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居中，自有高论：肥胖为何是三高共管的核心丨体重管理年
来源：【医师报】
作者：天津康汇医院高血压科 李玉明
在慢性病防控领域，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糖尿病）被称为“三高”，是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近年来，随着肥胖率的持续攀升，肥胖已成为“三高”共同管理中的核心问题。2025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指南将体重管理从三大核心措施的第三位前移至第二位，进一步凸显了体重管理在“三高”防控中的重要性。结合2024年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的系列措施，本文将从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证据及政策实践三个维度，探讨为何体重管理应成为“三高”共管的核心。
一、肥胖是“三高”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
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是“三高”发生和发展的共同土壤。其病理生理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胰岛素抵抗与代谢紊乱
肥胖导致脂肪组织过度堆积，特别是内脏脂肪的增多，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不仅是2型糖尿病的核心发病机制，还会进一步导致脂代谢紊乱（如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和血压升高。因此，肥胖通过胰岛素抵抗这一共同通路，直接促进了“三高”的发生。
2.慢性炎症与血管损伤
脂肪组织不仅是能量储存器官，还具有内分泌功能。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分泌大量促炎因子（如TNF-α、IL-6），引发慢性低度炎症。这种炎症状态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从而加剧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进展。
3.神经内分泌调节失衡
肥胖会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激活，进而引起血压升高和血糖代谢异常。
由此可见，肥胖不仅是“三高”的共同危险因素，更是其病理生理机制的交汇点。通过体重管理，可以从源头上干预“三高”的发生和发展。
二、体重管理对“三高”防控的临床证据
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体重管理对“三高”的防控具有显著效果：
1.减重与血压控制
研究显示，体重每减少1公斤，收缩压可降低约1 mmHg。对于超重或肥胖的高血压患者，减重5%-10%可使血压显著下降，部分患者甚至可减少或停用降压药物。
2.减重与血脂改善
减重可显著降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同时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例如，一项纳入超重患者的干预研究发现，减重10%可使甘油三酯水平下降20%-30%。
3.减重与血糖控制
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减重不仅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著名的糖尿病缓解临床试验（DiRECT）表明，通过强化体重管理，近半数患者可实现糖尿病缓解。
这些证据表明，体重管理是“三高”防控中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之一。
三、政策实践：2024年“体重管理年”的核心措施
2024年，国家卫健委将“体重管理年”作为慢性病防控的重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体重管理在“三高”共管中的核心地位：
1.全民体重筛查与分级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体重筛查，将体重指数（BMI）和腰围纳入常规体检项目，并根据超重和肥胖程度实施分级管理。
2.多学科协作的体重管理方案
在医疗机构中推广多学科协作的体重管理模式，整合营养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等资源，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和行为干预方案。
3.社区健康教育与支持
通过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普及体重管理知识，鼓励居民参与科学减重计划。同时，利用移动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远程体重管理支持。
4.政策支持与环境营造
推动健康饮食和运动环境的建设，如限制高糖高脂食品的广告宣传、推广公共体育设施等，从政策层面支持体重管理。
肥胖作为“三高”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其管理在“三高”防控中具有核心地位。通过体重管理，不仅可以改善血压、血脂和血糖水平，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整体风险。2024年国家卫健委“体重管理年”的系列措施，进一步凸显了体重管理在慢性病防控中的重要性。未来，随着政策落地和科学研究的深入，体重管理将成为“三高”共管的核心策略，为全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李玉明教授简介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康汇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常委、高血压学组组长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副总编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内科分会 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总干事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 委员
全国心血管疾病管理能力评估与提升工程（CDQI）高血压中心 主任
天津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名誉主任委员
天津市医学会 副会长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
美国心脏病学会资深会员
欧洲心脏病学会专家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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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如何科学定义肥胖？
参考消息网3月29日报道西班牙《国家报》网站3月17日刊发题为《重新定义肥胖：一种不以体重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的文章，作者是阿扎哈拉·涅托。内容编译如下：
发表在英国《柳叶刀》周刊上的一项研究为定义肥胖这一健康风险因素确定了两个新的类别。
《柳叶刀》日前推出了一份指南，旨在以更道德、更科学的方式处理肥胖问题。事实上，这项研究谈到了社会公正和体重污名化的问题。
让我们先来说一说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肥胖定义为“可能对健康有害的异常或过度的脂肪堆积”。如果我们对世卫组织的这一定义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它提到了肥胖导致罹患某些疾病的可能性，但并没有谈到疾病本身的症状和造成的损害。因此，与其说肥胖本身是一种疾病，不如说它是导致其他病症的风险因素。将肥胖划分为疾病的分类方式本身就受到了利益冲突的影响，尤其是与减肥相关行业——比如制药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国际上对成年人肥胖的分类是由世卫组织提出的，以身体质量指数（BMI）为依据。根据这一标准，BMI等于或高于30的人被视为肥胖。BMI的计算方法是用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但是，BMI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839年的参数，由一位物理学家提出，并被美国的保险公司所采纳，其中的测量对象是白人男性，也就是说BMI没有考虑性别、年龄或种族等重要变量。首先，这是一种带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测量方法。它只考虑到体重和身高，仅凭这些数据来判断一个人是体重不足、体重正常、超重还是肥胖，却抛开了身体多样性这一因素。
临床实践中的科学证据表明，BMI不能作为诊断工具。一些研究也显示，根据BMI被归类为肥胖的人群中，约有50%的人新陈代谢健康，而被归类为正常体重的人群中，有30%的人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此外，BMI也没有考虑到体重增加有可能是导致疾病的次要因素，如患有库欣综合征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同时也低估了个人的病史。
面对已经过时的BMI分类方法，《柳叶刀》提出了有关肥胖的两个新类别：一是亚临床肥胖症，即脂肪过多，无明显危害，但有潜在风险；二是临床肥胖症，由于过度肥胖而对器官和功能造成负面影响。亚临床肥胖意味着有罹患疾病的风险因素，但不一定会患病。
虽然新的定义已经在致力于解决体重歧视问题，但它仍然采取了以体重为核心的健康衡量标准。如果不采取“不同体形的健康”（HAES）这种衡量方法，有关肥胖污名化的问题就不会改变。我们需要针对所有人的营养学教育，需要营养学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根本性作用。此外，还需要一种预防性而非干预性的健康方式。如果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在很多情况下就可以避免药物介入治疗。
同时，在饮食失调问题上也需要展开更多的培训，因为世卫组织主要关注体重数字或以BMI为基础的衡量标准，但饮食失调问题仍在继续增加，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小：12岁以下的儿童已经开始出现饮食失调问题。
当然，我们还需要努力改变每个人，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内专业人员的悲观态度。否则我们将继续根据BMI对疾病进行过度诊断或出现诊断不足，而忽视任何体重都不能确保健康这一事实。（编译/王萌）
世界肥胖联盟呼吁：采取行动应对超重和肥胖问题
来源：人民日报
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不久前，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肥胖联盟发布2025年《全球肥胖地图》显示，全球超重和肥胖人口正持续增加。2010年和2015年，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分别为16亿、20亿。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超重和肥胖将影响全球近30亿成年人，约占全球18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该组织呼吁各国积极采取行动，加快实施应对肥胖的一系列关键政策，共同减少超重和肥胖对各国民众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影响。
世界肥胖联盟是一个致力于全球肥胖防控工作的组织，旨在通过教育和政策引导，提高国际社会对肥胖问题的认识并采取应对措施。该组织在报告中对2000年至2030年全球超重及肥胖等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情况及趋势进行统计和预测。世界肥胖联盟首席执行官乔安娜·罗尔斯顿介绍，2024年的数据显示，美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是因超重和肥胖致残和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肥胖患者可能一生都需要进行医疗干预，这给各国医疗系统带来了压力。”乔安娜·罗尔斯顿表示。
世界肥胖联盟主席西蒙·巴尔克拉说，肥胖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每年因肥胖死亡的人数比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要多”。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因肥胖引发的健康问题导致约400万人死亡，预计到2030年，93%的国家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医疗资源不足。
该组织在报告中还对应对肥胖问题的5项关键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指出全球有2/3的国家没有实施5项关键政策或仅实施了其中的一项。这5项政策包括对含糖饮料征税，对高糖、高脂和高盐类食品征税，对健康食品提供补贴，限制向儿童促销不健康食品，以及通过税收和激励措施促进体育活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采取全面的变革性举措，共同为所有人创造更健康的生活。”乔安娜·罗尔斯顿表示，采取措施改变民众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鼓励他们加强体育运动，这在降低肥胖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减少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
据西蒙·巴尔克拉介绍，今年9月将举行联合国大会第四次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将在大会期间审查应对肥胖问题的进展，制定下一阶段全球非传染性疾病应对措施。“当前正处于推进应对肥胖问题行动的关键时刻，优先采取行动是减少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影响的关键机会。”西蒙·巴尔克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