让人心烦。现在我们要想看清河面的话就困难了，甚至打照明弹也不管用。”

我依旧呆呆地看着河对面的灯光。在对岸辽阔的地平线上，俄国士兵点燃了数百堆篝火。这些篝火不是用来暖和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一定已经远离了这些火堆。这些火堆的唯一目的就是遮蔽我们的视线。实际上，当我们的视线移到顿河的东岸时，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篝火，而篝火之外的一切东西都陷入了茫茫的黑暗中。这使得我们的敌人现在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活动，而我们只有在这里无端地猜测了。我们虽然用照明弹可以看到一些河对岸的活动，但照明弹的光芒已经被河对岸的火光至少减少了一半左右。如果我们的军士长没有告诉我们离开的话，我们也许还会在这里再站立和观望一阵的。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后方。

无论在哪里，士兵们都蜷缩在自己的猫耳洞里。那些已经睡着的人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自己盖上，甚至连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漏掉。人们需要习惯这种战场上奇怪的生存方式并学会在这样一大堆厚重的衣物包裹下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力量。

一些士兵正在自己的掩体里面打牌，另一些人则是借着昏黄的烛光或油灯写着家信。这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说“了不起”指的是那些半米多高，能够使用汽油或煤油的油暖灯：人们只需要调节油灯的灯口和进气阀就可以让油暖灯明亮或暗淡起来。那些无论干什么的士兵都可以尽情地享用提供给他们的烈酒。后来一个在军列上的伤员告诉我说：“前线的各种烈酒和反坦克炮一样多。伏特加酒是制造英雄的最简单的方法。酒精可以麻痹大脑和恢复体力。”

我们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雪橇上。

霍尔斯说道：“我难道是在做梦吗？要么天气已经转暖了？我现在身体一直在流汗。也许我发烧了：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说道：“我也一样，我现在衣服都湿透了。”那个在今天下午炮击时喊着“他们会杀了我”的那个士兵向我说道：“也许你今天被吓坏了。”霍尔斯接话道：“看看是谁在说这话啊，你和你身上的衣服一样没有什么经历，你现在居然来评价我们了。”

雪橇拉着我们和6个伤兵。虽然这些雪橇上的东西要比来的时候轻一些，但是雪橇的运动并没有多一些轻快。拉雪橇的小马显然遇上了一些困难：一路上我们下面的雪开始变得越来越软了。风里带来大片大片的半融的雪花，不久这些雪花就变成了雨。在我们所经历的酷寒之后，这些和煦的风让我们感到舒服极了。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了后方的小屋。我们径直倒在了小屋里的粗木床上睡了下来。然而尽管整整一天的体力和情绪上的透支之后，我还是不能很快入睡。我一直看着顿河的河岸和倾听着苏军大炮的声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炮弹的爆炸声是如此之响。对我而言，我们在波兰训练时那些让我耳朵嗡嗡响的步枪射击实在就像是儿童游戏一样。那些在顿河西岸的德国士兵们不得不战斗和生存下去：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我们的上级曾经许诺过我们说我们将会像作战部队一样得到嘉奖。我们把这个运输任务当作我们的一项荣誉，对上级将这样的任务交给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然而前线的公报依然责备了我们，这些公报几乎将德军从高加索和罗斯托夫的撤退完全归咎于我们了。因为给养的匮乏，这些德国部队不得不从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占领的土地上退了回来，以使得他们自己不会遭到在斯大林格勒类似的命运。在对我们的劝勉中，我们的军官常常要求我们战胜一切困难，付出一切代价，甚至是死亡，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以为自己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尽管我们不懈努力，只取得了计划中一半的目标，也许我们本该把自己的性命也贡献出去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称之为“绝对的牺牲”。这些话让我的头有些发晕。而我现在只是呆望着周围浓浓的夜色并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第三章　到后方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从顿河到哈尔科夫　第一个春天　第一次撤退　顿涅茨战役

连续三四天，我们都在忙着做同样的事情。积雪在四处融化着，俄罗斯的严寒就像它到来一样飞快地消失着。这里的冬天几乎一步就跨进了炎热的夏天。积雪的融化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军事处境，而是将一切都变得更糟。现在气温已经从摄氏零下20度骤然跃升到了零度以上。这使得俄罗斯大地整整一个冬天的积雪都几乎在瞬间融化了。在原野上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和泥坑。对于忍受了5个月俄国寒冬的德国陆军而言，气温的回升就像是一个来自天国的喜讯。不管有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都脱掉了自己的脏衣服开始了大清洁。士兵们跳进了那些依旧冰凉的水坑里清洗自己。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宁静的气氛，阳光也温暖地照着所有人。这场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残酷战争现在看起来也似乎有了一些温情。我认识了一个工兵营的军官，他的连队暂时驻扎在我们的小屋对面。他来自莱茵河岸斯特拉斯堡对面的凯尔。他对于法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他对德国的了解。他的法语棒极了。我和他用流畅的法语交谈着，在我不得不用蹩脚的德语很长时间后，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惬意。霍尔斯常常加入我们的谈话以提高他的法语，正如我常常加入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德语一样。恩斯特·纽巴赫——这个我的新朋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他的技艺是无人可比的：他可以把几块旧木板变成一个结实防水的小屋，他也会用一个拖车的油箱做成一个淋浴器，这个淋浴器下面有一盏油暖灯被用来加热里面的40加仑水。第一个使用这个淋浴器的人被一股带着浓郁汽油味的水浇了个透湿。虽然我们反复冲洗这个淋浴器，但是里面的水依然长时间都有一股汽油味。

在晚上时，淋浴器前常常有着一大群又嚷又叫的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军官。淋浴时间在晚饭结束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淋浴周围的场景就像是一个喧闹的赛马场，那些首先洗到淋浴的人们常常在回到营房的路上又被四溅的泥浆弄得脏兮兮的。在营地里没有宵禁或其他的规定。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旦做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整夜开着玩笑和开怀畅饮。我们有整整一周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往前线运输了3次，每次到那里时都是静得出奇。我们用马或是马车将部队的给养送到前沿阵地上。在那里，战壕的支撑木桩上到处都挂着洗好的衣服。在顿河的那一边，俄国人似乎也在做相同的事。

在那里我们向一个大胡子士兵询问前沿阵地的情况。他笑着说：“现在战争一定结束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和好了。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前线有过如此的宁静。俄国佬们现在除了喝酒和唱歌外什么也不做。他们胆子大得出奇——他们会在我们的枪口底下从自己的战壕里走出来。不是吗，沃克？”他边问边转向了一个正站在一摊泥浆里的一个士兵。沃克回答说：“没错。我们没法向他们开枪。这可使我们不用担心在探出头时自己的眉心中间会被一颗子弹打中。”

这里现在弥漫着一种欢乐的气氛。战争真的会结束吗？

霍尔斯说：“战争也许真的会结束的。我们这些在前线的家伙总是最后知道这个消息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萨杰，也许我们不久后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可得好好庆祝一下。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一个从运输队来的老兵说道：“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冷静的语气给我们乐观的情绪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们像往常一样沿着满是泥浆的道路走着，在路上停下来和恩斯特聊了一会儿天，他刚让一段到处是淤泥的路面重新恢复了通行能力。恩斯特对我们说：“如果情况一直像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划船才能通行了。刚才有两辆卡车从这里通过，结果我们后来发现那些我们刚刚费尽全力盖到泥浆上的碎石块已经完全找不到了。要是待在战壕里该多好啊。”

霍尔斯说：“战壕里也是一团糟，士兵们的士气很低落。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步枪当柴烧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们的士兵们和对岸的俄国人正在狂欢呢。”恩斯特接着说：“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那边的通讯卡车正在一刻不停地接收电报。通信兵也一刻不停地从那里跑出来。如果通信兵要到司令部的话，他必须从摩托车上下来，穿过这片泥潭到司令部去。”

霍尔斯打趣地说：“也许是总部祝贺你做的淋浴设备的电报呢。”恩斯特说道：“这对我倒是个好消息。但我想如果这些通信兵现在在这里到处跑的话，我们弄不好也马上会向后方跑了。”在我们离开他那里时，霍尔斯向他大声喊道：“失败主义者。”

我们返回营地，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大口地吞下刚刚送来的热腾腾的饭菜，正当我们准备到床上聊天的时候，军士长劳斯吹响了集合哨。

我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恩斯特是对的。我们又得出发了。”

劳斯对我们说：“我对你们的军容不会提出什么意见，现在只要打好包，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出发。明白吗？”

有人在一旁抱怨说：“妈的，好景总是不长久。”

有人回答他说：“你想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呆坐着和放屁吗？战争还在继续。”

“打好包”意味着我们将要准备好迎接检阅。我们现在人人的军服都几乎一尘不染，皮带和弹袋都被擦得锃亮并整齐地牢系在身上。至少这是我们在切姆尼兹新兵训练时的成果。当然现在的军纪要比我们受训时松一些。但纪律的严格性完全取决于检阅军官的态度。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检查我们的枪筒里面和我们脚趾的情况，如果有人没有按要求做到，那等待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站岗。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到了切姆尼兹训练时不久后的4小时体罚。一个上尉在城堡大院的地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完全在灼热的阳光底下。然后我必须背上一个装满沙的背包，那个背包足足有40公斤重，而我的体重却只有65公斤左右。在那里站了两个小时后，我的钢盔被阳光烤得火热，在这之后，我不得不咬牙支撑着自己，几次几乎要晕倒。这次体罚让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好士兵在军营里走路时不能把自己的手放在裤兜里。

所以现在我们都飞快地将自己的东西打好包，并疯狂地擦拭着自己皱巴巴的军靴，花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才将自己的行李收拾整齐。然后我们被批准休息24个小时。不久后，我们这场短暂的休假便成为一场噩梦。

在我们休假的第二天凌晨，我负责午夜到凌晨两点半的岗哨执勤。我站在一个用空弹药箱搭成的台子上，这个台子可以让巡逻的哨兵不至于陷到泥里。在这个台子的旁边有一个被水淹了一半的单兵掩体，那个掩体是为负责守卫汽油库的士兵准备的，现在这个士兵就是我。这个夜晚多少有些温暖。一阵夹杂着雨点的疾风将天空中厚重的白云吹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不时从云后探出头来。在我的右边是我们的军车和营房。在我的前面是一片融入天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顿河现在与我们这里的直线距离大约有8公里。在我们的营地和顿河之间，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正睡在污浊不堪的工事里。夜风传来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现在无论是苏联人还是我们都在借着夜幕的掩护运送部队和给养。有两个巡逻的哨兵经过我这里，我们按照常规打了招呼。其中一个哨兵讲了一个笑话，我正要回答时，从南到北的地平线上突然被一大片升起的照明弹映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又有第二轮照明弹升起，这时我感到了大地开始颤抖起来，我周围的空气也充满了一种打雷一般的声音。一个巡逻的哨兵喊道：“天哪！俄国人进攻了！”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营地里到处都是哨声和命令声。一群群的士兵从我身边跑过。炮兵们跑向那个被遗弃的机场旁的炮兵阵地。由于没有人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只好待在原地不动。如果现在要穿越苏军炮火运送弹药的话，那肯定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任务。远处交火的声音依然在继续，这里面不时夹杂着我们大炮的声音。前面的火光变得越来越耀眼，那些在我周围奔跑的士兵在火光的映衬下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不真实的影像。

就像是一个狂怒的巨人正在摇撼我们周围的世界，炮击的力量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人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虽然我们离前面激烈的战斗还隔着一段距离，但我还是弓起了腰准备随时扑向面前的一个积满水的坑里。两辆没有开灯的牵引拖车向我驶来，拖车的车轮将淤泥变成了飞溅的泥浆。车上有两个人跳了下来。一个人冲我喊道：“哨兵，帮我们一个忙。”他们从头到脚都溅满了泥浆。

炮击已经把天际映得通红，我们正在把油桶滚到他们的拖车上。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我的连队的一些士兵正在牵出一群受惊吓的马，那些马不时地跌倒在淤泥里并嘶鸣着。那两辆牵引卡车回来了几次拉汽油，到了天亮的时候，接替我的哨兵还没有来，而我现在正在思忖这里到底还剩多少值得我守的汽油桶。远方的炮击还是和刚才一样激烈。我感到了一些疲惫和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一发苏军的远程炮弹落在我身后约100米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跑了起来。我现在正着急地找着霍尔斯的身影。

更多的苏军炮弹开始落在了我们的营地，营地上火光冲天。我们都趴在了地上，当我们站起来时身上都是泥浆。我们的军士长对我们说：“不要那个样子扑到地上，你的动作太慢，现在看着我怎么做。”一个尖厉的呼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中，我们班的12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扑向了眼前的泥浆中。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们肺中的空气都抽了出去，与此同时一大片飞落的淤泥也盖到了我们的身上。

我们浑身脏兮兮地从泥浆里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庆幸的笑容，就像是一群刚从沉船中幸存下来的乘客一样。这时附近又传来几声爆炸，我们又被迫趴到了泥地里。我们向最近的一个弹药库跑去。那片用帆布盖上的小山一般高的弹药堆让我们的胃感到有些难受。如果这个弹药堆被炮弹命中的话，周围100米内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军士长说：“我的天，这里居然没有人，真是不可思议。”

说完他就爬上了那个巨大的弹药堆检查起了上面的编号，编号代表着这些弹药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在那里呆呆地注视着军士长的一举一动，脑袋里一片空白。有两个士兵从我们后面挤了进来并向弹药堆上跑去。透过隆隆的炮声，军士长向这两个士兵喊叫着：“这里该你们守吗？”那两个士兵齐声回答道：“是的，军士长先生。”军士长又问道：“那你们刚才在哪里？”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上厕所了。”

军士长反问道：“你们两个同时上厕所？你们这帮白痴！因为你们的擅自离守已经让我们够麻烦的了。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和所属部队。”这时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

我在心里咒骂着这个吹毛求疵的军士长，他正在写一个情况报告，平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近处的爆炸声让我们再次趴到了地上，而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无视这一切的危险。军士长对我们说道：“俄国人正向我们的后侧进攻，他们的步兵一定都冲上来了。现在挪挪你们的肥屁股上来帮我！”

我们不安地爬到了军士长所站的弹药堆顶上。前方的火光映照着我们苍白的脸庞。不久后我们就开始忙着搬运弹药箱，大家肩上扛着弹药箱，慌不迭地从弹药堆那里跑开。

天色渐渐放亮了，这时前面的火光也渐渐失去了刚才的亮度。远处的地平线上只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烟幕，烟幕中不时升起一股股黑色的烟柱。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我们还在搬运着弹药箱，此时大家都要快累晕倒了。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坐在一个大弹坑里休息。弹坑很干燥，我在那里呆呆望着我们的155毫米加农炮开火时的情景。霍尔斯与林森也和我在一起。我们都把手捂在自己的耳朵上。霍尔斯一边微笑着，一边随着每一次大炮的开火点着自己的头。

我们已经将近两天没有怎么睡觉了。激烈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我们正在将一批批伤员送到那些满是积水的掩蔽所里，把伤员放在用树枝搭成的担架上面。医务兵们接着就对伤员开始救治。不久后，这些掩蔽所里就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从前面撤下来不断痛苦呻吟着的伤员。结果我们不得不把后面来的伤员直接放在满是泥浆的外面。军医在不停地给那些重伤员做着手术。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面——一排排身上满是污泥和血迹的士兵尸体。

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三天清晨，双方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所有人的脸都因为疲劳而变成了青灰色。炮击一直持续到了黄昏，然后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就突然停了下来。硝烟所形成的云雾笼罩在弹痕累累的前线阵地上。我们感到自己现在可以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我的意思不是那种尸体腐烂时产生的气息，而是一种战场上特有的当死亡人数达到某种规模时所产生的特有的气息。每个到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们营地8间木屋里有两间被炮弹夷为了平地。剩下的6间房子里到处是伤员。大家都快累休克了，我们的军士长劳斯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我们旋即倒在地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一个小时后，我们被人摇醒了，这时感到似乎只睡了几分钟时间。

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疲劳而晕倒，但我们仍然继续搬运着那些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同时还必须把那些阵亡的士兵一排排摆好，然后把他们的身份牌取下来。他们的身份牌将随着阵亡通知书送给他们的家人。阵亡通知书上将写着：“为了德国和元首在荣誉之地上英雄般地倒下。”

虽然我们承受了数以千计的伤亡，德军在顿河的最后一战阻止了苏军的突破。庆功活动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了。人们把那些重伤员的嘴掰开好让他们能够品尝庆功的伏特加酒。在大约70公里长的战线上，苏军统帅朱可夫将军在该死的“西伯利亚”军团(“西伯利亚”军团就是刚刚围歼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部队)的协助下，试图突破我们在沃罗涅日以南的顿河防线。俄国人拼命的进攻被牢牢地挡在了我们坚固的防线面前。数以千计的苏军为这次失败的进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我们运输连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在这天晚上出发了。卡车上装满了伤员，伤员们几乎堆在一块了。我和霍尔斯、林森分开了，感到有些不太好受。战场上的友谊是何等弥足珍贵，这样的友谊又由于我们共同的命运而变得牢不可破，这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我和两个还算是不太乏味的人在一起继续搬运伤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只要可能，我就会跑到某辆卡车的驾驶座上睡上一会儿以恢复自己的体力。

第二天早上集合哨响了，我睁开眼睛。卡车的驾驶室座位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床。我感到自己终于补上了一些睡眠。但前几天的疲劳依旧让我的肌肉感到酸痛，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座位上站起来。当我们在外面列队站好时，我看到了每个人的面容都显露着同样的疲倦与憔悴，甚至是劳斯军士长也不例外。劳斯告诉我们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开向西面的一个地方。作为这个行动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协助工兵们装载设备并销毁那些我们拿不走的辎重。我们排着队走过一口大锅领了自己的早点，在吃过早点后加入了工兵们的工作。

我们配发了毛驴。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找到附近所有的武器弹药，以免它们落入到敌人的手里。撤退开始了。浑身泥浆的步兵踩着淤泥向西面出发了。开始我们以为会被其他部队轮换，但后来这事并没有发生。整个顿河西岸的德国部队都被命令后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3天英勇奋战之后我们还要撤退。

大多数人那时还不知道在1943年1月后，东部前线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失守后，苏军强大的进攻势头如今已经指向了哈尔科夫的外围，苏军已经重新越过了顿涅茨克向罗斯托夫挺进。苏军险些将从高加索地区撤下来的德军包围。我们在高加索的部队已经在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下从海路退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我们的战报告诉我们，现在在哈尔科夫、库班甚至是阿纳帕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从来没有从上面听到过撤退的说法。由于绝大多数士兵根本就不了解俄国的地貌，自然也就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不管怎样，只要简单地看看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顿河西岸是我们在俄国的最前线。幸运的是最高统帅部及时地命令我们撤退以避免苏军从北部和南部对我们的合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与别尔戈罗德和哈尔科夫这两个重要的德军基地完全地分开。其实顿河早就不是我们的防线了，苏军已经向北和向南渡过了顿河。我们有可能像斯大林格勒的守军一样被苏军包围，这个想法让我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

德国步兵已经连续两天在忙于撤离，他们要么步行，要么乘坐卡车。不久后我们的营地里只有一小批装甲部队驻守了。川流不息的各种军车和人员让那个被放弃的德国空军机场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地方，数以千计的坦克、卡车和拖车，还有无数的人员把厚厚的淤泥都带到了这里。我们就在这样的混乱里面忙碌着。我们必须要清点那些不得不放弃的装备。工兵们正在与我们一起忙着给带不走的弹药装上引爆装置。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点燃了那些弹药。弹药爆炸时的景象足以让任何城市的庆典礼花相形见绌。所有的雪橇、马车和房屋都必须被炸毁或烧掉。有两门巨大的重型榴弹炮无法被拖车从泥泞中拉出。结果我们只好将炸药放到大炮的炮筒里，然后把炮筒尽可能堵死。这两门大炮被爆炸的威力撕成碎块，把致命的弹片抛射到四面。我们所有人都有些欣喜若狂，这种破坏行动让大家都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快乐。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机枪手们阻挡了几批苏军的侦察分队，显然他们是想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干什么。在结束工作的最后时刻，我们受到了苏军炮兵轻微的骚扰，接着我们就离开了。

和殿后的装甲部队在一起的步兵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一些我们所放弃的阵地。一个紧急撤离的命令下达了。我拿起了自己的行李试图寻找一辆车子搭上去。这时我们的一个军官把我安排在一辆缴获的卡车上，那辆卡车正装着我们的伤员。那个军官向我刚登上的那辆卡车叫道：“加大油门！我们得走了！”

每个德国士兵都受过车辆驾驶的培训。我在波兰的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遵照命令坐到了这辆俄国卡车的驾驶座上。在我面前的仪表板上的仪表指针都无一例外地向下指着。仪表板上还有几个按键和一些看不懂的俄文。工程兵们将这辆卡车拴在一辆马克－4型坦克的后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我必须要把这辆卡车发动起来才行。我想过从驾驶室里出来对大家说我不会开这种卡车，但担心会被派去执行更困难的任务，甚至是被留在后面，这些想法让我没有勇气这么去做。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能把这辆俄国卡车发动起来的话，我会被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抓住的。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我疯狂地在仪表板上拨弄着上面的装置。接着我突然看见了恩斯特。他正在找一辆可以搭载的卡车。我突然感到自己得救了。

我向恩斯特喊道：“恩斯特！过来，我这里还有位子！”恩斯特高兴地坐了进来。

恩斯特向我说：“我都打算坐在坦克后面了，谢谢你。”

我用一种乞求的口气向恩斯特说：“恩斯特，你知道这个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开吗？”

恩斯特对我说：“你居然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怎么开！”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前面负责拖我们卡车的坦克已经发动起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试图找到发动卡车的装置。一个坦克手从炮塔站出来向我们示意卡车的启动需要和坦克同步进行，以使得卡车后厢里的伤员少受一些颠簸。恩斯特推了一把仪表盘下面的把手，我们立刻感到了卡车发动机的颤动。我踩了踩油门，卡车的引擎发出几声响亮的嘭嘭声。

外面的那个军官向我喊道：“轻一些。”我向他笑了笑并点了点头。随着牵引我们卡车的钢缆变得越来越紧，我们也加大了油门。我们到底该开多快？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不会往后面走了。这辆重型卡车随着前面的坦克猛地离开了原地，卡车后厢里传出了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

后来在战争结束我回到法国的时候，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指导我如何开一辆雷诺卡车。他当时颐指气使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远洋货轮的船长似的。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一次荒谬的驾驶课，并最终得到了一张宣布我胜任驾驶工作的粉红色卡片。我没有向他解释我在俄国曾经在一条更像是河流而不是道路的地方开过卡车，而且那辆卡车是被拴在一辆巨大的坦克后面一路颠簸着走的，当时我随时都感到我们的卡车会熄火的。

那个家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讲述历史。而我们这些失败者，则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懦夫和下等人。失败者的回忆、恐惧和情感是不该被铭记的。

我们第一个夜晚的撤退被随后到来的降雨弄得更加艰难。恩斯特和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卡车能够跟在坦克后面。如果没有坦克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俄罗斯春天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我们不时狠狠地踩着卡车的油门，感到卡车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坦克的履带已经将道路变成了很深的泥沼，随后到来的雨水又将这些泥沼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泥潭。卡车的挡风玻璃完全被泥浆所盖住了。恩斯特出去试图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浆擦去。

卡车的车灯由于泥浆的遮盖也失去了作用。在夜里我们甚至不能看到前面坦克的位置，尽管坦克离我们只有大约5米远。我们的卡车大多数情况都是与前面的坦克呈斜角状态前进的。我们常常被坦克强行拖回到道路上来。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怀疑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是否都还在。在卡车后厢的伤员现在都已经不发出声音了——也许他们都死了？

车队继续向前走，天亮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极度憔悴。在夜里，我们的车队会拉开距离。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是否我们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前面的坦克会突然从道路上向右离开，因为前面的道路甚至连坦克都难以通行了。接着坦克会开上一片灌木丛生的路基，将挡在前面的所有灌木都压到地里。

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现在都已经成了4个大泥球，尽管卡车引擎还在无力地转动着，但卡车的动力完全需要依靠前面的坦克。然后车队又会突然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离开顿河后的第二次中途停车。我们在先前只是在晚上停下来补充燃料。那些坐在坦克后面的倒霉蛋们的屁股一路上都被坦克灼热的引擎“烘烤”着，而他们身上其他的部位则浸透在冰冷的雨水里。一场几乎打起来的争吵在一个工兵指挥官和一个坦克车长之间爆发了，其他几乎每一个人都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吃些东西或是去路边拉屎。

这场争执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我们车队军衔最高的工兵军官向大家喊道：“现在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接着我们车队里的坦克车长便破口大骂起来：“去你妈的！”显然这个坦克车长并不买那个在他看来还很嫩的工兵军官的账。坦克车长说道：“我们睡够了才走。”工兵军官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我们今天早上必须要到别尔戈罗德。显然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军阶。他一边将自己的手放在步枪上，一边接着说道：“我下命令时我们就出发。这里我的军衔最高，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命令。”坦克车长回复他说：“如果愿意你就开枪打死我吧，你自己来开坦克。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要走你自己走好了。”工兵军官的脸变成了绛紫色，他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俩！别呆站在那里，去车厢里看看那些伤员需要什么。”但那个坦克车长依旧不依不饶，他又说：“好的，等那些伤员都死了的话，你可以好好地给他们擦擦屁股了。”工兵军官回答道：“你等着，我会向上面汇报的。”现在他的脸已经给气得煞白了。

在车厢里，虽然经过两天几乎不停顿的颠簸，那些伤员并没有死。他们只是不再出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伤员的绷带上被鲜血所浸透了。除了一个双腿被截肢的伤员外，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所有的伤员放好位置。他们所有人都向我们要水喝。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让他们尽情喝了许多水和白兰地。我们本来不该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人很快就失血过多死了。

我们把他们掩埋在路边的泥里，并在他们的掩埋地上放上木棍和他们的钢盔。然后恩斯特和我回到了卡车的驾驶室里。我们都想睡一下，但我们两个人都全无睡意，只是在驾驶室里这样斜靠着，谈论着和平时的生活。两个小时后，还是那个坦克车长下令出发，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钟左右的光景了。天色晴朗，阳光灿烂，大片积在树杈间的雪从树上落了下来。

那个坦克车长说道：“哈！我们的将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离开我们了。也许他喜欢散散步！”看起来那个工兵军官真的走了。他一定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搭乘路过我们这里的另一队卡车走了。坦克车长继续嚷道：“那个狗娘养的家伙现在一定正在写报告呢，如果我再碰到他的话，我一定会开着我的坦克从他身上碾过去，就像对待那些布尔什维克一样。”

我们费了一些气力才从休息的河岸退回到了路上。我们在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了一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村庄。这个村子距离别尔戈罗德有大约8公里远。村庄里到处都是从各个部队来的人员。村子里弯曲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低斜的屋顶让我联想起了就像是没有前额的人脑袋。村子里被一群群的士兵和沾满泥浆的装备堵得水泄不通，许多士兵正在寻找自己的连队，这里的道路状况要好了许多。

我们将自己的卡车和坦克分了开来，坐在坦克上的那几个工兵现在转到了我们的卡车上。我正在寻找着我的连队，两个宪兵告诉我说我的连队已经去了哈尔科夫，但他们又接着说他们也不太确信，并让我去位于一辆拖车上的军事调度办公室问。我走到了那个调度办公室，问询信息的士兵们把调度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士兵们问询时的喊声。办公室里只有3个心烦意乱的军官负责。我奋力挤到了这几个军官面前，还没有开口就因为加塞被他们训斥了一顿。我想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也许会把我送上军事法庭的。村子里面的混乱让人无法想象，四处游走的德国士兵们一面咒骂着，一面开着玩笑纷纷拥进那些小木屋里。

我们也许应该在这一切混乱安顿下来前找个地方睡一下觉。

这些士兵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干燥的角落睡个觉，但是每间小木屋里都挤满了德国士兵，以至于这些木屋的俄国主人们都没有地方落脚了。由于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找到了恩斯特，他刚刚碰上了一辆战地医务车。从车上他带回了一个医务兵到我们的卡车上来照顾一下伤员。那个医务兵告诉他说：“这些伤员都可以继续留在你们的车上。”恩斯特说：“什么？我们刚刚掩埋了他们中的两个人。至少我们需要给他们换上新的绷带。”医务兵回答说：“别那么固执和愚蠢，如果我把他们定为‘重伤号’，那自然我们会把他们抬下来放在路边上等待进一步的治疗。你们需要尽快到达别尔戈罗德，要不然你们会落入俄国人的包围圈里的。”

恩斯特问道：“现在局势很危急吗？”医务兵回答说：“是的。”

现在恩斯特和我必须对车上的20个伤员完全负责了，其中一些伤员看起来情况不妙。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了。当其中一个伤员问我们，他是否可以马上到医院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恩斯特皱着眉头说：“我们上路吧，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我早想到的话，现在也不至于……”

当我把卡车开上路不一会儿，坐在一旁的恩斯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停下来。如果你开车还是这样的话，后面躺着的某个人会因此送命的。把方向盘交给我吧。”

我说道：“恩斯特，但是我是驾驶兵啊，我的职责就是驾驶汽车。”

恩斯特接着说：“别把我的话往心里去。还是让我来吧，像这样我们永远也出不去。”

恩斯特说的是对的。尽管我竭尽全力，但卡车还是不停地从泥泞的路上向路边滑去。

我们现在到达了小村的出口，在那里有一列一眼望不到边的军车正等待着加油。许多士兵已经从车上下来在车边来回地踱步。一个宪兵向我们跑过来。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排队？”

我们说道：“宪兵先生，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你看我们正拉着伤员，是医务所的人告诉我们的。”

那个宪兵说：“伤员？还是重伤员？”他用一种世界上每个警察所独有的怀疑的语气问道。

恩斯特说：“当然是了。”

宪兵拉开卡车后面的帆布向里面看了看说：“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你们说得那么严重。”

他的话音未落，车厢里就传出来一片咒骂声。其中一个伤员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该被送到前线去。让我们过去，否则我会用我剩下的这只好手掐死你的。”那个愤怒的伤兵用力站起来，他脸色煞白，看起来他就要向那个宪兵扑过来一样。

那个宪兵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作为一个要处理一群身经百战前线老兵的军事警察而言，他们的地位比那些在大城市中处理小资阶层交通违章的普通警察的地位相去甚远。他只好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好吧，你们离开这里吧。”当我们的卡车再次开动时，他向我们狠狠地骂了一句：“赶快滚到别处死吧！”

当我们把定量供应的汽油加到了油箱时，我们向别尔戈罗德方向驶去。通往别尔戈罗德的公路上到处都是泥坑，我们不时被迫要驶离公路以避开路面上的大泥坑。在右侧，我们看到了一列与我们并行的车队。车上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往战场。我们被一批新的宪兵拦了下来，他们查了查我们的身份证和目的地。但当我们提到自己的目的地时，我们必须要向这些宪兵询问方向了。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记事本的宪兵声音沙哑地告诉我说，我们必须要在前面100米的地方开下公路向哈尔科夫方向走。我们上路后随即便后悔了。因为这条新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泥泞的沼泽，我们很快就可能耗尽自己的燃料。

我们的车经过了一些因为机械故障或是没有汽油而被遗弃的德军卡车。在沿路不远的地方，我们被大约50来个步兵拦了下来。这些步兵看起来脏得一塌糊涂。他们迅速地包围了我们的卡车。他们里面还有一些伤兵。有几个伤兵已经把自己的脏绷带扯掉了好让伤口露在空气里。

他们扶着卡车向我们说：“伙计们，给我们腾出一些地方来。”

恩斯特回答他们说：“你看我们没有地方了，放手。”

但是我们没法摆脱他们。他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后门，正踩在我们的伤员身上并和他们挤在一块。我和恩斯特都向他们喊着不要这样，但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他们现在已经把后车厢挤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车门外面还有一个可怜的家伙正在用一双血糊糊的手摸着我们的车门向我们说：“带上我。”另外一个人还向我们挥舞着一个估计快作废的通行证。但一辆军用吉普和两辆卡车的到来马上恢复了这里的秩序。

一个党卫军少校从吉普车里走了下来。他问道：“车上的这一大堆人是怎么回事？难怪你们溃败得那么快！这太不像话了！看起来你们车上至少有100个人。”

剩下没有上车的士兵迅速地闪开了路。恩斯特向这个军官敬了礼并说明了情况。少校说道：“很好。现在你们带上5个人，我们带上5个人，其余的人继续步行直到有其他的车队愿意搭你们。我们走吧。”

恩斯特向他说我们的汽油不够了。少校就命令随行的几个士兵给了我们大约20升的汽油。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上路了。我们不断经过一群群走在泥浆里向我们挥手需要搭车的士兵，但我们没有停车。到了中午的时候，油箱里的汽油快用完了，我们到了某个即将开赴前线部队的集结地。在这里我几乎被编入了这支部队而成为一个步兵。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地方等到明天早上才可以走，我们还有大约15升的备用汽油。正当我们就要出发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响声。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们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由于我们一直以为现在自己离前线还很远，因此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我们那时不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与刚刚形成的别尔戈罗德－哈尔科夫防线平行。

在放下两个重伤员并又搭载了3个轻伤员之后，我们出发了。就在那天的中午，一切又陷入了混乱。

我们的卡车正在一列大约有10辆卡车的车队中间。我们刚刚经过了一列巨型的坦克车队，这些坦克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个“泥浆海”里冒出的怪兽一样。这些坦克一定正在准备开赴前线。我们可以听到左面的大炮声。恩斯特和我互相用焦虑的眼神看了看。后来，我们被一群正在架设反坦克炮的士兵拦了下来。

当我们的车减慢速度时，一个军官向我们喊道：“你们下来准备挖战壕，俄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次终于有人告诉了我们战场的情况。我不明白俄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出现在这个地区。恩斯特加大了油门。后面的两辆卡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5架飞机。这几架飞机飞得并不很高。我向恩斯特指着这几架飞机。

恩斯特大喊道：“这是雅克式战斗机，赶快隐蔽！”

我们车队周围除了一些低矮的灌木外，几乎没有什么可隐蔽的地方。空中传来一阵机枪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队正在飞快地向前面一片可以提供一些隐蔽的凹地驶去。我把头探了出去。我们的两架福克式战斗机出现在天空上，他们击落了两架俄国人的雅克式战斗机。

一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空军都不是德国空军的对手。甚至是在普鲁士的防御作战中，只要有一架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或是福克式战斗机出现，10多架伊柳辛式装甲攻击机就会落荒而逃。德国空军依旧保持着相当的实力，俄国飞行员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

剩下的3架苏军战斗机中的两架正在逃离战场，但我们的飞机已经紧紧咬住了它们。另一架正向我们的车队俯冲下来。我们的一架福克式战斗机紧跟在它的后面。

我们跑到了道路的低洼处隐蔽起来。那架苏联飞机在非常低的高度飞向我们的车队准备扫射。我们前面的车已经停了下来，那些还能走的人都从车里跳了出来跑到泥泞的路边。我也打开了车门跳了下来，整个扑在了泥泞的地上。这时我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我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眼睛也本能地闭上了。我听到有两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的巨大轰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爆炸来自离我们有大约三四百米远的一架雅克飞机的坠毁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从那里升了起来。

一个肥胖的士官喊道：“这架飞机不会再给我们带来麻烦了！”他听起来对自己能够活下来非常高兴。

又有几个人欢呼着德国空军的胜利。

“有人中弹了吗？我们接着走吧。”一个军官大声向车队叫道。

我向自己的俄制卡车走去，一边走一边用手擦去那些附着在军服上面的泥块，我突然注意到我的车门上有两个圆洞。这两个圆洞周围的漆已经掉了。我紧张地打开了车门。在驾驶室里面看到了一幕我永世也不会忘记的惨状——一个男人依旧如常地坐在驾驶座上，但他的下半部脸已经被打飞了。

我哽咽着喊道：“恩斯特！恩斯特！恩斯特！你怎么了？恩斯特，快说话呀！”我慌乱地在这个血糊糊的面孔上寻找着一些熟悉的轮廓。“恩斯特！”我几乎都要哭了。

外面的车队即将要离开了。我后面的两辆卡车正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着。

我向最前面的第一辆卡车跑去，并对他们说：“嘿！停车，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我后面那辆卡车的门开了，两个士兵探出身来说：“年轻人，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我回答道：“住嘴！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那辆卡车上的人回答说：“我们这里有30个伤员，赶快走吧，医院离这里不太远。”

他们的声音和卡车的噪音盖过了我的声音，卡车都从我的身边经过。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辆装满伤员的俄制卡车旁边，还有我快死的朋友恩斯特。

我喊叫着：“你们这些白痴！等等我，不要走！”

我大哭了起来，绝望之中拿起了自己放在卡车里的步枪。我现在眼里都是泪水，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用手指找到步枪的扳机，并将步枪瞄向天空。我对天打了5个弹夹的子弹，希望其他卡车上的人会因此停下来帮我。但一辆车也没有停下，一辆辆卡车依旧从我身边驶过，并将泥浆溅到路的两侧。

在极度沮丧中我回到了驾驶室，打开了自己的急救包拿出绷带来。

我对恩斯特说：“恩斯特，我会给你包扎。别哭。”

我那时已经崩溃了，恩斯特没有哭，在哭的是我。他的衣服上满是鲜血。我手里拿着绷带，看着自己的朋友。飞机的子弹一定是打在他的下巴上，他的牙床已经和被打碎的骨头混在了一起，伤口里的肌肉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在一种几乎要休克的状态中，我试图将绷带放在他伤口的巨大创面上，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试图用吗啡针穿过他厚厚的衣裤，但没有成功。我现在哭得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我将我的朋友推到座位的另一侧，将他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他的血浸透了。他眼睛睁开了，里面闪烁着痛苦的神色，他正在呆呆地望着我。

我一边哭一边喊道：“恩斯特！恩斯特！”

他缓缓地抬起自己的手放到了我的前臂上。我哽咽着发动了汽车并尽量不让车开得太抖。

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沿着前面车辆在淤泥里留下的印迹向前开着。恩斯特捏着我上臂的手时紧时松，仿佛是想表达他痛苦的程度，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我强忍着自己的眼泪开始祈祷起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把一切能够浮现在脑海里的任何东西都说了出来，“上帝，救救他，救救恩斯特。他相信你。救救他吧，向我们显现你自己吧。”

但上帝没有回答我的祈求。在这辆灰色的俄国卡车里，在这片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正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努力。这个男人正在与死神奋争，而那个年少的我正在与绝望奋争。那个守望一切的上帝却什么也不做。这个濒死的人现在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可怕的伤口处随着呼吸而产生了夹杂着鲜血和唾液的大气泡。我考虑过所有可能的选择：我可以回头向车厢里的人求救，或者强迫他们来照顾他，甚至是用枪逼他们也在所不惜，或者我还可以杀了恩斯特，使他的痛苦能够短暂些，但我知道我没有能力这样做。我还从来没有被迫杀过任何人。

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现在自己脏兮兮的脸上只剩下眼泪留下的痕迹。我不再哭泣了，红红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车头正中竖起的排气管，排气管刚好把车前面的地平线分成了两半。恩斯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每一次他的手用力时，我都会被一种恐慌所包围。我无法看他那张可怕的脸。现在空中有几架德国飞机飞过，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这些飞机上的人祈求着帮助，希望奇迹能够发生。也许那些飞机是俄国人的，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恩斯特抓住我的手开始抽搐了起来。现在他的手是如此用力地抓住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停下车来，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转过脸去看着他残缺的面庞，现在他的眼睛好像在定定地看着某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眼睛里浮现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以至胸口都有些疼痛。我不敢相信这即将要到来的事情。

我喊道：“恩斯特！”

我将我的朋友扶起坐在了座位上，我自己则开始祈求上天能够救活他。但是他的身体却陡然靠向了车厢的另一侧。恩斯特死了！他死了！妈妈！帮帮我！

我在惊恐之中靠在了车门上，任凭自己浑身无力地颤抖着。我现在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当木然地坐着思考时，我还远远没有了解战争无法用人类言语描述的恐怖。我试图忘掉这个噩梦并梦想着生活中种种美好的事物。但现在我的双眼看到的只是我脚上沾满泥浆的靴子。

从后面的车厢里探出两个脑袋来。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站起来将自己背向他们，然后又下车走了几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又唤起了自己对于生命和希望的一些感觉。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太严重，这只是一个我必须忘掉的噩梦而已。现在有两个伤员也从车上下来去小便。我开始幻想整个在俄国的德国士兵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突然我开始想念起法国人，我们的报纸都报道说法国人马上就要参加我们的战斗了，第一个法军军团已经从法国动身，我还看到了相关的照片。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愤怒贯穿了我的全身。我要为恩斯特报仇，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一只苍蝇也没有伤害过，他的一生都用来让那些战壕里瑟瑟发抖的可怜的士兵们如何过得更像个人样。还有他做的了不起的淋浴器。法国人就要来了，我就可以跑上去拥抱他们了。恩斯特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一样对待他们的。

一个伤员问我：“发生什么了？”他灰色的绷带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我们没有汽油了吗？”

我回答说：“不是。我的朋友死了。”他们向驾驶室看了看。

其中一个人说：“妈的……这也不算太差，至少他没有受太久的痛苦。我们应该把他埋了。”

我们3个人把已经开始变僵的尸体从驾驶室里抬了下来。我像一个发条人一样走着。我看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土堆，我们决定将恩斯特葬在那里。我们没有铲子，所以只好用钢盔、枪托和自己的手来刨开泥土。我把恩斯特的身份牌和证件取了下来。现在其他两个人已经将泥土推到了恩斯特的身上，在我最后看了一眼恩斯特残缺的脸之后，我们便将泥土完全地盖在了他的身上，并用靴子把土踩实。我感到自己生命里有一样东西已经凝固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现在的情形更糟了。我们把一根木桩立在了恩斯特的坟墓前，木桩上面放着恩斯特的钢盔。我用自己的刺刀尖在木桩上歪歪扭扭地刻下了几个法语字：

“这里安息着我们的朋友：恩斯特·纽巴赫”

为了防止自己再一次的情绪失控，我转身跑回到了卡车上。

一个后面的伤员现在坐到了原来恩斯特的座位上。那个家伙看起来傻呵呵的，一上车就倒头呼呼大睡起来。开了不到10分钟，卡车的发动机便开始抖动起来，接着便熄了火。卡车的抖动唤醒了我旁边这个睡着的伤兵，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我回答说：“没有，只是我们没有汽油了。”他说道：“该死，那我们怎么办？”

我回答说：“我们只好走路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走走应该不错。轻伤员可以帮助重伤员。”

我朋友的死让我在顷刻间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我多少为同车的人因为卡车没有油要受些罪而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和我一起的同伴用目光上下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走不动路的。我们好多人都还在发着烧。”

他傻呵呵的自信让我感到愤怒。这个人显然是一个不会问事情究竟的“二百五”。在他被派遣到顿河前线后，一发俄国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几块弹片打到了他的身上。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靠消炎药活着。

我对他说：“那好啊，你可以待在这里等待救援或是俄国佬，我自己得走了。”

我下车跑到后门，用脚踢开了后挡板，向大家解释了情况。车厢里面简直臭不可闻。有些人甚至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为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害臊。但是现在除了走路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大约七八个人费力地站了起来，这几个人脸上都已经胡子拉碴，可以看出他们在发着烧。我突然心里感到难受，我不愿意再坚持这些人下车步行。当这几个人爬下车后，他们在议论着车厢里剩下的没法走路的几个伤员该怎么办。

他们说：“让车上那几个重伤员站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干脆不要告诉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也许后面的人会帮助他们的。后面还有部队会赶上来。”

我们上路了，虽然为那些没法站起来走路的伤员感到难过，但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是这里唯一没有受伤的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人。我把恩斯特的枪给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不久后，一个满是泥浆的三轮挎斗摩托车赶上了我们并停了下来，尽管我们没有向他们招手叫停。车上坐着两个装甲部队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慷慨地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他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下了车和我们一块儿步行。那辆摩托车最后竟然装了3个伤员开走了。

再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了。他文雅的举止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如今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还记得我们一路谈论了许多很深的话题。他告诉我苏军的反攻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片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我们很有可能随时会遇上苏军的装甲部队。我的嗓子开始感到发干，但是我的伙伴看起来对于自己和我们的军队充满了信心。

他说：“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就要反攻了。我们会把俄国佬们重新丢到顿河里去，然后我们会回到伏尔加河。”

当一个人正处于低谷时，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满怀激情和信心的人真是令人惊讶和振奋。我几乎感到是上天把他送到这里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恩斯特还活着的话，我会更高兴的。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农舍。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着这间农舍。俄国游击队常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从农舍中获取休息和食物。

和我一起的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现在走到了众人的前面，他手里紧握着枪，缓慢而小心地走向那所房子。他在房子背后消失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些焦虑。但是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挥手。这个农舍属于一群当地农民，他们细心地照顾我们的伤员们。农舍里的女人们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饭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痛恨共产主义，他们被从自己在维特布斯克的小农场赶了出来，被迫来到这里的共产主义公社劳动。还告诉我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屋子借给德国士兵使用。他们这里还有一部水陆两用的大众牌德国军车，这辆军车是由于机械故障被其他德国部队丢弃掉的。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游击队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们，因为这里常常有德国士兵住着。那个和我一起的装甲部队的士兵多少对于农户家里有一辆军用汽车感到不太舒服。这些俄国人也许在撒谎，也许这部车是他们偷的。我们试着发动了一下这辆汽车，发动机能够发动起来，但是车子的传动系统坏了。

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我们明天修吧，现在该休息了。我来站第一班岗，你可以在午夜时换我。”

“我们要站岗执勤？”我惊讶地问道。

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这样。我们不能信任这些人，所有的俄国人都善于撒谎。”

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晚上要受到焦虑的煎熬了。我走到农舍后面的房间里，那里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有一堆麻袋，几捆干的向日葵秆、绳子和木板。我把这些东西拼成了一张粗简的床。当我准备将自己的军靴脱掉时，我们这个同伴阻止了我。

他说：“别这样做，明天早上靴子干了时你会没法穿进去的。你必须让这双皮靴在你穿着的时候干掉。”

我正想说这双湿漉漉的军靴会让我的脚没法干……但我终于没有说。我们靴子是湿的或是我的脚是湿的，这有什么区别。这个家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看起来和我一样脏，但是他却充满了意志和激情，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信念。

我说道：“我太累了。”他听到我的话笑了。

我躺了下来，现在我肩膀和脖子的肌肉酸痛得厉害。我望着屋子里的黑暗，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害怕。在我头顶上的屋顶横梁已经隐没在了黑暗之中。我睡得很沉但却很少做梦。养尊处优的人们只有在吃得过饱的时候才会做噩梦，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噩梦中的人们而言，睡眠只是一个被时间所吞没的无底黑洞，就像是死亡一样。

一阵风让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我缓缓地坐起来。大天亮了，晨光从开着的屋门照了进来。我昨天的同伴正靠着门边的一个衣柜沉沉地睡着，我腾地站了起来，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已经懂得生命和死亡靠的是如此紧密，以至它们两者间的转换常常是不引人注意的。早上清新的空气中不时传来远处隆隆的爆炸声。

我冲到那个士兵面前奋力地摇晃他，接着他像一个醉汉一样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喊道：“醒醒！”这次他一个猛子站了起来并本能地去伸手拿枪。我几乎被他吓着了。

他问道：“什么……发生了什么？妈的，现在已经天亮了。我居然站岗睡着了，真他妈糟糕！”

他看起来是如此恼怒，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他的粗心大意也让我们两个人睡了一晚上的好觉。突然他把枪指向了敞开的门口。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外国口音，那个昨天晚上接待过我们的一个俄国人正站在门廊里。他向我们重复着说：“同志们，今天早上看来情况不妙，爆炸声很近。”

我们走出了小木屋，在我们前面屋子的房顶上，一些农场里的俄国人正在观望着地平线。我们听到了一些连续的爆炸声。

一个乌克兰人对我说：“布尔什维克们现在很近了，看来我们要和你们一起离开这里了。”

我的同伴问我说：“那些伤员在哪里？”看起来他还在为自己站岗时睡着这件事恼火着。

一个俄国人回答我们说：“他们还在你们昨天安置他们的地方，只是有两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困惑地看了看他，接着我的同伴说：“现在你来帮助我们。”

有两个重伤员已经死了，现在还有4个伤员也快不行了，其中一个人正在抱着自己的右臂呻吟着。他伤口处的脓已经从绷带里面渗了出来。

我的同伴向那个俄国人命令道：“在那里挖两个坟墓，我们必须把他们埋掉。”

那个俄国佬依旧笑着说道：“但我们不是士兵啊。”

我的同伴此时已经把自己的步枪指向他命令说：“你……挖坟墓……两个坟墓。”

俄国人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眼睛快速地眨了眨。然后他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其他人马上和他一起开始挖坑了。

我们开始更换伤员们的绷带，正在此时，听到门外的院子里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我们立刻跑了出去。几辆装甲车开到了院子里来。一群德国士兵正在飞快地向饮水槽奔去。他们后面还跟着四五辆马克－4型坦克。一个军官从吉普车上下来，我们向他跑了过去汇报了情况。

军官对我们说：“很好，现在帮我们把伤员抬上车，然后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试图把那辆大众牌水陆两用军车发动起来，但依然没有成功。我们把车从农舍里推出，然后一个士兵在车的引擎里丢了一个手榴弹，不一会儿，这辆汽车就被炸成了碎片。现在更多的车辆来到了这里。其他人向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出发了。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东南方向的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了。那条穿越农庄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各个部队的士兵。不管有谁停下来，我们都会问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但是没有人知道。看起来我的第19运输连现在已经到了远离前线的更西的地区。不一会儿，我和一帮从各个连队抽调而组成的临时部队走在了一起。这个连队后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们看来走在一条与前线平行的道路上，正向苏军突击部队的正前方走去。在离我们较远的北方，苏军正在向南进攻，他们企图包围那些仍然在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三角地带的德军。我们连续两天走在满是深深车辙印的道路上，目前我们唯一的麻烦只是车辆的机械故障，这些车辆自从我们1941年进入俄国时就一直使用着。德国部队因各种各样的机械故障而被迫抛弃了大量的卡车、牵引车和坦克。

俄国战场上使用最为频繁的就是我们的坦克了。坦克被用在许多连坦克的设计者们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坦克是俄国冬天唯一能够开动的车辆，一辆坦克牵引着5辆卡车走在积雪覆盖的小路上成为了一个常见的景象。它们同时也被投入到了对付苏军反攻的作战中，但我们许多的坦克，如马克－2型和马克－3型，在面对着俄国人的T－34坦克时就不再是对手了。直到后来我们的豹式和虎式坦克才挡住了苏军T－34和KW－85式重型坦克的进攻。

但不幸的是，就像在空中一样，我们在欧洲东西两个战场的作战使得我们的坦克数量大大少于敌人的总和。我们实际上正在俄国3000公里长的前线拼命抵挡着苏军在武器和人员数量上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克拉考市以北的维苏拉地区用2.8万德国士兵，36辆豹式坦克和20辆虎式坦克面对由60万人组成的苏军两个军，还有7个装甲旅，近1100辆各式坦克。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时到达了离哈尔科夫东北部约25公里的一个叫奥切尼的小村庄(我有些记得不太准了)。这个地方到处是浓烟，我们可以听到战斗正在附近进行着。前面指挥官乘坐的吉普车加速向前开去，我们也从卡车上跳了下来。闪烁的火光在离我们南面约两公里的地方，那里就是前线所在的地方。和我一起下车的士兵们正在一排篱笆边撒尿或吃些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有学会在危险面前保持一种冷静和超然的态度，无论如何，我正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焦虑情绪，也许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那辆吉普车现在回来了，两个军官登记了一下我们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被编成15个人为一组的小分队，由一个军士长所指挥。

一个军官站在了吉普车的座位上开始向大家讲话：

“我们顿河集团军群的后续部队仍在陆续到来，他们会被用来维护已经疏通了的通道，这个通道可以让我们的士兵们不被布尔什维克们包围。现在你们要去那些通知你们去的阵地，你们要在那里等候下一步的命令。祝大家好运！希特勒万岁！”

我正想说我是运输兵，但我突然为这个念头感到害臊。现在弹药箱被打开了，士兵们开始领取弹药。我身上的弹药袋和衣服口袋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我还领了两枚手榴弹，但我还不会用这种手榴弹。我们排成一列走向村子的边缘，经过了一些被苏军燃烧弹烧毁的房子。一些人在废墟里走着，另一些人在照顾伤员。村子里还有一些德军车辆在燃烧。一个上尉命令我和其余四五个士兵跟他走，我们沿着一条还算完整村里的街道向前走着。突然一排炮弹从我们头上掠过，我们马上扑在了地上。炮弹落在了离我们大约有七八百米的村子中间。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敌人炮弹留下的弹坑，在这条街道上时不时还躺着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我们紧贴着村里的建筑物走了大约15分钟，然后听到了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在离我们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迫击炮弹正像雨点一样落到那里。我们迟疑了片刻，接着就看见了从爆炸烟尘里跑出来的几个人。

我们的上尉喊道：“注意！”

我们马上蹲了下来，有的人甚至趴了下来准备开火，但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穿着德国军服时，都站了起来。那些士兵跑向了我们，还有一些士兵正在从后面的烟尘里继续跑出来，有几个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里带着恐惧、愤怒和痛苦。我看到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枪，而是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受伤的右大腿，他跑两步，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了。另外两个人在他后面蹒跚地跟着。我听到有人用法语说道：“是我！”我正想看看到底是谁在用我的语言时，一排炮弹落向了这批奔跑的士兵，他们赶忙寻找着最近的掩蔽所。

有两个人正在不顾危险跑向我们。他们跑到一扇门面前，将门踢开后就站在门里开始用法语咒骂起来。我惊喜地听到了他们在用法语，于是我竟想也没想，从街道对面向他们的房子跑了过去。我如同一阵旋风似的跑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对我的出现丝毫没有在意。我抓着他们一个人的枪带说：“嘿，你们是法国人吗？”

他们向我转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外面一间中弹燃烧的房子。一个人说：“不，我们是瓦隆师的人。” [ 译者注：瓦隆师由比利时的志愿者组成，属于德国党卫军部队的一部分。 ] 外面又是一排爆炸让我们本能地眨了一下眼睛和缩着脖子。他们接着说：“那些狗娘养的对付我们就像是对兔子一样，他们从来不抓俘虏，这些杂种。”

我对他们局促地微笑着说：“我是法国人。”

他们中的一个回答我说：“那你得小心点儿，俄国人是从来不会让志愿者活着的。”

我回答道：“但我不是志愿者！”

我们所在的街上再次被新的一轮迫击炮火命中，现在的炮火要比刚才那次离我们更近。离我们大约2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屋顶坍塌了下来，接着撤退的哨音响了起来。大家开始拼命地向我们来的方向跑去，身后响起了一阵机枪的声音，我们中有两三个人中弹跌倒在地，痛苦地在地上号叫着。我们几乎撞进路上的一个德军机枪阵地，两个在那里的机枪手由于我们挡在他们前面而不能向对面的俄国人开火。

与我们所在的街道成直角的一条街上聚集了几群士兵，他们正散落在街道的废墟中。上尉再次吹响了自己的哨子命令大家集合。突然间有两辆马克－3型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上尉正站在街的中央挥手示意坦克往前开。上尉向坦克里的人简单交代了一下，接着坦克就转向了我们刚刚逃过来的那条街道。上尉再次召集了大家，我们动身跟在了坦克的背后，坦克在满是废墟的街道上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我从街角跳到了一堆瓦砾上，恐惧地向四周看着，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也找不到前面有什么可供射击的目标。

坦克消失在了我们前面的烟尘之中，但不久我们再次看到了它们，它们正向前面射击着。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刚才开始撤退的那个地方，接着进入到了一个被农舍环绕的池塘边，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坦克正在绕着池塘前进，并把前面一切拦阻的物体都压为平地。在池塘的另一侧，可以看到有人正在向四处奔逃，我们站在池塘边上向那些奔逃的人开枪射击。另一支德国连队到了我们的右侧，他们正向一个藏匿着敌人的木屋里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坦克现在已经在池塘的另一侧，它们正在碾平那些敌人刚刚夺取的阵地。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向俄国人开枪了。他们从那个我们士兵投进手榴弹的房子里跑了出来。至少有10支步枪向那些奔跑的俄国人开火了，最后没有一个俄国人从地上再爬起来。正向前面推进这个事实让我们突然感到现在是我们在控制着局势，这使得大家的士气高涨了起来。我们已经将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赶了出去，这正像以前在俄国所做的一样，我们现在感到似乎我们就要成就一番伟业了。

枪声和伤者的呻吟声让我们愈加奋力地追击着这些俄国士兵。他们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伤痛。一支进攻的部队要远比一支防守的部队更加勇敢，而且这样的部队更可能创造奇迹，德国军队往往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把一门俄国的加农炮转了过来并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炮了。这门加农炮和我们的坦克默契地配合起来，将自己致命的炮弹准确地打向敌人的目标。

坦克开始返回，我们将负责这里的防守了。

在上尉的指挥下，我们将自己尽可能隐蔽好，随时准备迎接苏军的反击。我们可以听到周围到处都是枪炮声。天开始下起雨来。

一直到黄昏，我们与敌人的交火还没有停下来。俄国人开始变得大胆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反攻。随着夜幕的降临，让我们恐怖的时刻开始了。双方的交火几乎停了下来。上尉让人去取一些照明弹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地平线被不时的炮弹爆炸照亮着。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正在参与的是第三次与苏军争夺哈尔科夫的战役。整个前线大约有300公里长。由于夜色和降雨，我们这里的战斗现在基本结束了。在我们后面传来一些自动武器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辆正在借着夜色避开俄国人的炮击。我们以为我们会随时可能看到俄国佬向我们的阵地冲过来。一辆大众牌军车熄着灯从我们后面开了上来，司机向我们小组的领导说了些什么。然后给我们小组中的4个人发了一些防步兵地雷。

他们4个人转身消失在夜色里，他们的任务是去池塘两侧布设地雷。5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池塘左边传出来一声惨叫，一会儿负责池塘右边埋雷的两个士兵回来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推测去池塘左边的两个士兵一定是碰上了苏军的侦察兵。

随着夜色的加深，大家都开始被浓浓的睡意征服，这时我们目睹了一幕让我不寒而栗的悲剧。我们刚刚向一些怀疑是敌人的目标投了大约十几个手榴弹，这时一个尖厉的喊叫声从我左边的掩体里传了出来。这个声音持续了大约几分钟，似乎是从一个正在奋力搏斗的人口中发出的。然后有人大声喊救命。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从自己的掩体里站了出来。大约有10个人向那个声音传出的地方跑去。夜幕突然被几道子弹的轨迹划破，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我们跑到了猫耳洞的旁边，在那里有一个俄国兵举着自己的双手，他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左轮手枪。在猫耳洞里，两个人正在奋力地搏斗着，其中一个是俄国兵。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他的身下是一个我们的人。我们里面有两个人死死抓住了他拿匕首的手，我们的军士长用自己的战壕铲向那个俄国人的后脖子上砸了下去。那个俄国兵立刻就松了手，他下面的那个德国士兵也侥幸逃脱了喉咙被割断的命运。他现在浑身是血，另一只手拿着那把俄国人的刀，一只手捂着自己流血不止的伤口。

他像疯子一样愤怒地问着：“还有一个人在哪里？”

他大步追上了那两个正被押回去的俘虏，转眼之间把那把匕首刺进了一个俄国人的肚子里。他大叫着：“现在割喉！”他一边说，一边满眼凶光地准备把剩下的那个俄国人也捅了。

我们不得不用力抱住他，以免他再干出傻事来。

他号叫着：“放开我。我要教教这些野蛮人如何使用刀子！”

上尉愤怒地向他吼道：“闭嘴！在俄国佬没有向你们扫射之前，现在所有人都滚回到你们的掩体里。”

那个浑身是血的狂人已经被两个士兵拖到后面包扎去了。我也回到了我和另外4个人待在一起的掩体里。我非常想睡觉，但是一种紧张之后的疲劳让我难以入睡。白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慢慢地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连绵的雨水完全浸透了我们的衣服并让它沉甸甸的。附近的池塘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们掩体里有两个人开始打起了呼噜。这个夜晚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为避免自己的精神出问题，我不停地和几个醒着的同伴聊着天。远处传来了我们撤退卡车的轰鸣声，敌人的进攻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又开始了。我们掩体上方照明弹的白光让大家都感到睁不开眼睛。我们彼此在刺目的白光中看着对方，炫目的光亮让我们没有血色的脸愈发的惨白。

到了黎明时，敌人各种口径的炮弹打到了在我们后面大约300米的那条街上。从我所在的掩体向外看去，我们的阵地上不时有其他的钢盔从地上冒起来，钢盔下面的面容无一例外地浮现着极度疲惫的神情。我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维生素饼干的残渣，这是我最后的食物了。持续的失眠和疲倦让我们难以对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能是在这里浑身湿透地发抖。如果现在有一小群俄国人向我们冲来的话，我们恐怕也难以挡住他们。

幸运的是俄国人没有进攻。我们只是在此遭到了迫击炮的又一轮轰炸，这次有九个人受了伤。太阳终于升了上来，我们感到了一丝暖意。当太阳升到头顶时，我们依旧待在自己的掩体里。没有人给我们送食物，但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士兵应该学会忍受寒冷、酷暑，雨水、饥饿和恐惧的。我们的肚子开始因为饥饿难受起来。到了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要放弃我们的阵地。但是撤退是需要一些谨慎的步骤的。我们带着自己的武器穿越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面的两个人负责在沿路安放地雷。当我们撤到了村里第一间房屋的废墟时，我们终于可以直起腰了。大家在废墟里找着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我记得我生吞了3个生土豆，它们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们回到了在24小时前出发的那个十字路口，那条我们出发时走的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土堆。目所能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德国陆军的卡车残骸和房屋的残迹。在冒着烟的卡车残骸边上躺着几具沾满泥浆的德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已被摆放整齐等待掩埋。

一些工兵正在点燃一些作为路障的卡车。我们搀扶着伤员穿过了这一切的混乱。在离我们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群比我们要多的士兵，他们也在带着自己的武器和其他的装备向后面撤退。我们跟随着上尉到达了新的集结地点，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才接到了正式撤退的命令。现在没有一个德国士兵留在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村子了。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军士长正一个人等在一栋村里的建筑前面为那些掉队的士兵指引集结的地点。我们的上尉看起来对于部队继续向西撤退的决定感到非常不满。

我们步行了大约20公里，苏军的侦察兵不停地在袭击我们。他们常常对即使是孤零零的一个德国士兵也会开火。我们大约卧倒了30次以躲避俄国人的炮火。我们抵达了一个被遗弃的德军机场。我们猜想那些机场上的木屋里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于是用临时拼凑的担架抬起了队列里的四个伤员向木屋走去。当我们到达木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累得站立不稳了。但我们最后也没有进到木屋里面去，一个极度恐怖的场景让大家停下了脚步。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建在木屋旁边的掩体，看到掩体的底下有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两只瘦弱的野猫正在啃着这具尸体的手，我感到有些作呕。

和我同行的伙伴喊道：“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猫！”

每个人都跑过来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上尉也和我一样感到作呕，接着他向掩体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这两只野猫飞快地从掩体里跃了出来跑到了野外，爆炸把一些人体组织炸到了天上。

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如果猫在这里吃死人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会找到什么食物了。”

机场上还有两架机翼上涂着黑色十字架标记的双引擎德国飞机。它们看起来都因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孤零零地留在了跑道上。我们听到从天空中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声音。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正站在机场宽阔跑道的中央，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隐蔽。

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四处散开寻找掩蔽所。这时天空中的6个小黑点向我们快速地俯冲下来。我立刻想到了那个野猫待过的掩体，其他6个人同样地想到了那里。虽然我已经用尽气力跑到那里，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个士兵了，他们脚下正踩着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我焦急地扫视这个拥挤的掩体，真希望这个掩体能够变大一些。也许我们判断错了，也许那些飞机是我们的……但飞机引擎的声音是不会错的。

飞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已经尽力低下身子。我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闭上双眼，试图借着捂住自己的耳朵来消除爆炸对自己的影响。我感到一阵狂怒的风暴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以为这次死定了。我抬起头看到敌人飞机的编队在它们升到更高的空中时分开了，地上的士兵们已经纷纷站起来跑向更好的掩蔽处。现在这几架俄国飞机恢复了紧密的飞行编队向我们这里俯冲下来，我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兆头，开始像一个疯子般地狂奔起来。然而身体的疲惫让我没法跑得再快些，我的军靴让我跌跌撞撞地跑不起来。看来我没法及时跑到那边的路沟里了。

在绝望中我扑倒在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立刻感到了飞机就在我的头顶上。第一拨的爆炸让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拼命地用手指刨着泥土，就像是要把自己埋起来一样。我可以感到大地被炸弹撕裂的声音，还有凄厉的惨叫声。尽管我闭着眼睛，但爆炸炫目的光芒还是打到了我的眼里。我在原地一动不动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但我却感到像是永世一样漫长。

当我抬起头向四下望去时，看到了那两架双引擎德国飞机像火把一样烧了起来。那几架俄国飞机在远处又重新编队准备第二次的攻击，但这一次它们向不同的方向俯冲下来。我再一次竭尽全力奔跑起来，这一次的目标是前面的那些木房子，看起来它们是一个挺好的庇护所。只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距离时，俄国飞机开火了，火箭弹射向了那些我准备要去的木屋子。那些木房子转眼之间便像是火柴盒一样被炸得粉碎。那几架俄国飞机终于消失在了远方。每个活着的人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呆呆地看着爆炸后留下的火焰，看着天空，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的上尉已经失去了他一贯的冷静，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他正从一个伤员飞奔到另一个伤员那里。

有人骂道：“他妈的，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我们谁也没法活下来……”

上尉叫道：“闭嘴！”他正搀扶着一个伤员。他接着说道：“战争从来不是好玩的。”

我们围到了上尉的周围。他拉起了一个身上满是泥土和血迹的可怜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居然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因为疼痛而号叫，但后来我们注意到他的确在放声大笑着。有人说道：“那个人是我们这里的哲学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人曾经一直坚信自己会毫发无损地回家的。我们3个人试图帮他坐下来，但此时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他依旧不停地大笑着，他的笑声不时被他的自言自语打断。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语，而这些话语现在依旧在搅扰着我。他的大笑并没有任何疯狂的成分，这更像是一个恶作剧的受害人发出的笑声，而直到戏落幕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曾经的愚蠢。没有人质疑这个思考者，但他正通过自嘲和痛苦来试图解释这一切：“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了……这太简单了……连白痴都明白……”

也许我们可以向他追问这些话的含义，但他的口里猛然流出一股鲜血，他就这样死了。我们掩埋了这场空袭中的死难者，然后就疲惫地躺在了地上，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那些被摧毁的木屋烧过后的灰烬。

夜幕降临了，我们被大炮的射击声所惊醒，听起来这些炮声一直在尾随着我们。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饥肠辘辘和干渴难耐。虽然一直在休息，但是大家都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彼此都狐疑地扫视着对方，怀疑是否有人私藏了几块饼干。但显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吃的了。即使如果有人藏着什么的话，我们也不会责怪他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做同样的事。

在黑暗中，在摆脱顿河前线那些尾随着我们的照明弹的光芒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敌人装甲部队开来的熟悉的声音，所有人的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们紧跟着上尉，上帝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但没有人说话，我们的腿都沉得像铅块一样。

上尉终于开口了：“也许俄国人会从这里经过而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有谁是反坦克手？”

我们的机枪现在架设起来作为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过度的疲劳让我的太阳穴在沉重的钢盔下面突突地跳着，我因而幸运地不能清楚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不再往前走这个事实至少让我孱弱的身体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时间。我知道随着自己呼吸回到正常，我的恐惧也将回来，也会慢慢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首先进入到我们视线里的一群黑魆魆的东西看起来是一些装甲车，它们都没有开灯。我们睁大眼睛想要看清，但夜色实在太黑了。然后我们听到了坦克履带声，这种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随着这些声音的越来越近，我们的恐惧也愈发强烈起来。当我们一些人试图查明这些坦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时，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只是把自己的脸尽力伏在地上。有两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离我们大约30米的地方，另一个在离我们大约10米的地方，我们身下的大地剧烈地颤抖着，我们的头发也一根根竖了起来。突然有人喊了起来：“马尔他十字架 [ 译者注：德军标志。 ] ，我的上帝……同志！帮帮我们！”

即使对德语很烂的我而言，刚才的喊叫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救命的信号。我猛然跃起跑了起来。这显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所作的，我的动作被大家当作了一个战斗的信号，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并开始奔跑，只有上尉和几个谨慎的士兵还趴在地上。后来我意识到即使是德国坦克也可能向我们开火，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当作俄国人。而且，这些坦克也可能是俄国的坦克。

我们终于让坦克里的人认出了我们，我们遇见的装甲部队是古德里安将军所统率的第25装甲师的一部分。这些装甲部队的士兵装备极其精良，他们不是我们这些撤退部队中的一部分。他们让我们坐在了坦克的后面，坦克灼热的引擎把我们的屁股烫得难受。没有人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直到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我们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浓汤，虽然俄国人的炮弹不时落在城里，但这份热腾腾的食物却让我们有了天堂般的感受。

在哈尔科夫市我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的德国虎式坦克。在几个小时后，我还目睹了俄国有名的喀秋莎火箭弹的弹雨接连几个小时倾泻在正在卡尔科夫郊区行进的德国部队中间，这些威力巨大的火箭弹给我们造成了惊人的伤亡。我们乘坐的坦克把我们一直带到了哈尔科夫市，在这里顿涅茨克战役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这一次德国陆军再一次夺取了哈尔科夫，德军一直控制着哈尔科夫市，直到这年9月的别尔戈罗德反攻失利后。

黎明来到时我们正躺在城市西北角的一些沙坑里休息。我们这批人已经被一些负责遣送散兵的部门的人细细调查了一番，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大多数人的部队在哪里，我们最后的安排就是被编成临时的连队。这种情况是所有人不愿意见到的。由于这样的临时连队不仅削弱了原属部队的作战能力，而且那些临时被拼凑在一起的士兵也缺乏应有的协调和默契。由于这些士兵往往被原属部队列为失踪或阵亡，他们实际上常常被视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部队。现在这里一长溜的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不知是在那里睡着还是醒着，大家都在等待着被编入临时部队的命令。

我依然还记得顿涅茨河河谷的风光，河岸有着宽达十多公里的沙滩。前线现在离我们大约有30公里远。德军的进攻是从北面和南面开始的。依托着顿涅茨河的天然壁垒，我们的坦克部队现在正在突入苏军炮兵阵地。那些炮兵已经在匆忙的进攻中渡过了顿涅茨河，而现在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了，这些大炮没法退回去。实际上，这次苏军犯了一个和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同样的错误，尽管这个错误的规模多少小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在他们急于把我们赶出阵地的过程中，补给线过于拉长，而且低估了我们反攻的实力。在哈尔科夫郊外的斯拉维恩斯克－吉利斯科夫地区，大约有10万苏军被我们完全包围了，在一周的战斗中，其中有约5万人阵亡，其余的人则成为我们的俘虏。

当然，在那时并不知道哈尔科夫战役的情况，我是一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的。现在的顿涅茨克战役对我来说和顿河战役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硝烟，四处是恐慌、警报、谣言和无数的爆炸声。

我已经被重新安排了，和一群与我一样脏兮兮又面色憔悴的人一起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这时一个宪兵递给我一张纸。这些宪兵的职能也包括重新组织走散的士兵。看起来我所属的第19运输连就在附近，而这里3个其他的士兵也是第19运输连的。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这里。我们迅速的行动主要是担心被组成一个临时的作战编制。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方向感如此之好，而这里是如此的混乱，恐怕即使是候鸟到了这里也会找不到北的。手上的纸条只告诉我们大致的集合地点。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到这个陌生城市的人来说，要去找到这个地方的某个街角，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原来大街上的那些路牌如今早已经被战火弄得面目全非而难以辨认了。

经过了两天的艰苦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运输连。与此同时，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党卫军旅去为他们架设电话线，这个旅随即被送上了战场。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冒着俄国人猛烈的机枪火力冲上火车路基的情形。

我们现在躲在炮弹炸开的一个下水道里等待着党卫军控制住这个地区，在付出巨大的伤亡后，他们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这个地区。在离我们不远的水泥墙那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和各种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又参与了给一个炮兵阵地输送弹药的任务，这个炮兵阵地已经连续几天与顿涅茨河对岸的苏军炮兵展开了殊死的炮战。我们现在正把他们所需的沉重的炮弹运送到阵地上。

我在那里遇上了几个我们运输连的士兵，他们正在修理一个掩蔽所。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奥林海姆。

我大叫道：“嘿！是我们！”接着我与另外3个和我在一起的我们第19连的士兵跑向了他。奥林海姆愣愣地看着我们，似乎他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他喊道：“又来了4个人！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劳斯已经在很早前就把你的名字给画掉了。现在我们连还有30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以为你已经被编入了那些临时部队了。”

我说道：“别再提那些倒霉事了，霍尔斯在哪里？”

奥林海姆回答道：“那个家伙非常走运，现在他在特拉福达被人照顾着，而我们则在这里挖着该死的土。”

我说道：“怎么？他受伤了？”

奥林海姆说：“他的脖子上被弹片割了一下，和重伤员放在了一起，他说他一直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过来。但是这个家伙总是爱吹牛。”

“还有林森呢？”我问道。

奥林海姆说：“林森很好，他在那里更换一辆坦克的履带。”

现在劳斯军士长来了，我们条件反射地向他敬了礼。

劳斯和我们几个人边握手边说：“小伙子们，很高兴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充满了激动的神情。接着他退后了几步命令我们说：“现在每个人向我报名，要像我教你们的那样清楚无误。”

我们遵照劳斯军士长的命令报了名。不一会儿，比我要高大和健壮许多的林森把我从地上激动地抱了起来。虽然我们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的再次重逢让这一天成了欢乐的时光。

两天后，我到达了离前线大约有40公里的特拉福达。有一个家伙让我搭他的车去那里，现在我可以去看霍尔斯了。我在一大群伤员里找到了霍尔斯，所有人都在放声高歌。春天终于来了，那些重伤员被人推着走在两排野梨树中间。霍尔斯无法抑制见到我时的喜悦之情。我被那些甚至是失去了一只手的伤员们从地上抬了起来。我喝完了他们开的酒，结果我没有遵守送我来这里的那个士兵的约定，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了，他没有和我打招呼便离开了。我在很晚的时候才被另一个士兵开车送了回去。霍尔斯让我答应再来这里看他，但是几天后医生便通知霍尔斯可以返回部队了。

霍尔斯已经非常厌倦了那个脏兮兮的地下室，我们决定申请参加摩托化步兵连队。我们早就厌倦了挖工事和作为其他部队的“女佣”这样的工作了。

这个决定几乎很多次送了我们的命，但如今我并没有后悔自己成了作战部队的一员。我们找到和经历了今生再不可能找到的战友之情，这种深厚的友情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越是经过艰难险阻，这种情感就愈发历久弥坚。

第四章　休假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帕林　葆拉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我们集合起来开往特拉福达，在那里霍尔斯曾经度过了一段令人留念的时光。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连和另外两个连被集合了起来。小山坡上长着短短而柔嫩的小草，每个小草的草叶仿佛都在为着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直立着，这里再过一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大草原。我们大约有900人在这里。一群军官正站在一辆报废的汽车上向我们讲话。围绕着汽车的底座周围插着20面连队的旌旗和德军的军旗。军官们的话语非常柔和而礼貌。军官们甚至夸奖了我们过去的表现。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前线的战报，都对这种所谓的表现感到害臊。我们现在专注地注视着站在车上的军官们。他们现在提到，由于我们的良好表现，他们准备奖励任何一个愿意调到参战部队的人。立刻有大约20个人站了出来。军官们觉察到了我们的“胆怯”，为了让我们放松些，他们继续和蔼地和我们说着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战场上英雄的事迹，现在又有大约15个人站了出来，林森也在他们中间。接下来当军官们提到参加作战部队有两周的休假时，立刻又有300个志愿者站了出来。

几个军官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踱着步走过了我们的队列，一边走一边挑选着一些士兵，并命令他们向前3步走出队列。这些被挑选的士兵总是队列里最强壮和健康的。突然，一个皮手套包裹着的手指像一支步枪一样指向了我的好朋友霍尔斯，霍尔斯紧接着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向前走了3步，他立定时皮靴后跟发出一种用力关门时的声音。这个声音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扇将我和霍尔斯分离的命运之门的声响，也许这扇门将会把我唯一的知己和支撑我在困苦中活下去唯一动力永远地从我生命里分割开。

我迟疑了片刻，也决定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我困惑地看着霍尔斯。霍尔斯的脸上浮现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从现在起我的身份变成了：列兵盖伊·萨杰，100／1010 G4，大德意志师第17轻步兵营。

到了晚上我们回到了那个我们运输连所在的脏兮兮的掩体里。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名字被记录在了陆军名册的上面是目前我们生活的唯一变化。我们现在对于下一步该干什么都没有底。运输连的军官们现在几乎不给我们时间考虑问题，他们命令我们忙这忙那，后来又让我们擦拭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清理这些装备让我们花了至少几天的时间。现在一切又开始平静了下来，在哈尔科夫东北方的几处火光是苏军零星反攻的结果。我们现在被派遣去埋葬那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阵亡的数以千计的尸体。

我们现在被人称做“葬礼部队”。

天色依旧像夜晚一样漆黑，但劳斯告诉我们那个原来被批准的休假被这个处理尸体的任务取代了。通常俄国战俘被用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尽管他们似乎常常偷窃尸体上的戒指、首饰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我认为那些身体羸弱的俄国俘虏们大多是在尸体上寻找食物。我们每天给他们配发的食物少得可怜，大半个饭盒的稀汤就是每天供给4个俄国俘虏的所有饭食。有些天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吃的。

每个被发现偷窃阵亡德军士兵东西的俄国俘虏都被立即枪决。这样的枪决根本不需要什么行刑队，一个军官就可以当场执行处决，或是被转交给几个部队里面的恶棍处理。有一次我看到这些恶棍们把3个俘虏的手绑在一个门栏上，当这些人被绑结实后，恶棍将一枚手榴弹放在一个战俘的口袋里，把保险针拔掉，然后就忙着跑开。那3个俄国人被手榴弹炸得内脏横飞，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命地求饶。

尽管我们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场面，但这样的事情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度恶心。我们和这些罪犯之间的激烈争吵终于爆发了。他们对我们总是充满愤怒和满口脏话。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一个叫陶沃斯的苏军关押德军俘虏的战俘营里逃了出来，在那里苏联人如何随意地屠杀我们的俘虏，那个位于莫斯科以东100公里左右的战俘营实际上是一个死亡营。那里的食物供给和这里对俄国俘虏的供给标准是一样的，只有干活的人可以拿到一点点可怜的食物，那些没法干活的人则被苏联人用一种他们所热衷的方式处决掉：他们会用一把铁锤将一个空弹壳敲进那个德国俘虏的颈椎里。

后来目睹了苏军在德国东部对于难民所作的事之后，我自己终于坚信俄国人能够干出这样的暴行来，但无论如何俄国人的暴行不能成为我们使用同样手段的理由。战争总是在那些愚蠢的白痴们复仇的幌子下才变成一个恐怖的渊薮的。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挖一个作为战地医院的长长的隧道。现在那医院已经运转起来，医生们都忙着去照顾重伤员去了，结果那些轻伤员实际上已经被遗弃了。一长排分为高中低三个床位的床架在隧道里延伸了好几百米，每个床位上都躺着一个脏兮兮血乎乎的伤员。不时，某个床位会被腾空，这意味着那个原来床上的伤员现在已经成为尸体被运走了。由于这个黑乎乎的隧道里光线暗淡，我们不得不把手电绑在外套上。手电的光柱照着那些尸体肿胀而可怕的面容，我们不得不用钩子将他们弄下来。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一辆沾满泥的卡车开到了我们刚刚新搬到的军营前。在敏捷地转了半个弯后，卡车停在了离第一个营房大约10米的地方，现在我正忙于清除营地上的一些碎石块。那辆卡车的后厢门打开了，一个矮胖的军士长从里面跳了下来，在地上跺了跺自己的脚。他没有向大家敬礼便开始从自己右胸衣袋里拿出一个折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出来，打开那张纸开始念起一长串的名字。当念名字的时候，他伸出自己的手示意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必须站到他的右边。他大约念了100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包括奥林海姆、林森、霍尔斯和我。我多少感到有一些焦虑，接着就站到了那个军士长的右边。军士长接着告诉我们现在给我们3分钟时间收拾好自己的武器和个人物件上车出发。接着他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们跑回营房开始慌乱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大家谁也没有说话。3分钟后，我们100个气喘吁吁的士兵已经把车厢装得满满的了，现在卡车的两侧挡板已经被士兵的鼓鼓囊囊的背包撑得快散架了。军士长看着一些士兵鼓鼓囊囊、奇形怪状的背包并没有说话。他蹲了下来看了看卡车的车底。

他喊道：“只允许45个人留在卡车上，我们在30秒后出发。”

说完后又开始在卡车旁踱起了步。

大家现在心里都已经很不快了。没有一个人想下车，每个人都有理由待在车上。在车厢最后的两三个人现在已经被挤下了车。由于我是在中间，已经被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劳斯现在只好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命令后半车人下来，留下的人刚好是45个。现在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已经坐在了前面的驾驶座上，劳斯军士长在下面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在他旁边站着从卡车上下来的另一半士兵。

这另外一半士兵在4天以后才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在那个著名的大德意志师的休息营地，营地离前线大约有150公里远。这个叫阿克提卡的营地驻扎着大德意志师的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正在康复的伤员们。这个师正守卫在辽阔的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前线地区。营地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就像是在童子军营地一样，只是这里的排场要豪华得多。

阿克提卡营地让我想起了在沙丘中的一片绿洲。

我们遵照军士长的命令从车上跳了下来并站成两行，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和一个军士长走了过来，带领我们的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双脚一个立正。这些军官们都穿得非常华丽，那个上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物，他笔挺的灰绿色军服上镶着作战部队专用的红色胸章，暗绿色胸针，脚下还穿着一双锃亮的骑兵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就向身边的军士长耳语了几句。那个和他一起来的军士长穿得和他一样笔挺，在和上尉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那个军士长向我们走了过来，他向大家大声说道：

“欢迎来到大德意志师！在这里，你们会经历一个真正士兵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建立在绝对诚恳之上的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的同志之情将会随时接受战场的考验。任何害群之马或是不适合这样友情的人都不能留在这个师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其他人。每一个人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将会影响到所有人。我们这里没有自由散漫的闲人，每个人都必须要么准备服从命令，要么下达命令。你们的军官会考虑到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职责就是证明你们配得上跟随这些军官。你们现在将要领取新的制服，个人的整洁对于一个健全的头脑是有益的，我们不会姑息任何的邋遢和不修边幅。”他吸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当这些工作完成时，你们将会领到我们答应过你们的14天休假的通行证。如果没有紧急事情发生的话，这个休假将会在5天后开始，到那时会有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从这里出发。现在解散，希特勒万岁！”

今天的天气美丽无比，营地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依据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在这里要绝对服从命令。在经历了了那些前线的倒霉、痛苦和恐慌之后，我们觉得现在的变化是令人欢迎的。现在开始发放我们的休假通行证了！霍尔斯像一只小山羊似的从原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的胖军士长现在命令我们在领到新军服之前把自己的旧衣服洗干净，这些旧军服将被交回军需仓库。我们正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在一个长长的水槽面前洗着自己的衣服。大家的内衣裤都脏得要命，已经完全没法洗干净了。我把自己的内裤脱下来踢到了空中，然后又把内衣脱下来撕成了碎片。自从那次撤退以来我就一直穿着我的最后一双袜子，现在这双袜子早就满是破洞，我把这双袜子也扔了出去，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一丝不挂地穿过草地向军需仓库走去。所有人手上都捧着自己刚刚洗好的旧制服，制服虽然湿漉漉的，但是都被我们折得工工整整。有两个女兵看到我们时笑得腰都弯了。

军士长现在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得穿那双旧军靴，我们这里没有新靴子。”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从帽子到急救包几乎全套的新装备，然而却没有领到短裤和袜子，后来由于这些东西的短缺让我遇到了麻烦。但是高昂的情绪让我们并没有对于这点太在意。当我们穿戴整齐后，被带到了一个木制的营房。在营房的门上写着几个提醒大家注意清洁的大字：“一个虱子便意味着死亡。”

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进去。我们好奇地四处看了看我们的新房间，这个房间虽然粗简，但是却出奇的干净。

军士长向我们喊道：“现在大家请安静！”我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军士长接着说：“由于还没有军官管你们，我现在指定一个人负责你们。”

他从我们面前走过，眼睛微微眯着，好像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最后他大喊了一声，选定了一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伙：“你！”

那个被他指着的人站了出来。

军士长问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回答道：“维德贝克。”

军士长接着说：“维德贝克，在下一个命令之前，你负责管理这个房间的秩序。你现在去军需处领取我们师的袖章，每个人都需要把这个袖章缝在自己的左边袖子上。”接着他又向维德贝克交代了一大长串新的命令，每一个命令都令可怜的维德贝克的头垂得更低了。

几分钟后，我们收到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德意志师的标志——一对银色哥特字体绣在黑色的背景上。这个袖章一直留在我的袖子上直到1945年。那时有谣传说美国人正在枪杀任何戴有袖标的德国士兵。在那个乱糟糟的时候，那些美国人是有可能打死任何一个无论是大德意志师或是其他什么师的士兵的。但那是离现在还很遥远的两年后了。现在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正在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天气晴朗宜人，我们的口袋里装着一张两个星期的休假条。在我们经历过那些可怕的日子后，现在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做梦。

除了例行的早晚点名外，我们被允许自由活动。

阿克提卡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在一排排俄式农舍之间往往长着一大丛的杂草和盛开的野花，这些在夏季便会变得枯黄的野花和野草间还长着许多的野雏菊和各类的香料植物，俄国人往往把这些香料植物收集起来作成食物和饮料的调味品。原本突兀不平带着淡淡绿意的农田很快就会被茂盛的向日葵所遮蔽。那些紧贴在一起的木屋群不是住着一个家族就是朋友们为了来往的方便而故意如此搭建的。

俄国人，尤其是乌克兰人以热情和好客而著称。他们会为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而聚集欢笑。我还记得在这些热情的乌克兰人家里的几次聚会，每个人都有意不提及战争所造成的阴霾。每一个木屋群都有一个主人家族的墓地，那些墓地从来就不是一个伤感的地点，恰恰相反，这些墓地里都往往有着一片美丽的花园，在那里人们会放上木制的桌椅，大家常常在那里聊天和小酌。那些木屋群的边上还会有一个漂亮的路牌，上面常常写着：美丽的阿克提卡，我们的小镇阿克提卡，甜蜜的阿克提卡等等这样的字眼。

在我们到这里4天之后，我们另一半人也到了这里。看起来他们一路上流了不少汗才到了这里，他们全程几乎是步行走来的。

终于在第五天，我们坐上了期待已久的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我们的通行证直到波兰的波兹南的时候才会生效。波兹南离前线大约有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从这里到我父母住的维森堡大约还有1000公里左右。所以我需要在路上走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开车一路上穿过了一大片平坦的原野，这些平原平得甚至没有任何的小山包存在。我们不时看到军用拖车被用作了农用拖拉机。我们的卡车在工兵们重建的道路上开得很快，路边不时有一些苏军遗留的武器设备残骸，大约开了200多公里时突然发现前面地平线上有几个小黑点，小黑点被一些白色的烟雾所笼罩，同时我们听到了爆炸声。

我们前面的两辆卡车放慢了速度并最后停了下来。一个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军士长从卡车里跳了下来，然后用随身的望远镜凝视着远方。我们随时准备趴在地上。每个人都一声不吭地望着军士长，只有卡车空转的引擎在发出打破周围沉寂的声音。先前我们脸上的笑容正在被渐渐增长的焦虑所替代。

有几个人开始咒骂自己倒霉的运气。

有人说：“我以为我们早就远离麻烦了，真他妈倒霉！”

“你认为是什么人？”

参加过追剿游击队的霍尔斯嘟囔着说：“游击队呗。”其他人又提出了几个猜想。

有人说道：“管他们是谁，我们不能让这些杂种搅了我们的休假。我们在等什么，为什么不下命令让我们上去开火？”

每个人都已经拿起了自己的步枪。在占领区的每一个德国士兵都必须随时带上自己的步枪。一想到有人阻止我们回家，大家便立刻怒不可遏。我们准备好了向阻止我们向西前进的任何人开火，但命令依旧迟迟没有下达。军士长又钻回了驾驶室，车队又开动起来了。我们彼此困惑地看着。当我们又往前开了500米时，碰到了20来个德国军官，他们手里正握着猎枪，我们非常惊讶自己的判断出了错误，当我们经过他们的时候，像遇见元首一样向他们欢呼着。

我们终于到了纳德里戈罗夫。我们下了卡车，卡车也随后掉头向南开走了。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离这里大约有50公里的罗姆尼。在纳德里戈罗夫，从俄国其他地方来到这里转车回国休假的士兵让我们这支休假的队伍立刻膨胀了起来。现在这里准备回国休假的士兵大约有1000多人。而那些运送我们到罗姆尼的卡车却正在忙着一些其他的任务。只有大约20个幸运的士兵搭乘上了到罗姆尼的卡车。我们剩下的人都挤在一间战地厨房旁边，那个厨房的能力只能满足我们这一大群人大约四分之一的需要。虽然我们饥肠辘辘，还是决定步行50公里到罗姆尼去。我们精神饱满地向罗姆尼出发了。除我们之外，还有20来个我们师的老兵和七八个党卫军士兵与我们在一起。那几个党卫军士兵正在放声高唱着，其他人则正在拿着酒瓶豪饮着，这些人看来可能已经喝光了几个酒窖了，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不少酒。

我们本能地组成了三个人为单位的小组，好像现在是在上前线一样，我们加快了脚步。夜晚慢慢降临在了这片翠绿而起伏的原野上。我们的军服像变色龙表皮一样几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在走了将近20公里后，我们的热情开始减退了一些，这使得我们开始注意起乌克兰广袤的地域来。春天的大地上到处萌动着生命，土壤也散发出一阵阵特有的气息。地平线消失在了夜空无边的黑色之中。夜色在我们的周围悄悄地蔓延着。没有人说话，我们这群被世界所仇恨的士兵们现在被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所包围了起来。正如一个人用幽默来掩饰忧伤，我们也开始用歌声来掩饰难抑的思绪，那首党卫军士兵最喜爱的歌被所有人吟唱了起来：

“当原野上的野草变得枯黄之时，到处都是我们打猎的好地方……”

黑暗已经完全包容了我们，许久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感到黑暗正在庇护着我们前面的行程，虽然开始感到了一些疲惫，但没有人提议要休息。回家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不想耽误掉哪怕是一分钟。对于我而言，如果要回到法国的话，那路程就更加遥远了。尽管我们的休假直到走到波兹南时才开始，但是马上回家的念头让我能够忍受自己的光脚在靴子里被磨痛的感觉。

霍尔斯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麻烦。他现在正骂着那个管理阿克提卡军营军需仓库的家伙没有给大家袜子。在走了大约30多公里后，我们被迫放慢了速度。那些和我们一起的老兵们就像是对待小孩子一样把自己的袜子给了我们。我们因而能够再次上路了。但是由于自己的脚已经磨破了，虽然穿上了袜子，我们几个人还是在这剩下的5公里路程上感到脚上疼痛难忍。虽然我们一再请求大家休息一下，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结果最后我们决定干脆光着脚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起初这个决定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脚就又被磨得受不了了。有些人用自己的内衣把脚包裹了起来走，但是前面有可能碰上的检查让他们又举棋不定是否该继续这样做。在这最后几公里的路上，天色开始渐渐变亮了，我们这一路的折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罗姆尼镇外遇上了一班宪兵，他们命令我们要把靴子穿上，还说不会让一帮流浪汉打扮的士兵进城去。我们大家心里面对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的。接下来遇到了几个当地的吉普赛人，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我们中间几个脚磨得最厉害的人拉到了镇上的德军司令部。

医务所和司令部在同一个楼里，我们甚至还和司令员说了话。他非常惊讶连大德意志师的士兵都没有袜子穿。他在愤怒之中马上向阿克提卡军营发出了一份抗议信。那些需要治疗的士兵现在被送到了医务室，那里的医生把我们的脚泡在加了氯的温水里。这种水立刻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我们的脚几乎感觉不到痛了。然后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小盒外用的膏药。我们随后就离开了那里，依旧没有领到袜子。

那些没有到医务所的人现在正在商议着前面的路程该怎么走。从哈尔科夫到基辅的铁路通过罗姆尼镇。每天都有军车从不同的方向经过这里。当我们队伍里的两个军士长宣布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等上两天时，所有人都感到失望极了。现在所有开往前线的火车都装满了战略物资，那些有休假资格的士兵可以优先乘坐返回的火车。谣言开始在这里的大约500个被批准休假的士兵们中间蔓延开来。有些人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的问题：要么搭上一列卡车运输队，要么悄悄溜上一列火车，或是偷一匹俄国人的马。有人甚至想步行200多公里走到基辅，这至少需要走上5天。这个主意对于大家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还是待在这里。

一个老兵抱怨着说：“我告诉你，我们也许会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休假结束的，必须想办法从这里离开，谁敢保证我们在两天后能够出发？也许在一个星期后还在这里呢，这真他妈的操蛋，我决定自己走了！”

我的脚现在根本就不能再走了，不管现在的局势有多么紧急，霍尔斯和林森与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只好在罗姆尼等下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今晚住在哪里。那些宪兵又出现在我们的后面并要我们继续走，对他们进行任何解释都是在浪费时间，这些狗娘养的家伙根本就不在乎。在乌克兰这个部队休假的天堂，他们重新找到了那些在和平年代所拥有的特权。任何和他们争吵的人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休假许可。我们目睹了碰上这种厄运的一个可怜的家伙。几个宪兵正在像踢足球一样把他的背包踢到一边，这个士兵愤怒地说他刚刚在高加索山区打了6个月的仗，为此他觉得至少这些宪兵需要对他尊重一点。

一个宪兵大声喊道：“你这个叛徒！那些从俄国佬面前逃跑和丢掉罗斯托夫的人都是叛徒。你们都该被送回前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离开前线的！”

他边说着边把那个人的休假通行证撕了个粉碎。我们都以为那个士兵一定会坐下来放声大哭了，但他向这两个宪兵扑了过去，把他们两个人都打得趴在了地上。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了。那两个宪兵从地上爬起来，咒骂着说要把那个士兵枪毙掉。由于担心这两个恼羞成怒的宪兵会向我们开枪，我们忙不迭地从他们身边跑开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坐上了开往基辅的火车。我们被安排在一列满载着牲畜的车厢里。但是我们都对此毫不在意，现在只想到达基辅。此时的基辅依旧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仅仅几个月后这个城市的美丽便不复存在了。

当我们到达基辅时，感到自己得救了。战争似乎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鲜花盛开的城市显得格外的漂亮。人们正在安静地忙碌着各自的工作，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穿梭在衣着艳丽的市民中间，到处都有德国士兵和乌克兰女孩儿手挽手走在街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现在当初的好感再一次被验证了。真希望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基辅，我们轻易地就找到了一列开往波兰的火车，旅途是充满欢笑和多彩的。我们搭乘的是一列拥挤的客车，坐在一大群俄国人中间，我们有机会结交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我们的列车行驶在空旷宽阔的普利佩大沼泽地区。车厢里的俄国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大声地唱着歌，他们把酒也拿给车厢里其他的士兵们。整个路途的喧哗让人难以想象。在火车靠站和上下人员的时候，一些不堪入耳的笑话往往在这个时候被讲了出来，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实际上女人要比男人更善于制造噪音。在路上走了两天半后，我们的列车终于到了波兰的卢布林。我们必须要在卢布林转车。在卢布林我们又遇上了宪兵的检查，宪兵们要我们在离开前必须到当地军营里的理发室理发去。然而我们对于由于理发而错过火车这种可能忧心忡忡，因而我们决定冒一冒险。这次我们成功了。霍尔斯、林森和我现在已经从宪兵们的眼皮底下通过。后来我们知道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如果我们去理发的话，我们肯定会错过火车的。

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波兹南。那里的接收站办事效率极其高，我们在那里领到了餐券和宿舍的床号，并被告知早上到这里来把我们的休假通行证生效。这个办公室从早上7点开到11点，但我们在早上6点不到时就站在那里了，此时一群人已经在门外排起了队。

我们对于这个办公室的办公时间感到不解。实际上那些在上午11点5分到达的士兵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把自己的休假通行证生效。我想这个安排主要是出于上面为了管理好即使是休假部队的需要。这种办法可以在休假士兵还在这里等待的时候就可以把临时的紧急通知发到这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接待休假结束士兵的办公室则是24小时不停在办公。

我们在分配的宿舍里面躺了几个小时，这里的房间让我想起了在切姆尼兹时的营房。我们6点左右到了那个办公室。我们前面大约有20个人，他们一定在这里露宿了一晚。到了7点的时候，这里已经排了大约300个士兵。那些自以为是的负责办公室的军官们此时正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检查者我们的证件，而我们则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那些站在门边的宪兵们正在准备取消任何一个敢于发脾气的士兵的休假通行证。当我们的通行证被盖上章时，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厅里去检查服饰。在这里可以擦拭自己的皮靴和掸掉自己军装上的泥土。也许这里的人以为在俄国是没有泥土的！然后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细节，年轻的德国女兵们把用纸精心包好的食物分发给了每一个士兵，包装纸的正面印着飞鹰和纳粹党徽。包装纸上还写着：“祝我们英勇的士兵休假愉快。”

真是如此细致和甜蜜的德国风格！

嗜吃如命的霍尔斯现在睁大自己的眼睛说：“要是我们在哈尔科夫时有这些东西就好了！”

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些无微不至的接待而深深地感动着。发给我们的包裹里面有香肠、果酱和香烟。那些在天寒地冻里度过的漫漫寒夜，还有我们从顿河河谷地带淤泥里的行军仿佛都在此时得到了补偿。霍尔斯和我已经带着我们的礼物向柏林出发了。林森则离开我们向自己在普鲁士地区的老家走去。

在柏林，我们再一次感到了战争的存在。

在西里西亚车站，在维森西和潘科夫区，许多的建筑物都已经成为了瓦砾堆。其实这只是这个城市毁灭的刚刚开始。现在柏林城里依旧繁忙热闹，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依旧正常地运转着。

这是我第一次到柏林。我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我已经答应要去见恩斯特的妻子。她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住在柏林的南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霍尔斯。霍尔斯建议我把这个安排推后一下直到我从父母那里回来。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我的父母一定要把我留到最后一天才会放我走。霍尔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现在已经往自己在多特蒙德的家出发了，他还要我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他。

其实我要是听了霍尔斯的建议就好了。我回家的旅途在第二天时被迫中断了，由于轰炸，我不得不留在柏林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不得不尽力来了解它了。

我背着自己沉重的背包和枪开始寻找恩斯特的房子。幸运的是我依然能够从我这个可怜朋友的身份证上认出他的住址。但我该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呢？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决定步行到那里。这个决定让我可以仔细地看一看这个城市。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散步依旧被认为是一件正常的活动。但是我不想因为想看一看这个城市而走得太绕路。我注意到了一块写着柏林南的路牌。我遇到了两个宪兵，他们冷冷地看了看我和我背上那个巨大的背包。我向他们行了礼，按规定，我必须要向这些狗娘养的家伙行礼的。

这个美丽的城市看起来井井有条和庄严肃穆。大规模的轰炸才刚刚来到柏林，但只有靠近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在这个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里，许多房子外面都装饰着豪华而细致的雕饰。城市里的一切都体现着一种富有节奏的生活：大街上没有吵闹的人群或把自己小孩子的裤子拉下来帮他们撒尿的父母们。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自行车、汽车和卡车都在一种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节奏中走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旨在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里的一切和巴黎是那么的不同，在那里到处是忙乱的人群。我的步伐渐渐与这个城市的节奏和上了拍。没有理由地站着似乎与这个城市不协调。这个城市的节奏甚至从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矮小的老太太身上也能反映出来。我向那个老太太问了问我要去的方向。她已经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这个整洁的城市一样。我的声音似乎把她从某个遥远的梦境里唤了回来。

我对她说：“劳驾，夫人。”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有些难为情，我的声音低得好像是在一个演出已经开始的剧院里面一样，“您可以告诉我到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吗？我现在要去这个地方。”我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的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纸片，那张纸就好像刚被我从某个废纸篓里取出来一样。

那个老妇人和蔼地向我微笑着说：“这个地方很远，年轻人。非常远，你必须要到坦佩尔的公共汽车站坐车才可以到那里，但那个地方真的非常远。”她温和的声音突然让我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对她说：“这没有关系的。”

她又说：“那个地方非常远的，你需要到汽车站坐车。”

我又再次重复了刚才的话：“这没有关系的。”实际上，这是由于我那时想不起来用德语该怎么说更多的话了。这个老妇人和蔼的态度让我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最后微笑着对她说：“我不介意走路的，我是一个步兵。”

她的笑容变得更和蔼了，接着说：“那你一定习惯步行了。我会和你一起走到威尔海姆国王宫。从那里，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她现在和我走到了一起。

她问我：“你从那里来，年轻人？”

我回答说：“从俄国来。”

她接着说道：“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驻扎在哪里？”

我说道：“是的，俄国非常大，我驻扎在南部的哈尔科夫附近。”

她用地道的德国口音重复道：“哈尔科夫！我明白了。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吗？”

我回答道：“是的，那里很大。”

对于我身边这个和蔼的老妇人而言，哈尔科夫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俄国地名。但对我而言，哈尔科夫早就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它曾经值得骄傲的市容现在只不过是一片冒着烟尘和火光的瓦砾堆而已；那里也是一个到处是伤员哀号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不停地掩埋尸体的地方，当然那里还有3个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俄国俘虏。

老妇人又说道：“我的儿子在布良斯克。”她听起来想要了解一些前线的情况。

我用思考的语气重复道：“布良斯克，我知道那是在俄国的中部，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他在信里告诉我那里一切都好。他在一个装甲师当上尉。”老妇人说道。

我心里想：“她的儿子是一个上尉！一个军官！”那我这个小兵的见闻听起来一定是可笑的。

她接着问道：“你们那里形势困难吗？”

我微笑着回答说：“前不久相当困难，但是现在好多了。所以我回来休假了。”

“那我真为你们高兴。”她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她正是那么想的。

她又问道：“那你在柏林是看你的家人吗？”

我回答说：“不，我是去看一个朋友的父母。”

现在老妇人问到我为什么要去看恩斯特的父母，我现在感到她已经有些让我心烦意乱了。她说道：“噢，他是一个和你共事的战友。”我现在真想把她推到那些我们旁边的带尖刺的铁栅栏上。

她问我：“你的父母从哪里来？”

我说：“从阿尔萨斯的维森堡来。”

“阿尔萨斯的维森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哦，那你是阿尔萨斯人了。我对阿尔萨斯非常了解。”

我几乎要告诉她我对阿尔萨斯并不比她更了解。

但我想得到一些暂时的安宁，我说道：“是的，我是阿尔萨斯人。”

接着她对我说了自己到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旅行，但是我已经没有在听她说。由于她的提问使我想起了恩斯特，这使得我心里感到恼火。我现在有比听这个老太太的唠叨更重要的事要做，现在外面天气好极了，而我又在休假，我需要看一些让人高兴的事情。这个想法让我开始思忖当我面对恩斯特家人的时候该说些什么。那些人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或许还沉浸在忧伤之中……也许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该怎么向他们说啊？其实我从家里返回的时候再来看他们更好。霍尔斯是对的，我本应该听他的。

我们到了一个大桥旁边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塞纳河流过巴黎，但我无法弄清柏林是在易北河上还是在奥德河上。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巍峨的威尔海姆国王宫。在国王宫对面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的纪念碑，大约有1200顶钢盔被放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两个希特勒卫队的卫兵现在正在沿着纪念碑的底座来回地走着，他们缓慢的步伐让人奇怪地联想起人类缓慢的历史进程。他们有规律的步伐甚至会让一个制造钟表的大师所嫉妒。这两个卫兵完美地迈着步伐，并在相互有30米距离的时候同时转过身来面对彼此，再次迈步，交换位置，转身，然后又再次开始。

现在那个老妇人说：“我们到了，年轻人。你现在过了这座桥再顺着那条大街走就到了。”

她边说边指着那片宽阔的城区，恩斯特的家就在那里。我其实已经没有听她说什么了，我知道我不会去恩斯特家了，其实我对老太太的解释都是在敷衍，但是我依然紧紧握着老太太的手尽我所能表达了我的感谢。她虽然坚持要送我过去，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只好作罢。当她一消失，我便向我来的方向狂奔而去，我希望能够弥补一些失去的时间，并能够尽快找到开往德国西部列车的车站。

我飞快地沿着河岸跑着。突然，空气中传来了军乐声，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了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街道。我还记得在别里亚斯克时，有人告诉我们需要向军乐队立正致意。我随即向军乐队立正致意。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终于到了那个开往德国西部和法国的火车车站。我在人群里到处寻找着霍尔斯的踪影：他也许就在这里，但是到了我的车发车前的几分钟我也没有找到他，在火车上我的呼吸渐渐恢复了正常。这里的一切都和俄国完全不同，这里连士兵也带着一种和所有西欧国家井井有条的生活节奏相协调的庄重态度，这里与俄国的反差让我都觉得是否在俄国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噩梦。

夜晚降临了，我们的火车继续向前方奔驰着。火车现在已经走了3个小时了，但我却觉得似乎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离开柏林。沿着铁路线没有乡村，只有连绵不断的房舍。突然我们的火车停了下来，虽然现在我们并没有到达沿路的某个车站。每个人都从窗户向外看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外面一片漆黑，只有远方的天际有着一抹红光。我们能够听到远处某种隆隆的声音里混杂着炮声。一大群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的轰鸣声正把车厢的玻璃震得抖起来。

一个挤到我身边的士兵说：“这一定是马德堡，现在它被轰炸了。”

我问道：“是谁在轰炸？”

他不解地看着我说：“当然是那些美国杂种了，这里的局面和前线一样危急。”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德堡市燃烧的火光，原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战争。列车再次开动了起来，但15分钟后又再次停了下来。一些士兵跑上了铁轨，他们要求每一个人都下车。有人告诉我们铁路线已经被炸断了，所有的军人，无论他是否在休假，都必须听从当地政府的调遣。我和大约100个在休假途中的军人站到了一起。

我们大约走了半个小时便到了火光冲天的马德堡市。我们开始搬走那些躺在废墟上的木头和大石块，周围的那些延时炸弹正在不时地爆炸着。一批批的市民被一些高声喊叫的官员们集合起来清理废墟。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工作。虽然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但是被炸坏的煤气管向空中喷射出明亮的火舌，照亮着周围的瓦砾、碎木头、玻璃碎片、家具，还有散布其中的人体残肢。

有人把一些铁锹发给了我们，我们把自己的背包放在了消防车边上便开始用最快速度在瓦砾堆里挖了起来。我们可以听到困在地窖里的人们的呻吟声和求救声。一些哭泣着的女人和儿童则把我们刨开的砖瓦用手推车推走。有人大声地命令着：“赶快，来这里！我们需要帮助！赶快！那里的水管已经爆裂了，正在淹没下面的地窖！”当然在任何最危险的地方，人们都会让军人来首先执行这样的任务。

我们顺着通风口到达了那个地窖。在拆毁一堵砖墙时。我的铁锹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这也许是一个被压在废墟下面的人的肚子。妈的！我现在正在休假，而这里的任务正在将我的行程向后推延。一声爆炸撼动着我们脚下的大地，一颗美国的延迟引信炸弹又爆炸了。尽管这样，我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随着那堵墙的倒下，一些面色憔悴的人们从灰尘飞扬的废墟里钻了出来。有几个人哭泣着拥抱着我们。其他人则呆滞地站在一旁。他们每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我们现在不得不下到地窖里去救出那些怀里紧紧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们。

我拉出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只有5岁左右的孩子牢牢地扯住我的裤子，以至于最后我的裤腿都从靴子里被拽了出来。他在有意拉我到一个地方，这个孩子哭得非常伤心。他拉着我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人正躺在我脚边的瓦砾里。那个男孩依然在放声大哭着。我大声向外喊道：“赶快拿手电过来！”

一个人拿着手电赶了过来，我们看到一个妇人的尸体被压在了一个金属的酒瓶架子下面，这个架子被至少三四十吨的建筑石块压倒了，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我用力拽着那个孩子满是灰尘的衣服，终于把这个孩子拉了出来，孩子僵硬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石头似的。也许这个孩子还活着，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到了地窖的出口处，把那个被我拽出来的孩子交给了外面的救援人员，另外一个孩子依旧哭喊着跟着我走了一段。

空袭警报又响了起来。英国人和美国人总是忠实地遵循他们的轰炸规矩，他们总是在第一次轰炸后紧接着又派出下一拨轰炸机，这使得那些被掩埋的人不能被及时救出来。官员们吹响了哨子命令大家躲避空袭。他们喊着：“大家现在隐蔽！”

但去哪里隐蔽呢？在我周围400米内都是瓦砾堆。熟悉这个地区的人们向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跑去。不知所措的孩子们依旧在哭泣着。我们听到了四引擎轰炸机的轰鸣声。我现在也开始跑了起来，我知道要先跑到哪里。那个消防车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的背包还都在那里。士兵们正在背包堆里找着自己的背包，他们一找到就飞快地离开了。我认出了我缝在包上的金属雪绒花，我把包和枪从背包堆里抽了出来。但是我找不到装着食品和香烟的礼品包了，妈的！

我喊道：“嗨，你……那是我的礼品包！”

在混乱中有人把一个包丢给了我，现在每个人都在忙着跑开。

我又喊着：“嗨，这个不是我的礼品包！等一等！妈的！”

此时炸弹又在城市的另一头落了下来。真该死！

我跑过一片开阔地，在那里险些被一辆轿车撞倒。脚下的道路随着爆炸的冲击波而起伏着。数以千计的轰炸机投下的每颗重达四五吨的炸弹在这里制造了一场强烈的地震。

大街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了。仅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傻瓜还在忙着寻找掩蔽所。我看到了这条街的尽头有一盏忽明忽亮的灯，在一个建筑物上有一个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防空掩体，限30个人。就算是那里现在有100个人也没有关系。我沿着房子里通往地下室的旋转楼梯向下跑去。某个好心人在墙上挂了一盏昏暗的灯照亮了楼梯的拐角。但在我走了一段之后，发现面前的楼梯被一个巨大的灰色圆形物体挡住了，这个东西比我还高。刚要用力挤过那个物体和楼梯间的空隙，这时仔细看了一眼这个东西，浑身的血液立刻凝固了。我发现自己正在死死挤着一个巨大的炸弹，这个炸弹断裂的尾翼说明它在穿过屋顶后一直掉到了这里。这颗炸弹至少有4吨重，而且它随时可能会爆炸。我退了出去，重新又回到了外面的黑暗之中。外面被一片明亮的火光映照着。终于我躺在了广场上的一张长椅上喘息起来，在那里躺了大约20分钟后，空袭警报解除了，我又再一次参加了清理废墟的工作，直到早上才干完。然后就接到了一个最令我郁闷的消息。

我准备继续往西前进了，休假时间已经有两天被浪费掉了，我现在可不能再耽误哪怕是一分钟了。我问一个当地的官员到卡塞尔和法兰克福的火车在哪里坐，他向我要了我的休假通行证，反复地看了看，然后就叫我跟着他。他带我到了当地的宪兵队里。当我把自己的证件交给里面的人时，他们一一传阅了这个通行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看到几个图章又被盖在了我从阿克提卡军营带出的那个通行证上，然后交还给了我。里面的人用一种冷漠和程式化的语调告诉我不能再往西走了。鉴于我的部队所在的位置，我现在已经到了所能到的最西面的位置。

我完全被惊呆了，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宪兵们。这个令我极度失望的消息让我在那里木然地站了一会儿。

一个宪兵对我说：“我们理解你现在非常恼火。你可以住在士兵接待中心，那里会有人好好地照顾你的。”

我一言不发地拿起了自己的休假通行证走出了大门。强忍着自己的泪水，以至嗓子感到都要裂开了。

阳光依旧照在大街上，而我在一种恍惚中往前跌跌撞撞地走着，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醉鬼似的。我觉得需要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前面的一个建筑物的残垣里面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紧握着那个戳满图章的休假通行证像个小孩一样大哭了起来。这时我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有人也许以为我是个小偷，但他看到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大哭一场时，便转身走了。现在人们更关心食物的供应，而不是别人的伤心，所以至少我可以独自一个人为这个事情伤心一下。

在那个晚上，我搭上了一列开往柏林的火车，命运决定让我拜访恩斯特家。我不知道我在柏林是否有亲戚。所以我要么住在士兵接待站，要么住在恩斯特家。我现在完全被一种失望的情绪所吞没了，我是如此期待着这个休假！而且这个休假是我奋斗来的，但我所得到的只是一张荒唐的废纸。现在连那个礼物包也没有了，那个包消失在马德堡的那次轰炸里。我拿到的包里只是一些脏衣服。现在只能空着手去见恩斯特的家人了，而我身上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在士兵接待中心幸运地得到了一张床。一个老兵听到了我的遭遇，他建议我向登记台那里的军官也讲一讲这件事。那个军官听了我的事情后对我的遭遇表示非常同情。他记下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我明天他会给我一个解决此事的答复。

第二天一早，我动身前往恩斯特的家。在打听了几个小时后，我终于站在了基勒林大街112号门口。这是一栋简朴的三层小楼。在房子的旁边是一个铺满砾石的小径。一个大约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正斜靠在门前向街上望去。我迟疑了片刻，然后还是走了过去问了那个女孩。她微笑着回答说：“是的，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他们住在二楼，但现在他们上班去了。”

我说道：“谢谢你，小姐，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吗？”

她说：“他们一般在下午7点后回来。”

我又说了声“谢谢”。现在开始考虑如何度过这个漫长的一天了。当我随手带上门时，我又再次感谢了那个女孩。她微微地笑了笑，然后点了点自己的头。她在等谁呢？当然不是恩斯特家的人了。

我在基勒林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后，突然想到我可以和那个女孩再聊一会儿的。犹豫片刻之后，我又转了回去。我希望她仍旧在那里。只要她不当着我的面嘲笑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切的揶揄了。我到了那里，果然那个女孩还在那里。

她看着我笑着说：“你以为他们回家了？”

我回答道：“当然没这么想。我对这里不熟，宁可坐在这里的台阶上等他们，也不愿意过一会儿再去四处问人怎么走到这里了。”

她惊讶地说道：“那你要在这里等一天啦？”

“我想是的。”

“那你应该看一看柏林，这是个有趣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建议，但是我担心自己会迷路。”

我对自己没有想和她调情的愿望而感到某种失望。

“你现在是休假吗？”

“是的，我有12天的休假，但是我不能离开柏林地区。”

“你是从东线来的吗？”

“是的。”

“那里条件一定非常艰苦，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出来。”

我惊讶地抬头看了看她。我想我的确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殡葬工的助理，但是一个漂亮女孩居然在几分钟之内就看出来了！

接着她讲到了关于住在三楼人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已经心不在焉了。如果她觉得我现在的样子的确很糟的话，那看来这场短暂的对话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害怕，我本该竭尽全力让这次的相遇不止是一次相遇。

于是我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表情，努力让自己的嘴角保持微笑的角度，同时也使自己其他方面更讨人喜爱一些。我笨拙地问她是否熟悉这个城市。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我布下的圈套，回答道：“当然了，我在战前就住在柏林。”

然后她就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她一部分时间在学习，此外还要每天作为一个急救员工作8个小时。她说自己正准备考教师证。我安静地听着，但我其实并没有完全注意到她所说的内容——她柔和的声音已经让我被一种温柔的情感所包围了，我只想让这种温柔的感觉继续下去。当她停下来说话的时候，我提出早已蓄谋已久的问题来：

“既然你在5点前就离开急救站了，你能否带我逛一逛柏林的一些景点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她的脸红了。

她的眼睛看着地面说道：“我乐意这样做，但是我必须要得到那个太太的批准才行……”(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妇人的名字了)

她接着咯咯地笑着说：“哦，但是我们还有不少时间的……整整12天……”我心想：“这是个好兆头。”

我们接着又聊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直到那个好心的妇人回来。我们在交谈里当然没有回避战争，尽管我尽力让所描述的战争美好一些。我讲述了一些其实并没有见到的英雄事迹。没想到那些战场上肮脏的环境是她所愿意听到的，但我还是对于客观地描述这些环境感到迟疑。其实我并不想让她理解那些我们所经受的事情，不想让她知道那些满是鲜血而且散发着恶臭的战场。我害怕心里的恐惧和对战争的厌恶会传染给她，也害怕她会因此而厌恶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我对战场英雄事迹的描述完全是来自于好莱坞式的风格，但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大笑起来，还有我可以继续与她交谈。

女孩所提及的太太回来了。起初她看起来对我们在一起交谈感到不是太高兴，但此时葆拉——女孩已经告诉了我她的名字了——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妇人。葆拉介绍我是恩斯特家的一个朋友。

我对那个妇人说道：“太太您好，我是恩斯特的朋友，我这次来是想拜访一下他的家人。”

那个妇人说道：“我知道，年轻人。请进屋来，到我这里等要更舒服一些。唉，这些可怜的人，他们的勇气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在10天里失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太可怕了！我的上帝，我的儿子也在前线，我真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

这样说，恩斯特一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了……他们现在不仅知道恩斯特死了，而且知道他们另一个儿子也战死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另一个孩子也阵亡了。

突然之间，恩斯特的死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恩斯特，顿河，还有那辆俄制卡车……还有我向恩斯特喊着“恩斯特，我会救你的！别哭！恩斯特！”只有我在看到葆拉的时候，这些可怕的回忆才会从脑海里消失掉。它们必须消失掉，我也想努力忘记掉。

现在那个老妇人对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待下去，或是在恩斯特家那里，随便你去哪里都可以。”

她接着问我：“恩斯特是怎么死的？”

我低头看着地面说：“请原谅我，我不想说。”

但是低头看着地面并不能让我感到好受一些。我的视线落在了自己的皮靴上。这是那双把恩斯特坟墓上的泥土踩实的靴子。除了葆拉的微笑，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想到了恩斯特的死。

那个好心的太太似乎猜到了我沉默后面的想法，她说道：“但是你必须要编一些什么话，这些可怜的人不能够再受折磨了。”

我回答说：“你们放心好了，我已经对此练习不少时间了。”

现在老妇人从这个令我非常痛苦的话题上转开了。她拿出了一大碗可可奶，然后对葆拉吩咐了一些话，葆拉在这里帮她做一些衣服。

她说道：“葆拉，你现在需要招待好我们的朋友萨杰。你应该带他去看看一些柏林的景点。这个年轻人需要休息，今天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简直想亲吻这个老妇人了！

葆拉说道：“但是太太，我还有些活没干完呢，而且……”

老妇人说道：“好了，你去带他到四处走走吧，没有哪件事比这个更重要了。”

一切的言语都难以描述我对这个老妇人的感激之情。但是葆拉会对这个临时的休息日感到快乐吗？我已经对此不关心了，我已经兴奋得不能考虑这样的问题了。

我和葆拉出发了，我们告诉太太说会回来吃午饭的。我和葆拉走在了一起，心里充满了幸福。她试图和我的步伐一致起来，正在模仿我走路时的军人步伐，我笑了起来。我们经过了一个外面刷成了红颜色的小吃店，里面有一个妇人正在卖烤鱼，我想给葆拉买一些烤鱼吃。她和我一起走进了店里，她的笑容依旧是那么灿烂。那个在柜台后面的妇人正在准备两份烤鱼，她把烤鱼放在两片抹了奶油的面包中间。她向我们要食品定量供应卡。

我向那个妇人微笑着，试图博得她的一些同情。我说道：“我没有供应卡，我在这里休假。”

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烤鱼。葆拉在一旁已经忍俊不禁了。我感到自己的处境有些尴尬。

我只好用法语悻悻地说道：“这个害人精。”

当然那个卖烤鱼的妇人听不懂我说的话，她继续把炉子里的炭灰提到外面去。我们最后只好空着手走出了那里。

中午我们和葆拉雇主的午餐让我感到很快乐。虽然受到战时定量供应和食品短缺的影响，那个好心的太太依旧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食物。她甚至还拿出了一点她自制的白酒。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有些忘乎所以了。我正在大声唱着一首我们的行军曲，和我同桌的两个人当然没法和我一起唱。唱完后才感到有些失态，我向她们俩道了歉，但不久后我又开始唱另一首只有自己会的歌了。

那个老妇人现在看起来有些被我逗乐了，但她又有一些担心的神色。葆拉在自己的座位上一直看着我，似乎我是一个怪物一样。我想担心我的醉态会危及她的瓷餐具的安全，老妇人于是建议葆拉带我出去透透风。葆拉顺从地拉着我出去了，但她显然对于和一个喝多了的士兵走在一起感到不悦，而且这个家伙也许会随时做出一些愚蠢的举动。

当我们走下楼梯时，我一贯的胆小突然被一种滑稽的自信所取代，一把搂住了葆拉的腰和她跳起舞来，她皱起了眉头，紧接着猛然把我推开，我几乎因此失去了平衡。

她说道：“住手，否则我不和你出去了。”

她的话立刻让我的理智重新掌控了自己。她现在一脸的严肃让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仿佛有一些东西把我和葆拉隔开了。我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掩体里看着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被炸成了碎片。我感到一种刺骨的凉意。也许因为我刚才的愚蠢的举动，我已经失去葆拉了。

我有些绝望地喊道：“葆拉！”

我现在还呆呆地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而葆拉已经走到了下面的门廊里，阳光正照在她的身后。

葆拉说：“好了，现在你可要老实一点，你想去看些什么？”

虽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愕然中缓过神来，但我仍想努力保护好这份危在旦夕的幸福。

我回答道：“我不知道，葆拉。你定吧。”

我依旧有些惴惴不安。显然葆拉已经对要和一个喝醉了的士兵出去这件事感到不快了。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军官。葆拉正试图让我做一件我无法做到的事情。葆拉现在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的军士长让我完成某项不能完成的任务时的语气。我的军士长的声音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你，现在上那辆俄制卡车里！好了，你决定了吗？你想做什么？现在把你的脚放在油门上！当心那根铁链！你的制服脏了，你必须要小心点！好了，你决定了吗？”

是的，军士长先生，遵令！——是的，葆拉，当然了。

突然葆拉拉住我的袖子，这让我从自己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里来。我望着她，她也一定看到我的眼睛里此时充满了忧愁，并且看起来对此有些惊讶。

她说道：“那我们去广场吧，到那里我们再决定去什么地方。”

她拉着我的手走在了前面。我知道如果我遇上一个军官或是宪兵之类的人的话，我的休假就会马上结束的。我也许会被关禁闭的，士兵在大街上和一个女孩拉手是被明文禁止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向葆拉说了，葆拉只是笑了笑说：“别担心，我没有喝醉，我看到那些人的时候会有办法的。”

后来在我没什么话说的时候，葆拉主动地说起话来。她带我去了几个景点，但我其实都看得心不在焉。我不可抑制地认为葆拉是在完成某项工作，而她并没有因为和我在一起而感到高兴——我真希望她能够喜欢和我在一起，就像是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一样。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些整洁干净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没有人愿意对一个可怜而又头脑不清醒的士兵表示耐心的，即使这个士兵在俄国的冰雪和恐怖中奋战了几个月。在和平中住惯了的人是不会理解那些战场上士兵们在面对欢乐时忘乎所以的表现的。我正试图让自己能够习惯那种周围安静的气氛而不至于吓着别人，我也在试图学会给别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

葆拉在下午5点时和我分了手，她在回家之前反复叮嘱我如何找回到基勒林大街。她在和我说话的时候轻轻地握着我的手，微笑着有些怜悯地看着我，我故作高兴地也向她微笑了一下。

葆拉说：“我今天晚上会到恩斯特家里去一下，但是我们明天还会再见面的。晚安。”

我回答道：“晚安，葆拉。”

那个晚上我见到了恩斯特的家人。我可以非常容易地在恩斯特母亲的容貌里找到我朋友恩斯特的样子。这些可怜的人却并没有被那接踵而至的噩耗所击倒。现在，那些未来新欧洲的设想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那些本该看到这个设想实现的人已经不在了。恩斯特的父母竟然还作出了一些欢迎我到来的表示。那个楼上的好心的老妇人也下来加入了我们之中，葆拉在大约11点钟左右也进来了。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葆拉不失时机地开了我一个玩笑。

她说道：“我今天下午给他开了一个关于礼仪的讲座，而他却一直不停地在大街的中央又跳又唱。”

我拘谨地看了看周围人的表情。他们听了会责备我吗，或者他们会因此而笑起来？幸运的是，大家听了葆拉的描述之后都大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起来。

那个住在恩斯特家楼上的慈祥的老妇人开口说道：“葆拉，你这就不好了，你必须要请他原谅你。”

葆拉的脸红了，但她依旧在微笑着。她一边笑着，一边走了过来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她温软的嘴唇触在我的额头上时让我感到就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满脸已经羞得通红。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道：“现在葆拉被原谅了！”

葆拉现在向我快乐地挥了挥手，接着她向大家道别后就离开了。

葆拉！葆拉！我其实是喜欢你吻我的……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啊。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木然地听着其他人交谈着。

他们问了问我父母的情况，我参军前干什么……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提到战争。我简短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现在葆拉在我额上留下的吻像一个灼热的弹壳一样让我感到火辣辣的。我真愿意一整天和她一起巡逻，而不是和一帮士兵们……该死！

夜已经深了，我本想找个借口回去了，但是我还是耐心地在这里又坐了一个小时。恩斯特的母亲要我今晚住在恩斯特的房间里。我感谢了他们，但我向他们解释说部队上有规定必须回士兵接待中心的。实际上，我是不能够承受睡在恩斯特床上的那种感受的。而且，我也想在街上走走。我兴许会碰见葆拉的。

恩斯特一家理解部队的规定，于是并没有挽留。在大街上，我突然被一种快乐的感觉所充斥，开始吹起了口哨。我问了几个人接待中心的位置，没有费太大劲就回到了那里。但是我没有碰见葆拉。我经过了接待中心的前台，那里有两个平民打扮的人正和两个军人打牌，其中一个军人就是昨天问我的那个军士长。

他向我喊道：“嗨，你！”

我条件反射地转过身来向他行了礼。

他问道：“你是列兵萨杰吗？”

我回答道：“是的，军士长先生。”

他又接着说：“好的，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你的一个亲戚就要在最近两天来看你了。我帮你搞到了一张你家人的特别通行证。”

我回答说：“我正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军士长先生。我对此非常感激。”

军士长说：“我知道，孩子。你现在可以慢慢地返回前线了。”

我高兴得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他们四个人开始开起了我的玩笑。

“一定刚才到了范塔西饭店去了吧？”

他们一定是在指妓院。

我回到房间的床上，脑海里开始无法控制地思念起葆拉来。

又过了两天，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总是和葆拉在一起。我们总是在雇用葆拉的那个好心太太家里吃午餐，晚上又和恩斯特一家一起吃晚饭。葆拉的雇主现在看出来我和葆拉之间日益加深的感情，她被吓着了。她试图让我知道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现在恋爱是愚蠢的。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再公开这份情谊也不迟，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对于我而言，战争也无法阻挡我对葆拉的爱情，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我有限的假期，我对于一点点缩短的假期无能为力。

我的一个家人就要来看我了，所以不能离开接待中心太远，我每天晚上都回到这里。这个限制让我感到恼火，因为失去了本该和葆拉一起度过的时间。在预期那个家人到达的日子，我不得不从外面反复跑回来了五六趟。终于，在那天下午，那个好心的军士长在我还没有开口问时便说道：“有人在你的宿舍等你，萨杰。”我“啊”了一声，似乎这是一件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我说道：“谢谢你，军士长先生。”

我一路小跑地上了楼，推开房门，看见床上坐着一个穿着蓝灰色外套的男人——我的父亲。

我说道：“你好，爸爸。”

他看着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他的语气里总是带着他惯有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特点。他接着说：“你现在还好吗，我们很少听到你的消息，你妈妈非常担心你。”我就像从前一样听着我父亲说话。我感到他对于来到德国的心脏地区这件事感到不太习惯，还有这里的纪律也让他有些惴惴不安。

我于是提议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爸爸。”

他说道：“啊，这次来我还带了一个小包裹给你。你的母亲和我费了不少劲才搞到这些东西。那些德国人把这个包裹存在了楼下。”当他说“德国人”的时候，压低了自己的声音，似乎他在谈论一帮野蛮人一样。

虽然他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但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对德国有特别的好感。他从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仇恨中摆脱出来，虽然那时他被德军俘虏并受到了良好的待遇。现在由于他的一个儿子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他在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时不再会有一个轻松的心情了。

在楼下，我向军士长拿回了自己的包裹。他一面把包裹交给我，一面和我的父亲用流利的法语交流着。

军士长对我父亲说：“非常对不起，先生，宿舍里是不允许带进食物的。这是您的包裹。”

我父亲腼腆地回答道：“谢谢你，先生。”

当我们沿着街走着的时候，我看了看包裹里装的东西。包裹里有巧克力，一些饼干，天哪，还有一双袜子！这双袜子是我奶奶织的。

我说道：“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

父亲说：“我以为你最喜欢香烟或是巧克力，但是我们知道你什么也不缺。”

我的父亲坚信我们在部队里每天都过着大鱼大肉的生活。他因此接着说道：“我们法国老家那里就不一样了，德国人拿走了所有最好的东西。”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开不愉快的话题，于是我说道：“其实我们士兵还是过得不错的。”但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父亲说：“是啊，你们过得还可以，但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就不同了。你妈妈现在正为家里如何有足够吃的发愁。我们那里日子挺不容易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父亲，我现在考虑要把这个包裹还给父亲。

父亲说：“好了，让我们都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吧。现在局势变得对德国人越来越不利了。我从英国人的广播里听说美国人到了这里，美国人到了那里……还有意大利人……盟军……”

父亲说的这些对我来说可都是新闻。这时有一帮水兵从我们身边唱着歌走过，我向他们敬了礼。父亲有些阴郁地看着我，法国现在的情况一片混乱，谈到那里的情况让父亲感到心里难受。

后来父亲又告诉我，在法国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他向我解释这一切的缘由时，仿佛我是一个英国人或加拿大人一样。他的话让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才好。我尽力控制住自己，只是说着“是的，爸爸。没错，爸爸”诸如此类的话。我其实希望能够谈一谈其他的话题，而不去谈论战争，我也想告诉他关于葆拉的事。但我想他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生气的。

第二天我送父亲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出站的时候我居然傻乎乎地向他立了个正，父亲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我看着他充满忧虑的面容随着火车消失在了这个炎热六月的晚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再也没有能见到他，这两年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我的父亲一走，我就立刻跑到了恩斯特家。我向他们解释了由于我父亲来的时间太短，因此没有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给他们。大家看来都非常理解我。当我着急地想知道葆拉的下落时，恩斯特的母亲告诉我葆拉的消息。我异常沮丧地知道葆拉要到第二天下午才会回到这里来。这真是让我难以忍受，我们已经失去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而现在我的休假只有七八天了。和恩斯特的家人一起吃着饭，我郁郁寡欢地保持着沉默，恩斯特的父母对我的举动表示理解和尊重。吃完饭后我离开他们到街上散了散步，希望在这里能够碰见葆拉。我沿着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现在是晚上11点了。拖得很长的警报声充满了整个城市，不多的几盏灯已经熄灭了。我们的战斗机已经升空迎敌去了。战斗机的引擎声从房子的顶上掠过，飞机发动机发出的火花在黑暗中留下了几丝粉红色的痕迹。负责防空的人员现在开着挎斗摩托车通知路上的行人去躲避空袭，此时我们头上布满了敌人的轰炸机群。

我知道当第一枚炸弹落下来的时候，那些救护队的成员们就会首先出现在城市里，也许那时我能够遇见葆拉。我躲进了运河边一个低矮建筑物的门廊里，可以看到城市的西北方笼罩在了一片令人不可思议的火海之中。这次的轰炸目标可能是那里的重机枪工厂。那里到处都飞溅着一些像礼花的火光。柏林城里无数的防空火力开始向空中猛烈地射击起来，一些高射炮被安放在建筑物的顶上。在夜空中每一个突然出现的向地面坠落的耀眼火球是被击中而坠毁的敌人飞机。这时一声巨大的爆炸摇晃着我所依靠的门廊，明亮的高炮炮弹的弹道与漆黑的夜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周围玻璃的破碎声是因为在离我们大约两公里的地方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爆炸所引起的狂风把旁边运河平静的水面吹起了一片片诡异的波浪。

我现在可以听到数以千计的炸弹在我周围地区爆炸的声音。虽然我依旧有继续待在外面的强烈愿望，但是一股难以抗拒的恐惧感还是让我向防空洞跑去，我脚下的路面就像是一辆开着的卡车的引擎盖一般富有弹性。我现在已经和一帮绝望和焦虑的人群待在了防空洞的里面。防空洞里面的空气让人窒息。巨大的爆炸声让这个防空洞上下抖动着，顶上的石灰不停地落了下来。那些孩子们稚气地问着自己母亲：“是什么东西那么响，妈妈？”而那些母亲们只是用自己颤抖的手指抚摸着自己孩子的小脑袋。现在爆炸声越来越大了，爆炸的冲击波让我们的肺感到了周围气压的变化。这里到处都是痛苦的哭喊声，每一次的爆炸声就好像是1000个火车头呜叫的声音一样。让人撕心裂肺的号叫声像地狱里的嘶喊一样充满了黑夜。整个防空洞里面都充满了灰尘，灰尘是从外面进来的。我们这时听见有人喊道：“关上门！”

防空洞的门被关上了，我们都感觉到好像是被关在了坟墓里一样。有几个女人因为紧张而大哭了起来，她们一边哭还一边在空中挥舞着自己的手。我们感到这里的地面剧烈地晃动了五六次，我们都被吓坏了，大家现在都蜷缩在了一起。一个小时后，轰炸渐渐停了下来，我们离开了防空掩体，此时外面的景象只有但丁的《神曲》才可以描述。

运河黑色的水面倒映着沿岸燃起的无数火焰，两岸现在都已是一片废墟。废墟里升起的一股股烟雾里夹裹着点点的火星，人们正向四处跑着，就像在马德堡一样，我旋即开始了清理和救援的活动。

经过了一个让人筋疲力尽的夜晚和几乎一个早晨，我终于找到了葆拉，此时她看起来和我一样疲倦。当她告诉我昨晚上轰炸的时候她一直担心着我时，我心里的幸福感立刻把昨晚一切悲惨的场景完全抹去了。

我对她说：“我也在想着你，葆拉。我整个晚上都在找你。”

她问道：“真的？”她的语气告诉我她的感情现在和我的一样强烈。

我的脑袋里现在充满了一种奇妙的眩晕感，我呆呆地看着我眼前的这个女孩，我想把她一把拉到我的怀里，我的脸红了。还是葆拉打破了这个沉寂，她说：“我现在感到有些头重脚轻，为什么我们不到郊外走走呢？我们可以去飞机场附近，那里也许会让我们感到好受些。”

我说道：“那是个好主意，葆拉，我们走吧。”

我和我爱的人搭上了一辆小小的出租摩托车开往郊外的坦珀霍夫军民两用机场。

我们离开了公路，爬到了一座长满柔软细草的小山包上躺了下来，我们现在都感到筋疲力尽了。天气好得出奇，离我们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是机场交错纵横的跑道。葆拉闭着眼睛躺在我的身边，她看起来似乎睡着了。我拄着自己的肘凝望着她，现在全世界都已经从我的眼前消失掉了。

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含情脉脉的话语想说给葆拉听。但是我的口却怎么也打不开。我感到应该并且必须马上对她说，必须要借着现在让她知道……也许葆拉现在是故意保持沉默好让我能够有机会说话。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葆拉这时喃喃地说：“太阳真热啊。”

我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什么才好。终于我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手伸向了她的手。当我们的手指碰到一块时，我停留了一会儿好让这一种美妙的感觉能够延长一些。然后我把葆拉的手完全地抓在了我的手里，现在我的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我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而她并没有抽回自己的手。

羞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继续躺在那里并渐渐恢复了一些力气。我看着天空，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全世界似乎都被这种幸福的感觉所融化了。

葆拉把自己的脸转向了我，她的双眼依旧闭着，她的手拉着我的手。我感到了自己就要晕过去了。

我告诉她我爱她，接着我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葆拉还是一动不动。我现在是在做梦吗？

突然我们周围的空气被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所充满。我们抬起了头相互看了看，感到有些震惊。

“这可能是又一次空袭吗？”

看起来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候，白天空袭柏林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然而此时的警报是确切无误的。我们很快看到战斗机云集在机场的跑道上开始加速。

“葆拉，战斗机开始起飞了！这次真的是空袭！”

“葆拉，我们该到防空洞去。”

“但是我们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他们是去轰炸柏林的。”

“我想你是对的，我们在这里就像在任何一个不透风的防空洞里一样安全。”

德国的战斗机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10……12……13……14”，葆拉一边喊叫着一边向着那些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飞机挥着手，“祝我们的飞行员们好运！向你们欢呼！”

我被她的热情所感染了，我也喊道：“加油啊，小伙子们！”

葆拉重复着我的话：“加油啊！”

“现在不是晚上，那些飞行员能够看到我们的。22，23，24，飞机真多啊！”

现在已经有30架战斗机从机场上腾空而起，呼啸着飞向了高空。他们的战术就是飞得越高越好，然后就可以从上面向轰炸机俯冲下来，再在他们的后面狠狠叮上一口。现在德国空军已经改造了福克190和195式战斗机的爬升速度，它们的用途就是拦截敌人的轰炸机。我们可以听到远方高射炮的射击声。

葆拉说：“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么远的地方拦住它们，那么这些轰炸机就绝对到不了柏林。”

“我也希望如此，葆拉。”

我现在已经忘掉了这个讨厌的空袭。因为这次空袭，我不得不放开了葆拉的手，我现在准备向葆拉发动第二次“进攻”了。我走到了离葆拉非常近的地方，此时敌人轰炸机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看那，盖尔，”葆拉说道，她总是把我的名字读错，“它们从那里飞来了！”

她纤细的手指着天空中那一大片缓缓飞来的黑点。

她说道：“它们飞得多高啊，看，还有一些飞机飞在它们上面。”

我看着这些飞机正飞向我们的城市并飞向我们俩。

“我的天哪，它们太多了！它们一定有好几百架呢。”

葆拉说道：“我们根本没法数过来，它们还离我们很远。”

我现在开始感到害怕，也为葆拉感到害怕，还为我们的幸福。

“我们必须从这里离开了，葆拉。这里现在变得很危险。”

葆拉无所谓地说道：“不，我们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的。”

“我们可能会被扫射的，葆拉，我们去找一个防空洞吧。”

我现在试图把她拽走。

她说道：“看，那些飞机现在径直向我们飞来了。你看一看它们后面拖着的白色尾迹，看起来挺怪的！”葆拉被这个越来越近威胁的庞大阵势给吸引住了。

我们的高炮开火了，在我们的周围，上千门高炮把致命的“铁雨”向轰炸机群倾泻而去。

我对葆拉说：“快走，我们必须到防空洞里去了。”我边说边拉起她的手来。

飞机场那边的防空洞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我于是将葆拉拽到了一棵大树旁的凹地里。

葆拉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我们的战斗机在哪里？”

我回答道：“也许他们已经逃跑了——现在敌人的飞机实在太多了。”

葆拉有些气愤地说：“你不能这样说！德国士兵是不会逃跑的！”

我又说道：“但是他们能够做什么呢？现在天上至少有1000架敌人的轰炸机。”

葆拉说道：“你不能这样说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们！”

我只好说：“原谅我，葆拉，你是对的，如果那些飞行员逃跑的话，我会非常惊讶的。”

柏林的市区内再次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德国士兵从来不会临阵脱逃的。而我已经从顿河跑到了哈尔科夫。我非常了解德国士兵坚韧不拔的精神。德国士兵在俄国常常面对着力量悬殊的战斗——有时候敌人对我们的比例达到了30：1，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够坚持战斗。

从那个我和葆拉藏身的低凹处向外望去，我们看到机场大约有三分之一已经被炸弹摧毁了。白天的轰炸远远要比晚上的轰炸更为猛烈。在一天之内往往会有多达1100架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到达柏林，而我们只有大约60架战斗机升空迎敌。被击落的美国轰炸机主要是我们高炮部队的战果，而我们所有的战斗机都没有逃跑，它们在拦击任务完成之后都已是伤痕累累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群雨点一样地落在机场和火车站附近的地区，我们身下的大地在强烈的轰击之下发出阵阵的颤抖。我可以看到远处的大地被撕得粉碎，房屋被命中起火，在机场附近的储油罐也被击中起火了，火焰一直冲到几百米的高空……我还看见了一片居住着15万人的地区转眼之间就被炸弹夷为了平地。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远处的树木被炸得一片片地连根拔起，飞到了空中。我也看到那些被击中坠落的飞机在空中翻着跟斗，接着便爆炸成了一堆坠落的碎片。我也注意到了葆拉眼里的恐惧，此刻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爆炸的碎片已经开始在我们周围飞舞，我们尽量地把身体贴在地面上，我感觉到葆拉的脸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感到她在瑟瑟地发抖。

我们像两个孩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无助地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当那些轰炸机已经飞走了以后，它们所投下的延时引信炸弹依旧在附近爆炸着。后来我知道轰炸夺走了柏林两万人的生命。柏林城里的所有救护人员都投入了营救工作。街道上到处都是轰炸留下来的瓦砾，重机枪工厂依旧在燃烧，城市的西南方，延时引信炸弹在接下来的15个小时里不断地爆炸着。

当我们从自己躲藏的地方跌跌撞撞地向外走时，葆拉紧紧拉着我的手臂不停地发抖。她说：“盖尔，我感到害怕，你看，我真是脏死了。”她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理智的控制，她把自己的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不假思索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她没有对此表示反对。

我已经不再像开始我们出来的时候那样思前顾后了。我已经没有顾虑地亲吻着我爱的人，我们看来已经过了那种所谓的调情阶段了。我就像安慰着一个受伤的小孩一样亲吻着葆拉的头发。葆拉依旧在不停地啜泣着。我想到了恩斯特，还有那些战争里一切的眼泪和痛苦。我试图对葆拉的伤心表示一些同情。我现在幸福与深深的痛苦同时地缠绕在了一起，对此简直无法接受，想忘掉所有这一切的痛苦。我对葆拉的爱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只要还有那些孩子在废墟上哭泣，我就绝不可能会和葆拉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也许在这个春末晴朗的天空下没有什么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除了我对葆拉的爱以外。

天空几乎已经被无数的大火所制造的烟雾给遮蔽了。我抚摸着葆拉的金发，看着这个被战火蹂躏的城市。

我们再一次倒在了草地上。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当恢复了一些体力后，我们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在那里，一辆辆坐满了营救人员的卡车正在向火车站驶去。这时一辆卡车停在了我们的旁边，车上的人说道：“年轻人，赶快上来，那里的人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和葆拉彼此看了看。

我说：“好的，我们这就来，葆拉，我帮你爬上去。”

这些卡车正在拉上任何一个所能够碰见的人。现在只有牺牲某一片被轰炸的城区来救助另外一片被炸的城区了。我们又连续几个小时把伤员从废墟中拉出来。一些从被摧毁的旅社里爬出来的希特勒青年师的士兵现在也参与到了我们的救援行动中，许多希特勒青年师士兵也在这次轰炸里被夺去了生命。

我们在当天晚上找到了一片临时的休息所，这是一栋已经被摧毁了四分之三左右的公寓楼。我们头晕眼花地躺在楼里的床上，大家现在都已经累得话都说不出了。我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黑暗，眼前仿佛有无数明亮的蝴蝶在飞舞，这是因为救援现场里一片片刺目的火光所造成的。葆拉的一只手现在正握着我满是灰尘制服上的一颗纽子。

葆拉问我：“你觉得我们今晚应该睡在这里吗？”

我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是……”

葆拉又说：“如果有人找到我们的话，我们会因此有麻烦的。但我不在意，我现在太累了。”

葆拉的话是什么意思？她正在吸吮着自己磨破的一根手指，没有说话。我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她头的下面，她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我已经决定，无论承担怎样的后果，我现在只想把葆拉拉过来尽情地亲吻她。我们只想把今天下午损失的一切在现在补偿回来。但是没多久我们都在一天疲劳的重压下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们再次投入到了清理瓦砾的工作。人们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勉强恢复了这里的秩序。晚上的时候，我们被新的一批志愿人员替换了下来，被允许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了。我幸运地没有再被分派任何新的任务。

在以后的两天里我和葆拉再也没有分开过。每天早上我都会从我父亲带给我的包裹里拿出一些巧克力和香烟与葆拉共享。柏林的人们正在包扎好自己的伤者和掩埋好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人。大街上到处都是送葬的人群，现在这个城市又慢慢恢复了它以往的节奏。

我的休假只剩下5天时间了，我对自己即将要离开葆拉的事实感到痛苦。葆拉现在也对这个现实感到害怕，她正在用其他的一些话题让我不去想这件事。幸运的是，这几天里再也没有空袭了。恩斯特家的窗户都被震碎了，现在他们正在修理自己的屋顶。有3枚炸弹落在了离房子大约150米的广场上，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明斯克。

我已经见过葆拉的妈妈了。她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女儿从没有离开过我这个事实——我和葆拉每个白天和晚上都见面。但她对我们的交往并没有表示反对。葆拉手上的钱比我要宽裕，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我们就这样一直生活到了我出发的那天。我将在那天下午7点钟从西里西亚火车站回到俄国。恩斯特的家人已经和我道别，我也向他们道了别。他们理解我现在需要和我的女孩在一起，他们也认为那个女孩是我的未婚妻了。恩斯特的母亲坚持要送给我一件恩斯特的毛衣。她的丈夫给了我一些雪茄、肥皂和两盒罐头，然后拥抱了我并要我答应下次回来的时候来看他们。我答应他们我一定会的，而且我会给他们写信的。我要他们照顾好葆拉。

恩斯特的母亲轻声地问我：“你很爱她，是吗？”

虽然我试图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回答她，但是我的声音依旧充满了感情，“是的，太太。”

我吻了他们以后就离开了。在士兵接待中心，那个军士长批准了葆拉到我的房间里帮我收拾背包。

我感到自己的喉咙被忧伤所堵塞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葆拉。我们都向对方倾诉着自己无尽的爱意。我们开始平静了下来。我在三五个月后应该还会有一次休假，到时候葆拉当然会等待着我的，然后我们就结婚。她发誓说她会每天给我写信，而且我们很快就会永远再也不分开了。她温润的嘴唇在我们亲吻时无数遍地说着这些话。战争应该马上就结束……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度过一个像去年那样的冬天了。每个士兵都忍受了他们原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战斗该结束了，我们当时都确信会这样的。

我们来到了西里西亚火车站。因为轰炸的破坏，现在出发的站台大约离原来的站台有约一公里远。葆拉和我走在一起，依旧保持着她一如既往的微笑。她带着一个她说要在最后一刻给我的包裹。站台上飘满了欢送回俄国前线士兵的旗帜。我们在开往波兹南列车的第一节车厢里停了下来。我把自己的背包扔到了车厢里，回头看到了葆拉脸上难以掩饰的悲伤神情。

我对她说：“别难过，亲爱的，我爱你。”

我在那里站了很长的时间，拉着她的手，感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真想把她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但是我们的纪律禁止在公共场合这么做。人们不断从我们周围走过并交谈着。站台上到处都是那种我们军靴底与地面碰撞的金属响声。我的眼睛凝视着葆拉，已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葆拉……”

现在站台上的工作人员举起了手里的写着列车目的地的牌子。

“葆拉，没有我你要照顾好自己。”

葆拉满眼泪痕地望着我说道：“再见，我亲爱的。”

“葆拉，别哭……我求你了……你知道我会很快回来的。”

“我知道，我亲爱的，再见了。”

在对面站台上的一支部队唱起了《艾丽卡，我们爱你》这首歌：

“艾丽卡，我们爱你，艾丽卡，我们爱你，这就是为何我们还要回来，这就是为何我们还要回来。”

我对葆拉说：“葆拉，你听……甚至连歌里也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几乎要哽咽了。我宁愿只为葆拉而回到这里……正如那首歌里所唱的。

尖厉的出发哨音把我从自己的幸福中带回到了现实，我一把把葆拉拉到了自己的怀里，紧紧地和她拥抱在一起。

我们的耳边传来了登车的命令：“请大家上车，赶快！赶快！注意了，乘客们，请大家上车！注意了！注意了……”

我对葆拉说：“我爱你，葆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别伤心，你看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本该高兴的。”

葆拉现在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我感到自己的眼泪也要夺眶而出了。我最后一次吻了她。车厢连接部分传来了吱吱咯咯的响声，火车就要出发了。我跳到了车厢门的踏板上。葆拉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火车开始慢慢地加速，许多站在站台上的人都在哭泣着，许多士兵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下面的人还拉着他们的手，有的人还在亲吻自己的孩子。

葆拉随列车跑到了站台的最边上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我说道：“我们会再见面的，亲爱的。”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得出奇。火车开离了车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呆呆地站在车厢的踏板上，看着自己爱的人身影在站台上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终于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葆拉，我会回来的。但是我后来却再也没有能够回来。我也再没有能够见到葆拉，或是柏林，或是基勒林大街，还有恩斯特的一家。葆拉，我们会结婚的，我起誓。但是残酷的战争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兑现这个承诺了。所以，葆拉，请你原谅我，这都是我的错。你知道战争带给了我们痛苦、混乱和悲惨。我用自己的整个心来祈愿——你能够在这场战争的苦难里好好活下来，至少我们的相遇让我们都学会了铭记。战争摧毁了柏林，摧毁了德国，也摧毁了基勒林大街，还有恩斯特的家。但是葆拉，我无法想象如果你被战争夺走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念头太可怕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切。无论何时我闭上双眼，我们的一切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梦里，仿佛又听到了你温柔的声音，嗅到了你肌肤上的芬芳，我仿佛又能感到你的手依旧还在我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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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战争片里面强悍的德军，为什么如今会变成“欧洲肥鸡”？

相信喜欢看好莱坞战争片的同学，对于好莱坞电影里面描述出来的德军一定印象深刻吧，很多好莱坞的战争片都快成为二战德军的宣传片了，尤其是很多剧情都给人一种德军才是正义之师的感觉，甚至有的桥段里面，美国人被打得那叫一个落花流水，可大家知道吗？现如今的德军完全没有祖辈的那种风光了。

前几天，我不就吐槽过一件事情吗？就是德军部队的肥胖率问题，民众的肥胖率都没有军队的肥胖率高，10个德军士兵居然就有4个士兵是彻头彻尾的胖子，再加上德军现如今的战斗力下滑也十分严重，难怪被北约各国嘲笑是欧洲肥鸡，那么，问题就来了，当年扫荡欧洲的德军，为何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呢？

首先，就是德国的国防压力问题了，不同于之前的冷战，现如今的整个德国早已没了什么对手了，自从前苏联的垮台以及柏林墙的垮塌，德国的国防压力几乎就是微乎其微了，尤其是北约这样一个军事组织的加持下，德军的作用就不大了，与其把钱浪费在国防建设上，倒不如花在经济上。

再加上德国的对手们，随着柏林墙的倒下，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于欧洲各国建立了欧盟这样的组织，欧洲各国早已联合到了一起，尽管各国心怀鬼胎，但也可以看出来欧洲已经没有能够直接威胁到德国的军事组织了，哪怕是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在经济交易下，双方已经变成了贸易合作伙伴了。

再者就是二战的影响了，由于这些年德国人自己的反思，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军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导致德国普通民众普遍对于军队士兵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能来部队里面当兵的人，大多数都是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人，再加上前边说的军事压力不大，使得德军士兵的战斗力每况日下也就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德军的公务员化了，由于德国普通民众的福利太好了，以至于为了吸引民众来当兵，德军采用了类似于公务员的体制，严格执行了41小时每周的工作制，福利待遇还一个不能少，如此好的待遇下，使得德军越来越像公务员，每天上班工作下班休息的态势下，谁还会去保家卫国呢？

德军成了战五渣，士兵肥胖成灾，军官嗜酒如命，喝掉百万升啤酒

德国国防军在二战中可谓是出尽风头，那支凶猛而精锐的德军几乎成为了善战之师的代表，只不过到了今天，德军战力低下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肥宅德军的名声被传的很广。不过，如今的德军不仅仅是因为缺乏训练、士兵士气低落才被认为是弱小的军队，这支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也很不像样，这倒不是说德军装备的武器技术不行，而是武器装备的完好程度惊人地低下。

据俄罗斯卫星网12月29日消息报道，德国武装部队协会主席安德烈∙乌斯特纳尔表示，虽然德国联邦国防军估计军方系统的战斗力达到74％，但是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德军的战斗系统实际上仅有50％做好了随时使用的准备。也就是说，现在的德国军队，一半的装备都处于暂时无法使用的状态，这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对于德军装备的情况，美国媒体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联邦国防军今天的许多武器装备存在重大隐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缺乏准备和缺乏零固件，导致大量的装备无法使用，其实际准备率低于50%。

例如，欧洲台风战斗机是德国空军的主力战机，这种飞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三代机之一。德国最初虽然试图购买大约180架台风，但是2014年决定将这个数字削减为143，截止2014年10月，109架台风战机中，只有42架处于能够飞行的状态，其中仅仅只有8架完全可用。与之类似的还有狂风战斗机，截止2014年8月，89架狂风战机中仅有38架能够使用，这就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缩影。

德国陆军的情况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作为曾经的坦克大国，当今的德国国防军总共只有225辆豹-2主战坦克，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如美军的一个装甲师。更令人吃惊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的状态，国家利益网站指出，在2019年2月，驻扎在马林堡的第371德国装甲掷弹兵营参加了一次军演，在这次军演中，371装甲掷弹兵营需要从其他的56个单位，借用足足14,371件装备。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单位仍然出现装备短缺，可见其平常的战备状态有多么地低下。

应该说，德国军队的衰弱不仅体现在士兵素质上的下降，其本身武器装备的完好率、部队的战备程度、乃至军队主官的心态都非常值得怀疑。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冷战结束之后德国对自身战略定位的问题。冷战期间，德国是对抗华约集团的先锋，直接挡在苏联坦克大军的前面。当时的西德甚至采购了2125辆坦克，这足足可以装备多大12个装甲师。

冷战结束之后，德国实际上失去了安全威胁，外部的侵略几乎不可能，因此便迎来了大规模的裁军，坦克就直接裁撤了90%。直到今天，德国人恐怕仍然不认为自己有受到外部威胁的可能性，其军费占GDP的比值仍然在1.2%，左右远小于美国对北约成员国期望的2%。

驻扎在阿富汗的多国联军中，最让人笑话的就是德军。这支曾经拥有辉煌战史，打趴了整个欧洲的军队，如今军纪涣散，简直成为友军眼中的“酒囊饭袋”。被英军和美军瞧不起，不屑地将其称为“那群德国人”。据德国《斯图加特报》报道，有超过30%的前线士兵过度肥胖，军官则有严重的酗酒问题，驻阿德军在一年内就喝掉了100万升啤酒，就连土豪的美军都惊掉了下巴。

德军指挥官会拒绝出发执行军事任务，理由是“天气太热了”。德军负责运输弹药的车队也不靠谱，他们的车中有时装的不是弹药，而是香肠、葡萄酒和其它食品饮料。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德国目前并没有战争的紧迫感。德国的宿敌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具备对欧洲进军的能力，21世纪的局势似乎也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战争，德国完全可以躲在欧洲腹地安心发展经济。尽管美国再三逼迫，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才勉为其难地同意在2024年将军费提高到GDP1.5%的水平，仍然远小于美国2%的要求。在缺乏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不管美国如何赶鸭子上架，看来德国的军事力量都没有复兴的趋势。

或许是太长时间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的缘故，当前的德国军队军心涣散，跟过去的德军完全不同了，已经严重的草莓化，政府公务员待遇，每周40小时工作制，“朝九晚五带双休”，加班还需要支付加班费和补休。在阿富汗战场上，德军甚至出现过战斗进行一半，到点下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