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肥胖日 | 肥胖方向最新文献速递
世界肥胖日
2025年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主题为“推动系统变革，塑造健康人生”（Changing Systems, Changing Lives”）。强调肥胖问题不仅是个人健康挑战，更是社会系统性变革的议题。
《中国全科医学》持续关注肥胖相关研究，本期精选肥胖方向最新文章，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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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研究前沿
01.代谢正常型肥胖症患者放牧饮食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一项质性研究
【作者】王欣宇, 张家鸣, 过泽渊, 吴宇婷, 孙晓芳
【摘要】
背景在肥胖率日益增长的现况下，代谢正常型肥胖通过早期干预可以获得良好结局，此类人群出现放牧饮食行为是体质量管理的一个明确障碍因素。了解出现放牧饮食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肥胖症的饮食依从性，但目前缺少相关的质性研究。
目的探索代谢正常型肥胖者放牧饮食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方法 基于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模型（COM-B）和理论域框架（TDF）制订访谈提纲，2023年6—9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17例代谢正常型肥胖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以COM-B和TDF为编码框架，采用归纳主题法和演绎框架法分析。
结果分析归纳出包括缺乏饮食管理知识、认知资源不足、感知和实践影响、不良应对方式、缺乏反思/自发动机、环境与社会影响6个核心主题。
结论代谢正常型肥胖者由于自身、医护、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出现放牧饮食行为，应根据患者多维度需求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帮助患者建立健康饮食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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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中国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危险因素研究
【作者】郭馨月, 巩少青, 侯晓辉, 孙桐, 文建强, 王志耀, 何景阳, 孙雪竹, 王素芳, 田向阳, 冯雪
【摘要】
背景医疗卫生人员在预防和控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感染风险和密集的工作不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职业倦怠，并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方式，大量国外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医疗卫生人员出现膳食不合理、运动减少、睡眠障碍等情况，增加了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截至目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体重及生活方式变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影响体重变化的主要生活方式因素尚不清楚。
目的通过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为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2022年8月，随机抽取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家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课题组自行编写的调查问卷[Cronbach's α=0.820，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AVCR）=63.55%]，调查对象通过扫描"问卷星"平台生成的电子问卷二维码，填写并提交问卷。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R 4.3.0软件的"bnlearn"包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使用Netica 6.09软件进行贝叶斯网络模型概率预测。
结果本研究共调查医疗卫生人员20 261名，其中女性占67.57%（13 690/20 261）；平均年龄（40.2±9.2）岁；文化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占73.28%（14 848/20 261）。2019、2022年超重/肥胖率分别为43.06%（8 726/20 261）和45.71%（9 262/20 261）。2019—2022年，12.64%（1 458/11 535）的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贝叶斯网络模型共纳入15个节点，其中，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饭量为调查对象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父节点，当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无变化"、饮酒"无变化"且饭量"增加很多"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高，为75.00%。当吃蔬菜水果为"增加很多"、吃早餐频次为"有所增加"、饮酒为"从不或很少"且饭量为"有所减少"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最低，为2.04%。贝叶斯网络概率预测模型发现，当调查对象熬夜及持续性压力/焦虑/抑郁情绪"有所增加"、睡眠时间及吃蔬菜水果"有所减少"、吃早餐频次"减少很多"、饮酒"无变化"且饭量"有所增加"时，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风险为26.70%，如果该研究对象吃早餐频次"增加很多"时，则BMI由消瘦/正常变为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降低为14.30%。
结论吃蔬菜水果、吃早餐频次、饮酒以及饭量是医疗卫生人员超重/肥胖的直接预测因素，新冠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在确保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实行合理的轮休制度，提供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行为干预服务，有利于医疗卫生人员肥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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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型糖尿病与肥胖对纤维化4指数筛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早期肝纤维化影响的研究
【作者】卓莉莉, 瞿欢佳, 张秋玲
【摘要】
背景随着肥胖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肝纤维化、肝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筛查早期纤维化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指南推荐纤维化4（FIB-4）指数作为筛查肝纤维化的指标，但FIB-4指数在筛查早期纤维化时是否受2型糖尿病（T2DM）及BMI的影响尚不明确。
目的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有效性是否受T2DM和BMI因素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3—2023年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经肝穿刺活检诊断为NAFLD的11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2DM分为T2DM组和非T2DM组；根据BMI分为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根据肝活检结果分为F0-F1组和F2-F4组。计算FIB-4指数并比较组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FIB-4指数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FIB-4指数筛查早期肝纤维化的准确性，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并采用Delong检验比较组间AUC差异。
结果110例患者中，男74例（67.3%），女36例（32.7%），平均年龄（44.5±12.5）岁。T2DM组35例（31.8%），非T2DM组75例（68.2%）；正常组19例（17.3%），超重组37例（33.6%），肥胖组54例（49.1%）；F0-F1组70例（63.6%），F2-F4组40例（36.4%）。T2DM组FIB-4指数高于非T2DM组，F0-F1组FIB-4指数低于F2-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FIB-4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FIB-4指数与年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空腹血糖以及纤维化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血小板计数呈负相关（P<0.05）。FIB-4指数诊断NAFLD的AUC为0.77（95%CI=0.68~0.86，P<0.001），诊断NAFLD合并T2DM的AUC为0.85（95%CI=0.72~0.98，P<0.001），诊断NAFLD非合并T2DM的AUC为0.71（95%CI=0.58~0.84，P=0.006）；Delong检验结果显示，T2DM组与非T2DM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509，P=0.131）。FIB-4指数诊断正常组NAFLD的AUC为0.91（95%CI=0.76~1.00，P=0.029），超重组为0.65（95%CI=0.46~0.83，P=0.125），肥胖组为0.82（95%CI=0.70~0.94，P<0.001）；正常组的AUC高于超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37，P=0.042），肥胖组与正常组、超重组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876，P=0.381；Z=1.452，P=0.146）。
结论FIB-4指数评估NAFLD患者早期纤维化时，未受到T2DM的影响，但与BMI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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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45岁肥胖门诊患者的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参考方程研究
【作者】张家鸣, 王欣宇, 王道荣, 孙晓芳
【摘要】
背景目前6分钟步行试验（6MWT）已经被广泛用于评估肥胖人群的运动能力，并为制订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国外已有研究提出了其他人群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但中国17~45岁且BMI≥30 kg/m2肥胖受试者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研究较少。
目的 为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制订6MWT距离参考方程，并评估其影响因素。
方法根据美国胸科学会指南，前瞻性选取2022年6月—2023年9月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肥胖门诊部就诊的143名年龄17~45岁且BMI≥30 kg/m2的成年人（71名男性和72名女性），进行人体测量和6MWT。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模型建立6MWT距离参考方程，将新建立的6MWT距离参考方程与现有的预测方程进行比较。
结果143名受试者的平均6MWT距离为（506.1±49.8）m，其中男性平均6MWT距离为（515.7±50.1）m，大于女性的平均6MWT距离（496.6±47.9）m（P<0.05）。在年龄段17~23岁、24~30岁、31~37岁以及38~45岁中，男性与女性6MWT距离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最大心率（HRmax）、心率差（ΔHR）、腰围、舒张压差（ΔDBP）、Borg量表评分差（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P<0.05），女性受试者的体质量、BMI、腰围与6MWT距离相关（P<0.05）。以步进的方法将潜在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最终建立6MWT距离参考公式：男性y=494.463 1.414×ΔHR-3.903×BMI 0.874×HRmax，R2=0.429，女性y=670.448 0.299×ΔHR-4.342×BMI-0.195×HRmax，R2=0.312。
结论17~45岁门诊肥胖受试者中，男性的平均6MWT距离长于女性，且在不同年龄段均有显著差异。男性的体质量、BMI、HRmax、ΔHR、腰围、ΔDBP、ΔBorg与6MWT距离相关，女性的体质量、BMI、腰围、ΔSBP与6MWT距离相关。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男性和女性分别建立了预测6MWT距离的参考方程，这些公式可能为评估个体的体能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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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90—2019年中国高BMI所致的疾病负担分析与预测研究
【作者】颜丹虹, 甘同舟, 袁空军, 周光清
【摘要】
背景 肥胖是目前常见的代谢疾病，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危害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超重肥胖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开展全人群肥胖防控工作亟不可待。
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BMI的疾病负担现状及变化趋势，并预测未来十年高BMI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标化率，为我国制定肥胖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提取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中1990—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BMI的DALY数、DALY标化率等数据，从性别、年龄、高BMI的归因疾病负担等方面分析中国高BMI疾病负担，用年估计变化百分比（EAPC）表示变化趋势，建立灰色预测模型GM（1，1）预测2020—2030年中国归因于高BMI的DALY标化率。
结果1990—2019年中国归因于高BMI的死亡例数、DALY数分别增长225%、215%，标化死亡率（EAPC=1.21%，P<0.001）与DALY标化率呈上升趋势（EAPC=1.41%，P<0.001）。男性归因于高BMI的DALY负担及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女性。高BMI导致的DALY负担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5~19岁的负担快速增长，男性全年龄均呈上升趋势，女性20~54岁增长趋势不稳定，55岁及以上加速增长。1990年与2019年高BMI的归因DALY负担最大的前4种疾病均是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性心脏病，DALY标化率增长较快的疾病主要为肿瘤与肌肉骨骼疾病。2019年高BMI所致的DALY数占该年总DALY数的6.50%，在69个危险因素中顺位第五。GM（1，1）预测显示，2020—2030年中国高BMI的DALY标化率持续上升，2030年中国高BMI的DALY标化率为1 452.52/10万，其中男性1 845.81/10万，女性1 106.74/10万。
结论 1990—2019年中国高BMI导致的疾病负担明显增加，应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重点关注与预防高BMI导致的相关疾病与癌种。未来十年高BMI的疾病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开展全国范围的社区肥胖防治工作已亟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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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 证据
01.美国肥胖医学协会《肥胖和高血压临床实践声明》解读
【作者】吕垚, 周伊恒, 刘力滴, 杨荣, 张鹏, 朱雅文, 代华, 廖晓阳, 雷弋, 杨梓钰
【摘要】
肥胖和高血压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肥胖与高血压密切相关，二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2023年，美国肥胖医学协会深入探讨了肥胖相关高血压的机制，并于Obesity Pillars杂志发布了《肥胖和高血压临床实践声明》，该声明总结出10条关于肥胖和高血压的要点，为我国肥胖相关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新的建议。本文旨在通过解读该声明，向基层医生介绍肥胖相关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以及治疗方法，帮助基层医生更有效地管理肥胖和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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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最大脂肪氧化强度运动改善超重或肥胖人群身体成分、心肺耐力和脂质代谢的Meta分析
【作者】卢冬磊, 谭思洁, 杨风英
【摘要】
背景研究证实，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与肥胖密切相关，并可能存在双向关联。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max）运动作为一种新型运动干预手段，可有效促进体质改善，但改善效果的量化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目的系统评价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人群体质相关指标的干预效果。
方法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BSCO、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FATmax运动对超重或肥胖患者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脂质代谢相关指标干预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2001年1月—2024年1月。基于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评估纳入文献的质量，Meta分析由RevMan 5.4软件完成。
结果共纳入16项随机对照试验，包含568例超重或肥胖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FATmax运动干预组身体成分[BMI：WMD=-1.82，P<0.01；体脂百分比（BFR）：WMD=-2.86，P<0.01；腰臀比（WHR）：WMD=-0.04，P<0.01]、心肺耐力[最大摄氧量（VO2max）：WMD=3.34，P<0.01]，除总胆固醇（TC）外脂质代谢状况[三酰甘油（TG）：WMD=-0.24，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WMD=0.14，P<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WMD=-0.27，P<0.05]显著改善。经亚组分析得出最佳干预方案为：干预周期≥12周，3~5次/周的训练，60 min/次的跑步，以优化身体成分；而提升VO2max的最佳方案为5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在脂质代谢方面，对TG的改善最佳方案为3次/周、60 min/次的跑步；对HDL-C的最佳改善方案为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对LDL-C则是4次/周、>60 min/次的组合运动。
结论FATmax运动可显著改善超重或肥胖患者BMI、BFR、WHR、VO2max、TG、HDL-C、LDL-C结局指标，但对TC并无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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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影响的Meta分析
【作者】赵瑞, 陈乐琴, 吴依妮, 李倩倩
【摘要】
背景研究证实，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与肥胖密切相关，并可能存在双向关联。有氧运动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可有效促进其大脑发展和认知功能，尤其是执行功能，但改善效果的量化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目的系统评价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相关指标干预效果。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anfang Data）、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有氧运动干预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从各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7月。依据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估，采用RevMan 5.4和Stata 15.0软件对结局指标进行Meta分析。
结果最终纳入9项随机对照试验，其中包括940例超重肥胖儿童。Meta分析结果显示，单次有氧运动干预能够有效提高超重肥胖儿童的执行功能（WMD=-6.98，95%CI=-11.89~-2.07，P=0.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单次干预时长<30 min的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的改善均无显著性差异（WMD=-0.84，95%CI=-9.37~7.68，P=0.85）；单次干预时长>30 min的有氧运动可改善超重肥胖儿童的抑制功能（WMD=-10.50，95%CI=-19.15~-1.85，P=0.02）。进行长期运动干预（干预周期为8周）时，与对照组相比，有氧运动可改善超重肥胖儿童干扰控制（WMD=-0.16，95%CI=-0.18~-0.14，P<0.000 01），对计划（WMD=4.20，95%CI=-8.34~16.73，P=0.51）、注意（WMD=0.41，95%CI=-12.08~12.91，P=0.95）、同步（WMD=3.93，95%CI=-8.22~16.08，P=0.53）、连续（WMD=2.48，95%CI=-9.18~14.14，P=0.68）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结论 单次长时间的有氧运动对超重肥胖儿童执行功能子成分有选择性积极影响，长周期固定频次、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超重肥胖儿童干扰控制能力，但计划、注意、同步、连续方面未产生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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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肥胖干预
01.初中生肥胖防控资源评估的质性研究
【作者】林依溪, 潘莎莎, 张有捷
【摘要】
背景青春期是肥胖问题的高风险期，针对青少年开展肥胖防控尤为紧迫和必要。然而现有干预措施普遍面临无法持续开展或扩大推广的困境，亟需通过资源评估识别和发掘现有的社区资源或优势，促进青春期肥胖防控项目的开展和维持。
目的对初中生肥胖防控进行资源评估，识别获得当下政策环境、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中的优势资源、不足之处与改进建议。
方法2023—2024年1月采用目的抽样法，从中国东部某市疾病控制中心、教育局、城区3所初级中学中选取11名承担初中生肥胖防控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面对面访谈；在以上3所初中各邀请8名家长及其子女进行专题小组访谈，每组8人，共计6组。通过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关于初中生肥胖防控，受访者提及的优势资源主要包括实现肥胖监测、保障校内营养膳食和体育运动的政策与条件，以及可用于传播健康信息的宣传媒介；不足之处主要为缺乏可高效推进肥胖防控的专项政策与方案、各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资源无法充分支持健康饮食与运动、信息环境资源的质量与力度难以促成知信行转变等。关于改善资源环境，受访者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落实刚性监管和柔性激励、提高资源可及性、动员多方合作和强化健康宣教等。整合现有资源和改进建议形成了一份资源评估清单，分别对应10类政策环境资源，8类物质环境资源，20类社会环境资源和12类信息环境资源。
结论当前各环境中存在多项有利于初中生肥胖防控的优势资源，但也面临诸多不足之处亟需改善。后续初中生肥胖防控可参考资源评估清单诊断资源现状，使干预措施更好地匹配现有环境，以增强干预策略的效果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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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肠道菌群：儿童肥胖的重要参与者
【作者】罗宇, 罗丹, 唐彬秩
【摘要】
儿童肥胖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新挑战。研究表明，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改变可通过影响机体营养吸收与代谢、诱发炎症反应及肠-脑轴的调控等机制导致儿童肥胖的发展。目前，双歧杆菌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被发现能够降低体内脂肪含量、发挥抗炎特性及增强肠道屏障功能，而普雷沃氏菌则与膳食纤维诱导的个体糖代谢改善密切相关。针对具有改善机体糖脂代谢作用的部分肠道菌群进行转化应用，将有助于儿童肥胖的早期防治。本文主要介绍了生命早期肠道菌群的组成变化对儿童肥胖的影响以及肠道菌群参与肥胖发病的机制，重点阐述了短链脂肪酸在调节肠道菌群和改善肥胖中的最新研究进展，旨在为从肠道菌群视角干预儿童肥胖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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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18—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变化趋势分析
【作者】张瑜, 于硕, 王冰清, 冉青青, 张夏芸
【摘要】
背景随着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严峻，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目前多数研究主要以BMI作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评价指标，可能低估了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水平。因此，亟需评价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水平及变化趋势，为有针对性提出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 分析2018—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及中心性肥胖率变化趋势。
方法利用2018年、2020—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数据，分析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中心性肥胖率及变化趋势。以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年龄别第90百分位数（P90）作为儿童青少年高腰围界值点，将腰围超过同年龄同性别组的P90值定义为中心性肥胖。应用SPSS 22.0、SAS 13.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Excel 2021进行图形绘制。
结果2018—2023年参加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学生共280 648人次，其中男生146 334人次（52.1%），女生134 314人次（47.9%），中位年龄为10.5（8.7，12.6）岁。2018—2023年男女生腰围整体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男=209.785、H女=373.076，P<0.001），男生由2018年的65.2（58.0，74.0）cm下降至2023年的64.8（56.9，74.0）cm，女生由60.5（55.0，67.0）cm下降至59.8（53.8，66.2）cm。2018—2023年男女生组各年份中心性肥胖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男=264.123、χ2女=448.289，P<0.001）；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结果显示，2018—2023年男女生组中心性肥胖率整体呈下降趋势（Z趋势男=-10.974，Z趋势女=-15.218，P趋势<0.001）；男生中心性肥胖率由2018年的28.8%（6 714/23 286）下降至2023年的24.6%（7 935/32 227），女生中心性肥胖率由21.9%（4 604/21 062）下降至15.5%（4 604/29 695）。男生整体腰围水平及中心性肥胖率均高于女生（U=7 128 257 114.500、χ2=2 928.075，P<0.001）。男女生中心性肥胖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Z趋势男=35.167，Z趋势女=6.533，P趋势<0.001）。
结论本研究提示普陀区7~18岁儿童青少年腰围水平、中心性肥胖率呈波动下降趋势；男生腰围水平和中心性肥胖率较同年龄女生高；中心性肥胖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本研究结果为后续有针对性开展儿童青少年中心性肥胖干预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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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变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体重暴增？科学家揭开谜团
本月早些时候在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会议 (CROI 2024)上发表的研究表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导致的体重增加不仅仅是“恢复健康”的效果。
自从引入基于整合酶抑制剂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来，世界各地的临床试验和队列均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开始治疗后体重增加。大多数人体重增加幅度不大，但也有极少数人在两年内体重增加接近5-6公斤，有些人出现肥胖。
研究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导致体重增加的科学家倾向于支持两种解释之一。一是体重增加是由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引起的——这是最初的假设。另一个观点是，体重增加是一种“恢复健康”现象，当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抑制艾滋病毒并且对抗慢性病毒感染的体重减轻作用结束时就会发生这种现象。根据该模型，对于 CD4 计数较低且已感染艾滋病毒一段时间的人来说，恢复健康效果尤其明显。如果药物治疗方案之间的体重增加存在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两种药物（依非韦伦和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对体重的抑制作用，而不是特定药物的任何促进体重的作用。
研究发现有很多理由质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体重增加中的作用，但很少有人关注“恢复健康”理论的有效性。体重增加是慢性感染后的正常恢复，还是药物导致体重增加？
在本月于丹佛举行的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会议上，几张海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恢复健康”效应是否可以完整解释为什么许多人在开始治疗后体重增加。一些演讲还提供了有关生物机制的新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解释为什么不同药物会出现不同的体重增加模式。
感染艾滋病毒后不久开始治疗的人体重增加
CASCADE 队列合作着手调查最不可能表现出“恢复健康”效果的人（最近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在开始治疗后是否表现出体重增加的迹象。
该分析使用了感染艾滋病毒后 12 个月内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且已接受稳定治疗至少三个月的患者的随访数据。参与者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非洲。
共有 5,698 人符合分析资格。参与分析的人在估计感染 HIV 日期后的中位四个月后开始治疗，中位年龄为 34 岁。开始治疗时的中位 CD4 计数为 459，对参与者进行了不到两年的随访。参与分析的人中有 41% 开始接受整合酶抑制剂治疗，31% 接受蛋白酶抑制剂治疗，19% 接受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治疗。研究人员通过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和基线体重指数评估了体重变化。
在开始治疗前体重最低的患者（体重指数低于 18.5）中，服用整合酶抑制剂或蛋白酶抑制剂的患者在开始治疗后 6 个月和 3 年后的体重明显高于服用 NNRTI 的患者（4 公斤 - 5 公斤 vs 2.7 公斤） 。
尽管所有类别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增加的体重较少，但在正常体重和超重类别中，药物类别之间存在类似的差异。在肥胖体重类别中，药物类别之间的差异不大，三年后服用整合酶抑制剂或 NNRTI 的患者体重增加少于服用这些药物的低体重类别患者（分别 2.2kg 和 1kg）。
在所有体重类别中，服用替诺福韦艾拉酚胺 (TAF) 的人体重增加最多，无论组合中包含哪些其他药物。三年后，与 TAF 治疗相关的体重增加范围从肥胖类别的略低于 4 公斤到超重类别的 5.1 公斤。
正常体重组中体重大幅增加（体重增加 5% 或体重增加 10%）的比例在服用整合酶抑制剂的人群中最高（分别为 53% 和 31%），在服用 NNRTI 的人群中最低（分别为 53% 和 31%）。 40% 和 20%）。
在整合酶抑制剂类别中，包含比克替拉韦和埃替拉韦联合 TAF 的治疗方案与体重增加更大有关。
参与者没有从可能抑制体重且没有高级免疫抑制的其他治疗方案中切换，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影响本研究中开始与体重增加更大相关的治疗方案后体重增加的程度。
然而，CASCADE 研究缺乏没有艾滋病毒的匹配样本形式的对照组。
比较感染艾滋病毒和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的体重增加
Richard Elion 博士领导的一项针对美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研究比较了 11,888 名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 56,768 名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的体重变化。这项研究不是对相对同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样本（早期诊断和治疗的艾滋病毒）进行分析，而是对参与 Trio Health HIV 研究网络的诊所的人员进行研究，纳入了经过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刚刚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抑制者。有治疗经验的人至少进行了三年的随访，而新接受治疗的人如果已经接受了至少一年的治疗，就有资格被纳入。然后，分析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并将艾滋病毒感染者亚组 (n=1296) 与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 (n=4168) 进行匹配。
研究发现，在调整影响体重的变量后，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在三年内的体重变化没有差异。然而，与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相比，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从一种体重指数上升到另一种体重指数（例如，正常体重到超重）的可能性高出30%。同样，与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相比，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体重增加了至少 10%。
CD4 计数和体重抑制药物然而，对在非洲和印度进行的三项随机试验的分析表明，治疗时体重增加可能更好地被认为是艾滋病毒与其治疗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ADVANCE 和 NAMSAL 研究中，多替拉韦治疗与体重增加更大相关，尤其是与 TAF 联合使用时。Andrew Hill 博士和试验研究人员根据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对三项试验中 2202 名参与者的不同 CD4 计数层的体重增加进行了评估，这些参与者接受了三种治疗方案中的一种。
在 CD4 计数低于 100 的患者 (11%) 中，预计“恢复健康”后体重最低且体重增加最多，但同时接受多替拉韦和 TAF 治疗的患者体重增加最多，而服用多替拉韦的患者体重增加最少。同时接受依非韦伦和 TDF 治疗的患者。但分析还发现，治疗 96 周后出现肥胖的比例在基线 CD4 计数低于 100 的人群中最高，这表明长时间的免疫抑制可能会让身体对药物引起的代谢变化做出更强烈的反应，或者当体重增加时，一些药物会抑制体重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调查半饥饿和随后重新进食对健康年轻人的影响，以指导难民粮食救济计划。研究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半饥饿后，食物摄入量的增加会促使身体优先创建新的脂肪储备，尤其是那些在饥饿前脂肪量最大的人。因此，HIV 晚期且 CD4 计数低于 100 的人在开始治疗后体重增加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艾滋病病毒感染程度较低的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CROI 上发表的一项动物研究表明，即使对于不肥胖且未感染晚期艾滋病毒的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也具有类似于饥饿一段时间后重新进食的效果。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调查了灵长类动物感染短暂未经治疗后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代谢的影响。研究小组给 22 只猕猴喂食两种饮食中的一种，一种是导致瘦身的饮食，另一种是导致肥胖的饮食。然后这些动物感染了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感染五周后，他们开始接受含有替诺福韦 DF、恩曲他滨和多替拉韦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本质上，实验表明，在瘦动物中，未经治疗的 SIV 感染，随后进行治疗，会诱导出现糖尿病前期的典型代谢状态，表现为脂联素与瘦素比率下降。这种状态通过脂肪细胞中更多的脂肪储存来促进肥胖的发展。
其他几个海报展示也探讨了特定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能影响体重的方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Sangwon Kim 博士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观察了多替拉韦对能量消耗的作用。性激素雌激素通过下丘脑中的信号调节能量消耗，下丘脑是调节许多身体过程的大脑区域。研究发现，在喂食多替拉韦两周的小鼠中，雌二醇活性被多替拉韦阻断，能量消耗下降，尽管食物消耗保持稳定。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发现可能指出了整合酶抑制剂导致体重增加的机制，尤其是在女性中。
芬兰研究人员调查了 TDF 加工成可用药物的位点是否可以解释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TDF) 和艾拉酚胺替诺福韦 (TAF) 的人体重增加的差异。TDF 是替诺福韦的前药，必须在肠细胞中转化为游离的替诺福韦，肠细胞是肠道内的细胞，吸收水、蛋白质、脂肪、糖和其他在小肠中分解的物质。该研究从 12 名服用 TDF 的 HIV 感染者和 12 名服用 TAF 的 HIV 感染者中采集了肠细胞样本。没有人患有胃肠道疾病。研究发现，服用 TDF 的人的绒毛（肠道表面排列的细小手指）有更严重的损伤迹象。研究发现，服用 TDF 的人体内某些维生素的水平有降低的趋势，这表明吸收不良、但研究人员表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绒毛损伤是否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或者是否与脂质或身体脂肪水平降低有关。
作者：Keith Alcorn
翻译：李平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的12种不良反应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可能会出现12种不良反应：
1、消化系统不良反应：
常见，表现：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蛋白酶抑制剂、去羟肌苷和齐多夫定）。治疗后的头2个月内，但大多数并不严重，对症处理。如与食物同服，可减少某些消化系统不良反应。
2、骨髓抑制：
由齐多夫定引起，表现：贫血和/或粒细胞减少。贫血发生率1～4%，粒细胞减少2~5%。基线CD4低的患者容易发生。Hb或Hct较基线水平下降》25%，则停用AZT。如果粒细胞计数低于750，可考虑停用AZT。（AZT换成TDF）。严重者：住院（输血、应用EPO、GSF）。
3、皮疹：
皮疹主要由NVP引起，发生率15%，一般发生在治疗后的头3个月内。EFV也可导致皮疹，但较少见。皮疹的分级：1／2级轻或中度（红斑、搔痒、弥漫性斑丘疹、干性脱屑）；3／4级重度或可能危及生命（起疱、湿性脱屑、溃疡、粘膜受累、疑似S-J综合征、毒性上皮坏死溶解、多形性红斑、坏疽、脱落性皮炎）。在NVP导入期出现轻、中度（1或2级）皮疹，应延长导入期直到皮疹改善。在NVP导入期后出现轻中度（1或2级）皮疹，继续抗病毒并同时予以抗组胺药。如果中重度皮疹伴有发热，应进行肝功检测。任何阶段出现3或4级皮疹，应停止所有抗病毒治疗药物。（NVP/EFV换成LPV/r）。
4、肝毒性：
较常见、轻重不一。转氨酶升高到肝坏死。前者发生率8～15%，可由任何PIs和NNRTIs引起。后者发生率1～2%，主要由NVP引起。NVP引起的肝坏死多发生于NVP治疗后的6～18周内。起病突然，流感样表现，发热、皮疹、胃肠道症状、嗜酸粒细胞升高。肝坏死多发生于CD4高的患者（CD4》250的女性发生率11%，CD4》400的男性发生率6%）。含NVP治疗方案的最初4个月内，ALT或AST》200，停止抗病毒治疗。ALT恢复正常并且症状消失后，开始HAART可含有EFV的抗病毒治疗方案，但最好LPV/r。进行了较长时间抗病毒治疗并且合并HBV或HCV感染，出现ALT》200，可以继续抗病毒治疗，但密切监测ALT和肝炎症状的变化，每10~14天进行一次监测。任何ALT》400的病人，或出现了黄疸、瘀点、瘀斑、出血、扑翼样震颤等，应立即停止所有抗病毒治疗，住院并对症处理。
5、超敏反应：
阿巴卡韦（ABC）引起，发生率6～7%.（I类MHC-HLA-B*5701基因阳性）。发生时间：中位数--服药后第9天，90%在头6周内。表现：高热、弥漫皮疹、恶心、头痛、腹泻、关节痛、喉炎、呼吸困难、肝功异常。处理：立即停药、住院，不可再用，支持治疗，激素和抗组胺药效果差，多数症状在停药48小时后消失。
6、周围神经炎：
主要由ddI和d4T引起。常出现在治疗3个月后，发生率10～30%。周围神经炎也可由HIV本身或其它病毒引起，特别是CD4计数较低的病人。轻度或中度病人，仍可继续抗病毒治疗，加用复合维生素B、对症处理。如果出现重度症状，应停止d4T、ddI并改用其他NRTI药物。
7、乳酸酸中毒：
乳酸酸中毒少见，但可致命，可由任何NRTI引起，由药物的线粒体毒性导致。研究表明引起线粒体毒性的药物次序为：d4T ddI、d4T、ddI、AZT。表现：疲惫、恶心、呕吐、腹痛、肌肉痛和体重减轻，晚期常有呼吸急促和气短。血乳酸水平与预后相关：0~2mmol/L正常，5~10mmol/L死亡率7%，10~15mmol/L死亡率超过30%，》15mmol/L死亡率超过60%。乳酸酸中毒的危险因素包括：（1）妊娠（2）ddI d4T合用（3）同时使用二甲双胍（4）酗酒。判断标准：血清乳酸升高和血PH值下降。在症状出现后也可计算阴离子间隙（AG），AG=（Na ）–（Cl- HCO3-）。如果AG》12，应立即对病人进行评估，可考虑停止所有抗病毒治疗药物。如果AG》16，应立即停止抗病毒治疗。治疗措施：补液、补碱、大量VitB1、B2、左旋肉毒碱、辅酶Q、VitC、抗氧化剂。完全临床恢复需要4~28周。待病人完全恢复后，再重新开始抗病毒治疗。治疗方案可包括加强的PIs加NNRTI，还可以包括TDF或ABC。
8、胰腺炎：
不常见，但可能非常严重。发生率ddI d4T》ddI》d4T。出现严重上腹痛、恶心和呕吐，必须检测血淀粉酶，B超、CT或MRI等影像学方法辅助诊断。如果确诊胰腺炎，停止所有抗病毒药物。当病人临床症状消失并且血淀粉酶正常后，恢复抗病毒，但不能再用ddI、d4T。
9、代谢综合征：
包括2部分：脂肪沉积和脂肪萎缩，前者多由蛋白酶抑制剂引起，后者多由NRTI引起。发生率20~80%。临床特点包括向心性肥胖、四肢消瘦，周围组织脂肪消耗、脸颊皮下脂肪缺失。通常还有高血糖和高血脂、高血压。通常在治疗的数月或几年后出现。诊断：1）、病人感觉2）、系列照片3）、腰围/臀围比例：女性》0.85，男性》0.95。4）、B超、CT、MRI。治疗：1）、低脂饮食、有氧运动：对脂肪沉积有益，但加重脂肪萎缩。2）、生长激素：对脂肪沉积有益。3）、二甲双胍：对脂肪沉积和RI抵抗有益。4）、整形手术。5）、换药：PIs换为NNRTI。d4T换为ABC、TDF、AZT，可有部分效果。
10、肾结石：
由茚地那韦（IDV）引起。症状：腹痛、血尿，尿检可见红细胞。发生率5～35%，与IDV峰浓度有关。预防：每天饮水1.5升以上。处理：停用IDV。
11、CNS不良反应：
由依非韦仑（施多宁，EFV）引起，发生率》50%，从第一次吃药就开始。表现：恶梦、多梦、栩栩如生的梦、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失眠等。一般2～3周即可消失，严重者可以换药。
12、骨坏死、骨质疏松、骨质减少：
骨坏死机理不明，为非血管性坏死。主要是TDF引起。发生率是普通人群100倍。主要发生于股骨头。危险因素：女性、应用糖皮质激素、应用降血脂药、应用睾酮、酗酒、高凝状态。诊断：DEXA（双能X线吸收仪）测量骨密度、X线、MRI。
治疗：1）、补充钙、VitD；2）、二磷酸盐；3）、减轻负重、扶拐等；4）、手术。