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BMI指数，这个指标能反映出腹型肥胖的更多危害
“不能仅依靠‘神药’来终结肥胖，实现躺瘦，科学体重管理需打终身持久战”。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我国超重和肥胖率突破50%的现状引发广泛担忧。肥胖不仅是“腰围危机”，更被定义为与200余种疾病相关的慢性病。南都记者对话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减重中心王存川教授，揭秘国人肥胖高发背后的“推手”，并深入解析目前异常火爆的减重网红药物——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等创新治疗手段对肥胖干预的效果。
制图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
半数国人肥胖或体重超标
其中近三成胖在肚子上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超重和肥胖率已达50.7%，预计2030年将升至70.5%。更严峻的是，大部分成年人属于“腹型肥胖”—腰围超标（男≥90cm，女≥85cm）、内脏脂肪堆积，这类肥胖直接推高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堪称“代谢炸弹”。与此同时，我国6-17岁儿童肥胖率已达7.9%，部分患儿10岁即出现脂肪肝、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青少年肥胖远期健康威胁大，早期干预是挽救下一代的关键。”
王存川表示，东亚人因基因特性更易腹部囤积脂肪，晚餐高碳水、饭后久坐等习惯进一步加剧风险。“北方肥胖率显著高于南方，与大盘菜、高热饮食密切相关。北方一碗面抵南方三碗粥，酒精饮料消费量更是南方的2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减重中心王存川教授。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社会观念也在催生着肥胖、超重率的提升。 “请客必剩菜”“告别道保重”等传统文化，无形中将“多吃”与“礼节”“健康”绑定。“物质匮乏年代，‘胖’是富足象征；如今却成了慢性病催化剂。”比如腹部肥胖，使得内脏脂肪成“隐形杀手”，腹型肥胖是一种更危险的肥胖类型。代谢紊乱、心脑血管问题、器官功能损伤都是肥胖超重带来的并发症，而在腹型肥胖人群中，这些问题则会被更加放大。王存川解释：东亚人种脂肪更倾向腹腔内积聚，加之传统饮食中晚餐占比高、碳水摄入过量，饭后缺乏活动加速脂肪囤积。“同样是BMI 25 kg/m2，中国患者比欧美人更易出现代谢异常，这是腰围‘预警’的价值。”
王存川表示，在肥胖的判定方法中，除了以身高、体重比为代表的BMI指数外，还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肥胖评估方案。比如腰围&腰高比检查，男性腰围≥90cm、女性≥85cm即属腹型肥胖；腰高比（腰围/身高）>0.5提示内脏脂肪超标。
减重没有“捷径神话”
阶梯式管理和长期管理才是关键
在肥胖、超重人群中，往往简单地认为少吃多动就能瘦，其实这是一条成功率不足1%的体重管理道路。王存川教授表示：“肥胖者饱腹感神经内分泌反馈系统已受损，靠意志力减肥成功率不足1%。歧视性言论如‘好吃懒做’，无异于指责哮喘患者‘不会呼吸’。”
在王存川看来，不同人群的体重管理，更应该因人而异地进行阶梯式干预。比如作为基石的生活方式干预，控制饮食、增加运动仍是主流方案，但仅20%患者能长期坚持。“极端节食会导致肌肉流失、代谢率下降，反而更易反弹。”王存川建议：南方“饭前喝汤、小份餐具”模式值得推广，普通人依靠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体重，每日热量缺口控制在300-500大卡更安全。
GLP-1对人体代谢的影响。
随着我国新近批准的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将适应症用于减肥，这一内科减重方案也在逐渐受到临床认可。而且该类药物的研发正在从单一靶点向多靶点延伸，其作用机理就是抑制大脑饥饿信号、延缓胃排空、优化脂肪分布等。临床试验显示，患者72周平均减重20%甚至更多，血压、血脂同步改善。“这类药物副作用更低，且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标志着肥胖的治疗从‘单纯减重’转向‘全代谢管理’。”
但单纯的内科药物也不是科学减重的终点：“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需长期使用，停药后体重可能反弹。”王存川强调，抗肥胖药物虽然为肥胖症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仍然是长期科学体重管理的基石。
对于重度肥胖者而言，手术减重也是主要干预手段。
此外，对于重度肥胖者而言，手术减重也是主要干预手段之一。对于BMI≥32.5或合并严重并发症者，胃切除、胃旁路等手术仍是“有效手段”，患者术后1年平均减重30%-40%。“手术不是魔术——但患者需终身补充维生素，且术后管理决定最终减重效果。”王存川团队25年6000例手术数据显示：配合行为干预者，10年保持率超70%；放任饮食者，5年内半数反弹。
“20年前，我们只能告诉患者‘少吃点’；如今有药物、手术等先进技术手段，这是医学的进步。”王存川说，“但无论手段如何迭代，对抗肥胖的核心始终是——尊重科学，永不言弃。”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除了BMI指数，这个指标能反映出腹型肥胖的更多危害
“不能仅依靠‘神药’来终结肥胖，实现躺瘦，科学体重管理需打终身持久战”。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我国超重和肥胖率突破50%的现状引发广泛担忧。肥胖不仅是“腰围危机”，更被定义为与200余种疾病相关的慢性病。南都记者对话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减重中心王存川教授，揭秘国人肥胖高发背后的“推手”，并深入解析目前异常火爆的减重网红药物——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等创新治疗手段对肥胖干预的效果。
制图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
半数国人肥胖或体重超标
其中近三成胖在肚子上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超重和肥胖率已达50.7%，预计2030年将升至70.5%。更严峻的是，大部分成年人属于“腹型肥胖”—腰围超标（男≥90cm，女≥85cm）、内脏脂肪堆积，这类肥胖直接推高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堪称“代谢炸弹”。与此同时，我国6-17岁儿童肥胖率已达7.9%，部分患儿10岁即出现脂肪肝、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青少年肥胖远期健康威胁大，早期干预是挽救下一代的关键。”
王存川表示，东亚人因基因特性更易腹部囤积脂肪，晚餐高碳水、饭后久坐等习惯进一步加剧风险。“北方肥胖率显著高于南方，与大盘菜、高热饮食密切相关。北方一碗面抵南方三碗粥，酒精饮料消费量更是南方的2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减重中心王存川教授。
此外，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社会观念也在催生着肥胖、超重率的提升。 “请客必剩菜”“告别道保重”等传统文化，无形中将“多吃”与“礼节”“健康”绑定。“物质匮乏年代，‘胖’是富足象征；如今却成了慢性病催化剂。”比如腹部肥胖，使得内脏脂肪成“隐形杀手”，腹型肥胖是一种更危险的肥胖类型。代谢紊乱、心脑血管问题、器官功能损伤都是肥胖超重带来的并发症，而在腹型肥胖人群中，这些问题则会被更加放大。王存川解释：东亚人种脂肪更倾向腹腔内积聚，加之传统饮食中晚餐占比高、碳水摄入过量，饭后缺乏活动加速脂肪囤积。“同样是BMI 25 kg/m2，中国患者比欧美人更易出现代谢异常，这是腰围‘预警’的价值。”
王存川表示，在肥胖的判定方法中，除了以身高、体重比为代表的BMI指数外，还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肥胖评估方案。比如腰围&腰高比检查，男性腰围≥90cm、女性≥85cm即属腹型肥胖；腰高比（腰围/身高）>0.5提示内脏脂肪超标。
减重没有“捷径神话”
阶梯式管理和长期管理才是关键
在肥胖、超重人群中，往往简单地认为少吃多动就能瘦，其实这是一条成功率不足1%的体重管理道路。王存川教授表示：“肥胖者饱腹感神经内分泌反馈系统已受损，靠意志力减肥成功率不足1%。歧视性言论如‘好吃懒做’，无异于指责哮喘患者‘不会呼吸’。”
在王存川看来，不同人群的体重管理，更应该因人而异地进行阶梯式干预。比如作为基石的生活方式干预，控制饮食、增加运动仍是主流方案，但仅20%患者能长期坚持。“极端节食会导致肌肉流失、代谢率下降，反而更易反弹。”王存川建议：南方“饭前喝汤、小份餐具”模式值得推广，普通人依靠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体重，每日热量缺口控制在300-500大卡更安全。
GLP-1对人体代谢的影响。
随着我国新近批准的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将适应症用于减肥，这一内科减重方案也在逐渐受到临床认可。而且该类药物的研发正在从单一靶点向多靶点延伸，其作用机理就是抑制大脑饥饿信号、延缓胃排空、优化脂肪分布等。临床试验显示，患者72周平均减重20%甚至更多，血压、血脂同步改善。“这类药物副作用更低，且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标志着肥胖的治疗从‘单纯减重’转向‘全代谢管理’。”
但单纯的内科药物也不是科学减重的终点：“双靶点GIP/GLP-1类药物需长期使用，停药后体重可能反弹。”王存川强调，抗肥胖药物虽然为肥胖症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但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仍然是长期科学体重管理的基石。
对于重度肥胖者而言，手术减重也是主要干预手段。
此外，对于重度肥胖者而言，手术减重也是主要干预手段之一。对于BMI≥32.5或合并严重并发症者，胃切除、胃旁路等手术仍是“有效手段”，患者术后1年平均减重30%-40%。“手术不是魔术——但患者需终身补充维生素，且术后管理决定最终减重效果。”王存川团队25年6000例手术数据显示：配合行为干预者，10年保持率超70%；放任饮食者，5年内半数反弹。
“20年前，我们只能告诉患者‘少吃点’；如今有药物、手术等先进技术手段，这是医学的进步。”王存川说，“但无论手段如何迭代，对抗肥胖的核心始终是——尊重科学，永不言弃。”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肥胖挥之不去，问题可能出在嗅觉上
当你路过街角的面包店时，可能会被店铺门前飘荡着的甜味所吸引。人类会依此做出购买决定，这不仅会发生在你身上，一些面包店也会利用这一点——他们会让店里充盈着烘焙的香味，从而使得销售额大幅飙升。
近期一项发表于《PLOS生物学》的研究指出，人们是否会在路过一家面包店时停下来购买甜点，可能会受到之前吃过的食物的影响。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人们会因先前吃过这些食物，而对它们气味的敏感度降低。例如，如果你在路过这家店之前吃过同事给的烘焙零食，那么你就不太可能会光顾那家散发着甜味的面包店了。
该研究发现，在实验中，刚吃过肉桂面包或披萨的参与者不太可能感知到与食物相关的气味，但对其他气味的感知不会受到影响。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大脑扫描结果的证实。扫描结果显示，参与者大脑中处理气味部分的神经活动模式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发现说明，食物的气味能调控我们是否会吃某样东西，而我们吃的东西也会反过来调节我们的嗅觉。
食物摄入和嗅觉系统间反馈或有进化意义美国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论文的通讯作者Thorsten Kahnt说，食物摄入和嗅觉系统之间的反馈可能有着有利的进化意义。“试想一下我们的祖先在森林中漫游寻找食物，他们发现并吃掉浆果，随后就会对浆果的气味不再那么敏感。”Kahnt说，“但也许他们对蘑菇的气味仍然很敏感，所以理论上这有利于食物和营养摄入的多样性。”
Kahnt说，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的狩猎—采集者在日常决策中表现出的适应表现，但了解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用鼻子能发现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重要。举例来说，假如鼻子无法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反馈回路就会被扰乱，从而导致饮食紊乱和肥胖等问题。这种联系甚至可能与睡眠中断有关，这是Kahnt实验室正在研究的另一个与嗅觉系统相关联的问题。
通过脑成像、行为测试和无创脑刺激，Kahnt的实验室研究嗅觉如何引导学习和食欲行为，特别是它与肥胖、成瘾性和痴呆等精神疾病的关联。在过去的研究中，该团队发现睡眠不足会使参与者的大脑对气味的反应发生变化。他们接下来想知道食物摄入是否会，如是的话如何改变我们感知食物气味的能力。
不同状态下人类对气味敏感程度也有不同根据该研究第一作者Laura Shanahan的说法，关于人类对气味感知如何因不同因素而变化的研究很少。“有一些关于气味愉悦度的研究。”Shanahan说道，“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在不同状态下，人类对这些气味的敏感程度。”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该团队开发了一项新方法，即向参与者提供一种混合了食物和非食物气味的混合气味(例如披萨和松木或肉桂面包和雪松的混合气味)。从纯食物气味到非食物气味，他们使得每种混合气体中食物和非食物气味的比例各不相同，并让参与者来闻这些混合气体，并回答哪一种气味占主导地位，是食物气味还是非食物气味。
参与者需要在MRI扫描仪内分2次闻这些气体，首先是在饥饿情况下进行第一部分实验，随后在他们吃了混合气味中相匹配的食物后，再进行第二部分实验。“在MRI扫描仪中，进行实验的第一部分的同时，我正在另一个房间准备食物。”Shanahan说，“我们希望所有的食物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希望参与者尽可能多吃，直到他们吃饱为止。”
随后，研究团队对两部分实验进行了比较，分别计算了混合气体中需要多少食物气味，参与者才认为食物气味占主导。他们发现，当参与者饥饿时，他们更容易将食物气味视为主导气味。例如，在饥饿条件下，肉桂面包气味占比仅需50%，但在饱餐后，肉桂面包气味的占比需要提升到80%，才会被认为是主导气味。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