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肥胖率(中国历年肥胖率)

• 1、人不能一生「困」在减肥里
• 2、午FUN丨40年“吃货史”，记忆深处这些零食是否还有一席之地？
• 3、质疑与思考｜“肥胖悖论”被中国人推翻了？

人不能一生「困」在减肥里

科学减重任重道远。

文｜胡香赟

“我是胖，但没病”，这是很多超重或肥胖的人刻在骨髓中的执念。

那什么算“胖”？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最新研究认为，这需要参考身体质量指数（BMI）、体型测量指标（如腰围、腰臀比、腰高比等）等多个维度来定义。按照国内的现行标准，BMI在24.0 kg/m2-27.9 kg/m2之间就已经达到超重，超过28.0 kg/m2就已经是肥胖。

在中国，仅5-19岁人群中就已经有近1亿高BMI（BMI≥25 kg/m2）人群，且部分已经出现高血压等问题；而成年居民的超重以及肥胖率加起来已超过50%。

早在1997年，世卫组织就已经把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但另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尽管肥胖从来都不是小众话题，临床上经科学验证的减重手段也日渐丰富，但直到身体开始“报警”前，少有人真正将肥胖视为一种疾病，出于健康目的寻求医生帮助。

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摸索的减肥方法。即便它并不靠谱，甚至有损健康。

今天，又是一个世界肥胖日，一个号召大家正视肥胖、科学减重的日子。这次，我们找到了几位资深“胖友”和从事减重治疗的临床医生，聊了聊大家关于肥胖的心理障碍。以及在医生们看来，如何科学管理体重。

希望所有人，都不必再孤独地负“重”前行。

历时17年，这是王存川遇到的犹豫最久才下定决心来做减重手术的患者。以往，如果从首次了解到这种治疗方式开始算起，平均的“纠结”期应该是8个月——一个已经不算短的数字。

王存川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与减重中心的学科带头人，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肥胖及代谢相关疾病的治疗。在他的经验里，别的科室少有拖这么久才就医的病人。唯独在减重门诊，除非已经引起很严重的健康问题，否则，“有病找医生”的惯有规则并不适用。

王存川医生

在堪称为“最有利于助长肥胖”的21世纪，肥胖人群增长、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并逐渐成为社会问题。2024版《世界肥胖地图》研究甚至直接指出，中国一年因高BMI相关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成年人已接近80万。

长久以来，肥胖患者不愿去医院的现象非常普遍。传统认知中，肥胖不是一种需要被干预的疾病，它可以和“懒”“馋”“放纵”等诸多概念相关联，但唯独不是“病”。

所以，减肥是自己的事，几乎每一个“胖友”都被这样劝告过。

而简单的生活干预式减重，其实很难一次成功。一项综述研究发现，大部分肥胖患者在仅以生活方式干预减重2年后，会反弹一半左右的下降体重；到第5年时，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下降体重的80%以上。

一种被医学界主流认可的说法是，这是因为人体内存在一个“体重调定点”，也就是身体会记住你的体重水平，并将其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哪怕你努力减肥成功，也会不可控地把自己吃回原来的体重。

Abby今年32岁，身高160出头，体重约95公斤，和减肥的纠葛几乎贯穿了她人生的三分之一。过去，她总在“为了变美有一搭没一搭地减肥”，尝试过针灸、益生菌，也信过风靡网络的“北京舞蹈学院减肥食谱”，但除了大学时坚持跑步瘦下过20斤外，少有成功经验。

直到迈入30岁的门槛，体检报告上多项指标飘红，被医生一连串念出的糖尿病前期、脂肪肝、内分泌不调、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名词说得愣住，她才意识到，肥胖也是一种需要医生干预的疾病。“我需要一次性成功，而不是把一辈子都困在减肥里。”

在孙明晓任职的北京怡德医院，多数寻求帮助的肥胖患者都已经在院外试遍了各种减重方法。“我曾经接诊过一个体重119公斤的男孩，年纪只有18岁，但已经出现了高血压、高尿酸和胰岛素抵抗症状。家长为了给他减重已经花了40多万元，急得实在没办法了，才送来医院。”

孙明晓理解这些抗拒见到医生的超重或肥胖者。早年间，国内减重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备，各科室在肥胖治疗上存在职责划分并不明确、治疗方法不统一等问题，加之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哪怕是面对医生，患者往往也不知如何选择。

另一方面，“病耻感”仍然深深困扰着肥胖群体。孙明晓提到，来看门诊的病人，无论是被家长带来的孩子，还是被妻子陪伴的丈夫，少有例外，几乎都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抑郁情绪。

王存川也有相同的体会，他甚至曾遇到过一个患者，因为肥胖、形象不好，被领导告知不要外出应酬，“人家要是觉得你吃这么胖，是因为我们内部搞腐败怎么办”？

从读书起，雅雅就觉得自己“是班里比较大个的小孩”，但由于学习压力大，家人也并未重视过体重的问题，只觉得“不挑食的孩子很健康”，身高160厘米出头的她体重一度达到165斤。

“幼儿园时就有人管我叫‘肥婆’，后来长大上了中学，大家看似学会了委婉，‘肥婆’变成了‘你是不是该少吃一点’。有时我只是在正常打饭，他们也会问，有没有人建议你减肥？这还不如带着恶意骂我，看似是为我好，但一句一句都是扎心窝的话。”

这种情况下，本身已经因为胖受歧视，再去看医生，就好像不仅要把“我是胖子”昭告天下，还要花费额外的金钱、时间，以及承受治疗不成功的风险。

“确实很难迈出这一步，”孙明晓表示：“有些时候，家属一出门，病人就开始跟我哭，说自己经常被埋怨太馋、太懒，意志力不坚定。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努力，是真的克制不住。所以每位来就诊的患者，我都会认可他的努力，哪怕只是努力的想法。”

Abby的减重之路终于出现转折，是在2022年底去了公立医院的减重门诊之后。经医生建议，她开始尝试一种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经肠道分泌、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物质，可以降低血糖，刺激饱腹感）类的处方药减重。

在Abby看来，这次减重经历与以往大不相同，不仅有针对身体情况的详细问诊，还进行了相关检查，确认符合用药指征后，才开到第一支GLP-1类药物。而同行的伙伴因为BMI不到27，甚至被医生拒绝接诊。“如果是以前去减肥中心，恨不得是个人就要收下当学员”。

用药一个月后，Abby瘦了快10斤。“直观上虽然没有感觉到体型的变化，但体重秤上的数字每天都在往下掉，这种感觉还是蛮神奇的。用药前我也查询过副作用问题，但在我身上其实没怎么出现。”

在海内外积累了广泛的真实世界数据，使得GLP-1类药物在近两年一度被视为“减重神药”。

如果回顾这类药品在国内的出圈路径，不同于许多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减重产品，它最初的受众其实是药企、医院等医疗圈内的专业群体。

阿梁供职于生物医药行业，平时应酬多、运动少，上班头一年就胖了快10斤，接下来的7、8年时间里，体重又断断续续涨了10斤左右。他也曾试过只吃沙拉多运动，但发现自己一旦看到碳水，根本忍不住。

后来，GLP-1这个名字开始在医药圈小范围流行起来。为此，阿梁几乎看完了市面上所有GLP-1类产品的临床研发数据。去年年底，用于体重管理的相关新产品正式在国内上市后，他决定重启自己的减肥行动。

何雨父亲的用药经历也类似，她和家人的工作都与医疗行业相关，GLP-1类药物刚在海外获批时，就已经知道了这款药。

“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工作很忙。同时，他已经快60岁了，体重基数大，又有基础病，很难通过常规的运动方式减肥，导致这件事拖了很多年。后来去看腿病的时候，医生建议他还是要减肥，缓解腿上的压力，我们就想用药试一试。”

回过头来看，这些GLP-1类药物的早期使用者们的共性特征在于，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相信科学”，关心肥胖对健康的影响。同时，相比于快速达成减重效果，他们更希望自己或家人能健康地瘦下来。

在医生们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早年间，专业医生手中能对抗肥胖的“武器”并不多：手术有效但要开刀，大部分人不愿意；生活方式干预容易接受，但很难坚持。药物最普遍，但问题不少，西布曲明、芬氟拉明、马吲哚等产品曾轮番“火爆”，又相继因安全性等问题退市。2023年以前，中国真正临床可用的减肥药物，只有奥利司他等为数不多的几种。

换言之，此前的大众市场上，其实未曾有过一款减重产品，将医生、肥胖患者和治疗药物三者紧密地衔接在一起。而如今，借由GLP-1这类自带“群众基础”的减重处方药的普及，带动肥胖患者诊疗习惯的改变，“开始愿意走进医院”，既有的肥胖治疗格局或许也能因此得到规范。

“相当于打开了患者对于正规医院治疗肥胖症认知的窗口。”王存川这样概括GLP-1类药物在肥胖治疗上的意义。“拿手术对比，减重手术做到现在大概有70年了，全球每年接受手术的人数也不过百万。但药物可以很快覆盖到更大的人群范围，帮助更多人。”

去年底用药至今，阿梁的减肥之路小有成效，“明显感觉自己的肚子变小了”。

刚开始用药时，作为医药行业专业人士的他，也有过“踩坑”经历。阿梁坦言，自己“有点兴奋，脑子一热没想太多”，没有听医生的指导，直接在流感还没好时就开始用药。“第一次打针那周，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整个人非常不舒服。”

实际上，无论是专业医生还是大众层面，或多或少都隐晦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合理的使用现象。何雨也提到，身边不乏有一些虽然胖，但没有严重到需要用药的朋友，经常自己用一段时间就停药，胖回来再重新开始打。

从长远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减重方式。阿梁提到，处方类减重药的普及在提升减重效果之余，对用药前检测和评估、用药时剂量爬坡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门槛要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同时，这道程序“也可以确保其在合理的适应症人群内使用，减少滥用问题的出现”。

上大学后，雅雅离开了曾经的熟人圈。新的校园环境很友善，朋友们总会对雅雅想做的事给予支持。她也开始有时间系统性地学习肥胖相关的知识，了解疾病背后的机理。去年11月，她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GLP-1类药物。

雅雅的处方单

“去医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GLP-1，医生的帮助更像是我在寻找科学减重方式时的指南针。因为总会看到很多人批评它，明明减肥该靠自己，打针是不是在走捷径？但看完医生后，我会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利弊、适不适合我，不会再被网上的声音影响。”

孙明晓也提到，在个体层面，毫无章法的反复减重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更科学的方式是先看医生、做评估，确认病因，比如是单纯性肥胖，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肥胖，再针对每个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长期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正式发布的《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也强调了“长期体重管理”的概念，它所指的不仅是治疗期间的肥胖症状评估、病因排查、确认减重策略，更重要的是减重成功后的长期维持，以谋求远期结局(如心血管结局、全因死亡)的改善。

“病人可以提问是不是只要用药就能瘦，但作为医生，我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短期减重并不难，尤其是临床上有了相关治疗药物之后。但我会一直向患者强调减重成功后，定期复诊的重要性。这是为了确保哪怕20年过后，减重者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问题。”孙明晓认为。

在怡德医院，这种长期管理的意识贯穿于就诊前到出院后的整个过程。孙明晓介绍，医院会建议用药患者都在院内打“第一针”，并设有专门的随访团队，要求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前三个月内至少复诊4次。“药物治疗一般有剂量爬坡要求，我们需要通过面诊调整诊疗策略；另外，很多大基数肥胖患者减重时存在肌肉流失等问题，所以我们会持续为他设计、更新食谱，确保营养摄入。在专业的减重门诊，这些都做得很细致。”

2025年初，孙明晓又见到了自己那位18岁的年轻患者。进行为期22个月的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干预后，他的体重已经从119公斤下降至87公斤，期间骨骼肌量几乎没有变化，相当于“减掉的30多公斤全是脂肪”。

这一次，男孩是主动过来复诊的。如今的他已经开始读大学，爱打篮球，比初见时活泼了不少，体重稍微涨了一点，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已基本改善。

孙明晓很欣喜于这种变化。过去，肥胖症患者总是不信任医生，以至于她每每面对初诊的病人时，都格外小心翼翼。“医患关系很微妙，第一次没有建立信任的话，之后他也不会愿意再来。”但如今，肥胖患者愿意信任医生，并长期保持交流，这对整个诊疗环节都会有积极影响。

首先，在大众层面，积极的就医意识有助于患者尽早获得诊断和干预治疗。临床上，在未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因肥胖导致并发症、甚至死亡的情况也有出现。比如在心血管的问题上，与腰围正常者相比，腹型肥胖者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高出29.0%，发生急性冠心病事件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则分别增加30%和32.0%。

王存川提到，需要做减重手术的患者，体重基数通常都很大、且伴有多种并发症问题。“很多人在犹豫治不治疗期间，可能就猝死了。我们经常遇到打电话追问就医进展，却得知病人已经去世的消息。”

但随着治疗手段的发展，这种情况是有可能避免的。比如，GLP-1类药物之所以广受医药行业认可，就是因为除了减重、糖尿病，它在心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慢性肾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疾病领域都展现出来的治疗潜力。

以心血管疾病为例，如司美格鲁肽，2024年3月时，美国FDA就已批准其治疗超重或肥胖且已确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患者，用于降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医学界不断“翻新”对肥胖疾病的理解，从而提供更有效的医疗服务。

从更长远的角度，这也有望推动医疗体系的变革。现有的诊疗体系和培养模式下，几乎没有哪个专科能同时兼顾到肥胖患者的所有需求，而单独开设减重门诊的医疗机构又十分稀少，仅有20%的公立医院建设了减重中心或门诊。

这就导致肥胖患者总要为了治疗不同的“症状”，“流连”在不同的门诊或科室之间。

“想要长期为患者提供体重管理服务，其实更需要的是多学科诊疗（MDT）。”王存川提到。2024版《肥胖症诊疗指南》也再次强调，肥胖症诊断和治疗应积极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从而有效整合医疗资源。比如，通过加强医患互动、医患共同决策，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等。

这个过程中，“获益”的往往不仅是患者。王存川提到，在与患者日益紧密的连接中，“看到个人命运的改变”，成为职业生涯中越来越吸引他的部分。

“接诊减重患者的体验很不同，许多复诊的病人身材更好、更自信了，或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家庭关系变好了，这些改变于宏观层面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个体而言却十分重要。我们看到这种改变，也会有种参与到他们人生轨迹之中的成就感。”

午FUN丨40年“吃货史”，记忆深处这些零食是否还有一席之地？

齐鲁网10月31日讯你的记忆深处，是否还有这些零食的一席之地？从1978到2018年，40年来中国人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再到美食走遍世界，我们在吃上不断推陈出新，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今天，闪电君带各位一起看这四十年来的“吃货史”。

对60后、70后来说，粮票大概是最深刻的记忆之一。物资供应紧张，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甚至买盐、买肥皂都要专用票。

当1981年第一家私营饭馆开业时，除了吃饭的，还满满是看热闹的。最火的时候，订座排到了68天后。

随着中国粮食产量突破四亿吨，凭票供应在八十年代后期终于成为了历史。钱包鼓起来的人们开始在吃上下功夫。

从麦乳精、大白兔奶糖到健力宝、橘瓣糖，80后儿时记忆专属的时代食品最多。

八十年代末，肉、蛋、奶、水产人均消费量都翻了一番，主食占比持续下降。中国人的菜单也变得越发国际化。

从1987奶奶第一家肯德基开始，麦当劳、必胜客、赛百味这些快餐品牌在九十年代扎堆进入中国。

随着洋快餐等高热量食品来的，自然是肥胖。1997年，全国儿童少年肥胖率升至11.7%，成人肥胖率则超过20%。所以，到了新世纪，吃得健康就成为了主流。

2007年起，中国营养协会重新发布居民膳食指南，以后每年更新，指导人们如何吃得更健康。

随着信息时代到来，吃货终于可以嗨遍全国了。放眼全球，美食早已成为中国名片，中餐馆开遍东京和巴黎，仅在美国，中餐馆就超过50000家。去年三月，一群爱火锅的老外做的神曲，更是把这种美食推成了全球网红。

质疑与思考｜“肥胖悖论”被中国人推翻了？

肥胖悖论（Obesity Paradox），是指有悖于原来的肥胖结论，肥胖未必缩短患者的预期存活时间，超重者的死亡风险比正常体重的人略低，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反而产生“益处”。本微信平台在2014年已经有相关帖子《［新知］“肥胖悖论”被推翻》对肥胖悖论的一些进展进行了报道。现再将近期最新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的阐释。

U型曲线

过重会加速死亡的概念可追溯到针对美国保险业的一项研究。1960年，来自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的数据显示，比美国人平均体重低数公斤的人，死亡率最低。一旦超过这个值，死亡率随着多出的体重而增长。这促使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更新其理想体重表，其创建出的标准在未来几十年被医生广泛使用。

肥胖悖论的U型曲线（nature.com）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Reubin Andres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所长，他对教条提出质疑，曾轰动一时。通过重新分析保险统计表和相关研究，Andres指出，体重和死亡率的关系遵循一个U型曲线。这个曲线的最低点——当死亡率最低时所对应的体重——取决于年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所推荐的体重可能对于中年人比较合适，但是不适合那些50多岁或年纪更大的人。对于这些老年人，超重者反而可能身体状况较好。至此，肥胖悖论的理念第一次被提及。

Andres的主张遭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拒绝。例如，在JAMA于1987年发表的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Willett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JoAnn Manson分析了25个关于体重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声称研究结果主要被两个混杂因素干扰：吸烟和疾病。相对于不吸烟者，吸烟者体格更瘦弱且死得更早，并且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也会体重减轻。这些影响使瘦本身成为一种风险。

Manson和Willett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分析了身体质量指数（BMI）——衡量体重的黄金标准（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有超过11.5万人参与了这项长期性健康研究。研究者排除了有吸烟史的女性和在第一个4年就死亡的人后（推测这些女性可能存在和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他们发现BMI和死亡率之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BMI低于19时死亡率最低（这大约是一名身高1.63米、体重为50公斤的女性）。

Manson说：“超重和肥胖既会增加罹患危及生命的疾病的风险，但同时又会降低死亡率，这在生物学上似乎并不可信。”她说，这个研究的人为性远高于事实性。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全球性的肥胖问题也开始凸显。从1980年开始，超重率和肥胖率急速上升。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针对这一议题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引入了正常体重的新标准（BMI介于18.5～24.9）、超重的新标准（BMI介于25～29.9）和肥胖的新标准（BMI大于等于30）。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降低了BMI界限，以和WTO的分级相一致。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约诊所心脏内科医生Francisco Lopez-Jimenez说：“过去，肥胖作为一种风险因素，常常被忽视，没有人关注。如今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统计冲突

Flegal是提出重视超重和肥胖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在CDC的统计中心，她对CDC的全国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HANES）了如指掌。在每年针对5000人进行访谈和体格检查的基础上，NHANES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展开了这项调查。Flegal和她的同事用NHANES来表明，美国的超重率和肥胖率一直在上升。

然而，2005年，Flegal发现NHANES的数据证实了Andres的U型曲线。她的分析显示，相较于那些正常体重的人，超重但是并未达到肥胖程度的人死亡率更低。这一关系甚至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成立。

Willett说，Flegal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她就职于CDC，并且这似乎是在支持人们增加体重。Willett说：“很多人把这一结果视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

学术上的混乱使Flegal的研究遭到了很多媒体的负面评价。Flegal说：“我对这些针对此项研究的攻击感到诧异。”Flegal表示，她更希望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流行病学数据的微妙难解之处，而不是统计结果的政策含义。Flegal补充道：“尤其是最初，有很多针对这一研究的误解和困惑，消除这些负面因素很耗时，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Flegal决定完成她于今年早些时间发表的荟萃分析。她说：“我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一系列研究进行一个整理和总结。我们也许无法全面理解所有的内容，但是有一些结果已经清晰可见。”她的分析包括，根据标准BMI类别，评估全死因死亡率的前瞻性研究——共涉及97项研究。所有的研究都使用标准统计调整数，从而解释吸烟、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把来自所有年龄段的数据结合起来可发现，BMI属于超重范畴的人（即BMI介于25～29.9）死亡率最低。

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考虑到年龄、和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吸烟等因素，Flegal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正确。他们认为，如果Flegal把年轻群体从实验对象中分离出来，这些影响在这一群体中将不存在。他们还认为，重度吸烟者通常比偶尔吸烟者更瘦，因此排除吸烟这个混杂因素，最好的方法是关注那些从不吸烟的人。Willett指出，他的一份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没有包括Flegal的分析，因为其分析没有使用标准BMI类别。Willett和他的同事分析了来自146万人的数据，发现对于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属于正常BMI范畴（BMI介于20～25）的人死亡率最低。

Flegal转而批评Willett的研究忽略了大量的原始数据组：总共近90万实验对象的数据。Flegal说：“一旦你删除了如此大量的数据，你无法准确得知从不吸烟者的样本和其他实验对象的差别。”例如，从不吸烟者可能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此外，Flegal表示，Willett的研究依赖于参与者自述的身高和体重，而不是客观的测量（通常人们都会低估自己的体重）。

很多研究肥胖症的专家和生物统计学家认为，Willett和Flegal的研究各有优点，但是两者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数据。关于“肥胖悖论”现象，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且需认真对待。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内分泌学家Robert Eckel说：“这很难用数据来论证。”

目前应当加以解释的是造成“肥胖悖论”现象的原因。一条线索是：过去十年越来越大的研究显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如心脏病、肺气肿、Ⅱ型糖尿病，这类人中超重的群体，死亡率是最低的。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超重的人有更多的能量储存来对抗疾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学家Gregg Fonarow说：“他们就像电视节目《幸存者》中的选手。那些一开始就很瘦的人，最后往往很难成功。”

肥胖悖论

假如悖论是真实的，而增重能带来好处，那么什么才算是健康的生活呢？比方说，为了减重而试图节食，有没有任何意义呢？

对于悖论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研究人员都各持己见。不过，对我来说，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各种体型的健康”（Health at Every Size）。它的基本概念，就是健康的行为，包括营养和体力活动，比体重更为重要。

我们就拿运动来讨论。北卡罗莱纳州温斯顿 - 塞勒姆州立大学健康教育研究人员保罗·麦考利（Paul McAuley）研究身体素质已经有将近20年。他说，大多数有关体重和健康的研究，并没有考虑运动。他说：“又或者，他们问了有关运动的一道问题”，却又不去更进一步探讨。当麦考利收集有关身体素质的数据时，他发现，运动比肥胖更强烈地预示健康与寿命。

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各种体型的健康”比减重会导致更低的胆固醇、血压及其它的代谢指标。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营养学教授，同时也写过一本关于该做法的书籍的琳达·培根（Linda Bacon）说：“我们那么坚持促成健康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体重的这个事实。”

假如“各种体型的健康”被更广泛地采取，并且持续取得成果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回顾的时候断定，这个争议最令人不安的元素，就是它竟然成为了争议。我们对于体重和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认识的程度，不如我们所愿。我们不确定肥胖悖论的意义，也不知道如何解读它。它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多的反弹呢？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图斯市治疗进食障碍的临床心理学家德布·布加德（Deb Burgard）说：“人们正疯狂地寻找方法来反驳这个论点。我也认为这一点值得探讨。理论上，我们应该很高兴发现人们不会以我们想象中的方式死亡；我们不会有这样糟糕的结果；体重较高的人不会有事。”

就连那些自己的研究已经辨认出此悖论的科学家，往往似乎对于此悖论是真实的可能性，持有矛盾的心理。卡内森发表的几项研究，证明了患有二型糖尿病的病患当中超重或肥胖和生存率较佳之间存有关联。尽管如此，就像几乎每一位我为了这个主题而访问过的每一位研究人员一样，她抗拒胖未必是不健康的这个概念。她说：“我们不会愿意放弃减重的建议。”

中国学者推翻肥胖悖论？

根据哈佛大学T.H. Chan公共卫生学院和剑桥大学的一项大规模国际合作研究表明，与正常体重相比，超重或肥胖可引起更高的过早死亡风险。这些调查结果反驳了近年来强调肥胖生存优势的所谓“肥胖悖论”——近年来一些横断面分析和回顾研究发现，体质指数与心血管预后及靶器官损害呈负相关，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肥胖悖论”。这项研究结果将于2016年7月13日发表在《The Lancet》杂志上。

过度超重对慢性病的有害影响，已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最近有研究造成了公众对于“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体重”存在一些混淆。根据这项新研究的作者称，以前的那些研究有严重的方法局限性。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所谓的反向因果关系，其中，低体重是基础或临床前疾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另一个问题受吸烟的影响，因为吸烟者的体重往往比不吸烟者轻，但却有更高的死亡率。本研究共同负责人、哈佛大学T.H. Chan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和流行病学教授胡丙长（Frank Hu）指出：“为了获得体重指数和死亡率之间的一个无偏差的关联，在研究开始时分析从不吸烟以及目前没有慢性疾病的人，是必不可少的。”胡教授强调说，医生应该继续告知病人体重超重的有害影响，其中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更高的风险。

为了提供更明确的证据证明“超重与过早死亡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在2013年协力创建了Global BMI Mortality Collaboration，其中涉及来自全球300多个机构的500多名调查人员。

本文共同第一作者、哈佛大学Chan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研究科学家Shilpa Bhupathiraju说：“到目前为止，这项国际合作是最大的和最严谨的工作，旨在解决关于BMI和死亡率的争论。”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来自239项大型研究的1060多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这些大型研究是在1970年至2015年之间在32个国家开展的。在这些研究中记录到了160万人死亡，其中参与者被随访了平均14年。通过初步分析解决吸烟和已存在疾病所引起的潜在偏差，研究人员排除了目前或以前吸烟的参与者、那些在研究开始时患有慢性疾病的参与者、在第一个五年随访过程中死亡的参与者，这样，他们分析的受试者小组包括400万名成年人。他们研究了参与者的身体质量指数（BMI）。

结果表明，BMI为22.5-<25 kg/m2（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体重范围）的参与者，在随访的时间内具有最低的死亡率风险。在整个超重范围内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BMI为25-<27.5 kg/m2 的人具有7%的高风险死亡率；BMI为27.5-<30 kg/m2的人，具有20%的更高风险；BMI为30.0-<35.0 kg/m2的人，具有45%的较高风险；BMI为35.0-<40.0 kg/m2的人，具有94%的更高风险；BMI为40.0-<60.0 kg/m2，可使风险增加几乎三倍。超过25 kg/m2每增加5个单位的体重指数，过早死亡的风险则增加约31%。体重不足的参与者也有较高的死亡风险。

通过分析死亡的具体原因，研究发现，在25 kg/m2以上BMI每增加一个单位，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相应增加49%，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相应增加38%，癌症死亡相应增加19%。研究人员还发现，体重超重的危害，年轻人大于老年人，男性大于女性。

在世界各地区BMI与死亡率的相关性都很强，超重和肥胖者全因死亡风险均增加，这一结果质疑了此前关于健康人群增加身体脂肪可产生保护性代谢作用的假设。特别是2013年的一项综述曾指出，体重正常和中度肥胖与全因死亡无关，而超重者全因死亡率较低，当前这项研究的结果与之完全相反，推翻了'肥胖悖论'。

研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仅分析了BMI指标与死亡率的关系，无法解释脂肪及其分布甚至代谢因素产生的影响。但是研究涉及的样本量非常大，分析中避免了过度校正可能对BMI与死亡率之间相关性造成的影响，并且结果的灵敏度较强。

参考文献：

1. 美学界就体重与健康关系展开激辩.运动科学论坛[OL].http://www.vo2max.com.cn/read.php?tid=2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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