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6岁名校毕业生杀死亲生母亲，指认尸体时笑称：她好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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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在3月21日傍晚时分工人老王正在和自己的工友一起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处建筑垃圾的时候，其中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和旁边的塑料袋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就用自己的脚踢了两下，发现里面鼓鼓囊囊放了很多东西，那感觉就好像是装了一袋子的猪肉一样。
话说好奇心害死猫，老王就是这个被吓坏的猫，他打开了行李箱，眼前的一幕成了他这辈子的噩梦。
他在行李箱里面发现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工地惊现无名碎尸
在见到这样情况时老王急忙报警，值班民警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火速来到了案发现场。
根据警察的勘察，从尸体呈现出来的模样来看，这个凶手是有一定的解剖基础的，她分尸的手法十分专业。
最终在经过法医的鉴定之后，这是一位中年女性，年纪大概在五十岁左右，死亡原因是被他人用利器割伤脖子之后导致急性大出血的情况。
那么毫无疑问，这无疑是一场蓄意谋杀。
同时还是一起恶性杀人分尸案。此时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确定死者的身份，同时还要找到第一案发现场。
随后就此案件，警方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并对此案展开了调查。经过调查后，发现曾有过一个失踪案。
报案人是罗晓龙，他表示自己的母亲已经很久联系不上了，因为生病的缘故和自己的姐姐在成都治疗。
之前他们每天都会通电话的，但是最近几天却怎么都联系不上。
对此警方对两者的DNA进行对比，结果证实失踪的人就是已经被杀害掉的罗小龙的母亲李化琼。
同时对于李华琼遇害的案件，经过警察的分析认为应该是熟人作案。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李化琼的女儿罗小敏。
他们想要从女儿身上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
他们立即调取监控开始寻找罗小敏，从监控中我们能够看到在3月19日下午六点左右，罗小敏和自己的母亲一起从医院回到旅店。
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罗晓敏提着水桶还有拖把反复进出房间。
而他这样的行为很明显就能够看出来她是在打扫家里，与此同时，在工地旁边有目击证人表示，在案发当天曾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在工地旁边长时间的逗留，行为举止也十分诡异。
种种证据都指向了罗小敏，所以警方就来到了罗小敏所在的地方守株待兔，果然罗小敏出现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罗小敏看上去精神不正常，没有穿鞋，头发也十分凌乱，身上还沾有干草，还总是时不时的露出奇怪的笑容。
将罗小敏带回警局之后，对他全身进行了检查，发现在他的耳朵后面还有臀部等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血迹。
经过检验之后，确定了她身上的这些血迹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母亲。
从而，罗小敏成为了此次案件的重大嫌疑人。
那么罗小敏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母亲并且进行分尸呢？
罗小敏杀害母亲并分尸
在面对警方对自己的询问时，罗小敏的表现也是非常冷静淡然，对于自己母亲的死只字未提。
她的整个精神状态都不好，一会就嬉皮笑脸，一会又非常生气害怕。在这期间，警察还曾将她带到了当时的抛尸现场。
警方试图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唤醒她内心中仅存的一点良知，但是警方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时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罗小敏和警察四目相对。
随即，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并指着自己母亲已经残缺的尸体突然来了一句“他的肉好肥哦”。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警方难以理解，随后找来了精神科的专家来对她进行精神病的鉴定。
如果说她真的存在精神病，而且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而将自己的母亲杀害掉的，那么她将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这个时候她的弟弟罗小龙则表示自己的姐姐没有精神病。
很快，鉴定结果出来，结果表示罗小敏是个正常人，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
从而也能够看得出来她的这些行为也都是伪装出来的，她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知法犯法，想要用自己所学习的专业去逃脱自己的罪责。
罗小敏杀害母亲真实原因
那么罗小敏究竟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母亲呢？
罗小敏出生在农村，从小性格就不是很好，比较孤僻，不喜欢和别人过多交流。
同时他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学习上非常努力，成绩一直以来都很好。
在2006年的时候，以优秀的成绩成功考上了西南石油大学的法学专业，毕业之后也顺利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好景不长，在工作了一年之后罗小敏就辞职回到了老家，而他的理由是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环境，要在家里面学习考研究生。
从此，她就变成了啃老族，期间曾和父母多次发生争执。随后便自己一人来到了成都生活，一直到自己的母亲查出乳腺癌才将母亲接到成都看病。
在她说到为什么要杀害母亲的时候她闪烁其词，根据警方了解到的具体原因，是因为原本母亲的治疗已经让她很心累。
但是母亲整天回家还说以前那些事情，说自己不该放弃好的工作回家。
因为生活压力再加上考研也错过了，母亲的话语让他十分烦恼。
在情绪的促使下她拿起了水果刀直接捅向了毫无防备的母亲身上，随后又用菜刀将母亲残忍的分尸，最后抛尸。
总结
虽然说罗小敏的遭遇让人十分心疼和同情，在工作上面的不顺心，学习方面的不成功，回家之后还要面临家人的不理解和无尽的谩骂。
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能够成为她杀人的理由，关键是她作为一名法学毕业的还知法犯法，甚至企图用自己所学的只是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能够接受法律对他的审判。
参考资料：
【1】四川成都法学女学士弑母案侦破纪实——秦淮政法
解剖过500具尸体的女法医，在一个男孩家中，见到了最恐怖的场景
我有个朋友叫柳二两，是个女法医，92年的，爱好喝酒、打麻将。
虽然酒量不行，麻将也打得不咋地，但她刀特别快。
她从业至今，解剖过500多具尸体，能面不改色地对高腐尸体下刀，也给丢了脑袋的无头尸体找过头。
我问她为啥叫“二两”。
她说法医这行有个说法，喝酒散味，所以每次解剖完尸体，她都要喝二两散尸臭。
作为县城公安局唯一的女法医，哪怕第一次见到高腐尸体，她都没怕过。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所谓最令人恐惧的场景，她早在一个15岁男孩家中看到过了。
法医的胆量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自从经历那起案件以后，我每次解剖完尸体，都要和师父去喝二两白酒。
那是在2017年9月发生的事，解剖室的门外，我的脖子被师父狠狠掐住。
他只是随意伸手揽了过来，手掌就足足包围了我脖子的四分之三。
他稍微一用力，我就有了因扼颈产生的窒息感，本能地翻白眼，发出“呃”的呜咽声，双手也挣扎起来。
我感到恐惧。
我们在模拟一个杀人现场，这个现场的受害者，正躺在我们身后的解剖室里。
她和我一样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孩，案发时，也同我一样感受到了窒息，想要挣扎却无力，想要呐喊却发不出声音。
唯一不同的是，她脖颈处的掐痕，要比常人的手小得多。
师父说：这就像一双孩子的手。
我说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此刻师父松手把我放了下来，他问，现在你相信了吗？
我相信了，受害者真的是窒息而死，我也相信，接下来要追踪的凶手，可能和我曾看过的法医小说、影视剧、电影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入行接手的第一起命案。
我要开始追踪那枚小小的手印。
半小时前，我和师父匆忙出了现场。
这是一栋老旧居民楼，我刚上2楼，就听见女人痛心的哭喊。
这里房门半开着，两室一厅，站满了人。
有人看到我们来，立马指了指里面的卧室：“这边，这边！”
我们拉起警戒带，清理无关人等，现在只剩下卧室里传来的女人哭声，尤为突出。
哭泣的女人正是死者的母亲，50岁上下，也和我的母亲差不多大。
她的眼睛已经哭到红肿，甚至无法睁开，精神也接近崩溃。
她走出房间后瘫坐在楼道里。
这是一片廉租房，建筑老旧，楼道十分狭窄，容不得太多人通过。
我们决定先让一部分人进入现场，另一部分人在死者对面的邻居家中等待。
因为要固定现场，所以，痕迹检验师“找找”率先走进受害人的家里。
我们叫他找找，是因为总有糊涂的报案人说家中遭贼，他总能找到报案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
这次不一样了，他要找的是死亡留下的痕迹。
找找勘查中发现，现场已被前来抢救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亲友破坏。
仅能看到浴室墙面有些飞溅的血痕，颜色比较淡。
门把手和地面没有发现证据，大门和门锁也完好，家中财物没丢失，不像是被闯入了。
他说，只有死者衣物没找到。
与此同时，我们在受害人邻居家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等候。
死者名叫张甜甜，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案发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她刚跟母亲通过电话。
不成想，母亲下班回家后，就看见她倒在浴室，脸埋在有水的盆里，并且没有穿衣服。
母亲以为是煤气中毒，急忙拨打了“120”，给女儿简单地盖上了床单遮羞，转移到了床上。
期间，她发现地上残留着女儿因生理期排出的血液，就在等待“120”的间隙打扫掉了。
遗憾的是，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只查看了几分钟，就宣布张甜甜死亡。
张甜甜的母亲说完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对门邻居很热情，见张甜甜的妈妈伤心到无法自理，就请我进他们家坐下，倒了茶，主动跟我们聊天。
他们说案发时，家中仅有在上中学的儿子在。他说当时正在玩手机，并没听到对面有异常的声音。
没有线索，我和师父又一次走进了张甜甜家。
而我打开了受害者的卧房门，企图从里边找到一些线索。
而屋里的装潢很简单，整体普通，只有床边摆放着崭新的婚纱照，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来她还是一名待嫁的女孩。
我在现场探查了一会儿就有点喘不过气。
空气中一直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儿。
我的鼻子从小就灵敏，记得第一次进学校解剖室上课，也是刚进去，哪怕我戴着口罩，也闻到了血腥味。
我当时很想呕吐但忍住了，我特别害怕，自己到底能不能干法医。
后来我真进了县公安局，担心我能不能干下去的人，变成了我师父。
他干这行有30年了，我是他带的第一个女法医，也是我们县公安局的第一个女法医。
他担心我怕脏，怕那些黏在身上几天不散的尸臭味。
还担心我力气小，提不动解剖箱，走不了山路去现场。
最担心的就是我有了家庭生了孩子，会不会就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在我刚进局里的时候，我的师父是心里不太有底的。
直到我跟他第一次出现场，他才看中了我。
那是夏天河边的高腐尸体，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泡了有几天，我当时直接走上去检查了，应该是没怎么犹豫。
毕竟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当时现场人很多，老百姓、村里的村民，应该是处于好奇，都围在河边。
我见阵仗有些大，好嘞，更有干劲了。
后来，师父无意间提起，说那天见我的表现，心里觉得这女生不错，是个好苗子。
只不过在我们这座小县城，意外、因病死亡的多，而命案太少，今天的现场，我真有点不适应。
我跟在师父身后，走近床边，看着这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
她身上被床单简单地包裹着，头发湿漉漉的，凌乱散着。
她的面部已经明显发绀，双眼球睑结膜针尖样出血点，再细看，颈部两侧可见半月形的擦伤痕迹。
一项项教科书上写的典型体征，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眼前，这些都是窒息的现象。
这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张甜甜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颈部两侧的半月形擦伤，通常是手掐脖子，指甲在颈部皮肤留下的痕迹。
然而，人是不会把自己掐死的，最多可以掐晕。
在失去意识后，人的双手也就没有力气再进一步掐脖子了，所以不会发展为死亡。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仔细回忆着教科书上的内容。
是他杀吗？难道命案就真的这样来了？
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但不得不说，命案才是每个法医成长的最关键一课。
命案中的死者各种各样，有可能是教科书上描述的典型特征，也有可能不明显，这都是死者的“遗言”。
法医只有在检验过程中，完成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才能成长。
我希望多侦破案件，可又不希望有生离死别，这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师父小声问我：还觉得是煤气中毒吗？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现场交流时，都会尽量少说，尽量小声说。
我想起自己出发前，还不相信小县城能随便出命案，大概就是煤气中毒。
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我当然是草率发言了，幸好当时只有师父听见。
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能怯怯地说：“不是煤气中毒，是不是窒息？”
师父赞成我的答案，马上报告，需要将尸体转移至解剖室。
我们正准备转移尸体，突然听见张甜甜的母亲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因为师父刚刚说话声音大了些，就被人听到了“他杀”的结论。
这话传到了张甜甜母亲的耳朵里，她再次崩溃了，哭喊着谁把自己女儿给害死了。
她说明明女儿那么乖，为什么不是生病了？
因为，生病是天灾，他杀是人祸。天灾不可避免，但人祸却是可能不会发生的。
我看着张甜甜床头摆放着的婚纱照，那照片里笑得甜蜜的女孩，似乎是平行世界里的她。
那个世界，她或许会和照片中心爱的男子如期结婚，完成许多人生心愿。
可惜她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我不禁想到我哪天出了意外，我妈妈该如何面对，想到此，我也不禁有些红了眼眶，最后强忍着没哭。
我很想去抱抱这个和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阿姨，这样微不足道的慰藉，或许能让她觉得孩子还在。
但尸体马上就要被带进解剖室了。
我别过脸，从阿姨身边匆匆走过。
解剖室是独立于公安局外的，一般和殡仪馆在一起。
我和师父走进解剖室，肉眼可见的简陋——
一台解剖床，一盏无影灯，身后是不大的水池。麻雀虽小，还好五脏俱全。
小小的解剖室里，共有6人，负责拍照、摄像、记录事件情况的工作人员，我和师父，以及张甜甜的家属。
考虑到甜甜的母亲已经无法支撑前往解剖室，甜甜的舅舅跟着我们过来。
褪去衣衫的甜甜被放到解剖床上。
我意识到，我当法医经历的第一场命案解剖，由此拉开帷幕。
因为甜甜丧生不久，皮肤都还是新鲜的，看得出光滑、有弹性。
她躺在那里，如果不仔细看，感觉就像睡着了似的，给人活生生的感觉。
她无疑是漂亮的，年轻，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一切都刚刚好，长长的头发散下来，让人觉得温柔。
只是4个小时前，她还在和妈妈打电话，现在了无生息，现实残忍。
师父适时走了过来，对我说：“怎么样，小柳？一切结论是不是得看过现场再说？”
这话不仅把我抽离出空洞的感慨，也警醒了我。
法医只要失误一次，就有可能被人质疑一辈子，生死事大，以后不能像今天这样草率。
无影灯亮。
先是体表检查，正常会从头部开始，再到面部、颈部.....
由于甜甜颈部的伤痕更明显，师父也就第一时间抓住了它。
他看了看，指着伤问我：“这是什么伤？”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那痕迹是指甲掐的，而且是两只手扼颈导致。
师父不动声色，接着问：“凶手为什么要用两只手？”
这一问把我难住了，教科书从没说过为什么。我想了想，试探着回答：“双手方便用力？”
师父摇了摇头，告诉我，张甜甜的脖子很细，像他这样的成年男性，差不多一手就能围起来，这时候两只手反而不好用力。
所以，很有可能是凶手力量较小，才用两只手。
师父怀疑，凶手有可能是女性或者未成年人。
他跟我说着，又有了新的发现——随着时间流逝，一条新的勒痕出现在甜甜的脖子上。
这是不明显的擦伤，经过一段时间，擦伤部位皮肤水分流失，局部干燥，呈蜡黄色、黄褐色或深褐色，质地变硬，最终皮革样化，并因此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张甜甜不仅被扼颈，还被勒过脖子！
这也印证了她为何会面部发紫，皮下有较多出血点的症状。
凶手使用了不止一种杀戮方式，他的杀心渐渐暴露，真相一点点在向我们靠近。
这时，师父递过来了一把推子，示意我把甜甜的头发剃掉。
甜甜头发乌黑且长，我有些不忍但也清楚，剃掉才能观察头皮损伤，便于下一步开颅。
有时在头发中还能发现线索。
比如可能残留致伤物的痕迹：用砖石打击头部，往往能在头发中发现碎石颗粒。
我接过推子，这是我第一次给人剃头发，我打开开关，一瞬间，推发器开始震动。
我把推发器靠近甜甜的头发，刀刃锋利，手起发落，大概几分钟，只剩头皮了。
而这些掉落的头发里，我们发现其中夹杂着一些玻璃渣。
而在甜甜的头皮上，我能看到头枕部有一个梭形创口，创口处有很小的血凝块。
她的头部还被重击过，这是凶手选择的第三种杀戮方式。
玻璃材质的致伤物，究竟是烟灰缸还是玻璃瓶？
这些玻璃渣实在太碎，难以做进一步的推测。
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玻璃渣。
所以，究竟是现场是被打扫了，还是甜甜家并非案发第一现场？
我询问师父，他也没有答案。
由于甜甜处在生理期，检查阴道时，看到有明显出血，除此之外，没其他线索。
一时间甜甜是否被性侵，还不好判断。
我分别提取了她脖颈、乳头、阴道的拭子，拿去做了检验。
最终检验结果表明甜甜生前未遭受性侵。
难道真如师父所说，甜甜并非被成年男性所害？
一切尚未定论，接下来，我还要打开甜甜的身体，让她“告诉”我，她还有什么“遗言”。
手里握着那把冰冷而锋利的柳叶刀，我耳边却又会响起甜甜母亲的哭声。
甜甜此刻是不会痛的，但她的母亲，看到被解剖检查的女儿，是否会感应到这种痛呢？
但师父正站在我的身旁等着我呢，甜甜的家人也在等着，他们想从我这里得知真相。
此刻同情是没用的，我是法医，此刻解剖不是要伤害她，而是要找出伤害她的人。
上柳叶刀。
“Y”字形解剖法——先从脖颈开始，我和师父一人一边，划开颈部肌肉。
我清楚地看着手中的刀刃接触她的肌肤，手上用了用力，再深入，一道口子终于划开。
甜甜的颈部肌肉有出血，这也符合窒息的症状。除此之外，没有特别的发现。
接下来是胸腔和腹腔。这两处无明显异常。
只不过在打开腹腔时，剪开胃壁，混杂着胃液的食糜带来的视觉冲击，加上肠道的腥臭能够穿透口罩，让人很容易反胃。
几次反复后，师父发现了我的不适，让我先出去吐一下，休息好再回来。
我悄悄地跑了出去，吐过后，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慢慢调整过来。
我害怕这事传出去，同事会觉得新来的女法医不怎么样，解剖时还吐了。
好在师父照顾我，没说些什么，可能是我跟他儿子年纪相仿，又是女生，所以像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
一切进展还算顺利，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基础的体表检查和解剖就快完成。
剩下的只有开颅检查。
难题就在这时来了，我们找半天，都没看到解剖室里的那台电动开颅工具。
没办法，师父决定手动锯开死者头颅。
我手劲儿太小，没办法从旁辅助师父，只能师父自己一人来。
他拿着小钢锯，一点点在死者头部摩擦，像锯木头似的。
头骨的骨屑有时会轻微地飞出来，再落到地上。
大概20分钟后，师父终于成功开颅腔。
仍然没有重大发现。
但只要涉及死者解剖，胸腔、腹腔和颅腔，按规定都必须要打开进行检查。
两个小时后，解剖完毕。
我们提取了甜甜所有受过伤害的证据，准备回到公安局汇总讨论。
离开解剖室前，我将甜甜的伤口悉数缝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手掐窒息、异物勒脖、硬物凿击头部。
这是一个被“杀”过三次的女孩。
夜幕降临，刑侦大队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
“好了。”大队长按灭烟蒂，不大的声音刚好让每个人能够听见。
人声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大家把今天了解到的情况说一下。”
我和痕迹检验师大致说了现场的勘查情况和尸检结果。
张甜甜颈部有掐伤、勒伤，头部也有损伤，虽有多处损伤，但都不是很严重，并且没有遭到性侵。
说明凶手有可能力量较小，猜测是一名女性或未成年人。
我还专门就此让师父在我身上做试验，发现成年男性的手和力量，的确是非常大。
外围调查的同事说，张甜甜是一名普通售货员，妈妈在附近工作，爸爸在外地打工。
她还有个刚订婚没多久的未婚夫，婚期已定，人也在外地。
张甜甜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路上能接触的人不多，近期也没有和什么人发生矛盾。
社会关系这样简单，很难找到被杀害的理由。
更别说是未成年人。
住在张甜甜家对门的，是一家五口，父母工作很忙，常见不到人影。
爷爷奶奶年纪大，身体还算说得过去，但也只能是把自己照顾好。
案发时唯一在家的，是家中小孩，叫王宇，一名中学体育生。
但在视频侦查办公室，多台电脑一直在逐帧播放小区路口的监控。
这个中学体育生，也正如供词所说，甜甜受害时，他没听到声音，照常出去训练，然后才回家。
开完碰头会，尽管夜色已深，我们还是出了一队人马，再次赶往现场。
我们带着蓝星试剂，试图在门把手等一些地方，找到那个小小的血手印。
现场地面看起来干净。
关灯，光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间我吓得叫出同事的名字，在黑暗中抓住了他。
待眼睛完全适应，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房间内，清冷幽静。
喷洒蓝星试剂，地面显现出幽幽的蓝光，不禁让人感到一丝诡异。
蓝星试剂的试探下，血痕面积大，但依然没发现有价值的证据。
案件似乎陷入僵局。
没有线索、数种残杀方式、极可能是搬运尸体伪造了犯罪现场。
这真的是一双小小的手能够做到的吗？
两三天过去，痕迹检验师“找找”又来了，他说：我找到了一滴血。
他再次勘查现场时，顺手掀开了甜甜家的地垫，一滴明显的血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按说地面被张甜甜妈妈打扫过，应该很干净，就算有痕迹，也只会是淡淡的颜色。
而现在这滴血十分浓郁。
这滴血是如此奇怪。
它所在的地方，不是在案发现场的浴室，更不是甜甜家的任何一个房间。
偏偏在所有人都会踩过的大门口。
这滴血究竟是谁的？是受害人在门口遇袭而滴下的血，还是凶手的血？
痕迹检验师找找采血后，立马送往DNA实验室，并对跟案件有关的人采血，便于比对。
血液比对需要一点时间，但令人欣喜的事，视频侦查员也有了新突破。
经过3天的回放，视频侦查员也终于在一帧一帧的视频中，发现疑点——
张甜甜的邻居王宇，在案发当天，先后进出小区。
一开始，他出小区去学校训练时，背的书包是鼓鼓的，但等他训练完回到家，书包却瘪了。
只是这一点微小的细节，或许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宇的包里装的什么？是我们一直没找到的张甜甜的衣服吗？
背包的变化实在无法合理解释。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以再次了解案发当时情况，找到了该学生，并以侦办案件为名采了他的血。
我们第一次认真和这个男孩打交道。
正如上次见面那样，王宇有些内向，低垂的眼皮不知道是逃避还是不习惯与人对视。
他依然平淡地说，那天自己在家玩游戏，没有听到什么异常，下午就去学校了，没有说出新的内容。
接触完王宇，侦查员也向老师和同学了解了一下王宇的情况。
老师说，王宇上课不认真，不过从来不打扰别人，都是自己玩自己的。
要说起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喜欢欺负和自己关系好的同学。
侦查员找到了王宇关系最好的同学，那位同学证实，王宇确实喜欢欺负他，稍不如意还喜欢动手，自己体力比不过。
而关系不密切的同学，在这个王宇眼中，大概属于无视的对象。
只欺负和自己关系好的同学，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我开始对这个孩子感到好奇，如果他真的这个命案有关，那心理素质真实太强了。
我们第一次去他家时，他居然坐在客厅玩手机，也不好奇，连一眼也不会多看我们。
期间有同事向他借充电器，他递过来的那双手，一点抖动都没有。
相处起来非常得体。
我没办法想象杀人之后还能如此淡定。
事实却又让我不得不怀疑。命案第三天后，DNA结果出来了，那滴血就是王宇的。
我们无法凭此就认定他和凶案有关。
这只能证明，警方多次问话中，他没有说实话。
他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的，否则不会在受害人家门口留下新鲜血迹。
我们抱着最大的善意揣测，这个孩子是不是看见凶杀过程被吓傻了？是不是被真正的凶手威胁了？
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见到王宇本人才知道答案。
侦查员立马在学校找到王宇并联系其母亲。
再次向他询问当时情况，王宇说辞依然没有变。见王宇还是如此，也知道没有证据，他是不会开口的。
侦查员也不兜圈子，问：“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王宇依然淡淡的说到是训练时不小心弄伤的，依然低垂着眼皮，神情没有变化。
侦查员直接问到：“你的血怎么滴到了张甜甜家里？”
王宇听到这个问题，还是没什么反应。
倒是他妈妈突然明白了什么，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她抓住王宇的肩膀问：“怎么回事，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要说实话，不要怕，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王宇微闭双眼，轻皱眉头，显得很不耐烦。
他跟本听不进去妈妈的念叨，随口承认道：“人是我杀的。”
王宇妈妈一脸不可置信，摇晃儿子肩膀：“你说什么？你别乱说！你莫傻里傻气帮别人承认！”
王宇没有回答。
看儿子冷漠的表情，这个妈妈说着说着，声音由嘶吼变为了哭腔，人也瘫软跪倒在地。
那一刻，她像在楼道哭泣的张甜甜妈妈，没有了神采。
真是王宇？侦查员内心也充满疑惑。
安抚好王宇母亲情绪，换了王宇父亲来陪他，讯问还要继续。
“你是怎么杀害她的？”
王宇依然招牌式地低垂眼皮，“那天我在家玩电脑，没有关门，她过来问我借电脑。
坐下后，我也没注意她在搜索什么，过了一会，没有人，我就感觉机会来了。”
说到这，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明亮的眼睛里似乎在回放当时的情景。
接下来是一场接连三次的审讯，光是第一次，就已经长达7个小时。
王宇的父亲一直在旁边叹气，抹眼泪，王宇全程没有看父亲一眼。
那是王宇父母颠覆认知的一夜。
他们起早贪黑收废品，就是为让孩子过得好一点，学习不好，也不做要求，毕竟体育还不错。
他们想着，以后孩子顺利大学毕业找工作，不像自己这么辛苦就心满意足了。
当他们听完王宇的供述，估计已经陷入了极度的不解与恐惧。
不久，爷爷奶奶闻讯赶来，奶奶在单位大哭：“我的孙儿啊，是不是被冤枉了啊，这么听话的孩子，他怎么会把别人杀了。”
她又哭道：“你怎么这么傻啊，把别人弄死了”。
王宇奶奶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乖孙孙儿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嫌疑人，但又不得不信。
王宇仍然在讲着近乎恐怖故事的全过程。
中途甚至有警方问这个孩子，你累不累，要不要休息。
而这个男孩的眼睛越来越亮，显得整个人神采奕奕，说话也不像之前有气无力，爱搭不理。
他似乎在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王宇在供述里表明，他对甜甜下的杀手，不止三次。
“我在她身后挥动玻璃饮料瓶打她太阳穴位置，没想到一下就晕了，我的手也被玻璃瓶划伤了。
然后她又抬起头来了，流了好多血，我就把她按到在地，就用手掐她。”
“我怕她还不死，就用家里手机充电线勒了她，充电线有点短，我看应该差不多快死了，我就用几个塑料袋把自己的手和鞋子套好。”
重击，窒息，勒脖，这是前面三次。
说到把自己防护好，他嘴角上扬，似乎还有点得意。
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做完这些，甜甜已经没了声响，他仍然选择继续第四次伤害——
“把她拖到了她自己家，但是我还是怕她不死，就把她的头按在了水盆里。
他担心甜甜的衣服上有自己的痕迹，就从家里拿了剪刀，剪掉了甜甜的衣服。
后来，他还特意拿来自家的拖把，将甜甜家的地清理干净。
他做完这一切，又回自己家打扫血迹、玻璃渣，换了一身衣服若无其事去训练了。
我们问什么，王宇就答什么，不再隐瞒。
他不像在供述犯罪过程，反而像在炫耀自己的光荣事迹。
“当天你书包里装的什么？”
“那个女的衣服，我杀人时的衣服，还有我搞训练的东西。”
“衣服现在在哪里？”
“我分两次扔在了路边花坛和公共厕所。”
“你知道你你杀害人的名字吗？”
“不知道。”
“你们平时关系怎么样？为什么要杀她？”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疑惑，王宇和张甜甜生活没有交集，王宇连张甜甜的名字也不知道。
是什么让王宇痛下杀手？
“没有为什么，我只想体验一下杀人的感觉。”
这是一个我们警方闻所未闻的杀人动机。
“你为什么想要体验杀人？”
“有款游戏是杀人游戏，有杀人任务，我就很想试一下。”
“那你怎么知道要把手和鞋子用塑料袋套上的？”
“都是在那个游戏里看到的，不能让警察发现。”
我们按照流程，收走了王宇的手机，发现他的手机里有很多游戏。
为了验证王宇的口供，侦查员打开了王宇说的“杀人游戏”。
这是一款有剧情又充满暴力的游戏。
同事告诉我，在这个游戏世界里，玩家是个出生贫寒，一无所有的小人物。
完成目标就必须要在游戏里获得武器和金钱，而获得金钱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杀人。
玩家可以在游戏世界里自由活动，可以自己选择剧情，完成交易。
杀戮的快感，江湖热血，快意恩仇，很容易让人沉浸在游戏剧情里。
王宇的供述里，仿佛杀人动机很单纯，就是接触了这款游戏，才想在现实中模仿。
在侦查员多次与王宇父母接触后，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王宇的成长经历。
我记得笔录上他们有很多地方讲到了游戏。
他们说，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只能做点收废品的小生意，平时请王宇爷爷奶奶照看。
而王宇小学一二年级时便混入网吧打游戏，自己技术不好，便用奶奶给的钱找人帮他升级。
到了初中，成绩不好，他们做父母的再想管教，不允许其进入网吧，王宇已经不听了。
似乎是网络世界，王宇才一步步走向了深渊，在游戏里杀人多了，如今才对生命如此冷漠。
但这就一定是真的吗？
侦查人员意外发现，王宇的手机搜索记录是“未成年人杀人会判死刑吗？”
原来，王宇一直知道杀人是什么行为。
可是他担心的不是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而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宇认罪那天，我非常震惊。
在这之前，师父曾数次跟我说，自己怀疑是未成年人作案，我都没敢往那处想。
无端杀人，且如此冷漠，事后亦能如此冷静，我不禁怀疑，王宇的基本是非观呢？
后续又有新闻媒体跟进报道此事，批驳游戏，呼吁控制。
他们没提到的是，王宇双亲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挣钱，而爷爷奶奶已没有精力和能力陪伴孩子，只能对王宇予给予求。
在其他孩子享受父母温暖教育的时间，王宇也逐渐冷漠。
但我们办案人员还记得，第一次去王宇家时，他一直玩着手机，接受问询。
期间没有任何大人阻止。
难道真的只有游戏错了吗？
这个孩子自己的冷漠有没有错，塑造他成长环境的人有没有错？
这些问题每个人心里会有自己的答案，而我要在法庭审判前，为甜甜做最后一件事。
判定她的死因，协助司法机关确认刑罚。
这是这次解剖留下的最后一个难点，且绝不能出错。
甜甜前后遭受了不同的伤害，头部被玻璃瓶打击，但创口不大，不足以致死。
后来是王宇对她扼颈，徒手掐她的脖子。
从她面部的出血点来看，王宇这次用的力气很大。
颈部上的勒痕是在尸检时才慢慢显现的，说明尽管推进了甜甜的死亡，但王宇当时并没有用多大劲。
打开甜甜的胸腔，我们反复查看，发现她肺部有轻微的水肿。
人如果是完全被溺死的，肺水肿会很严重。
这说明，甜甜的确发生了溺水，但在溺水前，她可能就已经濒死了。
因为人在遭受扼颈后，不及时抢救，也可能会死，溺水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在法医病理学中，一个人死亡的原因，一般分为根本原因、直接原因、诱因和辅助原因。
但甜甜的死因比较复杂，属于多因一果，每种伤害在过程中，都可能让她死亡。
我和师傅想了半天，最终给甜甜下了联合死因：扼颈、溺水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最终王宇的父母给了高于法院判决的金额。
但两个家庭的悲剧，已经不是钱能弥补的。王宇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后来，我们还曾在一次专家培训上咨询这件事。
专家也确认了这点，还好是一个人用四种方式作案，可以下联合死因的判断。
之所以这样谨慎，是因为做法医不能出错。
如果法医因自己的判断错误或操作失误，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让受害人枉死。
这是受害人的家属难以接受的。
另外，如果一个法医判断错了，那么很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的侦破方向跑偏，真相被遗落。
法医屡次判断错误，专业度大打折扣，也会渐渐失去同行、人们的信任。
所以师父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纠错，这次甜甜的案子，我说错一句话，他都记住了好久。
他告诫我，当法医，要相信两样东西。
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错了，就一定要认，一定要改。
生死事大，对错不能有任何掩饰。
有时我想，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也能如此较真就好了。
柳二两告诉我，案件结束后，她真的去喝了二两白的。
喝的理由很充分，无论是纪念第一案，还是为忘记这残忍事件，这一杯都值得。
除此以外，她对自己身上的法医制服有了新的想法。
第一次穿上时，她对着镜子，只是觉得好看：“我或许还不明白，究竟我要认同法医这个职业中的什么。”
“直到经历张甜甜的事，我才意识到，职业认同是不做无畏的同情，而是让自己更专业；
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坚定自己心中的正义；
是倾听死者留在身体里的语言，是抽丝剥茧，让事情里真相更进一步。”
这样才算是对得起张甜甜。
陈二两后来还打听过，张甜甜的父母又生了个孩子，她不知道甜甜会被忘记，还是被父母埋藏在心里。
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再提到甜甜，但县城就那么大，她偶尔也会路过甜甜家。
每当此时，柳二两又会想起那个女孩。
在订婚照上笑得那么甜的女孩，又在那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里，匆匆离开的女孩。
她会忍住情绪，迈着步子奔向下一个现场。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弹簧 小旋风
插图：徐六耳
律师口述：她切开妈妈的尸体，就为了确认真凶是不是自己
有个女孩叫康不医，经历和职业都很特别，如果一定用某个关键词概括，只能说“太难了”。
她曾挑战了国内最难的两个学科，先学医，再学法律；
而她所从事的医疗律师行业，也是律师这一行中相当难的一个分支。他们专门处理医疗纠纷，跟医生、医院打官司。
作为一个医学生，康不医在法庭上最常面临的情况，是她把自己的同学、老师对簿公堂。
但她仍说，这还不是最难的。
“我面临的绝大多数当事人，手中唯一的证据，就是亲人的尸体。”
为了说明这有多残酷，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50岁的女儿，决定切开77岁母亲的尸体，就为了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杀害母亲的真凶。
在以往的绝大多数律师故事里，案件结束，确认真凶，就是故事结束。
但在医疗律师的故事里，这仅仅是一个女儿慢慢学会如何接受死亡的开始。
为了等到故事真正的结局，我和康不医一起，等待了整整一年时间。
直到半个月前，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结局，并一起记录下这个故事。
2023年的年初，是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律所众人纷纷病倒，我也不例外，早早告假回家，打算提前进入春节休假模式。
大年二十八的早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尊敬的律师”，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沧桑又卑微，“我妈妈前些日子住院，医院把她强行出院，导致她死亡，这种情况，可以告医院吗？”
患者对医院的治疗不满，想要向医院索赔，这种医疗纠纷的案子之前我接过几个，都没能做完。
几次失败的接案经历告诉我，患者死亡，家属往往悲愤交加，容易把问题都怪到医院身上，这时候一定不能只听委托人的一面之词。
打电话的女人姓徐，我耐心安抚了徐大姐一阵子，引导她先告诉我，她妈妈去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徐大姐告诉我，那是妈妈出院第二天，早上她看妈妈的精神很好，就给妈妈把胃管拔了，喂了点稀饭。但等到午饭时候，发现妈妈已经躺在床上“没动静了”。120到现场就告诉她，人已经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能拔胃管直接喂食呢，这极易导致年迈的患者窒息。
电话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像是哭哑的，我不忍心再苛责她缺乏医学常识，但还是不得不告诉她，患者出院已经有日子了，无法确定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你一定要告的话，可能必须先通过尸检确定死因。”
徐大姐连声说好。
我挂掉电话后不放心，又发微信重申：“尸检是要把遗体解剖，提取脏器，确认死因，而且这个死因查出来可能还是跟医院无关，你确定要做尸检吗？”
徐大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五六十岁，老一辈人总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肯定很难接受把自己的母亲剖开检查。
没想到，徐大姐回复我：“要！！”
似乎怕我不了解她的决心，她还加上了两个感叹号。
“我想，不管打不打官司都鉴定一下，妈妈到底怎么走的，是不是我呛死的。”
我愣了一下，原来她知道自己的喂食有风险，原来，这不是一起单纯的索赔的官司，而是一个女儿，她想要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不是被自己害死的。
医院医务科春节放假，我嘱咐徐大姐，先冷冻保存遗体，春节后去医院封存病历。
和其他官司不一样，医疗诉讼最重要的证据一般是病历。如果类比刑事案子，病历就像现场和口供，而律师就像警察，要提前调查病历里有没有问题，搜集更多证据。
封存病历的工作，本来家属去就够了，但我担心徐大姐被医院为难，决定陪她一起去。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女人一上车，我的心凉了半截。
她的打扮、衣着，都不像是一个能承担得了医疗纠纷成本的人。
身份证显示她刚五十，但是白头发和硕大的眼袋使得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衰老10岁。黑羽绒服像个大口袋把她包裹起来，露出一张没有太多表情，甚至有些迟钝的脸。
整个人灰扑扑的，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
一场医疗诉讼，光尸检的费用、诉讼费、鉴定费就要四五万，这还只是刚性成本，没算我的律师费。
而徐大姐背的包是某个药店赠送的无纺布袋子，上面印着药店的广告，价值2元人民币。
我也要靠当律师养活自己，这么一看，实在是不得不担心我的委托人的付费能力。
徐大姐还没坐稳，就在连声道歉：“您好您好，律师，对不起还麻烦您。”
我的话噎在了口边，转而默默发动了汽车。
车载系统滴滴地提示副驾驶系安全带，她手足无措，连安全带怎么系都不知道，还是我一只手握方向盘，一边空出一只手帮她把卡扣卡上。
我的手擦过她的身体，她双手抱着她的袋子，小心翼翼地往后靠。我闻到一股类似菌类的腐败气味。
那个袋子里，大概是她母亲留下的所有材料。
车上，我再次问起徐大姐母亲的情况。
徐大姐告诉我，母亲的身体很好，就是有些老年痴呆，“老和我打架”。
她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她拉扯大。结婚后她曾短暂地搬走，后来离婚，又回到了母亲身边。
可是因为母亲的病，两人最后是这段时光似乎并不和平。
老年痴呆会影响记忆和智力，患者可能会认不出自己的亲人，甚至把他们当陌生人攻击。我见过很多家属，不爱的不愿照顾，爱的受不了冷淡，最后结局都是把亲人送进养老院，眼不见心不烦。
徐大姐没有这样做。即使一直“打架”，她也没有抛下妈妈。
“她住院的这段时间，我俩特别好，我就可高兴了。”
“妈妈就一把骨头，特别特别的轻，我一个人就能抱起她。”
一个50岁的女儿，独自为77岁的妈妈伺候病床，徐大姐说起这一段时，语调是轻软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她不觉得医院嘈杂混乱，只记得妈妈病倒没有力气攻击她时，她们曾那样彼此依赖、温存。
妈妈住院19天后，出院第2天，在家中猝然死亡。
这对母女亲密无间的时间，似乎只有这么21天。
徐大姐从兜子里掏出一沓材料，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我证明母亲的死医院有过错。
“我有拍照，出院前两三天，妈妈一不输氧，血氧就掉到83，她们是因为用5毫升流量把妈妈血氧撑到95，说合格了，让妈妈出院的。”
“妈妈出院前一天突然发烧，其实那就是不好了，但医生为了让妈妈第二天出院，用药达到退烧假象，其实炎症和风险没有消除，就这样让妈妈出院了。”
徐大姐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神经却始终紧绷，就像警察听口供一样，捕捉其中的事实证据。
医生用药降烧没有问题，不能恶意揣测人家的动机，至于炎症有没有消除，还得看病历。
徐大姐说着抹起了眼泪：“不怕你笑话，我这几天都没洗漱，一想起妈妈我就哭。”
她回忆起妈妈去世当天的景象：“我都跪地下求医生上个‘砰砰砰’（我猜她想说的是心脏起搏器），打个强心针，他们说没有意义，说我这是浪费医疗资源！”
我眉头一皱。医学上的“死亡”，需要心肺复苏满30分钟，患者仍无生命体征恢复，满足一系列死亡的临床标准，才能宣布死亡。
让徐大姐母亲出院的医院，和患者去世当天120出车的医院不是一家。听徐大姐的说法，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进行任何救治，直接宣布死亡。
如果大姐说的属实，这里确实有程序问题。
她边说边比划：“医生走了，我还是拿吸痰器给妈妈吸痰，还吸出一点点来。妈妈好像还睁眼了，我觉得妈妈肯定还有救。”
我问徐大姐，真能确定阿姨当时睁眼了？
她摇摇头，呆呆地看着我。那个家里只有两个人，母亲去世了，就剩她自己了，她甚至无法证明那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后来人都僵了，我自己怎么救啊，我就给她按压心脏，从早上按到下午2点，我自己怎么也救不过来。”
整整6个小时，可能按了上千下。
我能想象，徐大姐不一定知道什么死亡标准、治疗程序，她觉得医院有错，更多是无法接受母亲的死，无法接受医生面对母亲的死过于冷漠。
可我是学医出身，我也知道，对医生来说，冷漠是种自我保护。医生每天见太多生死，如果每次都和家属共情，谁都受不了。
双方互不理解，小矛盾越结越深，有时候就会酿成医闹。
我觉得，医疗诉讼和其他诉讼不一样，它不是冲着谁“赢”谁去的，无论谁赢，生命都不会回头；我最希望的结果，是谁都不曾犯错。
之前几次做医疗纠纷，每每跑医院封存病历，氛围都非常紧张。
想想也知道，患者家属觉得医生害死了人，医生觉得患者家属不识好人心冤枉人，一边是人命，一边是半生的职业生涯，调取病历的现场，不打起来都是好的。
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急诊的女医生刚把急救病历找给我们，徐大姐拿到手里，先是瞪大眼睛凑近仔细看，接着毫无预兆的，一滴泪狠狠地砸在病历上。
她迅速用手擦拭掉，生怕给人脏了地方似的。
“是俺妈的，是俺妈……”说着，大姐终于伤心地哭出来。
在人来人往的急诊大厅，她像一个孩童找不到母亲似的，肆无忌惮地、毫无尊严地哇哇大哭。
医生默默地没有说话，但再带她去复印病历的时候，说话都轻了很多。
徐大姐含着眼泪，一直在跟她道谢，谢谢她带我们来病案室，谢谢她帮我们打印病案。
医生点头回应，脸微微偏开，似乎不愿面对。
从医院出来时，我们要付停车费，徐大姐特别坚决地拦住我，说她的事情不可能由我出钱，一定要替我付这几块钱的停车费。
我要送她回去，她也不肯，坚持要在公交车站下。
我放她下车时，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她妈妈的抚恤金还要过几个月才能下来，她会去找人借钱，凑到尸检的费用就尽快给我。
自己已经这么艰难，真的还要打官司吗？
我不忍再劝，带着病历回家，当晚就开始检查。
如果病历里就能暴露问题，也许就不用尸检了。
和徐大姐说的“俺妈身体可好了”不一样，病历显示，老人有2型糖尿病、脑动脉狭窄、肝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等等基础病，因肺炎被收入“全科医学科病区”。
入院时，老人已经意识淡漠5天，医生查体“睁眼状态、问话不答”，但“表情痛苦”。
CT显示，老人入院时是典型的磨玻璃样影像。病毒入侵肺部，引发了海啸一般的炎症反应，造成老人昏迷。但更严重的是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2023年的第一天，老人出现了第一次危急值记录，氧分压降到了42.3mmHg，这说明老人体内严重缺氧，已经属于一型呼吸衰竭。
我清楚地记得，也是在这一天，城市的另一端，我刚刚发完烧开始刀片嗓，一把一把地吃药，嗓子还是疼得要命。
当时我都想过去医院，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千万别去，这时候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医护人员都是带病上岗，大家实在忙不过来了。
而就在那个混乱的病房里，老人身体里的炎症反应正在不断恶化。
病历显示，5天的时间里，医护用了帕罗韦德，又联合全身应用激素减轻炎症反应。胃管、呼吸机、氧气面罩都用上了，最终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不知道徐大姐收到病危通知书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只能在病历里看到，她没有放弃治疗。
奇迹就在病危通知书下达的第二天出现。
第五天过后，老人的各种指标开始陆续好转。最后一次ct是出院前一天，可以看到老人肺部阴影部分范围明显缩小。
一切看起来皆大欢喜，整个治疗过程没有任何错误判断。仅从病历，我也想不到患者会在出院后第二天死亡。
老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越来越怀疑和大姐的喂食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她能接受吗？
出院时的医患沟通记录单上，徐大姐签上了“同意出院”。我盯着“与患者关系”处看了很久，“母女”，两个字她写得紧紧的，像是两个人依偎在一起。
再一次，我萌生了劝徐大姐放弃尸检的念头。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徐大姐的微信：“我借了好多人，都知道我之前贫困的情况所以不太好借”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复她，沉默了半晌。
她好像生怕我埋怨她，详尽地解释她这几天借钱的经历。
“亲戚说回老家了要等过了正月十五才能回来”
“昨天问社保能不能提前把以前的发给我，但陈经理病了下周一才能回来。”
她还刷刷发来20多张截图，都是她和别人借钱的聊天记录。
有人提醒她：“医患官司能不打就别打，不看好结果，输了白贴钱。”
她回答说：“对的，可能赔钱”
“但我不能让妈妈不明不白就没了，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好好的人回家两天，在我手里就没了，我的责任太大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责任”是什么，是家里人会议论吗？一时冲动，我说：“现在谁让你担责任，你家孩子吗，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跟他说说。”
我本意是想和年轻人沟通好沟通一些，让家里人劝劝她，没想到大姐告诉我，她儿子还不知道姥姥去世的事情，她家里任何人都不知道——她家里除了她也没人了。
我心里什么地方抽搐了一下。
半个月，本不是太长的时间，但中间嵌着一个阖家团圆的新年。过年孩子来走动一下、哪怕打个电话，也该知道老人已经离世了。
微信的对话框，我打了删删了打，想问问刚刚过去的新年她是怎么过的。
最后对话框还是空空的，发不出一个字去。
沉默半晌，我只能说：“大姐，你准备好了，就跟我说吧。”
第二天下午，徐大姐直接给我转了16000元，备注请法医来做尸检。
我最后一次问她：“你确定要做了吗？”
她回复：“确定！！！”
我再三强调，即使尸检官司的胜率还是渺茫，但她似乎根本不在乎，她真正想要的就是尸检本身，她想知道母亲的死因。
尸检不是随便做的，钱凑够了，摆在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
一般尸检是由患者和医院共同委托，类似于双方争执，一起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人来裁判。但徐大姐对医院极端不信任，担心医院会篡改尸检报告，坚持要排除医院，单方面委托尸检。
哪有法医会接个人的委托，我跟大姐掰扯了几个回合，有天她突然告诉我，卫健委已经答应帮她委托。
我说怎么可能，立马打电话给卫健委核实，没想到，电话对面的男人真的说，可以来聊聊。
“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委托书的格式，你们可以自己准备吗？”
我连声说可以，挂下电话时，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理论上来说，卫健委当然有权利委托法医尸检，但情理上，对方为什么愿意趟这个浑水、冒这个风险呢？大姐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
管不了那么多，我立马就要接上徐大姐去盖章。
车都开到她家楼下了，她却迟迟没有出现，电话只说自己要去买点东西。
我等她等得焦急，对卫健委来说，这就是管闲事，人家随时可以反悔不帮你，你还在不紧不慢的买东西。
我隐隐有点生气时，大姐终于敲了敲车窗，出现在我面前。
她的怀里挎着两篮子草莓，玉雪可爱，冬日下尤其鲜艳，散发着甜香。
原来，她刚刚是去买草莓了，给我的。
大姐今天穿着一身连帽的长款卫衣，艳紫色的，拉链直开到小腿处，很难想象会有人将这种款式、这种颜色的衣服穿出门来。短发因为太久没有修剪，过分长了，显得发型怪异。
更让我注意的是，她今天的呼吸声格外大，大部分时间都张着嘴用力喘息。
我问大姐怎么了，她说她职业病犯了，这两天正在住院。
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她年轻的时候是某某集团的毒理分析师，干了十几年，工作原因吸入了很多有害粉尘，落下这个毛病。
这个集团的名字，在本地如雷贯耳，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市的半边天。毒理分析师这个级别的岗位，现在的985研究生都不一定能进得了，她怎么会混成现在这样？
我满心困惑，来不及细问，车已经到了卫健委楼下。
也许是打扮略怪异，大姐进门的时候被保安拦住了。还是接过我们电话的武科长亲自打电话让保安放人。
我很担心大姐的形象会给武科长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武科长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一起听大姐自述：
“我就是想查查，是不是我给俺妈呛没的、饿没的，到底死因是什么，我实在责任太大，折磨太大……”
她说着说着，急促地喘了起来，我连忙安抚她坐下，代她介绍了后面的话。
武科长听完情况，又给大姐讲解了一遍所有的风险，看着大姐的眼睛问她，确定吗？
大姐抓着武科长的衣袖，喘不上气来，一直点头。
武科长于是让大姐坐下歇会，带我去给委托书盖章。走出房间一段距离后，武科长轻声问我：“这个大姐怎么……”
他像是不好意思说出那几个字，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我解释道：“她家里就她和她妈，她妈一走，也是打击太大了。”
武科长点了点头，像是想叹气的表情。
武科长刷脸，我自制的委托书上，终于敲上了卫健委的红章。
拿着委托书回来，我看见徐大姐孤零零地缩在卫健委的公共椅子里，因为呼吸不畅，紧紧地贴着椅背，一片纸似的单薄。
她就这样，闯过了尸检的最后一关。
可能因为拿到了委托书，大姐的心情受了极大的鼓舞，回程的路上，她又跟我讲起了妈妈。
她说过母亲在的时候她们总是打架，但这是她第一次告诉我，她们打架也是因为一起“官司”。
原来，徐大姐33岁时从那家知名企业被病退，落下一身职业病却没有拿到补偿，她一直想跟企业打官司，但妈妈“用命拦着不让我告单位”。
我问为什么？徐大姐说，她母亲觉得“告单位告集体，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徐大姐说，妈妈一直教育她，“单位集体给多少就拿多少，有饭吃饿不着就行了”，“不能给单位集体领导们添麻烦”。
但凡她要去打官司，妈妈就想尽办法阻拦她，打她骂她，甚至用大便抹她的脸，卡着案子的诉讼时限离家出走，还说要“为单位集体拖住我”。
确实有些老人，一生坚持无私奉献，以“损害集体利益”为耻，但是徐大姐说的这也太严重了，根本不像精神正常的人能做出的事，倒像是老年痴呆影响智力的结果。
徐大姐似乎不明白，老年痴呆后期的人，言行已经完全不由己了。在她的心里，已经把妈妈的患病行为解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她打官司”。
我惴惴不安地想，这样，她会觉得委屈吗？妈妈不站在她这边，不心疼她的病。
我没有问出口，徐大姐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
“俺妈最后老年痴呆那几年，我想给她送养老院去。有一次我都找好地儿了，跟她商量，她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自己悄悄就哭了。”
“俺妈低着头，眼泪鼻涕一大滩落到胸前，我才知道她哭了。她一哭，我也舍不得了。”
“我昨晚梦见妈妈，我妈那个遗体搬到院子里了，一会儿搬到家里了，搬到家里出水儿了，我急死了在梦里联系着怎么处理，醒来这嗓子也哑了。”
即使那样误会了妈妈，也并不影响她惦记、在乎妈妈。
我不禁想起了医学界的一个永恒问题：如果老年痴呆症会让病人“变了一个人”，那么，原来那个熟悉的人哪去了呢？是像精神分裂患者的另一个人格一样，被藏在大脑的某个角落吗？
如果徐大姐的妈妈“还在”，看到徐大姐那样误会自己却又爱自己，会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徐大姐的母亲去世时，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所有这些谜团，现在唯一能解开的，只有老人的死因，而唯一的线索，是殡仪馆中那具冰冷的遗体。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这一刻我想，如果阿姨在天有灵，希望她不要让徐大姐看到坏的结果，不要让她再误会、遗憾。
2月中旬，终于到了尸检的日子。
按照法医的安排，我们需要先到卫健委办理相关手续，再到殡仪馆进行尸检。
按规定，家属有权利观看监督尸检的过程。徐大姐决定亲自走进解剖室的时候，我们都没再劝。
进门前，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我把妈妈呛死的。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
当天因为尸体解冻情况不佳，尸检没有顺利进行。第二天我开庭，徐大姐独自去看的尸检。
回来时她什么也没有跟我说，只是嘱咐我记得把解剖费用转给法医，“还请张法医费心查到全部原因，缝合时细密结实些”。
等待尸检结果的日子里，我尤其的不安。
打官司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输，但这尸检如果老人真是窒息死的，徐大姐能接受吗？越接触她，我越心里没底。
我跟法医嘱咐，出结果先跟我说一声，我实在是怕结果对于当事人是一个打击。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尸检报告。
我急忙翻阅到结论页，上面赫然写着：被鉴定人符合因呼吸系统感染致呼吸衰竭为主的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对其全身体表及各重要器官进行检验，未见明显的机械性窒息征象，舌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未见骨折，喉头无水肿，气管、食管腔内未见异常；故可排除因机械性窒息而死亡。”
我赶忙给大姐打电话。
怕刺激到她，我先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还行。”
我让她缓着些，然后放慢语速说：“大姐，是这样，鉴定结果出来了，多脏器衰竭，和你没关系。”
“多器官衰竭？”
“就是老人身体器官负荷不了了，不是你呛死的，也不是你护理的问题，和你没关系。”
我看不见在电话另一头的大姐的表情，只知道电话里寂静了很久，最后传来一个字、一个字，像哭号一样的声音：
“我心疼啊——”
长久的自责卸下后，亲眼看着妈妈被解剖的痛苦席卷而来，这四个字，装满了我的耳朵，拉坠了我的心。
真相大白，老人是器官衰竭死亡，要不要告下去，又成了一个问题。
与徐大姐母亲的案子相关的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前期治疗的医院，一家是当天出救护车的医院。
出救护车的医院，实际问题出在“没有抢救意义”、“浪费医疗资源”那些话，伤害了徐大姐的感情，也不符合医学伦理。
再是，哪怕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也应该进行抢救，处于临床死亡期的病员是可能复苏的，抢救30分钟后呼吸、心跳、血压仍不能恢复，才能宣告死亡。医院没有实际抢救的行为，情理上法理上都说不过去。
我问大姐对他们有什么诉求，大姐说，只想要他们一个道歉。
这个道歉和尸检结果无关，但是也并不好要。
我见过有的医院，推诿逃避，宁可掏出几万块赔偿，都不肯道歉，本质上是觉得道歉就是认错，认了错后患无穷，还不如赔钱“安抚”。
我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实在不行，就抓住他们没有抢救这个小辫子，一定给大姐把这句道歉要到。
可就在我和卫健委的武科长说起这件事时，对方却主动提出，愿意帮我们和医院从中说和。很快，他告诉我医院愿意道歉。
得知这个结果，徐大姐告诉我，不用真的让这家医院跟她见面了。对方有这个态度，她已经原谅了。
说实话，听到她答复时，我长舒了一口气。
认识徐大姐以来，她一直那样固执，要尸检、要跨过医院，没有一件事我能说服她，也没有一件事她能放过自己。
直到这一次，在武科长和医院的善意面前，她似乎愿意放下一点点、原谅一点点了。
可是对于前期治疗并让老人出院的另一家医院，“放下”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看到尸检结果后，徐大姐认为，让母亲出院的这家医院存在失职。
老人死于器官衰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综合的死因，可能只是天人五衰，到时间了；也可能是之前病毒感染导致的炎症没有好全，如果再多住会院好好调理就不会这样结果。
而徐大姐坚信是后一种情况。
“她们匆匆赶我妈妈出院的，那高个护士，只要是她班就说早出院，自己家去养着，剩下的炎症就吸收了；那胖年轻女医生更是，主任说后天出院，她就让人通知我们第二天就出院。”
“这两人都年轻，还在三甲医院，未来如果对待老年、没有关系的病人继续这样，从医一生会坑害多少人？”
徐大姐认为医院把母亲出院就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任何一家医院也不可能因为未知的风险，让人永远住院。医院有“出院标准”，只要患者达到出院标准，我们就认为医院已经尽力，不用对出院后的结果负责。
而这起案子复杂就在于，出院标准写的是“炎症减轻可以出院”，但减轻到什么程度、老人的状况是否符合，就属于争议点了。
就像离婚案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时候就只能上法庭了。
医疗纠纷比较特殊，法院也不懂医，判定医院是否尽责，要找的是医疗鉴定机构。
鉴定机构需要和医院共同委托，我于是联系了医院。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很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而我们解剖时，尸体已经保存了一个月了。
其次，尸检还是我们单方面委托的。在法律上，单方鉴定不被法院认可的不在少数。
对方是全国能排上号的三甲医院，拥有着独立的法律事务部，团队化处理医疗纠纷，诉讼经验相当丰富，不可能看不出这些问题。他们完全可能直接拒绝鉴定。
没想到，对方没有提出异议，还表示鉴定机构可以由我们选择。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武科长一样，他们于心不忍，愿意陪大姐走到最后一步，看到真相。
我们和医院分别将病历和陈述意见寄到鉴定机构，接下来就是听证会。
听证会的意义类似开庭，患者和院方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患者及律师需要提出自己认为的疑点，院方给出反驳意见；专家结合双方意见，确认争议的焦点，再对问题做出判断，类似法官。
听证会得出一个大概结论后，鉴定机构会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鉴定书，确定医院诊疗过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对结果负多大责任。
接着，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份鉴定书去法院立案、开庭。法官会以鉴定书为准，根据法律斟酌赔偿的数额。
医患双方参与听证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法院参考鉴定结果审理、判决，这就是医疗诉讼的整个流程。
我把听证会的通知发给大姐看，她发来了六七个视频。
每个视频只有五六秒，画面凌乱，拍的似乎是仪器，又不知道是什么仪器。她说，这是妈妈要出院时她保留的“证据”。
她有些结巴地嘱咐我：“你也挺忙的，天儿热了，自己多注意喝点儿温水，别热着啊，有时候天忽然变冷了，自己也别感冒了。反正是吃什么的吃好你辛苦了，我这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儿，我就先把那些图片什么找出来。”
这些视频什么都证明不了。我没有忍心告诉她。
听证会定在上午。此时离老人去世，已经4个月零10天。
医院来了三个人，医院的法务、主治老人科室的主任及主治大夫均到场。
房间不大，一张长桌，两位专家坐一边，医方患方坐另一边。
发言的主治大夫扎着马尾，不施粉黛，看起来就像刚从学校毕业，但语气坚定，声线稳定。她介绍了患者的诊疗过程：
患者因“意识淡漠5天”收入我院全科医学科……入院后给予拜复乐联合比阿培南抗感染治疗……
我很清楚，治疗过程医院确实没有过错，立刻提出了出院标准的问题，要求专家分析出院前一天拍摄的CT，证明老人的炎症达到出院标准。
没想到，他们讨论了一会，没有拿出CT，反而是拿出了一份文件。
“根据诊治指南第十版，住院患者出院标准如下：病情明显好转，生命体征平稳，体温正常超过24小时，肺部影像学显示急性渗出性病变明显改善，可以转为口服药物治疗，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并发症等情况时，可考虑出院。”
“该患者完全满足上述出院条件。”
听到最新版指南规定，我的心一下凉了。我竟然不知道，就在那个特殊的冬天，大家都阳了，出院标准也有了调整。
我低头迅速查了一下，最新版指南发布于2023年1月5日，老人出院于指南发布后的第8天，死亡于指南发布后的第10天。时间上完全适用于新的指南。
新的指南标准对炎症减轻的程度并没有要求，唯一存在争议的CT也不用看了。
我嘴里还在说着，请专家鉴定其他诊疗过程有没有过错，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出院标准没有问题，其他诊疗过程更不可能有问题。
听证会最后结论，医院诊疗符合规范。
到这里我们已经不用再走鉴定、诉讼了，因为不可能胜诉的。
我最后争取到的是，医院的法务承诺，即使没有鉴定报告证明医院过错，他们也愿意给徐大姐1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
听证会后，我偶然发现自己和医院医生竟然是同一趟高铁，他们主动提出捎我去车站。一路上，我们竟然聊了起来。
我们聊的还是那个冬天。对徐大姐来说，那是19天，对主治医生来说，她是整整两个月没有休息一天。
那一年的冬天，作为医生，她自己是最早病倒的。本该回家休息，但那几天里，门诊涌入了十倍于往常的病人。她不得不带病上班，接下了这位老人。
老人发烧的时候，他们医护也在轮着发烧。
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还有更多病人要进来，要住院。照顾这个，就要舍掉那个。
徐大姐的妈妈在医院住了19天，已经是最久的了，他们真的担心她，想让她好全了再出院；但也真的担心医院门外，还没能入院的那些病人。
老人出院前发布的指南，这并不是巧合，而是那时全国医疗系统都在超负荷运转，国家不得不调整指南，保证医生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做下去。
在当时的背景下，医院也好，医生也好，真的尽了全力，我们无法再苛责。
主治医生有些委屈地说：“接到医疗纠纷通知的时候，我都根本不敢相信，是她要告我们，当时给她交代医嘱，她嘴里一直跟我说谢谢、谢谢的……”
我轻声说，也许，她不是真的怪你们，是不知道怪谁好，母亲对她太重要，乃至她一直没法接受母亲已经走了。
“可能，怪罪医院能让她好受点。”
医生沉默了半晌，点了点头。
我联系了徐大姐，告诉她这就相当于判决结果了。医院有难处，但真的没有错处，于情于理，我们都不能再让医院背黑锅。
我们聊了一个半钟头，徐大姐从开头试图跟我争辩，到最后完全是自顾自地控诉着医院，甚至声嘶力竭地、动物一样地哭了起来。
“我不要医院的钱，既然医院没有错，那我就不要他的钱！”
她想要知道她妈妈本可以不死，她想要把失去的悲伤转化成恨。
我知道，如果可能，她更想要妈妈活着。
我静静地听徐大姐哭完。那天结束后，我退给了她1万元的鉴定费，告诉她，我不会再跟进这个案子了。她让我留下些当代理费，我没有要。
我希望她放下。
也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我还要来了她说的和单位的那个工伤赔偿的诉状，同样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但她带病被开除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诉讼时效已经给这个案子判了死刑，我也无计可施。
半年后，徐大姐给我发来消息，她把母亲火化了。
她还是没有放弃和医院的医疗纠纷，也没有放弃和单位的官司。两起案子，对方都曾提出赔偿或抚慰金，但她不要，就要一个判决结果。
我觉得，她似乎也不在乎能不能赢，只是把这两起官司，当成了新的人生支点。只要官司没打完，她就可以继续战斗下去。
在我写下这篇文的时候，我发现，老人的尸检报告扫描版一直躺在我的桌面上。
我劝她放下，可是我的心里也一直在挂念。
这是我完整跟过的第一起医疗纠纷案，在后来的时间里，我接的医疗纠纷越来越多，渐渐发现，原来去医院封存病历可以这么难，原来卫健委可以不委托尸检，原来法医可以不接委托……
这时候，我才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案子有多么珍贵。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职责外的能力，管自己可以不管的闲事，只因为看到了徐大姐的痛，只为了告诉徐大姐一个答案，为了陪她看到答案后，放下。
时隔半年，我重新联系上徐大姐，发现她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莫愁”。
她说她在搬家。房东不让她住了，给她留的时间很短，她在收拾妈妈的东西。
那几天正在下暴雪，她给我发来一个40秒的视频，是她坐在公交前排拍摄的，视频里她没有说话，背景音只有公交上的播报：“请各位乘客坐稳扶好，下一站是……”
近20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她将要在这场雪中，最后一次回到和妈妈留下回忆的出租屋。
大雪纷纷扬扬，前方的马路一辆车都没有，公交也开得很慢，雨刮在极力摆动，前面的路被积雪铺满，远远望过去，洁白一片，好像掩盖了一切。
这个故事，康不医写了整整一年。
上一次差点要写完的时候，她收到徐大姐的消息，得知对方还没有放弃起诉医院，一下觉得写不下去了。
花了半年时间，她才意识到，那是沮丧。因为她和许多人在这个案子里花了那么多的努力，不是为了胜诉，只是为了让徐大姐放下。
徐大姐还在上诉，似乎说明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但是，当重新点开大姐的语音，听到大姐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关心着她时，康不医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他们尽了所有努力，可是对徐大姐来说，她的妈妈就是回不来了。她仍然需要独自面对母亲去世后，生命的空白。
就像医学一样，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而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这结果并不能否认，她们曾在那个冬天，给了彼此最大的善意。那一点点温暖，在这大雪中，如此珍贵。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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